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刻艺术

50. 概述

 

雕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活动 紧密相联，同时又受各个时代宗教 、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如法国旧石器时代的圆雕裸女和牝马、野猪等浮雕，中国陕西何家湾和辽宁凌源、建平等地发现的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雕、骨雕、人像和女神彩塑头像等，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和对动物的崇拜以及认识人本身、认识世界的过程。秦始皇陵兵马俑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帝国大军的威势。雕塑是时代、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结晶，是社会发展形象化的记录。

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都是从传统的阴阳刚柔的观念来立论的。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贵柔、守雌、尚静；有人则认为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有人认为是二者之间一“中庸”。应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发展的，静态的描述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而动态的追踪则可以更接近历史的原貌。中国雕塑正好可以成为我们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参证。

一、简介

 

（一）雕塑的历史

相对于文献资料，它可以更直观、更不加掩饰地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讲，一部中国雕塑风格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部民族文化精神的嬗变史。这样，就使人们找到了将雕塑风格与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的联接点。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曾将艺术风格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严峻的风格，它坚守描写的客观简朴性；其次是理想的风格，这一般是艺术发展成熟、完美、繁盛时期的风格；再次是愉快的风格，它往往是一门艺术衰落时期的风格，目的是为“取悦于人”，追求形式的华美与雕琢。（《美学》第三卷）用黑格尔的观点分析中国雕塑风格的发展，发现大致上是吻合的。如果从中国雕塑的成熟期一秦汉时期开始，秦汉雕塑正是严峻风格的典型，而隋唐雕塑则是理想风格的典型，明清雕塑则是愉快风格的典型，至于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宋则分别是从秦汉到隋唐，隋唐到明清之间的过渡风格。艺术风格从不同层次上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为了考察艺术风格的演变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这里从中国传统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风格理论出发来把握中国雕塑的发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里的清指的就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到“气有刚柔”、“风趣刚柔”；沈约在《宋书》中讲“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就是与这种风格论一脉相承的。清代著名古文家姚来更是明确提出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风格论。

（二）秦汉时代

秦汉时代的雕塑风格是严峻的风格，是阳刚之美的风格。秦汉俑马、墓前石雕从整体上看，也许远不及后世那样精巧、细腻，而以拙重、粗犷为特色，然而正是这种“客观简朴性”，成为了秦汉时代文化精神的象征。

秦汉文化精神，就是先秦这种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的延续。据说秦始皇南巡衡山，舟行至湘山遭遇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显示皇帝的威力，秦始皇这种不畏天命、敢于向神灵挑战的精神正是雄伟的万里长城、阿房宫、十二金铜巨像、力士孟贲像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排列齐整、声威雄壮的秦陵俑马所要表现的精神。

汉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苍劲的诗句表明汉代文化精神就是在这种激越、高亢的基调里行进的。汉初曾一度流行所谓“黄老之学”，但这种主柔守雌的思想并非汉代统治者的真意，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权宜之计，“无为”是策略，为的是大有所为。汉武帝开始，羽翼丰满、国力强盛于是便抗击匈奴、交通西域，创立了不朽业绩。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汉的文化精神与雕塑风格达到了高度和谐，二者相得益彰。雕塑艺术以力量、气势、体积恰当地表现了这个征服自然、征服物质世界、开拓空间、占据空间的时代。这种合谐是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秦汉时期的文化精神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这种精神也正是《周易》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荀子》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秦汉雕塑的风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强烈的开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写照。它继承了远古以来，华夏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注重人力，与自然抗争的崇高精神。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方民族注重对自然的征服、改造，中华民族则表现为与自然的顺应、融合。这种说法也许适合某些时代，但至少不适合先秦和秦汉时代的中华民族。如果沿着秦汉文化精神中的阳刚之气追溯下去，就会发现早在远古神话里就体现出了我们民族在早期的那种大气磅礴，与自然抗争以求生存的文化精神，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雕塑由秦汉时代统一的阳刚之美的风格分裂为两大风格，这两大风格如果从地域着眼可以分为南方风格与北方风格，其文化内涵则是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风格，表现在当时最主要的佛教雕塑上是“秀骨清相”与“大丈夫之相”的分别。探索这一时期风格分裂的原因还必须联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来看。

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民族原有的刚健有为的精神在南朝减弱了，显得阴柔有余而刚健不足。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谈到，南朝士大夫搽粉涂胭脂，香料熏衣，肉柔骨脆，景侯作乱时，着罗绮，抱金玉，伏床边等死。县官老爷看见驴子也心惊肉跳，说是老虎，这与《史记?游侠列传》中秦汉时代的英武刚健的儒生形象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一时期在雕塑中出现的“秀骨清相”的风格从艺术上看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它意味着民族感性心理的丰富。在形式上，也较之前代的雕塑显得细致和讲究，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正是由于风格上的分化，为中国雕塑在下一个阶段形成新的统一风格奠定了基础。其实不限于雕塑，当时在文化艺术上，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格。佛学家谈到南北佛教的差异；学者注意到南人与北人在学风、学问方法上的不同；文学

