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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
- 概述
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系统之外，另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中国学界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始自二十世纪初，然早期出版之著述，均限西方医学史范畴，且系从外文翻译而来。中国人研究中国医学史之先驱，首推陈邦贤(1889-1976)。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明大河中之一支流，以其旺盛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传承不辍，生生不息。学者之总结，代不乏人，如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唐甘伯宗《名医传》、宋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李濂《医史》、清王宏翰《古今医史》、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等。
一、简介
医学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有“扁鹊仓公列传”，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史记载。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史专著。其后，有宋代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的《医史》，清代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及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但是由于缺乏正确方法论指导，这些医学史著作只为后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真实史料，却很少有历史经验、客观发展规律性的论证。因此，中国医学史在清以前还很难构成一门学科。
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中国医学史研究，先后成立专业研究机构进行专门研究。1951年，中国第一个医史研究室设立在北京，于1955年并入中医研究院，1982年升格建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50多年以来，医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 中国的专业医史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的队伍逐步扩大，加上同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国医学史的学术水平已有明显的提高。医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学文献。据国内115个图书馆统计，中国现存古代医籍13000余种，有3100多个版本。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丰富的医史资料和医史专家，在医史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华医药卫生文明五千年，前半期为启蒙与奠基时期，对人体认识还很简单，对疾病的描述也很原始，虽然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但理论探索、病因分析还离不开巫术的干挠，医疗器具虽很粗糙，饮食卫生、健身防疾病知识仍较实际，医药卫生水平由于尚处在造字时期，资料来源仍依口耳相传之后世追记，除据文物外，我们的认识多源于民俗、传说等。
中国古代医学远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见记载，其中有头、眼、耳、喉、啮、舌、泌尿、产育、儿及传染病二十多种，如“目”、“龋”、“蛊”、“痟”等字可作例证。目 ：字之象形；龋：齿蠹也，更生动体现有虫蚀齿之意；蛊：《左传》皿虫为蛊，“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痟：头痛也，《周礼》“春有痟首疾”。当时已经以病位、病因、症状等不同性质为疾病命名。
中国最早之医疗器具为砭 石、石针、骨针等。远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出土者不少，这种打制而成的砭石已应用于医疗，《左传》记载有“美疢不如恶石”，其石即砭石，《山海经》“高氏之山……其下多针石”，《内经》“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或谓以石刺病者。由此可知，砭为针之先，针刺病当源于砭石，但最早之砭石仍属以用于切开脓肿为主的医疗器具，渐发展为石针、骨针等是针具之改进。
中国医药之起源，历来有尊伏羲、神农、黄帝为医神者，有尊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有尊“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有尊“黄帝使岐伯、尝味草目，典主医药”者，无不生动论述了远古各氏族群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医药经验与知识。神农不单是农耕之祖，更为历代医学家奉为医药之祖。伊尹是奴隶出身的?师，后为商汤之相，《吕氏春秋》记述伊尹答商汤有关烹调问时曾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既是调味品，又是常用药，故有“医食同源”之论。后世尊伊尹为汤剂之创始者。从商墓出土之药丸，可知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已相当进步。
