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哲学》3

骞所去的道路则更远。张骞还派出副使分遣西域各国，他们到了南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地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

经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向西方的道路。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增强汉朝与西域联系的措施，鼓励汉朝人到西域经商。西行道路上的驼铃声此起彼伏，不同文明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商品的交换空前繁荣，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一直到欧洲的贸易往来真正建立了起来。

不仅是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交流，通过丝路，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交流也迅速活跃起来，无数新奇的商品以及新颖的技术在大陆中交换，从而推进了各自文明的发展。

3、向“西方”开放

这条丝绸之路，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中国人的技术和文化通过这条道路传人西线诸国，如纸张、印刷术的传播，直接影响这些国家文明的发展。而中国人通过这条文化大动脉，输入了异域的艺术、哲学和宗教。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自汉代至唐代的文化开放政策的形成。

中国文化发展在一段时期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向西看，这其实正是渴望开放的心理。向东面临茫茫大海，经过日本之后，浩瀚的大洋中找不到一块陆地。而向西看，虽然历史上西域小国林立，高山阻隔，沙漠横亘，但人们知道，高山、沙漠那边还有人存在。先秦时期的中国探险者就知道，在西方遥远的世界中，有富庶的城邦，有富有魅力的物品和艺术品，更有长相不同的人，这引起了华夏民族的浓厚兴趣。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常常与神秘的希望联系在一起，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魅力。

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产生极大影响的佛教，就是由丝绸之路这条文化大动脉传人的。有了这条丝绸之路，才有了佛教的传人。佛教在公元前8 7年传人西域于阗以后，由于阗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线，传入中原。佛教的传人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它的影响绝不止于宗教范围，中国人后来的思想发展，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这条丝绸之路也带来了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文明，这个更广泛的“西方”，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后期发展。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和伊斯兰教也都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

这条文化的大动脉还传来了异域的文化和艺术，高昌、龟兹、敦煌等地的石窟艺术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丝绸之路上这些当年的绿洲城邦，留下了令人惊叹的艺术遗迹，记载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灿烂历史。

4、龟兹石窟

这里以龟兹石窟群为例，来看丝绸之路上曾经有过的繁盛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随着佛教东传，丝绸之路沿线西域的绿州城邦，建造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还修造了大量的佛教石窟。这些寺院和石窟中，有绚丽的壁画和精美的造像。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壁画和造像受到严重的毁坏，但也有一些保存了下来，特别是石窟中的壁画，保存下来的比较多。以克孜尔为中心的龟兹石窟群(今库车、拜城一带)就是著名的代表，被美术史家誉为“杰作里的杰作”、“中亚艺术的顶峰”。

龟兹石窟中的壁画，大都是描绘佛教的故事(佛前世和在世的种种事迹)，但是今天最吸引我们的是我们在上面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正是多种文明的交会，开放出了灿烂的花朵。

这里有飞翔的佛陀，胳膊上、大腿上、脚上都闪着火焰一般的光芒。

这里有散花飞天和各种伎乐飞天，伎乐飞天有的弹琵琶，有的吹排箫，有的吹笛子，美不胜收。

这里有坐在双轮车上的太阳神，还有双头鹰形象和人头鹰身形象的金翅鸟王。

这里有长着翅膀的海马，还有在希腊艺术中常见的衔着花环的鸽子。

这里有湿婆和雪山神女。湿婆长着三个人头，四只手(图中见三只手)，前面穿着艳丽的裙子，雪山神女有美丽的珠宝头饰、臂饰和手饰，戴耳环，穿小花图案的裤子。

这里有身穿波斯盔甲的国王和骑士，有穿着翻领上衣、镶边裙子的供养人，还有拿着毛笔和调色盘、戴着埃及式样的黑色假发的画师。壁画上很多人物的头饰、服饰和花边，都美得叫人吃惊。