史家谈到南朝民歌和北朝民歌迥然相异的风格；书法家注意到南、北书法的不同风格……总的说来，在艺术方面，南方风格一般是婉约的、细腻的、秀美的；北方风格一般是豪迈的、粗犷的、壮美的；所谓“铁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就是这两大风格的写照。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西晋王朝覆灭后，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部中国成了游牧部族争逐、混战的场所，南部中国则由逃亡到江南的贵族官僚建立起偏安南方的王朝，大批有高才实学、博通经史的文人学士避乱江南，对南朝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对南朝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秦汉时期人们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来的是慷慨激昂、努力奋发、以图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南朝时期则以任其自然、隐匿山林、蔑视礼教法度、崇尚虚静无为、讲玄清谈为时尚。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哲学在以征服外界环境，以发展生产，重视世俗生活为特点的秦汉时期显不出多少影响，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充满了戏剧性的。按说南朝在学术、文艺、典章制度方面堪称华夏正统，加之礼乐之盛，富饶的山林物产之利，都是北朝所无法比拟的；十六国以及北朝统治者自己也不敢以华夏正统自居，按说，统一中国的应是南朝人而不是北朝人，然而结果正好相反，蛮勇强悍的北朝人最后征服了南朝，统一了中国，这应该是引人深思的。

 

二、中国雕塑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要内容为：陵墓雕塑（包括地上的纪念性石刻与墓室随葬俑）、宗教雕塑、民俗性及其他内容的雕塑。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墓前的石人、石兽。存世的古代陵墓石刻主要为南朝宋、齐、梁、陈及唐、北宋、明、清各代帝陵和勋臣贵戚墓的遗存。北魏、辽、金、西夏等朝代陵墓遭严重破坏，仅有少量石刻遗留下来。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自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

宗教雕塑主要保存于寺庙和石窟寺之内，由于寺庙毁损严重，石窟寺雕塑便成为宗教雕塑遗存的主要代表。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寺庙。以佛教为主，也有少量道教或其他宗教内容的造像。石窟形制源自印度，约于 3世纪传至中国。造窟风气最盛的时期为南北朝至唐代中期，约当5～8世纪。重要石窟多以皇室或勋臣贵戚雕造的大像为中心，由众多的窟、龛、摩崖造像等，构成庞大的石窟群。雕造的时间常延续10多个世纪。每个窟内又以立体雕塑本尊佛造像为中心，由弟子、菩萨（以后增加天王、力士）组成群像，四壁布满浮雕或壁画，形成浓厚的宗教氛围。由于造像和壁画、浮雕内容、样式的差异，而形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石窟寺分布地区很广，早期石窟集中于新疆地区，重要的有克孜尔石窟、石窟'" class=link>；库木吐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吐峪沟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晋朝以后，在河西走廊和华北地区兴建的石窟有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南北石窟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万佛堂石窟、广元千佛崖、广元皇泽寺石刻、陕北石窟等。南方地区有南京栖霞山石窟。隋唐以后新开凿的石窟有彬县大佛寺、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柳埠千佛崖石刻、峡江千佛崖、安岳石刻、大足石窟，以及云南南诏国开凿的剑川石窟等，五代至元代在杭州开凿了飞来峰石刻。在近代，石窟雕塑遗存曾受到外国人的严重破坏和掠夺。

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和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在长期发展中，不断吸收、融汇了很多外来艺术成分。其发展的高峰是秦汉、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以后，大规模的雕造活动日益减少，而中小型雕塑则有新的发展。20世纪以后，受欧洲雕塑影响，出现一些西方雕塑样式的纪念碑雕塑和大量架上雕塑。80年代以后，城市环境雕塑兴起，中国雕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姓名的雕塑家不多，也缺少雕塑理论著作。对于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主要开始于近代。

三、中国雕刻艺术的种类

 

雕刻，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在我国起源最早，应用最广，可称作一切工艺之母。古代雕刻在未成形之时，人类只知道在石堆上置供献品，以祭其所崇拜之神。其后逐渐在粗大石柱上施以细工，作成一种形象，以代表祭拜之神，此即雕刻的起源。雕刻的性质，最初只带有装饰性，仅求模仿自然，以后渐有为表扬功德，传于后世，带纪念性、表现人物容姿的雕刻。又经长久的历史发展，成为今日的雕刻艺术，在呆板的自然物之上塑造出艺术形象而给以生的活气。

　　在我国的雕刻艺术发展中，各个时期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以朴拙生动的捏塑动物为器身的史前陶器，以纹饰雕刻奇诡、器形塑造沉稳的商周青铜器；秦汉时代使用阴刻、阳刻等多种线刻技法雕刻而成的画象石、画象砖以及大量的木俑、陶俑和陶塑、石雕动物；魏晋南北朝气韵生动的大型石雕、彩塑佛教造像，以及陵墓前生气十足的石雕“灵兽”；隋唐时代雕塑技艺更为精湛的石窟艺术和灿烂华美的三彩明器；宋元明清精美绝伦的瓷塑、竹雕、玉雕、木雕、漆雕、根雕、象牙雕、泥捏塑等小型案头陈设品及工艺品等等，无数不朽之作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民族延续河花尽、成就辉煌的雕塑历史。

雕刻的种类很多，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特殊，大大小小，各不相同。常见的如石雕、玉雕、木雕、竹雕、根雕、瓷雕、冰雕等，特殊的如食品雕刻、果蔬雕刻、花卉雕刻以及微雕等。