中国医学发展到周朝时已有了分科制度，《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医师为众医之长”、“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四为下”。分医为食医、疾医、疡医与兽医四科，即营养、内科、外科与兽医，各以技术与地位而有中士、下士之别，分别在医师统领下掌管饮食营养，万民内科疾病；肿、溃、金、折等等的外科病。专职医师在中国出现是医学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其代表人物为春秋时代之名医医缓与医和。医缓曾诊晋景公病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针灸）不可，达之（药疗）不及，不可为也”，“病入膏肓”此成说即由此而来。医和曾诊晋候病指出其“过贪女色”，并非鬼神，强调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淫所引致寒、热、末、腹、惑、心疾之理论，为中医学脱离归究于神鬼病因走出了第一步。
饮水卫生是保障人体健康的重要关键，夏代已有“伯益作井”的记载，凿井而饮更是保障饮水卫生的重要创造发明，至少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有十分讲究卫生的水井。1973年在河北城商代遗址发现水井两处，井壁为木质，以防污物渗漏，井底出土汲水桶，以木瘿掏成，侧上有对称圆孔作系绳汲水以供单户或多户所用。更令人叹服者是河南发掘殷商城市（一说是春秋战国城市之引水工程）：该城建在山坡，为解决市民饮水，通过陶管将河水引上山，所烧制之陶管，根据需要有双头口、多头口、分流闸门、出气孔之别，管与管间的相接也很规范，而且为了保持洁净，还设有卵石沉淀池。
中华民族历来十分讲究个人卫生与防病健身，殷商时期已有壸、盂、勺、盘、头梳等个人卫生器具，商周之际，沐浴已形成制度，“鸡初鸣，咸盥漱”已成为卫生习惯。1959年于山东大汶口出土五千年前的象牙缕空梳，雕刻已十分精美。《吕氏春秋》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1973年青海大通县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有三组每组五人手拉手舞蹈的纹饰，生动表现了先民抒发感情与健身防病的情景。
三、经验积累
春秋战国时期为经验累积时期，是五千年医药卫生文明史后半期的开始阶段，民间职业医师逐渐形成行业，医学家们经验积累日益发展，且交流手段不断进步，医疗技术逐渐丰富，对医药理论与疾病分类取得成绩，特别是对巫术的否定，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是中国医学步入广泛积累医疗经验的时期，富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医生阶层的出现，被誉为扁鹊（吉祥鸟）的秦越人(河北任丘人)，是该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以全科医生之特长游走各地为民众治疗疾病，他入乡问俗，随俗为变，至邯郸俗尊妇女，他即作妇产科医生；至洛阳俗重老人，他即为耳鼻喉科医生；至咸阳俗爱儿童，他即作小儿医。他医德高尚，技术面宽，曾以针药、按摩等综合疗法，抢救虢太子户（休克）等而名闻千古。据传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难经》等著作。司马迁根据秦越人的医德医风，以“六不治”概括了他的医疗作风，其中“信巫不信医”不治，说明他的医疗实践已与巫术决裂。此期稍后流传于世的《五十二病方》，在外科手术、辩证论治思想、复方应用、医疗技术的创造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此时期对锻练身体，防治疾病的经验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总结，富有代表性的是《玉佩铭》，按其文字为记述了现今气功一吸一呼全过程的要领，是为人体深呼吸的静功锻练；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共描绘有44个进行身体各个部位运动的生动图像，并且标有治疗何病的说明，是一幅医疗体育的逼真写照。
实践经验积累的增加，促进了医学理论问题的探索，马王堆汉墓医书中有《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胎产书》等多种，例如：人体究竟有多少条经脉、切脉法则、胎儿发育、判断疾病等都涉及医学理论问题的探索，有些还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认识。又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的保护效果，不但反映了古代防腐技术的高水平，也为现代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资料。
四、第一次大总结
秦汉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第一次大总结，期间医学文献不断丰富，大多反映了以《内经》理、法、方、药理论原则为基础的大总结、大发展、大丰富。医药卫生领域实践经验总结，空前繁荣，涉及学科、技术、器械等，均有明显进步，探索领域也日益扩大，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黄帝内经>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医学理论现存最早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中医学家辨病认证、处方用药原则的主要依据。该书由《素问》与《灵枢》组成，《素问》偏重养生、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脏象、脉学以及治则治法的理论；《灵枢》则偏重针灸经络腧穴、解剖、营卫气血等理论。《黄帝内经》是两千多年来中医学的理论指导。
