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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概论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
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一、目录
《左传》的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
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0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二、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说，并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左传》有不少解经的内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显是加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预注:“无传。”《左传》的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此条无相应的《春秋》经文。亦有“《经》、《传》不尽同”“《经》后之《传》”者。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他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成为中国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历代帝王对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左丘明的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
四、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与上述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在：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左传》还注意暴露丑恶，褒扬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杀了厨师，最终酿成了晋国的政治灾难。《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犒师”，为郑国争取了主动，使来犯者不敢轻举妄动；定公四年，吴军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动了秦哀公，出师击退了吴军，挽救了楚国；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礼仪保护了鲁定公，收回了被晋国占领的的鲁国边邑，打击了晋定公的嚣张气焰。
东汉《公羊》学者李育以为《左氏》“虽有文采而不得圣人深意攻之，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太平御览》六百十引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贺循：“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刘熙载：“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刘知几：“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朱熹认为《左传》、《史记》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左绣》：“左氏叙事、述言、论断，色色精绝，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无字句处。凡声情意态，缓者缓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笔有化工。若只向字句临摹，便都不见得。”
梁启超：“《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七、原文与译文
《左传》
隐公·隐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 译文
鲁惠公第一次所娶正夫人叫做孟子。孟子去世后，续娶个姬妾叫做声子，生了隐公。
宋武公生女公子仲子。仲子生下来就有字在手掌上，字是“鲁夫人”。意思是她将做鲁国的正室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国，生了桓公。不久惠公逝世，因此隐公摄政，却奉戴桓公为鲁君。
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这是由于他只是代理国政。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见，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仪父还没有受周朝正式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隐公代行国政而想要和邾国友好，所以在蔑地举行了盟会。
夏季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春秋》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奉隐公的命令。
当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庄公降生时是脚先出头后出的，这是难产，使姜氏很惊讶，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并且很讨厌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肯答应。等到庄公继位为郑国国君，姜氏请求将制地作为共叔段的封邑，庄公说：“制地是形势险峻的地方，虢叔曾经死在那里。其他地方都可以听命。”姜氏又改请求封京城，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就称他为京城太叔。祭仲说：“凡属国都，城墙周围的长度超过三百丈，就给国家带来祸害。先王制定的制度：大的地方的城墙，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城墙不合制度，这不是该有的，您会忍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哪里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会得到满足？不如及早作安排，不要让她滋生事端，一旦蔓延就难得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掉，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作不合情理的事，必然自己垮台。您暂且等着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既听庄公的命令，又听自己的命令。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其果的。”
太叔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廪延地方。子封（即公子吕）说：“可以动手了。势力一大，将会争得民心。”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号召人，势力虽大，反而会崩溃。”
太叔修理城郭，储备粮草，补充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攻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太叔逃到鄢地。庄公又赶到鄢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国。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太叔所作所为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打仗一样，所以用个“克”字；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讥刺他没有尽教诲之责；《春秋》这样记载就表明了庄公的本来的意思。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困难。
郑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地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以后又后悔起来。
郑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地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以后又后悔起来。
郑庄公听了颍考叔的意见。庄公进了隧道，赋诗说：“在大隧中相见，多么快乐啊！”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走出大隧外，多么舒畅啊。”于是作为母子像从前一样。
君子说：“颍考叔可算是真正的孝子，爱他的母亲，扩大影响到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可以影响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吧！”
秋季，七月，周平王派遣宰咺来赠送鲁惠公和仲子的吊丧礼品。惠公已经下葬，这是迟了，而仲子还没有死，所以《春秋》直接写了宰咺的名字。
天子死了七个月后才下葬，诸侯都来参加葬礼；诸侯五个月后下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三个月后下葬，官位相同的来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亲戚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举哀的时间，预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这都不合于礼。
八月，纪国人讨伐夷国。夷国没有前来报告鲁国，所以《春秋》不加记载。
发现蜚盘虫。没有造成灾害，《春秋》也不加记载。
鲁惠公的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鲁隐公即位，要求和宋人讲和。九月，和宋人在宿地结盟，两国开始友好起来。
冬季，十月十四日，改葬鲁惠公。隐公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所以《春秋》不加记载。惠公死的时候，正好遇上和宋国打仗，太子又年幼，葬礼不完备，所以改葬。卫桓公来鲁国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隐公，《春秋》也不加记载。
郑国共叔段叛乱，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进攻郑国，占领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部边境，同时又请求邾国出兵。邾子派人私下和公子豫商量，公子豫请求出兵援救，隐公不允许，公子豫就自己走了，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春秋》不加记载，因为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新建南门，《春秋》不加记载，也由于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十二月，祭伯来，并不是奉了周王的命令。