 

（一）石 雕

　　我国石雕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品种繁多，就石雕而言，这些雕刻品大多为无名石匠所作。千百年来，伴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流传至今。它表现了民间工艺精湛的技艺、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刨造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文人价值。

　　石雕王要是指以花岗石、大理石、叶蜡百等天然石料，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技法雕刻成的各种艺术品和实用品。

　　从其用途上看，一是用于建筑构件和装饰，如台基、柱础、栏杆、牌坊、石狮、石人、石兽及拴马柱等。二是为宗教服务的神佛造像，如山西云冈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三是供室内陈设的欣赏品和具有实用功能的生活用品，如案头摆件、砚台及蒜臼、压石等。

中国雕刻艺术是从石雕开始的。上古时期，原始人类在劳动实践中逐步创造子石器工具，并在石器工具的制作和材制选择上，讲究实用与美观(右上图)。从造型意义上讲，这些石器虽然是实用品，但其性质己接近于雕刻艺术创作。河北武强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是距今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同时在各地还发掘出了许多大型石雕动物，如石虎、百枭等许多小型装饰石雕。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载，中国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已能雕刻出巨型石雕——石麒麟。据传蜀都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曾在岷江边上置石雕犀牛以镇水。

汉代的石雕十分发达，特别是西汉时期的霍去病墓的石雕群，令后人叹为观止，是石雕艺术的顶峰。霍去病(公元前140-公元前117年)是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墓在岳西省兴平县汉武帝陵东北处，现存石雕有“马踏匈奴”(左图)、石人、卧马、卧牛、卧象、伏虎、野猪筹10余件，均由花岗石雕成，造型整体有气势，生动传神。同时，大部分作品是依石拟型，稍加雕刻，突出了对象的主要特征和动势，显示出汉代石刻刚强气魄、深沉宏大的风格特色

四川都江堰市出土的李冰石雕像与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翼兽及河南洛阳伊川和陕西咸阳出土的石避邪等，造型简练，格调豪迈挺拔。李冰像为东汉石雕，石像是拱手直立姿势，五官端正，仪态雍容，周身用阴线刻出，手法洗练，风格拙朴深厚。

汉代的平雕(平面浮雕)有平面阳刻、阴刻等几种形式。如东汉墓室、祠堂等建筑的石壁上就盛行这种平面装饰雕塑。内容有神仙故事、历史人物、社会生产及生活场景等。由于多为浅浮雕，起伏不明显，故又被称为“石刻画”或“画像石”。

画像石”是我国一顶丰富的艺术遗产，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最为流行的一种刻有画像的建筑、棺椁、石材。艺术价值很高。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礼仪、生活习俗和审美追求，并充分表现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规律以及二维空间、剪影式的造型特点。它以视觉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运动特征，尤其擅长用有流畅的圆弧线表现外轮廓。正如贡布里希(英)在《艺术的故事》中讲：“中国艺术家不像埃及人那么喜欢有棱角的生硬形块，而是喜欢弯曲的弧线。要画飞跃的马时，似乎是把它用许多圆形组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雕塑也是这样，都好像是在回环旋转，却又不失坚固和稳定的感觉。”他列举出山东武梁祠汉画像石“轲觐图”(右图)，马和人物的轮廓均是外圆，而内在却充满了张力的特点。另外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水陆攻战图”，表现了古代战争宏伟的场面——车马舟船、人山人海。画像石在河南、四川、陕西等地都有大量遗物出土。如河南南阳画像石、陕北绥德画像石、四川广汉画像石等，都有许多杰出的画面。

中国的陵墓石雕在东汉时期一度盛行，但由于三国及两晋时期的连年战乱及为防止盗墓而在上层社会中流行了薄葬制度，帝王诸侯陵墓前的雕像石刻极少。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使追求奢靡之风再次泛起，帝王诸侯纷纷大肆修建陵墓，这也使得陵墓雕刻又一次成为了社会的风尚，作品的艺术水平也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发展。南北朝的陵墓雕刻成为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南北朝时期，陵墓前树立石兽、墓碑和石柱的风尚在南朝十分盛行。据考证，这一制度始于南朝的宋代，逐步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制度。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均为一对。按照制度，皇帝陵前的石兽，头大而颈部略细，有翼有脚爪，颌下有长须垂胸，陵前右侧的一座头上独角，左侧的一座头上双角；王侯墓前的石兽，头大而颈部短粗，有长舌垂胸，有翼有脚爪，但头上无角。