约成书于先秦的《神农本草经》，借“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誉而命名，收药分上、中、下三品365味，其中许多种仍为中国药典收载，记疗效多较确切。原书早佚，后有梁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传本，所总结之中药分类，用药处方的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寒热配伍与应用原则，至今仍是中医学家理论思维的指导。
中国医学发展富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历代医学家都很重视病案记录，不但有利于自身经验的总结提高，而且可供他人学习与借鉴。公元前三世纪的名医淳于意，山东临淄人，因事被人诬告，当汉文帝过问时，淳于意如实讲了自己二十五个成功或失败之病案，加上女儿缇萦愿为奴以救父的真情，终于免除了被诬告之罪而获释。淳于意申述的二十五例病案，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诊籍。
中国医学之外科手术在近代由于客观环境与自身原因而逐渐落后，但三国时代之华佗，安徽亳县人，在前人基础上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如《后汉书》、《三国志》均有华佗在可靠麻醉条件下，进行肠胃部分切除吻合手术成功的可信史实，《三国演义》还记述华佗为关羽中毒箭的上肢，进行刮骨疗毒的根治手术，他还提出给曹操作脑部手术以根治其头风眩的病证，不幸由此引致曹操的杀害。华佗不愧为中国外科鼻祖，他的针灸与医疗体育的“五禽戏”都同样名震千古。
各地出土汉代医药卫生文物颇多。金银医针、医工铜盆、银灌药器、银漏斗等皆在1968年出土于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金银医针真实反映了汉代针灸用针的形质；医工铜盆则显示出汉代医工制药器具的形质；银灌药器则用于为口噤病人灌喂药食；银漏斗为与银灌药器配合使用之器物。此外有彩绘经络漆人，1993年出土于四川绵阳汉墓，其头、胸、背、手部用红色描绘有人体经脉十余条，当为针灸铜人之先声。
秦汉时期中国的公共卫生设施与环境保护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出土于河南的明器陶井，其井亭、汲水桶、井栏生动说明对饮水卫生的严格要求。栏上文字“灭火东井”，与牛饮图说明当时对井的高度重视；1978年出土的西汉明器陶灶，其铭文字迹虽不流畅，但却反映了子孙的哀思；虎头形陶水管口，1958年出土于燕下都，反映了战国城市排除污水的高水平设施；阿房宫出土秦代五角形下水管道设施的坚固与先进，其孔与地面的陶质漏斗状大盘相连结，显示出用以将生活、洗浴之污水经由大盘再流入下水管道而排出。
五、医学革新趋势
在金元四大家争鸣的影响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明代医学革新的发展渐趋明显，并取得不少突出的进步，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工矿职业病预防、外科手术治疗重新发展等，为医药学的进步增加了新理论、新技术。
明代工作坊与采矿作业中，职业病与中毒事件，常有发生，引起医学房重视工矿卫生之改善。例如：烧制剧毒药物砒霜的作坊规定，必须建于上风头十余丈之外，而且指出下风头所近，可造成草木皆死，并规定烧砒人工作两年后必须改行，否则须发尽落。又如煤窖作业，为防中毒，强调安置通节竹竿，作为排除窖内毒气的设施。明代药物学成就突出，富有代表性的巨著有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外，地方性的《滇南本草》与专题性的《救荒本草》也很富特色。
《本草品汇精要》（1505）42卷，由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奉命集体编撰，收有王世昌等八名画家工笔彩绘药图1358幅，实物写真，英国人曾误为《本草纲目》，该书后由日人大冢恭男购存。由于刘文泰发生医疗事故，该书在皇宫被束之高阁，有摹写本流传。
预防传染病的思想与技术方法，是中医学很早就探索研究的课题，葛洪、孙思邈均曾强调用狂犬脑外敷被咬伤处，可预防狂犬病发作，孙思邈更接种疖病浓血汁，以防治化脓性感染，公元1023至1063年间，文献记载有运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功的记述，至明清时期该术更趋成熟，预防成功率不断提高，清康熙不但在皇室推广，更令国内普种，并将其成功的经验写进《庭训格言》。
中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成功的经验，迅速引起国际间广泛的重视，首先是俄罗斯于1688年派遣医生来中国学习；1717年英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1689-1762）为子女接种成功，并带该术到英国；法国伏尔泰（1692-1778）赞美中国技术，并呼吁在法国推广；美国波尔斯东1721年为儿子等接种成功、华盛顿家族与军队接种避免了天花在军队的流行、富兰克林（1706-1790）在儿子死于天花后，始疾呼人痘接种。中国人痘接种在亚、欧、非、美等得到广泛的应用，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1746-1823）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后，才慢慢取代了人痘接种术。
唐宋医学进步明显，但外科手术却似萎缩。明代在革新进步的形势影响下，外科手术获得重新发展。陈实功（1555-1636），江苏南通人，强调外科学理论研究，提倡手术治疗，曾成功进行气管缝合术抢救自刎病人。此外，他的截趾术、下颌整复术、骨结核坏死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异物剔除术等，都很成功，巧妙而且科学。此外，王肯堂、汪机等都是此时期的外科名家。
