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哲学》2

争的阴影下，尤其值得所有掌握核战争“按钮”的决策者记取。

4、孙子的智慧超出军事领域

从唐代开始，《孙子兵法》开始传播到国外。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从中国带回日本。公元15世纪，《孙子兵法》传到李氏朝鲜。公元17世纪时，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已多达一百七十多种。177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土阿米奥(汉名叫钱德明)翻译的《孙子兵法》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三岁。1860年，《孙子兵法》有了俄译本。后来，英、德、意、捷、越、希伯来、罗马尼亚等各种文字版本相继问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著名的军事家和学者对《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日益重视和推崇。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孙子兵法》新的译本和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也越来越多。

随着《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它的影响逐渐超出军事领域，变成很多人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人生等多种角度吸取智慧的经典。很多人认为，《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哲学的著作，而且是一部谋略哲学的著作。所谓谋略哲学，就是把战争中克敌取胜的智谋和策略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和原则，因而可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日本作家守屋淳说，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日本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还有在世界杯足球比赛场上连胜11场的葡萄牙足球队教练斯科拉里，他们都把《孙子兵法》随时带在身边，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美国网上零售巨头亚马逊公司评选的200 1年度全美最畅销的人文书籍就是《孙子兵法》。(《中国古典的启示》，载日本《21世纪》2007年2月号)

全世界都在吸取孙子的智慧。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的重要战略研究机构)的学者波拉克斯所说：孙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

 

（五）禅宗的妙语学说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它是在融合印度大乘佛学和中国的道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发轫于六朝，至隋唐而趋于成熟。慧能是它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记载慧能思想的《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的著作。

禅宗对唐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禅宗的思想还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今天，不仅在东亚，就是在欧美等地，禅宗也仍然有明显的影响。

1、如人饮水，冷暧自知

如人饮水，冷暧自知，是禅宗的一句座右铭。水的味道，水的冷暖，水给人的感觉，只有喝水的人自己知、道，这种亲身的直接体验是无法通过语言传达的。

禅宗强调当下的解会，西方只在目前。在禅师的对话中充满了“当下会得”、 “当下开悟”的话头。禅宗通过当下的体验，切断外在的纠缠，直接面对世界，确立世界自身的意义，看飞鸟，听鸡鸣，嗅野花之清香，赏飞流之溅落，自己心中会得才是最根本的。对于禅来说，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墙角一棵不起眼的野花，静静地开放，就是一个圆满的宇宙。

有一位禅师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解脱呢？”老师反问他：“谁缚你？”是你自己将自己捆缚了起来。禅宗是崇尚“自己”的宗教。禅僧们说，用金子做的佛像，经不住火的冶炼；用泥做的佛像，经不住水的浸湿；真正的佛就在你心头坐。佛在你的心中，没有一个超越于心灵之外的佛。当然崇尚“自己”不是自我迷恋，而是将“自己”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

禅宗将人的自性称为“本地风光”。在禅者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田地，人应该到自家田地里耕种，而不应该丢弃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果一心仰望着经典，仰望着权威，这等于心虽然在自己身上，灵魂却跑到别人田地里去了，结果弄得自家田地荒芜。

禅门有诗道：“尽日寻春春不归，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就在你自家的梅花树上，就在你的心中，放着满树鲜花不顾，舍近而求远，舍己而求他，实在是白费功夫。禅门的妙悟要靠自己的直接体验，而不是靠向外求取。

唐代有个和尚问翠微大师：“什么是道？”翠微说：“等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等到他们走进一个园子，那和尚说：“这里没人，请你告诉我。”于是，翠微指着竹子说：“这根竹子这么长，那一根就短了不少。”

在直接体验中，一个充满生命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呈现在人的面前，言语在这里不能起任何作用。禅宗中有这样一个比方，一个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这时树下忽然有个人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要是回答，只要口一开，就会摔在地下。

如人饮水，冷暖白知，禅宗强调生命体验的直接性。当代人类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体验的直接性越来越少，我们几乎是凭借媒介而生活，我们努力地将自己织进世界的网中，在网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媒介给我们带来便利，但不知不觉中我们感受真实世界的心却迟钝了。禅宗在这方面对我们当代人是有启发的。

2、美从何处寻

唐代的庞蕴居士对禅有精深的理解，他是药山惟俨大师的弟子。一次他下山，告别药山，药山命门下十多个禅客送他。庞居士和众人边说边笑，走出大殿，但见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天地正在一片混茫之中。众人都很欢喜。庞居士指着空中的雪片，不由得发出感慨：“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一个禅客问道：“那落在什么地方？”庞居士马上打了他一掌。

庞居士的意思是，好雪片片，在眼前飘落，你就尽情欣赏天地间的这一片潇洒风光。“好雪片片”，不是对雪作评价。如果作评价，就是将雪作为对象。禅宗强调的是融人世界中，不对世界作评价，好雪片片就呈现在你眼前。