关于石兽的命名，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头上双角者称辟邪，独角者为天禄，无角者为符拔；第二种认为双角者为天禄，独角者为麒麟，无角者为辟邪；第三种则认为双角和独角者均称为麒麟(上左图)，无角者称为辟邪(上右图)。这里，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意见。麒麟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鹿，有角的鹿形早在汉代即已出现，因此，南朝陵前的角石兽，应是在继承汉代石兽造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隋唐时期的石雕，主要表现在建筑装饰和陵墓雕刻两方面。如隋代建筑的安济桥(今河北赵县济河上)(左图)，从龙的造型上可看出，是继承了商周青铜器上蛟龙的某些特点，将其雕刻成穿岩的栏板装饰，取其龙能激水之意。其造型表现了神龙的矫健形态，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刻桥全部用石头建造，桥的石栏板上雕有蛟龙穿岩的形象，刀锋犀利、雕法洗练，是一件艺求性很强的石雕作品。佛塔雕刻方面，有西安市唐代建成的大、小雁塔，山西临汾市的铁佛寺佛塔等。西安大雁塔门框和门楣上的石刻线画是至今为止保存最好的唐代石雕艺术珍品。西安出土的“昭陵六骏”和乾陵、顺陵的石狮、石麒麟及独角兽等造型真实、形态生动，具有感染力，为后来宋、元、明、清各代石刻树立了模式。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世俗美术的发达。在造型艺术上风俗人物画非常突出。在寺庙宗教雕塑中亦有反映。如大足北山石刻，地狱的上方有一养鸡妇女，本意是养鸡杀生者被打入地狱，但雕出的是一幅具有田园风光的风俗画面：一妇女掀开鸡笼放鸡的情景，主角是农村中常见的纯朴妇女那优美而闲适的情态。淡化了宗教的教义。

到了明清两代，建筑雕刻向世俗化发展，风格质朴浑厚，石雕内客大多是反映民居生活习俗的，如云南民居的石雕“牧牛”、“垂钓”(右上图)均是当时人民生活的写照。在当时石牌坊最为优美精致。如河北灵寿县县城的石牌坊，清代山东单县县城的“百狮坊”、“百寿坊”，山西运城的石狮、石坊(下左图)等，均以雕工精美著称。云南丽江古镇上纳西族保存下来的牟府大理石牌坊，巍峨宏伟、精致秀丽。

清代民间，比较著名的石雕有青田石雕、寿山石雕、惠安石雕和云南大理石雕等。青田石雕产于浙江省青田，创始于南宋，初为刻制印章，后品种逐渐增多，有各种实用品及山水佛像等欣赏品。(见“青田石雕”专条)寿山石雕其石材产于福州市郊的寿山而得名，以“田黄石”最为名贵，有“一两田黄一两金”之说。寿山石始于南朝，明代以印章兽纽雕刻而闻名，其精品多为宫廷收存。寿山石雕首先要“相石”，即根据石材形状及石质纹理和色彩再确定表现题材。如下左图浮雕“双鸡图”，即利用石头的天然红色，雕成鸡的红冠，自然天成。(见“寿山石雕”专条)“曲阳石”产于河北曲阳县，其优质汉白玉大理石，享誉海内外，有“石雕之乡”之称。始于汉代。曲阳石雕在宫殿、寺庙、园林及陵墓建筑中被广泛采用。

惠安青石雕，产于福建惠安地区。明清时期惠安石雕以石狮、石人、龙柱闻名，石狮造型威武雄壮，口中含一石珠，石珠在口内可以滚动自如，习称为“南狮”，别具一格。

云南大理石雕产于云南大理，始于唐代。其特点是根据大理石的天然纹理和色彩变化设计加工。明清以来以大理石屏心、桌面和石屏著称。目前，经过改良工艺，该地出产的山水画石屏，显现出祖国奇异的大好河山，峰峦叠翠、云雾环绕、山形奇特、松杉高耸，比欣赏真实的国画山水更别具风韵。因其石材优质，富有光泽，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感染力，使人爱不释手，流连忘返。云南大理石狮遍布大理村寨，白族人民认为狮子性情威猛，可驱邪避凶，以镇一方。因此，常将其立于村口门前或坟墓两旁，以镇宅或墓地风水。石狮造型古朴浑厚(上右图)。

在丽江纳西族村寨黑龙潭的水池边，也供奉有一石狮(左图)，形体不大，高约20厘米，在绿草映村下神态特别动人，石狮双目贯注凝视远方，紧缩的身体将一触即发，宁静中蕴藏着极大的爆发力。

狮子滚绣球也是石雕中常见的题材，广州陈家祠堂的石雕“狮子绣球”栏杆(右上图)做工精雕细琢，刻工细腻，神态温顺，具有鲜明的“南狮”风格。以龙镇水也常出现在石雕上，如四川青城后山五龙沟的石岩上，刻有五条巨龙(右下图)，形态生动自然。贵州苗族地区山野路边常有供奉的石龙(左图)，皆为乞求保佑一方平安，风调雨顺。麒麟也是石雕中常出现的理想形象。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即能雕琢巨型石麒麟。民间传说麒麟为仁兽，圣人降生即有麒麟口吐玉书的先兆。因此，多以“麒麟送子”寓意早生贵子或子孙贤德。民间石雕中仙翁鬼神也不少，如“李老君骑牛”圆雕

在四川青城山寺庙石柱上有几组石雕耐人寻味。每组石雕形态、构成各不相同，用儿童二三人构成，相拥相抱或前拥后抱，皆成童趣(上右图)，似和合二仙，又似生殖崇拜(下左图)，以蛙相配其间，组合整体性强。