中国强调“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礼不娶同姓”，已有近三千年的传统，但历史上，曾有过富人子女早婚之习俗。鉴此，统治者为了民族健康繁衍，不断重申晚婚晚育的优良传统，明代万历（1573-1619）年间不断立碑于驿道，禁止早婚早育，“示谕军、民、人等知悉”。?违者由父母、地方官员“一同枷责”。
清代医学发展比较保守，医学发展趋于知识普及，虽然也有对保守思想的批判，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的制约下，医学、药学的创新、发明比较少，其医疗技术的进步、方法之丰富，也多受此影响。因此，普及医书十分丰富，影响也特别明显。革新者为王清任及其代表作《医林改错》，但非议者也不少。
清代统治者对蒙藏民族比较重视，关系亦较密切。蒙藏医学之交流与发展，成绩也较显著，京城设有蒙藏医学诊疗处所，也有汉族学者研究蒙藏文化与业医者。现存的针灸铜人有着明显的蒙藏医学特色，原藏北京雍和宫，现藏内蒙古医学院。蒙族本为游牧民族，蒙医也富有草原马背医生的特点，该药袋由数十个小药袋分装各种药粉，合装于大药包，便于随身。药勺为量取药物配伍之依据。从现存甘肃南部地区藏医的外科手术器械看来，可知其较中医外科为先进。
有清一代之外治法发展突出，代表人物以吴尚先（1806-1886）为著名，撰有《理骈文》四卷，有敷、熨、熏、浸、洗、浴、罨、照、擦、、坐、嚏、嗅、缚、括、火罐、推、拿、按、摩、灌、导、割等二十余种。在器物上也很独特，如发汗所用的围罐、坑、熨斗、铁熨、瓦罐熨、热砂熨、热瓶熨、火熏等；水疗包括水浴、水榻腹疗、热水熏蒸、冷水疗等等。
晚清医学家中，关注人体解剖课题的甚少，且极为难得。王清任（1768-1831），河北玉田人，在京城设“知一堂”坐堂行医，深感“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决心改正前人解剖之错误，经四十二年义冢数以百计犬食之余尸体研究，以及亲自剖验三十多具全尸剖验，并于刑场验证未明横隔膜等问题后，撰《医林改错》，改正前人错误者甚多，当然也存在王氏改错者。
六、古代时期
（一）原始社会时期
《黄帝内经》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1、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我国历史上的神农氏，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积累。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畜牧过程的动物中毒、疾病知识的不断总结；农业技术的不断丰富和人们对植物性味、作用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同时也给药物的栽培打下了技术基础。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所有的知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变、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以很好的启发。
2、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二）夏商西周时期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
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三）春秋战国时期
1、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①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②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3）《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2、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四）秦汉时期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诊断水平明显提高，治法丰富多采，诊治均有新的创造和发现。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2、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3、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4、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六）隋唐五代时期
1、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2、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3、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4、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七）辽夏金元时期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八）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七、近代时期
近百年来，在西医学大量传入的影响下，我国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和歧视。由于中药治病疗效显著，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得到较大的发展。