“不落别处”，庞居士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地方下了雪，其他地方没有下。他不以“处”来看雪，“处”是空间；也不以“时”来看雪，如黄昏下雪、上午没下之类。以时空看雪，就没有雪本身，那就是意念中的雪，那是在解说一个下雪的事实。禅宗认为，我们无法解说世界，只能感受世界。大雪飘飘，不落别处，强调的是心灵的感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处处都有美，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们抱着理性的头脑、知识的眼光，热衷于去解说世界，就无法发现世界的美。因为我们站在世界的对岸，一道知识的河流正将我们和世界隔开。我们得到的世界，只能是一些知识的残片，而不是世界本身。人们常常对眼前的“好雪片片”视而不见，纠缠在利益、欲望和理性计较中，生活的美意被遮蔽了。不是世界没有美，而是人们常常没有看美的眼睛。

3、显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禅宗强调寂静，禅宗的大师们多住在深山，与枯树寒林为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死寂而排斥活力。

禅宗大师是在宁静中感受世界的活力，在淡定人生、豪华落尽之后，体味世界的温情。禅是活的，一位禅师问他的老师：“佛法大意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说：“活物，活物。”

禅宗中有一位大师叫洞山良价，有弟子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回答说：“落花随水去。”这弟子还是弄不懂，再问他，他说：“修竹引风来。”佛法大意就是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禅具有活的精神，禅的根本秘密，就是对活力的恢复；禅宗最高的法，就是“活法”。

忙碌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是活泼的世界，挤得满满的时间表并不代表有意义的人生。禅要恢复人生活的单纯，在单纯中感受繁复；恢复世界的原有寂静，在寂静中聆听世界的声音。就像深得禅法的中国茶道强调的，茶室里没有鲜艳的颜色，没有噪音，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切都在自然地运转，在这寂静中恢复人的灵觉，去听茶声、风声和心声。让无心的莲花缓缓开放，淡淡的草芽在雪中孕育。

禅说，世界是活泼的，只是因为我们匆忙、烦恼、满腹心事，所以心灵感受不到。我们对待这个世界，通常的做法是利用它、战胜它、消费它，不断地解释它、分割它，就这样，活泼的世界离我们远去。

禅要恢复的活力，是生机勃勃的世界。宋代诗人黄庭坚一次去拜见祖心禅师。祖心一时高兴，问了他一个问题：孔子曾说：弟子们，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藏。这话怎样理解?黄庭坚正准备回答，祖心制止他：不是，不是。黄庭坚不解。两人接着到山间散步，当时正好木樨花开，清香四溢，祖心说：你闻到木樨花香吗?黄庭坚说：我闻到了。祖心说：我对你没有任何隐藏吧。黄庭坚当下大悟。

当一晤之后，遮蔽消除，人们眼前就会呈现一个充满意味和情趣的世界。这里一片澄明，一片光亮，如同木樨花开，清香四溢，心灵沐浴在一片香光之中悟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心中的那层遮蔽揭去的过程，就是对本真世界的回归。不是为生命制造阳光，生命世界中本来就有阳光，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盏灯，都有灵光绰绰。

禅宗中有个灵云悟桃花的故事。灵云是唐代的禅师，他随一位大师学法，迟迟不悟。有一年春天，他在禅院后山看到漫山盛开的桃花，鲜艳夺目，突然悟到了佛法。于是作了一首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桃花日日盛开，为什么平时灵云没有见到桃花，而悟后才看到桃花灿烂，跃然眼前，就因为平时他的心灵被“烟雾笼罩”，被他心中的厚厚的成见“欺瞒”。悟，恢复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活的世界。

 

（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今天，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学者们强调指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从根本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1、“生”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孔子说的“天”，就是生育万物。他以“生”作为天道、天命。《易传》发挥孔子的思想，说：“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日生。”生，就是万物生长，就是创造生命。生生，就是生而又生，创造又创造。《易传》的意思就是说，天地以“生”为道，以“生”为德。后代的儒家思想家都继承孔子和《易传》的这个思想，强调人的仁心、善心，就来源于“天地生物之心”。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宋代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宋代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宋代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代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宋代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所以人应该把爱推广到天地万物。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的一封家书充分地表达了儒家的这种思想。郑板桥在信中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所以他说他最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就是豺狼虎豹，也就是把它们赶得远远的，不让它们危害人类而已，人也没有权利任意杀戮。人与万物一体，因此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不能手把自己当作万物的主宰。这就是儒家的大仁爱观。郑板桥接下去又说，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思想。

2、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与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