拴马桩桩头石雕是明末至近代农村的石雕工艺品。在陕西农村宅院门前设拴马、牛等牲畜用的石桩。以灰青石雕成。高约230-300厘米，桩头为全高的1/4，也是石雕的主要部位，常以圆雕饰人物或动物，如寿星、刘海、仙翁等，动物则为狮、猴、象、牛等。作为生活用品的小件石雕，如压石、观台、石臼等常刻上各种造型。“猴子石蒜臼”(上右图)调皮的小猴作攀援状，造型生动，卷曲的身子形成石臼的把手，也符合人体工学，便于人们手握使用。

拴马桩桩头石雕(上中图)是明末至近代农村的石雕工艺品。在陕西农村宅院门前设拴马、牛等牲畜用的石桩。以灰青石雕成。高约230-300厘米，桩头为全高的1/4，也是石雕的主要部位，常以圆雕饰人物或动物，如寿星、刘海、仙翁等，动物则为狮、猴、象、牛等。作为生活用品的小件石雕，如压石、观台、石臼等常刻上各种造型。“猴子石蒜臼”(上右图)调皮的小猴作攀援状，造型生动，卷曲的身子形成石臼的把手，也符合人体工学，便于人们手握使用。

 

（二）砖 雕

古代建筑、陵墓中“秦砖汉瓦”十分突出。尤其是汉代瓦当有着丰富的纹样造型。瓦当是瓦垄靠檐边的档头。战国时的燕国(河北)、韩国(今山西临汾)、赵国(山西晋阳)、齐国(山东)、秦国(陕西)以及东周王城(河南洛阳)等都城遗址都出土有不同纹饰的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如燕国多为双鸟双兽双，齐国多为树林卷云纹，赵国、秦国多为鸟兽组成的圆形瓦当，周王城则是卷云纹半圆形瓦当，仅以瓦当即可窥见当时宫殿建筑的辉煌。汉代瓦当多为文字雕饰，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吉祥用语(右图)。除文字外，还有动物图案如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图案为四神，又象征四个方位，即东西南北。白虎瓦当为汉宫西向殿阙上的瓦当，虎身刻有生动的条纹，随着虎的运动姿态而旋转，更增加其动感。虎身绕圆心张口吐舌的头部和有力的四条腿均适合于圆内，上部空白处巧妙地以长尾卷曲直上，显示了虎的力量，形成了完美的雕刻图案。

汉代画像砖是我国优秀的艺术遗产，古时将它用于墓室，四川地区出土的大型方画像砖最有特点，画面多为浅浮雕。如“弋射收割图”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为了突出上部分，用了2/3的画面表现弋射，人物集中在左侧，右侧采用硕大的鱼群平衡，上方飞禽走兽采用左右飞离的辐射线，使视觉中心更为突出。人物形象俯仰转侧、婀娜多姿，富于变化，画面情调和谐欢快。(下图为南京西善桥大墓出土的南朝青砖模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宋以后的砖雕多用于民居建筑上。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砖雕最为精致，遍于全国各地的砖雕南、北风格又各不相同。南方砖雕刻工精良，精雕细镂，层次丰富。北方砖雕构图丰满，刀法浑厚，朴实大方，装饰性强。南方以徽州、苏北、广东砖雕最为突出。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古称徽州。砖雕用于住宅大门的门楼、门罩以及官邸、祠堂的八字墙。题材以人物为主，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名人轶事、戏曲唱本，场面庞大，内容丰富，多雕刻在额枋上。甘肃临夏市台子栱北砖雕是著名的河州砖雕，是北方砖雕的典型。其工艺分为“捏活”、“刻活”两种，前者以手捏制造型后再入窑焙烧成砖，后者烧成砖后再雕刻。“博古图”(左上图)即是河州砖雕，其风格上与南方砖雕不同，从构成到造型上均具有强烈的装饰性，规则的矩形平面上错落有致的分割图案，对称的结构中不同的纹饰而富于变化，耐人寻味。

 

（三）玉 雕

“玉”字始于我国最古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

汉字曾造出从玉的字近500个，而用玉组词更是无计其数，汉字中的珍宝等都与玉有关，后世流传的“宝”字，是“玉”和“家”的合字，这是以“玉”被私有而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玉”字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

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有关玉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如《和氏之壁》、《鸿门宴》、《弄玉吹箫》、《女祸补天》等，更有多少人把自己心爱的儿女以玉来起名，如贾宝玉、林黛玉，还有多少年读不厌一部感人至深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把人生的理想寄托在这块玩石美玉里了，对玉的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者。”这一注解从物质上(石)和艺术上(美)两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还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即玉象形字初意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贯穿起来，是丰型，也喻意古人用玉象征万物，“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参通。

形容玉的种类丰富多彩，可谓之“千样玛瑙万样玉”。说明玉的天然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谓之“美玉可遇而不可求，可一不可再”。表示玉的经济价值为它物所不及，可谓之“黄金有价玉无价，藏金不如藏玉”。

玉的文化就是中国七千多年的文化，它是唯中国深奥的一种特殊文化，它充溢了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期，有关她的趣闻，更是丰富多彩，光怪陆离，足见中华民族爱玉至深至诚、至迷、至痴。因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用玉观念，这就是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

 