（一）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
1．《神农本草经》的辑佚
顾观光于道光24年(1844年)完成《神农本草经》重辑本四卷。
2．《神农本草经》的注释和阐发
近代对《本草经》的汇纂、注释和阐发有较大进展，其中以仲昂庭、沉其煜、蔡陆仙等人的著作较为突出。蔡陆仙，于l937年编成《中国医学汇海》。书中分为经、史、论说、药物、方剂、针灸七部，其中经部首列《神农本草经》及各家论注。
（二）药性、药效研究的进展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学家从临证实践中深切体会，必须熟知药性、药效，针对患者病情选择用药，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到近代，随着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医药学家不仅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对药物功效作较深入的探访，同时也试图采用国内外学者某些研究方法，以确认药物功效，取得了一些进展。
1．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
近代医家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十分重视以药物功效分类研究中药，其中比较突出的首推屠道和《本草汇纂》。周岩的<本草思辨录>更具有特色和深入。周岩于1904年初夏编写成《本草思辨录》四卷。
2．药效研究的新进展
这一时期，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医家不满足于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他们试图采用西医药理解释药物功效，或是采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确认药效。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开创了药效研究的新途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留日学者丁福保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丁福保于1933年编写成<中药浅说>。书中按药物功效，以西医药理论分为强壮健胃消化药、解热药、利尿药、镇痛镇静镇痉药、镇咳祛痰药、收敛药(或有止泻止血之效)、兴奋药、泻下药、变质解凝药、驱虫药10类。继《中药浅说》之后，又有赵体乾编述的《中药新说译解》(约1936年)。
与此同时，福建仙游医家温敬修编写的《实验药物学》，经秦伯未校订，1935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全书分正编、续编，收载药物587种(其中植物部466种、矿物部52种、动物部69种)，分为强壮药、强(健)胃消化药、泻下药、利尿药、收敛药、冲动药、祛痰药、解热药……等23类，对药物科属、异名、形态、成分、效用、处方、禁忌、用量等均有记述，尤其着重于对药物功效的阐述。总之，近代研究药物功效的方法有较大进展，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种手段，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投进药效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一定作用。
（三）中药鉴别与炮炙
1．药物鉴别
《增订伪药条辨》是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的基础上增补编写的一部集大成的鉴药专著。郑肖岩于1901年著成《伪药条辨》一卷，收载药物110种。曹炳章(1877～1956年)，字赤电，浙江鄞县人，出身于商贾家庭，通晓中医中药。1913年在绍兴发起创设“和济药局”，倡导药品改良。先后出任神州医药总会绍兴分会评议，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热心发展中医事业，主编<中国医学大成>，著述亦多。于1927年夏编写成《增订伪药条辨》，《增订伪药条辨》分为四卷，凝集了两位医学家的智慧与经验，书中共载药110种，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木、石、虫介、兽8部。《增订伪药条辨》于1928年由绍兴“和济药局”刊印，在国内广泛流传，对于提高医药人员鉴别药物能力，丰富药物知识，有着较大影响。其后，有陈仁山的《药物出产辨》(1931年)；汪雪轩《鉴选国药常识》(1936年)。总之，近代中医药工作者的鉴药经验更加丰富，有关药物真伪品种、形态与功能的对比更为细致和全面，并在小范围内引用了彩绘、摄影及理化鉴定等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写生的不足。但从整体看，近代鉴药工作仍处于传统经验观察阶段，使药物鉴别学的发展受到不少限制。
2．近代制药学的发展
近代制药学，包括中药制剂与生药炮制两大内容。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相较而论，中药制药学是近代中医药领域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出现了一批从事制药的专门人才和有见地的制药专著。
近代中药制药学的发展有几个明显特点：①倡导改革，吸收新说。②重视传统理论对炮制与制药学的指导作用。③强调制药标准，即符合药学药性原理，制作得当，生熟有度。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制药方面论著约十余种，其中学术成就较突出的有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和周复生<药业指南>.