这里有大量的乐舞图。其中有中原的乐器排箫、阮咸，有波斯的乐器琵琶、唢呐、竖箜篌，有印度的乐器弓形箜篌、五弦、横笛，有古希腊的拨弦乐器里拉，还有箫、角、法螺、铜钹以及大鼓、羯鼓、毛员鼓、答腊鼓、鸡篓鼓、腰鼓，等等。壁画上的舞蹈形象分独舞和双人舞。独舞中男性形象都是飞动长巾，作急速旋转式的舞蹈，女性形象都为裸体，只以帔帛或璎珞作为装点。双人舞为肤色各异的一男一女。男者着菩萨装，有的手臂搭在女者肩上，有的搂着女者脖子，行为亲密。女者穿喇叭裤，弹奏弓形箜篌，充满柔情。男女身躯都作S形，双脚作半足尖的交叉步，舞姿极其优美。这些舞蹈形象明显显示出印度和西亚的风情。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龟兹壁画中，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的图像，特别是艳丽的女性裸体最为普遍。在听佛说法的信众中，常有姿态优美的裸体女子。对于众多的舞伎和乐女，更是着意描绘她们美妙的裸体，突出她们圆润丰润的乳房和臀部，渲染她们S形的曲线体形。这些画面都显示出希腊艺术、印度艺术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印度佛教艺术中的人体艺术的影响。

例如克孜尔石窟中一幅被学者们彩为“摩耶夫人沐浴图”的壁画，画面上库耶夫人(乔达摩的母亲)是美妙的裸体丛女，脖子上和手腕上有珠宝饰物，围着栏布，披着飘带，两腿交叉，站在一株开者焰火形花朵的树下，树前跪着两个侍女，还有两个姑娘举着水罐正走过来。她们的水罐是希腊式的，她们的衣服有波浪形花纹、暗黄色皱边。这幅画既有希腊风格，又有印度风格。

又如克孜尔石窟另一幅壁画：中间坐着一个浅黄色皮肤的国王，右边是他的妻子，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国王双腿交叉，姿势十分优美。国王妻子是裸体的，戴着首饰，其中有围绕胯骨的三条金链，在身体前面交合成一个花朵形图案。小腿上有蛇形裹腿布。耳上挂有栓状耳饰(国王也有)。国王眼神明亮，神情隽朗，握着一个小孩的手。地下跪着一个比丘。小孩后面一个穿古希腊服装的妇女，正在热烈地对国王说话。后面有两个双手合十的人物。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龟兹石窟的壁画确实美得让人窒息，让人心碎。

它告诉我们，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会开出何等绚烂的艺术之花。

龟兹石窟壁画是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启示。

 

（四）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

《论语))一开头就记载着孔子的教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这句话包含了极丰富的意蕴，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阐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有重要的价值。“远方”提示一着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中国人向来把来自远方的人当作可尊敬的朋友来看待，并且真诚地相信他们身上必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同时，中国人也希望自己的文化在域外人面前台旨展示一种魅力和吸引力。《论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叶公问政。子日：‘近者悦，远者来。’”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搞得好，应该使你的近邻欢乐，还要使远方的人们仰慕你的文化，到你这里来观摩学习。悦近邻，来远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信念。

由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正体现了孔子所表述的这种中国文化精神。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缤纷的景象。

大唐盛世的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具有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1、艺术领域的开放

在艺术领域，大唐帝国实行开放的政策。

隋唐时，在宫廷宴会和典礼上，有大型歌舞表演。隋朝有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不仅包含了汉族乐舞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而且包含了印度、缅甸、柬埔寨等许多外国乐舞。对外来音乐的喜爱从宫廷、贵族传到城市居民各个阶层，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成了一种时尚。五弦琵琶、箜篌、筚篥、横笛、羯鼓等外来乐器也大为普及。琵琶来自印度与波斯。箜篌来自印度。筚篥来自波斯，本名悲篥，声悲。横笛是羌笛的演化，最早流行于印度，后传人我国西北与西南羌族地区。传为唐玄宗李隆基游月宫回来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是来自西域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改编而成，因此应该看作是汉乐和胡乐融合而成的一项艺术成果。

和“胡乐”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来自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胡腾舞和柘枝舞(来自石国，在今塔什干一带)。《新唐书·礼乐志》说：“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许多诗人都描绘过胡旋舞。如自居易的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靓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当时在宫廷中经常表演“胡乐”和“胡舞”。唐玄宗吹奏玉笛和敲击羯鼓都达到极高水平。当时的重臣宋摞也善羯鼓。据记载，宋摞还提出，敲击羯鼓时，应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以充分发挥羯鼓作为“八音之领袖”(唐玄宗语)的功能。

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吸引了许多国外杰出的艺术家来华。如唐初来华的天竺僧昙摩拙叉、康国人康萨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金刚三藏等人，都是擅长画佛画的画家；唐末来华的竺元标是天竺画家。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地区的歌唱家、舞蹈家和乐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时被封为散骑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时被封为国公的优伶安金藏，都是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中唐时著名的歌唱家米嘉荣、米和父子都是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琵琶高手康昆仑是康国人；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纲)是曹国(地跨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