（四）木 雕

木雕指在木料上进行的雕刻，通常也指用木料雕刻而成的雕塑工艺品。我国的木雕种类繁多，遍布于大江南北，最著名的是：浙江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温州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人称“四大名雕”。其它种类如：曲阜楷木雕，南京仿古木雕、苏州红木雕、剑川云木雕、上海白木雕、永陵桦木雕、泉州彩木雕……这些木雕都是因产地、选材或工艺特色而得名，有的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传统特色，能工巧匠，树帜各地；有的虽是后起之秀，但木雕技艺日趋精湛，造型也日臻完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木雕的种类分工艺木雕和艺术木雕二大类。工艺木雕通常是指流传在民间，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的民族传统色彩，讲究精雕细镂、巧夺天工的木雕工艺品。工艺木雕又分纯观赏性和实用性二类。观赏性木雕是陈列、摆设于橱、窗、台、几、案、架之上，供人观赏的小型的、单独的艺术品。它是利用立体圆雕或半圆雕的工艺技术雕制，表现的题材、内容广泛，有花卉、飞禽、走兽、仕女、历史人物等，还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有思想意义的作品。如温州黄杨木雕，产品受清末文人画的造型风格和线条影响，刀法纯朴圆润、结构虚实相生，有诗情画意的特色。实用性木雕是指利用木雕工艺装饰的、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品。如：宫灯、落地灯、屏风、镜架、笔架、镜框、钟座、首饰盒、佛龛以及建筑部件、家具雕饰等。还有专为其他工艺品配制装饰的几、案、座、架，如玉器、牙雕、花瓶、首饰，瓷器等，这些艺术品配以木雕装饰，烘托了主体，丰富了整体，并增加了艺术欣赏价值。

在木雕艺术中，工艺木雕虽然是根据某种装饰需要(它们大到传统建筑、古典家具、寺庙、神坛；小到生活用具、案头摆设)，但却是雕刻艺术中的精华部分。由于这种木雕需要量大，应用范围广，所以一般是由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老艺人或工艺美术师设计、雕制，再由工艺娴熟的工人大量雕刻复制的。因此在题材上表现形式上就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制作工序也很明确，分出坯、修细、打磨、上光、配置、底座等流水作业。

艺术木雕通常是指构思精巧内涵深刻，有独创性，能反映作者审美观、艺术方法和艺术技巧的作品。艺术木雕一般都是由作者一手设计制作完成的，所以他能始终贯穿并把握创作的意念与追求。艺术木雕的创作方法除了与其它雕塑材料一样是用形体来表现客观世界的人和物，或写实、或夸张、或抽象，还要结合利用木材的特性，从原始材料的形态属性中挖掘美的要素，以充分体现木雕艺术的趣味和材质美。艺术木雕的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一方面取决于作者的艺术素养及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取决于木材的天然造型和自然纹理，也就是“因材施艺”。艺术木雕的表现手法丰富且不拘一格，有大刀阔斧、粗犷有力；有精雕细刻、线条流畅；有简洁概括，巧用自然美。好的艺术木雕不仅是雕刻家心灵手巧的产物，而且也是装饰、美化环境、陶冶性情、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与所有的雕刻一样，木雕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二种，一种是“独立式”，一种是“依附式”。前者是指可以用来自由放置，并且从任何方向任何角度都能看见的所谓三维空间艺术的圆雕而言，通常是被作为室内的陈设品或案头摆件。后者是等多种手法来表现。雕像略微突出的称作低浮雕；雕像在底面上十分突出的称作高浮雕；浮雕的周围被镂空使雕像如剪纸般显出清晰的影象效果被称为镂空雕；雕像的构图层次多，一层一层雕进去，除了最后的背景，前面部分与底面没有关系的又被称为透通雕。透通雕的特点主要融合各种雕法在一个画面上，是表现多层次的作微俯立体型的全面镂空雕刻，作品有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主要用于传统的古建筑木雕装饰上，如广东的金漆木雕就是把人物山水、翎毛花卉、走兽虫鱼和各种图案集中在一个画面上，并以“之”形与“S”形的径路来区分不同的情节和场面，镂通层次一般在二至六层，雕工细致已近于牙雕，层次丰富，立体感强，在狭小的面积上，表现出广阔的空间。也有一些浮雕本身就是独立的艺术品，可根据环境需要自由配置，亦属装饰性的壁挂或屏风等。

木雕的创作方法有三种：一种是面对一块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殊形状的圆木、方木或是有规格的板材时(即经过人为的去绺去脏，将木料加工成有规则的料形，如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去选择雕刻的内容与主题，然后再用大量的切削雕凿去实现最终的艺术效果。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也是受到一定的约束，由于木材的结构是由纤维组成，它的易断易裂要求我们在创作构图上强调整体性、牢固性。一般来讲，艺术木雕不讲究拼接，否则就失去了木雕的特征。要在一段原木上做文章，就得避免张牙舞爪的动势，就要舍弃支离破碎的细节。为了突出木材的肌理，表现美丽的木纹，造型体积就不易太小太多，要作大块大面状，追求浑然一体的效果(左图为河南信阳出土的战国漆绘木俑)。