（四）药用植物、图鉴及其它
随着近代生物学、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不少学者、药学家注重对药用植物、常用药物作实地考察汇集，并对药物科属、形态、成分等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拓宽了药物学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较突出者有吴其浚、赵燏黄、杨华亭等。吴其浚(1789-1847)博学多才，“官迹半天下”。平生酷爱研究各种植物，公余闲暇常精心收录经、史、子、集、方志中有关水陆草木的记述，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栽植物838种。
八、现代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疾病丛生、疫疬流行，各族人民长期承受着疾病和贫困的苦难，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卫生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医药卫生资源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从而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如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下降为31.4‰，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为61.9/10万。长期以来，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有的已经消灭和基本消除或得到控制；绝大多数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得到有效地控制；各种常见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中西医结合为防治疾病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提高了医疗水平。由于中西医结合是集中西医之优点长处，取长补短，对疾病的认识、诊断更为全面细致，所采取的治疗方法针对性更强，因而，提高了疗效及医疗水平。
2、发展了中医理论，扩大了辨证内涵，丰富了现代医学内容。通过几十年的大量临床与基础的研究，总结出许多新的理论与概念，如在骨折治疗中提出“动静结合”，急腹症的治疗研究中提出“通里攻下”等，又如近年来总结出的“生理性肾虚”、“脾虚综合征”、“隐潜性证”、“急性病证”、“急瘀证”、“高原瘀血症”、“血瘀临界状态”、“瘀滞期阑尾炎”、“蕴热期阑尾炎”、“热毒期阑尾炎”、“菌毒并治”、“皮层—内脏—经络论”等。这些概念发展了中医理论及辨证内涵，不仅富有中西医结合特质，而且还切实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甚至丰富了现代医学内容。
3、扩大了中药应用作用，促进新药研制与开发。如抗疟的研究，研制出青蒿素，不仅证实了传统用青蒿治疟的经验，而且扩大应用于肝炎等疾病的治疗。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发现了川芎有效成份川芎嗪，且扩大应用于脑血管病等等，无数事例均说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扩大了中药的应用范围，促进了新药开发。
4、为中医药走出国门与国际系统架设桥梁。由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与现代医学有共同的语言，可以应用现代医学的指标、名词术语介绍解释一些中医药的内容，让国外了解中医药学，起到交流作用。如国外对我国针灸针麻的关注，就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针麻的成果的介绍而了解的。
九、中国医学史年表
（一）公元前
约前4000年 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人已会酿酒。
前1700年 相传伊尹创制汤液。陶器的发明，为汤液的创制提供了物质保证。
前1600年 甲骨文中记载人体解剖部位名称和各部疾病，尤以龋齿为较早的疾病记录。《尚书·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反映殷商时代已知药物对人体的作用。商都设有下水道。中国人民已知讲究住宅、身体、饮食卫生，并应用石器、骨器、青铜等制作卫生和医疗用具。
前1121年 中国已知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
前1100年 西周时已确立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置医师，掌医之政令；又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等，为医学分科之始。当时政府机关已设官员掌管藏冰，变火，以救时疾。《周礼》载：“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载：“盂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当时已认识四季多发病以及四时气侯异常变化能引起的疾病流行。
前656年 晋·骊姬以“堇”（乌头）作为毒药使用。
前585年 晋·韩献子谓：“居土薄水浅之地，有沉溺（湿疾）重膇（足肿）之疾”。
前581年 中国已广泛应用针灸疗法。
前556年 《左传》襄公17年有“国人逐瘈狗（疯狗）”的记载。
前549年 晋·然明论程郑有惑疾（惑疾为精神病中之幻想）。
前541年 秦·医和侣：阴、阳、风、雨、晦、明六淫致病学说。
前522年 此时有疥和痁（久疟）病之记载。
前500年 公元前五世纪，医学家秦越人（扁鹊）诊病已用望、问、闻、切的诊断法，尤长切脉诊断。并曾用针灸、按摩、汤药等综合治疗，创救尸厥（休克）获愈。有关于用毒酒进行外科手术麻醉之记载。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导引图》、《却谷食气》等十余种，约成书于这一时期。已有汤、散、丸、药酒等剂型。《五十二病方》强调预防破伤风，对腹股沟疝的治疗已创用疝带和疝罩，并已有原始的手术修补。对肛门痔漏论述详实，手术和非手术方法丰富。已用水银制剂治疗皮肤病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是现存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文献。