正是因为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所以唐代的艺术真正呈现出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景象。

2、宗教领域的开放

在宗教领域，唐太宗也实行一种开放、包容的政策。

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在公元431年被罗马教会判为异端，开除出教，并遭流放，死于埃及西部的沙漠之中。聂斯脱利的信徒宣布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并向东方的广大地区传教。贞观九年，他们的一位主教阿罗本带一行人到长安。他们自称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龄热情接待他们，让他们在皇帝藏书楼翻译景教经典，并由政府出资帮助他们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

当时唐朝的外来宗教还有祆教和摩尼教。祆教起源于波斯，当时中国人又称之为拜火教或火祆教。祆教曾两度被立为古代波斯的国教。大约在西晋末年，即公元4世纪初，它通过粟特商人传人中国。在唐朝初年，祆教得到官方承认。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后来遭到祆教的排挤。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杀害。摩尼教的教徒逃亡国外，而摩尼教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传播。据文献记载，最晚在唐高宗时代，摩尼教已传人中国内地。它的教义得到了武则天的赞许。

唐太宗对于外来宗教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七月为景教下了一道诏书，其中有句话很能体现中国的哲学精神，这句话就是“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就是生命创造，这是宇宙的根本。所以，外来的文化，只要有利于民生福利、人伦风化与社会安定，就符合“道”的要求，就应该得到容纳，也就是唐太宗诏书中说的：“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正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创化高于一切，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生生之德”，看重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所以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种用残酷的火刑迫害异端的宗教法庭，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像聂斯脱利派那样被他们自己的教会判为“异端”，像摩尼教那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国却都得到接纳，聂斯脱利派还得到唐太宗的极高规格的接待。唐太宗并不要求他们接受中国本土宗教的教义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的哲学，生发出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3、玄奘、义净：学习异质文化的热情

处于盛世的大唐帝国，不仅有宽广的胸襟欢迎远方来的朋友和容纳外来的不同文化，而且还主动走出去学习、吸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先后赴印度取经，就是光辉的例子一

玄奘于公元627年8月出发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长安，前后17年，游历了当时的110多个国家，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当时唐太宗在洛阳，他命宰相房玄龄派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等官员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阳接见玄奘，长谈十二三个小时。唐太宗请玄奘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让房玄龄、许敬宗挑选五十多位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帮他翻译。玄奘的译场规模庞大，他自任译主，下面分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几个部门：证义，是译主的助手。证文，检对梵文原文。书字，将梵文字音写成中文。笔受，译梵文字义为中文字义。缀文，整理译文文句。参译，校勘原文，将译文回证原文。刊定，逐句、逐节、逐章刊定文体。润文，润饰译文；梵呗，唱梵音以修正音韵。玄奘日以继夜地工作，“三可暂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译佛经75部，达1335卷。玄奘还口述《大唐西域记》12卷(由他的弟子辩机笔录)，记载了他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当代学者季羡林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

义净生活的年代晚于玄奘。他“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从广州出海，由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从公元671年到695年，前后24年，带回梵本经、律、论400部。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唐中宗在长安大荐福寺为义净特设翻译院，前后16年，共译经56部，230卷。义净翻译院的参译者共73人，其中有13位外国人，还有32位官员。官员中有11位宰相。如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壤、行太子少师唐休琮、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韦温等人充任“监译”，守兵部尚书韦嗣立、守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任“翻经学士”。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翻译队伍，在世界范围也属罕见。即此一端，也可充分显示出大唐帝国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是最快乐的事。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本土的文化，还包括境外异质的文化。玄奘和义净先后赴印度取经，一个17年，一个24年，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热情。

4、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近万米，南北长8000多米，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城内有东西向大街14条，南北向大街11条，其中最宽的大街叫朱雀街，当时又叫天街，宽达155米。长安城内有百万以上居民，比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世界上第二大城)的人口还多出20万。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这些使节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来唐使节最多的是日本、新罗(今朝鲜)和大食(今叙利亚、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数有数百人，最多达到七八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二年(837)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达到216人。