第二种方法是随形就像，既“顺其自然”地依据材料本身特有的天然形状或纹理方向，凭感觉和想象赋予这块材料以特定的形象，巧加雕凿后便使其形象释放出来。所谓七分天成，三分雕刻。这种方法也叫“巧雕”，其构思过程比实际雕刻的时间应更多，而其中的乐趣亦无穷。“巧雕”是一种适形造型，也就是它要适应某种条件，这种条件是一种限制或是约束，似乎也给作者造成麻烦，然而往往受局限的东西反倒会成为形成其艺术特点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能予朽木以神奇。有的玉石雕刻之所以宝贵，就是体现在作者是以量形取材，因材施艺的方法，创造了绝妙佳品(右图为战国时彩绘木雕女俑，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自然给我们以许多启示，有的材料拥有一个不寻常的特征明显的外形，对你的想象或灵感有直接启发；有的则不太明显，需要深思熟虑，苦思冥想；而变化多端的木纹又常常是影响作品艺术效果好或不好的因素；有些木料的“残片碎块”不规则形状也能引发我们联想起某种形象的存在。因而许多雕刻家经常把一些“奇形怪状”的木头搜集起来长久地摆放在周围，时常琢磨和推敲，一旦考虑成熟便拿起刻刀，欲罢不能。当然作品的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一念之差，“真所谓，千刀万凿雕出来，一处不顺付东流。”这与作者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密切相关。

木雕创作的第三种方法是完全摆脱原始材料的形态属性，用人工或机械堆迭粘合的方法，使大大小小的木块木片按设计意图拼制成大致的形状与厚度，然后再进行雕凿(左图为曾乙候墓出土的战国时漆木梅花鹿)。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能随意增加木头的体积，大大减少切削木料的功夫，节省大块原木。假如是用不同颜色的木料堆迭粘合起来，呈木头形状的“三明治”，其木材外表经过雕制，会显现出清晰美妙的装饰性木纹，使作品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有些雕刻家还经常在雕刻物的任何部位增加想要增加的木料，他们用组合粘接的方法，以期望扩大木雕的比例和形状。还有一些雕刻家在运用木材创作时更加独出心裁，别具一格，他们把种在花园里的树木原地不动的雕刻成作品，有的还为它们加枝添叶，因势度形，创造出与自然同呼吸共生存的木雕艺术品。

木头原本是有生命的物体，它给人类带来数不尽的好处，而人类所能给予的回报应是将它们那种特别的温和与美丽，以及纯朴的品质尽量地体现保存下来，并赋予新的生命。

 

（五）根 雕

根雕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是渊源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已经会雕刻木做装饰品。在1982年河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清理马山一号楚墓时发现了我国战国时期的根雕艺术作品《避邪》。据国家文物部门考证，该文物制作于战国晚期，约在公元前340年到公元前270年之间，距今2300年。其形为虎头、龙身、兔尾的四足怪兽，极富动势神韵，色彩古雅朴实。到了隋唐时期，根艺发展已趋

于繁荣。《李泌传》里有李泌用天然树根制作“龙形爪”献给皇帝的记载。清明时期的根艺作品《玉玲珑麒麟》、《凤凰》等作品更是在上海豫圆陈列至今。这些作品“三分人工，七分天成”，把根艺作品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振兴，经济繁荣，根艺事业也蓬勃发展。在1983年《根的艺术》纪录片拍摄后，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根的艺术联展”，并成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根艺研究会，使中国根艺美术走上了正规化，学术化的发展道路。1994年9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由二级学会晋升为中国文联所属的一级学会－中国根艺美术学会。而且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四十多个根艺团体。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根雕艺术厂家不断增加，根艺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根艺创作水平更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且，它以其

 

（六）竹 雕

我国的竹雕艺术源远流长，我们的学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远在纸墨笔砚发明之前，先民们已经学会用刀在柱子上刻字记事。这种最原始的竹雕，应该先于甲骨文。因为，甲骨文已经具备书法艺术的三个要素，而所谓竹刻记事，最初刻的仅仅是符号。远古时期，我国中原、北方地区不生长竹子，所以用兽骨来刻

写，南方盛产竹，就将符号或文字刻在竹上了。但是竹筒很难保存，比不上兽骨。所以，经过漫长的岁月，我们今天还有幸看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遗物，却很难再见当时的竹雕作品了。但根据古代文献上的记载，中国竹雕艺术的源头，早在商朝以前就已出现，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我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用竹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出于爱美的天性，在竹制品上施加装饰，与雕花的玉、石、骨、木器原无差异。因此若在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有雕饰的竹器，不足为奇。惟竹材易坏，很难保存至今。

1.先秦的竹雕

作为一种正式的作品，竹雕在西周时已经形成。据汉代戴圣《礼仪·玉藻》记载，西周君臣朝会时手中所持的芴(又称手板)，有的就是竹片制成的，“凡有指画于君前，用芴。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芴”。只是官位不同，芴的材质也不同，“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牙)，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木象可也”。士大夫所持芴，均系竹制狭长板子，这种芴，上面还都刻有一些纹饰，虽然还谈不上是一种工艺品，但毕竟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已经重视对竹子的使用，并能削制或琢刻出一些简单的成品。与芴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竹简。在考古发掘中，这类用语记载文字的竹简多有发现，如《孙子兵法》、记载医药处方的竹简等。除此之外，竹扇、竹制笔杆、竹制枪杆、竹篮、竹席、竹盒等等，也应有尽有。