有活泼泼的生命、生意，这种生命、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喜欢观赏刚刚孵出的鸡雏，因为小鸡雏活泼可爱，最能体现“生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3、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迪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明代画家祝允明说：“或日： ‘草木无情，岂有意乎?’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以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唐宋诗词中处处显出花鸟树木与人一体的美感。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王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有的诗歌充溢着对自然界的感恩之情，如杜甫《题桃树》：“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就是说，自然界(这里是桃树)不仅供人以生命必需的食品物品，而且还给人以审美的享受。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也贯穿着这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可以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如《香玉》篇中两位女郎，是崂山下清宫的牡丹和耐冬幻化而成，一名香玉，一名绛雪。“耐冬高二丈，大数十围，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璨如锦”。香玉和在下清宫读书的黄生相爱，绛雪则和黄生为友。不料飞来横祸，有一个游客看见白牡丹，十分喜爱，就把它掘移回家。白牡丹因此枯死。黄生十分悲痛，作《哭花诗》五十首，每天到牡丹生长处吟诵。接着绛雪又险些遇难。原来下清宫道士为扩建房子要砍掉耐冬，幸好被黄生阻止。后来牡丹生长处重新萌芽。黄生梦见香玉，香玉请求黄生每日给她浇一杯水。从此黄生日加培溉。花芽日益肥盛，第二年开花一朵，花大如盘，有小美人坐蕊中，“转瞬间飘然已下，则香玉也”。从此他们三人过着快乐的生活。后黄生病重，他对老道士说：“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叶者，即我也。”黄生死后第二年，果有肥芽突出。老道士勤加灌溉。三年，高数尺，但不开花。老道士死后，他弟子不知爱惜，见它不开花，就把它砍掉了。这一来，白牡丹很快憔悴而死。接着，耐冬也死了。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生态意识，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章：创造与交流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人有无数发明和创造，如汉字、中医、丝绸、瓷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万里长城、紫禁城等，这些独特的发明和创造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原创性的民族。

与此同时，中国人又有一种开放的心胸，欢迎远方来的朋友，并以极高的热情吸收和包容外来的文化。唐太宗以开放的胸襟，造就了大唐盛世。明代初期，郑和带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最远一直到达中东的麦加城和非洲的莫桑比克，以“共享太平”的信念，与所到之地进行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这些都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

 

（一）诗意的符号：汉字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世界上学汉字的人也多了起来。母语是拼音文字系统的人，常常觉得汉字很难学。同时，不少人在学汉字的过程中，也有愉快的体验。这套独特的符号系统，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西方人在学汉字的过程中，甚至能体会到这个东方民族的微妙心灵。

上个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汉字是罪魁祸首，主张将汉字废掉。到了上世纪后半叶，计算机科学急剧发展，又有些人认为汉字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说方块汉字无法输入电脑，又有一阵要废除汉字的鼓噪。后来，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质疑声也随之消歇。

如今在中国，汉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发现，这一文字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

1、符号中凝结的思想和历史

中国人有崇拜汉字的传统，即使到今天，这传统并没完全消失。汉字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老寿星，它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商代之前，中国就有成熟的文字系统，我们通过商代的甲骨文——一种刻在龟甲和动物骨骼上的锲刻文字——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世界上早期的文字主要有三种：苏美尔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图画文字以及汉字，这三种文字系统都是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早巳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只有汉字还在使用。

汉字伴随着中国文明发展的步子，不仅为使用它的人提供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很多汉字还浓缩了中国人的人生体验，包含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这样一种符号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很自然的事。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与人交往要讲信用，人言为信嘛！”说这话的根据就在汉字中。汉字的“信”，左为“人”，右为“言”。汉字就是这么写的，难道你还不遵守吗？言下之意，汉字具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又如，中国古代就有“止戈为武”的说法，“武”指的是战争，“止戈”就是不用武器。这也是由“武”这个汉字引出来的意思：战争是为了消灭战争；不战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基本意思是爱人。而文字本身也常被借来说明这一思想，这个字左为“人”，右为“二”，两个人，意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交往的第一原则就是仁爱。

这样的符号，为探讨中国思想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如“美”这个汉字，含有中国人有关审美观念的信息。这个字，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合起来是“羊大为美”，意思是大羊肥羊就是美的。在古代，羊和人的生存关系密切。这反映出中国早期关于美的认识是和人的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汉字中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上世纪瑞典的一位汉学家高本汉曾说：“中国人消灭汉字之时，也就是他们的文化消失之时。”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

2、有感情的符号

今天发现的商代到西周的甲骨文，大概有4500多个汉字，东汉年间成书的《说文解字》所收汉字就增加到9353个，到了清代的《康熙字典》，又增加到4万多个汉字，而今天的汉字数量则更多。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汉字创造的方法中，有一类是象形字，那是纯粹的象形符号；有一类是会意字，这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来表达意思(如“信”)；还有一类是指事字，就是通过在象形基础上强调某一点来表达意思(如“刃”)；至于占汉字八成以上的形声字，由声符和形符两部分组成，但即使是表示声符的符号也不脱象形的基础。