唐代老百姓和上层贵族大量引进外来的服饰、饮食和各种习俗，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所谓胡服，主要是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和波斯、康国、安国等国的服饰，其特征是短衣窄袖，以方便骑马出游狩猎。唐代女子喜欢披肩巾，是从中印度传人的。当时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肆多在长安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酒肆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肆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五）祈求和平的万里长城

说到中国文化，常常要说到长城。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大约220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9个朝代修建过长城，所修的长城累计有10万公里以上。三次浩大的长城修建工程，是在秦、汉和明代。现今存有遗迹的主要是明长城，从东边人海口的山海关开始，一直到沙漠深处的嘉峪关，全长6700公里，时断时续，其中北京北郊一段数百公里的长城保护得最好。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工程难度之大，在世界上无出其右。长城在英文中写作the Great Wall，意为伟大的城，这是恰如其分的。它的万里身躯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见证了中国的漫长历史，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和平的愿望

中国人为什么要修长城？在秦始皇时代，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与修建过长城。两干多年来，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矢志不渝地修长城，一定有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20世纪初，埃德加·盖洛，一位英国长城研究者、旅行家，在考察长城之后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里鄙视那些穷兵黩武的武夫。”他认为，长城是祈求和平的象征。中国人知道，堆积石块总比抛掷石块伤人好，保护生灵的城墙总比掩埋尸体的壕沟好。长城是和平的标志，是人们在和平的愿望下修建的。绵延万里的长城，包含着这个东方民族要过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一个爱和平的民族，实在不愿打仗，才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不富于侵略性，世世代代修长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一点的说明。

中国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战争的毁灭性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修建长城有说不尽的艰辛，甚至不少人也因此付出生命。但与惨烈的战争相比，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前者。

长城的修建，与反对战争的愿望是联系在一起的。汉代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站在长城下，写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一场战争过后，尸横遍野，骁勇的战马都在战斗中被打死，只有一匹劣马在苍凉的芦苇丛中嘶鸣。这首诗流传广远，它表达了人民憎恶战争的心情。元代诗人萨都剌登临北京北郊的居庸关，写道：“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他在长城旁，发出了世世代代无战争的祈愿。

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冷兵器时代，长城在军事防御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尤其在防御北方民族所谓“马背上的进攻”方面，效果是明显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长城给予民族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比起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修建长城的人，付出无限的辛劳，他们得到的最大补偿，就是得到一个安宁的许诺。他们相信，长城能保护他们的家园，保护他们的家庭的平安，保护他们的收成。处在惴湍不安中的人，又怎能过好生活!

2、在隔离中融合

我们从一道逶迤万里的长城中，不仅看到了隔离，也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生存之道。

中国特殊的地理结构和气候特点，使得自古以来，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发展格局。温暖的南方以农业为主，而寒冷的北方则以畜牧业为主。南方具有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北方则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农业文明需要稳定，所以厌恶战争。而北方在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很强，畜牧业生产又具有单一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造成对南方农业的依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南下，有时并非出于扩张的需要，倒是出于生活的需要。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以来，南方居民常常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胁，秦有猃狁，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回纥，宋有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这些北方民族都曾屡屡南下，南北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在这种对抗中，南方脆弱的军队往往占劣势。北方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组织性和机动性强，骑兵行程一日千里，威胁着南方的生存。长城虽然不是万无一失的保护手段，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功效的护卫屏障。

一道高墙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隔离开来，限制了交流的自由，古代中国人出关、人关的艰难，令人叹息。长城的隔离对南北文化的交流的确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人为阻隔，又给各自的文化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将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降到了最低点。长城的修筑，削弱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也逼迫北方民族改变自己掠夺性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融奠定了基础。

没有长城，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中国南北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会大受影响。孙中山说：“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我们不能不佩服孙中山综观历史的伟大战略眼光。

中国历史上，曾形成过所谓长城经济带，尤其在长城的数十个关口中，形成了南北双方“往来长城下’’的格局。虽然交流双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长城作为一种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位置，进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在很长时间里，长城两边的农、牧两大经济体互相依存，长城之内的农业经济需要长城之外的畜牧业和药业的补充，而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对农业经济的依存则更深，长城成了农、牧经济的汇聚线。长城的存在造成了新的经济发展格局。

3、长城的精神

修建长城的艰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无数人离乡背井，告别了亲人，来到北地，长年累日地辛劳，有的人便将生命永远留下这里。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超过亿万人在这里奉献他们的辛劳甚至生命，创造出这一举世罕见的奇迹，汉语中“众志成诚”的成语，说的正是这件事。