战国时期，漆器盛行，漆雕艺术繁荣。漆器的器胎，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竹片或积竹制成的，受漆雕艺术的影响，后来竹器本身的制作也萌生了艺术化的倾向。湖北出土的兽蹄式连盖竹制漆盒，就是这种艺术化倾向的产物，它先用竹雕琢成带有兽蹄样的支架的圆盒，然后在髹漆。这件有雕工的竹盒，是今天我们研究竹雕史的珍贵资料。

2.汉唐的竹雕

汉唐时期的竹雕，目前见到较早的器物，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木的雕有龙纹的彩漆竹勺。这件浮雕龙纹髹漆竹勺，全长65厘米，以竹为胎，器表髹黑、红两色漆。勺柄近顶端一段为红色，浮雕一条乌黑的龙，形象生动古朴。

及至晋代，出现了竹制的笔筒。据古书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所用的斑竹笔筒就十分精致。王献之的这只笔筒，外形酷似钟——古代用于盛酒的一种圆形壶，竹器表面有斑纹，就像是裘皮，王献之称之为“裘钟”，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这也反映出当时所制的竹笔筒上，还未普遍出现人为的雕刻工艺。

南北朝时期，据《南齐书·明僧绍传》介绍，齐高帝萧道成曾将一件用竹根雕成的“如意笋箨蔻”，赏赐给当时的大隐士明僧绍。北周文学家庚信《奉报赵王惠酒》诗中，“野驴然树叶，山杯捧竹根”，也提及用竹根雕制而成的酒杯。说明南北朝时期，已出现根雕艺术。

竹器的形象雕刻工艺始于唐代，其中最有名的是刻有任务花鸟纹的竹制尺八。尺八是一种竖吹的管乐器。因管长一尺八寸左右而得名。现存日本国正仓院的中国唐代竹制尺八，长43.6厘米，吹口口径2.32厘米，三节，遍体纹饰。正面有压孔5个，背面1个。这件尺八，采用留青刻法，施阴文浅雕，压孔四周及节上下，均有图案花纹。管上分布仕女、树木、花草、禽蝶等图像，刻画极为精致，具有唐代风格。

另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唐时德州刺史王倚家有一支毛笔，竹制的笔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中间刻军行一辅，人马毛发、亭台云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如'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辩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铤郎文集中有'王氏笔管记’，体类韩退之记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唐时期的竹雕，在整个竹雕史上，还处于艺术初创阶段，它的特点是注意外在的造型，因此，根雕在那个时候产生，但器表纹饰的雕刻，基本上还是单一的表现手法——线刻。

3.宋元的竹雕

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说：“竹雕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书画之难人所共知，今乃易以刀、竹，其难当更逾书画也！按，古人削简为书，治竹久为国人所长，刻竹为文物，或许古时亦有行之者，只以治之未精，为者无名，是以往昔无传焉！”这段话，主要是讲宋代之前的竹雕情况。

到了宋代，中国的竹雕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宋代是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已经形成一支庞大而又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艺术审美思想与要求，带动了包括玉雕、竹雕在内的整个雕刻工艺领域的发展。这时，竹被文人们视为纯洁、正直的象征，经常出现在诗书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如苏轼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诗人田园的“心虚异众草，节尽愈凡木”就更将竹拟人化了，正因为竹在文人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竹雕工艺备受重视。其二，竹雕出现艺术化倾向，竹雕精品和竹雕艺人被广为颂扬。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南宋时有艺人詹成，他所雕刻的竹鸟笼“四面皆花版，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毫具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可见其竹雕技艺之高，作品之精美。所以，陶宗仪情不自禁地赞扬詹成：“求之二百余年，无复此一人。”

4.明清的竹雕

纵观中国竹雕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宋代的竹雕业已初露头角，明清时期，竹雕艺术达到了鼎盛，出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明清两代，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量也迅速攀升。这时，文化画的勃兴，促使了竹雕与书画、雕塑艺术的结合，导致竹雕艺术的空前发展。据清代金元钰《竹人力·凡例》介绍，当时竹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南京)濮仲谦，一始于嘉定(吾邑)朱松邻”。作为雕刻家，朱松邻、濮仲谦等人，还不局限于在竹材上施艺，犀角、象牙、紫檀木也是他们常用的材料。对各种材料的性能和各种技法的把握，使他们的雕刻有如神助。作为工艺美术家，他们又长于书法和印章篆刻，构图绘画无所不能，兼具文人画家的素养才能。所以，他们的竹雕作品富有创意，书卷气十足而无匠气；他们利用竹材的自然形态，删繁就简，衬托出竹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寓意，作品遂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艺术财富。

据史料上记载，明代嘉定派竹雕能在方寸之间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浅雕、浮雕、圆雕并用，刀法精巧，艺术造诣深湛，为时人所赏识，争相请为奏刀。因此，嘉定竹雕艺术流派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后继者有数十人之多。明代金陵派竹雕，以根雕和竹板刻书画见长，与嘉定派华丽的竹雕风格相比较，显得古朴雅致。但金陵派传承不旺，延及清代，能充分体现风格的高手匠人已寥寥无几。

清初，嘉定派竹雕兴盛，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乾隆、道光年间，金陵派潘西风等诸家就以浅刻见重，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