前400年 中国医学已形成了以五脏六腑、经络气血、阴阳五行和天人相应相结合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内经》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对血循环概念已有认识，内脏解剖已相当正确。放腹水已用于临床。还公然宣告与鬼神致病决裂。燕国已有陶制下水道设置。《山海经》记载药物百余种，并叙述数十种疾病的治疗及预防方法。《山海经》又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晋．郭璞注：“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进入青铜时代后，则出现青铜砭针。
前380年 《行气玉佩铭》和《庄子·刻意》都有气功等医疗体育的记载，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育图。
前277年 秦始皇令方士献仙人不死之药，炼丹术兴起。秦阿房宫设浴池、冰库，并有十分坚固的直径约60公分的管道组成下水道。秦设厉人坊以收容麻疯病人。
前215年 淳于意生。他的《诊籍》记载26个病案，是中国最早的病历记录。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女尸肌肤、内脏、脑均保存完整，说明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防腐技术。《淮南子·记论训》记有：“目中有病无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
前140年 讲究个人卫生，收拾痰涎，已用唾壶。
前117年 开始描述消渴病（糖尿病）。
前115年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红蓝花、番红花、胡麻、蚕豆、葫（即蒜）、胡荽、苜蓿、胡瓜、安石榴、胡桃等。
前100年 张衡作《温泉赋》。记述矿泉治病。
前71年 此时有女医、乳医。
前32年 饮茶之说，约始于此时。
前26年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书，有医经7部，经方11部。
前12年 籍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是迄今考古发掘到的包药用纸之始。
（二）1~499年
1年 我国第一部药物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此时。记载药物865种。其中已叙述了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止疟等。
2年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医药——为公立时疫医院之滥觞。
16年 王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作人体解剖，量度脏腑以为医用。
26年 置太医令，掌诸医。下设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官十九人。另设药丞、主药、方丞、主方各一人。
27年 《论衡·解除篇》提出蚤、虱有吸血之害。
44年 马援在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自此将疟疾传至中原。
127年 以瓦罐置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烧之之升华法，炼制外科用药。
148年 安息王子安清（世高）来中国，为史籍中记载中国与阿拉伯医药发生关系之始。
150年 梁冀卖牛黄牟利，说明当时医生已利用牛、马之胆结石为药。
162年 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皇甫规亲入庵卢巡视。庵卢乃野战病院之始。
186年 毕岚创造翻车渴乌（洒水车）用洒南北郊路。
190年 《难经》约成于此时。该书对人体解剖等作了相当精确的描述。简牍《治百病方》成书。华佗在此时前后，应用酒服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并在麻醉下进行腹部肿瘤摘除、肠吻合术等。
196年 已记述“眼角睑缘结膜炎”（《释名》：篾）。
196~204年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临床诊治体系。描述了肠痈（阑尾炎）、肺痈（肺脓疡）、阴吹（阴道直肠瘘）等等，创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以及灌肠术等。中国切脉诊断疾病的专书——《脉经》成书。
255年 医为司马师手术切除目瘤。
259年 皇甫谧撰成《针灸甲乙经》。
265年 《崔氏方》载有白降丹之制法。
284年 葛洪生。葛洪著《肘后救卒方》首先描述天花在中国的流行，并论述了沙虱（恙虫）病及应用虫末外敷、内服预防恙虫病的方法。创用咬人狂犬脑外敷被咬伤口，以防治狂犬病发作。他在炼丹中，涉及几十种药物，并记述了一些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及金属的取代作用，枝尊为化学之鼻祖。
304年 《南方草木状》，记有生物防治技术。
356年 实行传染病隔离措施：凡朝臣有时疾，染易三入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进宫。
392年 唇裂修补手术获得成功。
401年 五世纪上半期临床治疗使用泥疗法和蜡疗法。
420年 早期的金针拨白内障技术用于临床。胡洽居士著《百病方》，始用水银制剂利尿。
465年 宋齐之间有释门深师、支法存描述诸脚弱（脚气病）症治。陈延之撰《小品方》约成于此时。
420~479年 雷斅编成药剂学专著《炮炙论》。
491年 私立慈善医院（廨）在吴兴水灾时建立。
499年 《刘涓子鬼遗方》论述金创，痈疽、疮疖等化脓性感染之诊断和治疗原则，是现存较早外科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