在与长城有关的传说中，孟姜女的故事尤其动人。孟姜女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位女子，她的丈夫去修长城，她在家中思念不已，于是万里迢迢去寻夫。到了长城脚下，一位同乡告诉她，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尸骨就埋在长城下。于是，孟姜女在长城下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一段段长城倒下了。

中国人在修建长城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孟姜女的传说反映了百姓承担的苦难和内心的辛酸。但不能由此推论出，中国人憎恨长城。孟姜女的故事中透露出对暴君秦始皇的憎恨，却没有对长城本身的诅咒。人民没有理由去诅咒一道保护自己的安全屏障。

长期以来，长城还被中国人当作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巍峨的长城，横亘在中国的北方，它的存在就说明，众志可以成城，群体团结的力量可以移山倒海，创造人间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就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词，激励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团结奋斗。

长城的建设，显示出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看今天北京郊外的明长城，高墙在陡峭的山脊上延伸，人攀登上去尚且困难不已，而要在薄薄的山脊上建筑巨大的城墙堡垒，它需要付出怎样的辛劳。当年的施工没有今天的机械化工具，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完成的。长城的建设者，绝对不是有人说的是“将自己封闭起来的懦夫”，而是顶天立地的壮士。

4、长城的美

长城的确是“伟大的城墙”，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彰建筑。长城的美，就体现在它的雄奇博大上，它不仅纵横万里，体量巨大，而且大开大合，如同一位书法家，在无垠的天幕上留下的壮丽墨迹。

两干多年前，中国人就在创造和欣赏长城的独特的美。如长城烽火台的设计可以说极尽奇思妙想。为了传递信息，一有战端，在夜晚就举火示意，在白天就于烽火台上燃起烟火，人们谓之“狼烟”，狼烟四起，在旷野之中缭缭升腾，十分壮观。

长城是防御工事，但它不是简单地建一道单调乏味的城墙，将敌人拦在墙外，它是一个复杂的防御体系，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组成。烽火台、敌楼等绵延长城的一个个节点，为无限延伸的城墙注入变化的节奏，造成长城起伏跌宕的气势。长城不是直线的延伸，而是蜿蜒曲折，笔走龙蛇，伏脉万里。我们今天登上长城远看，总觉得内心中有一种回环往复的意味在回荡，无法抑制的情感随着长城的龙脉而婉转，我们感受到一种流动的气韵。

长城这种跌宕起伏、回旋流动的气势和韵味，在司马台长城体现得最充分。司马台长城在北京郊外，是一段明长城。有人说，长城之美，尽在司马台；司马台之美，尽在险峻中。

司马台长城建在陡峭的山脊委婉曲折，长城的身段也随着山势而起伏，忽而落人深渊之下，忽而跃于山顶之上。它就像一条巨龙，一会儿到苍松翠柏的深山中豪饮山泉，一会儿又到高高的天穹上舞动身姿。

司马台长城最险处是名为云梯和天桥的两段不长的路段。云梯号称为“万里长城险绝处”，它是单面墙体，有的地方不过半米，人走在其中，两侧为悬崖陡壁，像一个直梯子一样向上直接跃升，势如山立。云梯之上有天桥，长约百米，桥面极窄，真是猿猱欲度愁攀援”(李白)。

司马台长城的最高处是望京楼，到此处，可以纵目四望，长城尽览眼中，此时你看到的长城如同倒挂在悬崖峭壁之上——一条正在抖动而飘飞的彩带。这里有连绵不断的村落，偎依着群山，轻烟袅袅，一片祥和。再向远处望，北京城隐然在目。有人说，这里才是北京城的至深至美之处，你到了这里就会觉得这并非妄言。这种美，使你真正感到人的创造力的伟大，把你投入一种恍惚与赞叹的愉悦之中。

司马台长城的建筑受到人们广泛称誉。这里有35座敌楼，每一座都绮丽壮观，楼分两层，端坐于绵延的长城之上。楼以大方石块垒成，坚固稳实。经过岁月的洗礼，敌楼的墙面斑驳陆离，一幅饱经沧桑的画面，也记载着长城曾有过的辉煌。

 

第三章：老子自然无为的哲学

 