众父去世，隐公没有参加以衣衾加于死者之身的小敛，所以《春秋》不记载死亡的日子。
隐公·隐公二年
【经】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
【传】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
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 译文
二年春季，鲁隐公在潜地与戎人会见，再一次加强惠公时期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隐公婉言拒绝了。
莒子在向国娶了妻子，向姜在莒国不安心而回到向国。夏季，莒子领兵进入向国，带着向姜回国。
司空无骇带兵进入极国，派费庈父灭亡了极国。
戎人请求结盟。秋季，在唐地结盟，这是为了再次加强和戎人的友好关系。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接隐公的女儿，这是卿为了国君而来迎娶的。
冬季，纪子帛和莒子在密地结盟，这是为了调解鲁国和莒国间的不和睦。
郑国人进攻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叛乱。
隐公·隐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传】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 译文
三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三月二十四日，周平王逝世。讣告上写的是庚戌日，所以《春秋》也记载死日为庚戌，即十二日。
夏季，君氏死。君氏就是声子，没有发讣告给诸侯，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哭祭，没有把神主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所以《春秋》不称“薨”。又由于没有称她为“夫人”，所以不记载下葬的情况，也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是因为她是隐公的生母的缘故，所以才称她为“君氏”。
郑武公、郑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暗中又将朝政分托给虢公，郑庄公埋怨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在郑国作为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在周朝作为人质。平王死后，周王室的人想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带兵割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的谷子。周朝和郑国彼此怀恨。君子说：“诚意不发自内心，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益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来办事，又用礼仪加以约束，虽然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假如确有诚意，即使是山沟、池塘里生长的野草，蘋、蘩、蕴、藻这一类的野菜，一般的竹器和金属器皿，大小道上的积水，都可以献给鬼神，进给王公，何况君子建立了两国的信约，按照礼仪办事，又哪里还用得着人质？《国风》
有《采繁》、《采蘋》，《大雅》有《行苇》、《泂酌》这些诗篇，就是为了表明忠信的。”
武氏的儿子来鲁国求取办丧事的财物，这是由于周平王还没有举行葬礼。
宋穆公病重了，召见大司马孔父而把殇公嘱托给他，说：“先君抛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立我为国君，我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的福，我能得以保全脑袋，先君如果问起与夷，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事奉与夷来主持国家事务，我虽然死去，也不后悔什么了。”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事奉您的儿子冯啊！”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德行，才让我主持国家事务。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提拔，哪里还能说有什么德行？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难道能不急于办理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命令公子冯到郑国去住。八月初五，宋穆公死，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能了解人了。立了兄弟穆公，他的儿子却仍然享受了君位，这是他的遗命出于道义。《诗经·商颂》说：‘殷王传授天命都合于道义，所以承受了各种福禄’，就是这种情况。”
冬季，齐国和郑国在石门会盟，这是为了重温在庐地结盟的友好关系。
冬季某一天，郑伯在济水翻了车。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称为庄姜。庄姜漂亮却没有生孩子，卫国人因此为她创作了《硕人》这篇诗。卫庄公又在陈国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厉妫，生了孝伯，很早就死了。跟厉妫陪嫁来的妹妹戴妫，生了卫桓公，庄姜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是卫庄公宠妾的儿子，得到庄公的宠爱，州吁喜欢军器，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很讨厌他。石碏规劝庄公说：“我听说喜欢自己的儿子，应当以道义去教育他，不要使他走上邪路。骄傲、奢侈、放荡、逸乐，这是走上邪路的开始。这四种恶习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宠爱和赐予太过份。如果准备立州吁做太子，那就应该定下来；如果还不定下来，会逐渐酿成祸乱。那种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低贱的妨害尊贵的，年少的驾凌年长的，疏远的离间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弱小的欺侮强大的，淫欲的破坏道义的，这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国君行事得宜，臣子服从命令，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爱弟、弟敬兄，这就是六种正常现象。去掉正常而效法反常，这就会很快地招致祸害。作为君主，应该尽力于去掉祸害，现在却加速它的到来，恐怕不可以吧！”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游，石碏禁止他，石厚不听。卫桓公即位，石碏就告老回家了。
隐公·隐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翬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传】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翬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 译文
四年春季，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
鲁隐公和宋殇公会见，打算重温在宿地所建立的友好。还没有到预定的日子，卫国人来报告发生了叛乱。夏季，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会见。
当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逃到了郑国。郑国人想送他回国。等到州吁立为国君，准备向郑国报复前代国君结下的怨恨，以此对诸侯讨好，安定国内人心。他派人告诉宋国说：“君王如果进攻郑国，除去君王的祸害，以君王为主，敝邑出兵出物，和陈、蔡两国一道作为属军，这就是卫国的愿望。”宋国答应了。这时候陈国、蔡国正和卫国友好，所以宋殇公、陈桓公、蔡国人、卫国人联合进攻郑国，包围了国都的东门，五天以后才回去。
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说：“卫国的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只听说用德行安定百姓，没有听说用祸乱的。用祸乱，如同要理出乱丝的头绪，反而弄得更加纷乱。州吁这个人，仗恃武力而安于残忍。仗恃武力就没有群众，安于残忍就没有亲附的人。大家背叛，亲近离开，难以成功。军事，就像火一样，不去制止，将会焚烧自己。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使用百姓，不致力于建立美德，反而想通过祸乱来取得成功，就一定不能免于祸患了。”
秋季，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殇公派人前来请求出兵相救，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相会合，隐公不同意。羽父坚决请求以后便前去。所以《春秋》记载说：“翚帅师”，这是表示讨厌他不听命令。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那里的谷子便回来。
州吁不能安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碏说：“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如何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在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正互相和睦，如果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以成功。”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老头子年纪已七十多了，不能做什么事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搞掉他们。”陈国人把这两个人抓住，而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理。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君子说：“石碏真是个忠臣。讨厌州吁，同时加上儿子石厚。‘大义灭亲’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卫国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季，十二月，卫宣公即位。《春秋》记载说“卫人立晋”，这是说出于大众的意思。
隐公·隐公五年
【经】五年春，公矢鱼于棠。夏四月，葬卫桓公。秋，卫师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邾人、郑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郑，围长葛。
【传】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