《老子像》作者：吴承砚

《老子》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一般认为，它是春秋时期以为叫老聃的隐者所作。关于老聃的资料很少，据说他曾做过朝廷中很小的文官（管理周王朝的图书），但学问很大，孔子曾经千里迢迢赶去向他问学。如果这记载属实的话，这当是中国有记载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相会。

《老子》又称《道德经》，只有五千多个汉字，共81章，分为道篇和德篇两部分。虽然简短，但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却很大：以它为基础，中国古代产生了与儒家并列的哲学派别——道家；根据它的思想，中国古代产生了以老子为始祖的宗教派别——道教，这是华夏民族本土产生的最具影响的宗教。

《老子》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思维倾向和审美趣味。知道今天，《老子》还在参与塑造这个民族的思想。

《老子》在15世纪左右就开始被介绍到欧洲，它是译本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之一。

老子哲学的核心是自然无为，围绕这一核心，老子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观点。

1、反者道之动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这里所说的“反”，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反”的“反”，二是“复返”的“返”。两层意思又互相关联，反映出老子哲学的独特智慧。

在阐述相反相成的思想时，老子习惯采用“正言若反”的思路。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美和丑、善和恶都是相对而言的，人们说这个东西是美的，就是和丑的概念相比衬。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低、前和后等都是如此。但老子认为，我们对事物相反相成的看法，并不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所赋予的。“万物作焉而不辞”——万物自在生长，并没有评说（“不辞”），万物生长只是自然而然，本身并没有大和小、尊和卑的区别。

在老子看来，世界的高下美丑，是人的判断。人给世界作判断、分高下，乃至确定世界的意义，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误解。即如美丑而言，当天下人知道追求美的时候，就有了美丑的区分，就有了分别的见解。老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美，但他认为这种追求美的方式，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美。真正的对美的欣赏，是对美和丑的超越。

由此可见，老子的意思并不是强调事物相反相成、互相转化，那种将老子哲学等同于黑格尔辩证哲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老子是通过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分析，来否定知识判断的意义，从而宣扬他的所谓“反”的第二层意思：往复回环的生命之道。

老子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里的“反”，不是相反，而是“返”，是往复回环、流动不已的生命。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道”的根本特性就是“反”，就是归复于自然而然、无往不复的生命流动世界。他形容“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正是这个意思。

老子的“道”是不加分别的，是一种“大制”，不同于一般知识的分辨。这个“大制”是不能分割的，所以说是“混成”，老子将这称为“大制不割”。老子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道”是“朴”——就是没被打破的圆融世界，在这里没有知识，没有分别，没有争斗，就像清晰的溪涧和流动的山气，空灵而涵有一切。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割”的“大制”——他所谓世界的最高存在形式。

老子在“反者道之动”的哲学中，通过“反”的两层意思强调，人们不能为相反而成的事物表象所遮蔽，而要破除知识的妄见，契入往复回环的生命之道中，这才是发现世界意义的根本途径。

2、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说：“道法自然。”“自然”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并非指外在的自然物，而指一种自然而然、顺应世界的态度。老子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性”，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鸟儿在天上飞，鱼儿在水中游，白云飘荡，花开花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运作，所谓“独立而不改”，人不要强行改变它。老子将“自然”和“人为”对立起来。“人为”是对“自然”的破坏，“人为”即“伪”，是不真实的。老子告诫人们，放下左右世界的欲望，顺应自然，这样才是解决人与世界冲突的根本途径。

“无为”作为老子哲学的重要概念，是对“自然”的保护。没有“无为”，也就没有“自然”。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意思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消极等待事情的成功。而是说，人的一切事业应该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去做，不能强行改变自然的节奏。老子反对“人为”，并不是否定人的积极创造，而是反对破坏自然节奏的盲目的乱为。老子所提倡的创造，是契合自然精神的创造。

我们从老子的“大巧若拙”的说法中，即可看出他的自然无为思想的精髓。“大巧”，就是最高的巧。“大巧若拙”的意思是，最高的巧其实就是拙。“大巧”（“拙”），不是一般的技巧，一般的技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是对一般技巧的超越。

老子以这最高的巧为“天巧”，它自然而然，不劳人为。从技术的角度看，它是笨拙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从天然的角度看，它是最大的巧。在老子看来，技术之巧，才是真正的笨拙，耍弄小巧，最终适得其反。因为人有了弄巧的心，就会不真实，心灵不真实就不能自然而然。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的和谐生命的破坏。

老子哲学的继承者庄子讲了一个“散木”的故事：“有个木匠到齐国去，看见一颗栎树生长的社庙旁边，被奉为社神。这棵树大得难以形容，围观的人多极了，木匠连看都不看一眼，径直向前走。他的徒弟却为它神迷，看后跑着追上师傅，问道：“自跟随师傅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大树，而您却看都不看，这是为什么？”木匠说：“这是没用的散木，因为无用，所以它才能有这么长的寿命。”这种“散木”的智慧，就是“拙”，就是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能保全生命。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用更宽阔的眼光看待技术，不陷入技术至上的泥沼，道家的思想显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3、不争的哲学

老子从他的自然无为哲学出发，对于人的行为，提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的观点。老子的时代充满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思考战争，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课题。反对战争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如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孙子思想，提倡“兼爱”而抨击攻伐的墨子思想，提倡仁政、反对征战的孟子思想。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哲学，则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战争形成的根由。

老子认为，战争是由人的欲望膨胀所引起的，为了满足欲望而产生争斗，争斗的升级便酿成了战争。正因此，老子哲学立足点在“不争”。老子认为，争强好胜是衰落的根源；而清静无为，则可以合于自然无为的生命之道。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具有最高的善。老子以水来作比喻，突出他的“不争”哲学思想，与恶意争斗的丛林法则相区别。老子说：“水善万物而不争。”水的最高的德行就是“不争”。在老子看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情受欲望驱动，好高而恶下，而水却永远地往下流淌。水是生命之源，可以滋润万物，给大地带来生命，没有水也就没有生命。水作出巨大的贡献，又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水在最低、最平、最静之处，包容天下一切，映照万物。水选择了一条和利欲熏心的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老子哲学并不是弱者的哲学，他的哲学充满了力量感。老子认为，水在柔弱宁静中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可以冲破世界上的一切障碍。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柔弱胜刚强的典型。水因为不争，不为利欲所驱动，所以能无往而不胜。

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意思是说，知道了刚强，却要立足于柔顺。老子并不是一个喜欢失败的人，但他认为，要使自己变得刚强，不是靠恃强凌弱，而是要从弱处做起，像水那样，在低处凝聚力量。放弃逞强的欲望，是获得强盛的根本途径。

在老子看来，柔弱不仅是获得强盛之道，也是保全生命之道，柔弱是生命的象征。他打了一个比方：人活着的时候，他的肌体是柔弱的，到了死的时候，肌体就变僵硬了；植物也是这样，有生命的植物，绿叶摇曳、花儿绰约，等到它枯萎，就显得枯硬。老子用这样的比喻说明，坚守柔弱之道，其实就是保全生命。人类能够奉行“柔弱”之道，正是避免争斗的最好方式。

4、回到“婴儿”状态

在老子看来，这世界熙熙攘攘，为名为利，吵闹不休，而他却走着另外一条路，追求淡泊、宁静，面对各种诱惑，心里不起一点波澜。他说，他宁愿做刚刚出生的婴儿。

老子说自己愿作一个婴儿，并不是说他愿意年幼无知。他说“圣人”——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个个都是婴儿，人的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到婴儿的状态，“复归于婴儿”。

婴儿的状态：无知，无欲，纯静，真实。老子的婴儿状态就是拥有“童心”、“赤子之心”。婴儿脱离母亲子宫的第一声啼哭是那样的清脆响亮，老子认为，这才是真实生命的呼唤。

人来到世界上，随着身体渐渐长大，接受社会习惯，获得外在的知识，原来洁净的心灵，渐渐涂上混乱的颜色，人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虚假。人被文化所熏陶的过程，其实就是渐渐失落真性的过程。

在老子看来，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本色”的背离。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装饰”的过程：语言是对交流的“装饰”，衣服是对身体的“装饰”，房屋是对居住方式的“装饰”，国家政治是对人类组织方式的“装饰”，等等。

这种“装饰”，常常引起欲望的膨胀。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互相倾轧，争夺不休，战争也骤然而起。老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自然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世正好相反，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贫穷的人群，越是去掠夺他。

这种欲望的膨胀，不但破坏了外在的世界，也毒害了人的心灵。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漂亮的颜色迷乱了人的眼睛，繁复的音乐损坏了人的耳朵，贪恋于世上的美味，最终破坏了口味，整天纵马打猎，使人心发狂。欲望扰乱人宁静的心灵，人们在欲望的大海中泅渡，最终会被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