这一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包含着中国人对世界的丰富体验。中国当代一位诗人说：“真的，它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你看吧，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风韵。‘太阳’这个词，使你感受了热和力，而‘月亮’却又闪着清丽的光辉……这些有形无形的图画，这些横竖勾勒的奇妙组合，同人的气质多么相近。”

西方有些诗人在接触汉字时，立即引起诗意的联想。这绝不是偶然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弗莱彻对汉字很入迷，他在汉字“莫”(暮)的启发下，作诗道：“现在最低的松枝，已横画在／太阳的圆面上。”而另一位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更以推崇汉字而著名，汉字的象形符号荡漾起他的诗情。他将汉字作为生命符号来对待，如他在字典中看到汉字“旦”，在旁边写道：“多么精彩的象形符号——诗之魂。”这些意象派诗人不是把汉字当作表达概念的符号，他们认识到一个事实：汉字的形体本身也包含感情。

庞德等人的联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拿庞德所举的“旦”来说，上面是太阳象形符号，下面是地平线，一轮朝阳从远方的地平线升起，我们可以感受到造字者造这个字时的欣喜之情。中国上海的名校复旦大学，校名取自古书《尚书大传》所记的一句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所取的意思是：每一天升起的太阳都是新的，世界蒸蒸日上，日日更新，而学子们也应以这样的精神去学习。“旦”这个字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一组与“日”有关的汉字，也饱含着这样的生命体验。如“东（繁体）”，像太阳在东方升起，升起在密林中。金文中的“朝’’（象形），左侧有草和日两个象形符号，右侧是小河的象形符号。它的意思是：晨曦微露，太阳从小河那边升起，勃发的朝日，照亮了奔腾的河水。这个早晨的景象凝固在文字符号中，包含着对生命的热爱之情。而弗莱彻所举的“莫”，是“暮”的本字，它描绘的是黄昏的景象，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落到了丛林之中。看这个字，仿佛听到造这个字的人的一声叹息。

再如“明”字，一边是月，一边是窗，月亮照到了窗子上，是为“明”。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创造。又如“麓”字，这是并偶的意思，像两只鹿并排在山中跑。这也是很美的景象。在中国艺术中，六朝的骈体文，园林建筑中的对联，京剧舞台上成对出场的文官武将，都是并俪之美。

使用汉字的人，往往觉得这套符号很亲切，很多汉字似乎在给你说一个故事，说一个既遥远又像在昨天发生的故事。如甲骨文中的“（象形）”(寒)字，简直是一幅写意画，上面的“（象形）”，是房屋的象形符号，最下部的“（象形）”，是“冰”的象形符号，而中间的“（象形）”，画的是草，草中间的“（象形）”，是一个“人”字。它的意思是，天冷了，结冰了，人们躲到房屋里，在草中取暖。这个“寒”字，活灵活现地显现了早期人类简朴的生活。

3、优雅的形体

北京2008年奥运会图标名称叫做“篆书之美”。这套符号，融合了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象形意趣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既活泼有趣，又符合各个运动项目的特征，当人们见到这套图标时，感到眼前一亮。它的智慧主要来自汉字。

优雅流动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法宝。汉字虽然是象形字，但不是文字画。世界上早期使用的象形文字多是文字画，文字画是描摹物象的外在特征，甚至以块面去反映。这样文字符号和图画的区别就不明显了。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就是如此。汉字开始时也有文字画，到了甲骨文时期，文字画就渐渐少了，脱离了文字画，而以抽象的线条，简单勾勒物象。一个“犬”字，写成（象形），几笔就勾画出狗的形象，线条很有表现力。

现在这套名为“篆书之美”的图标，正是利用了汉字这一特点。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时使用的字体。篆书从汉字最早的形态甲骨文发展而来，其中带有甲骨文的特点。篆书和甲骨文相比，又在形象之外，增加了圆润流转的节奏，看起来更有兴味。

北京奥运会图标将中国早期文字的特点提取过来，将篆书抽象概括、圆转流动的韵味表现出来。

注：游泳swimming（北京奥运会游泳标志）

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人体的简略代符，下面是水的符号。在篆书中，水的写法作（象形）。游泳的符号以几条弯曲而柔媚的线条，表现水的流动形态，上面是人奋力划动双臂，有强烈的动感，这也来自于篆书。如“走”（象形），下部是人足部的动作，上面是双臂的动作，我们从这些形体与奥运会游泳图标中看出惊人的相似。

再如北京奥运会图标中的田径标识为

注：田径Athletics（北京奥运会田径标志）

同类似的图标还有不少，如铁人三项、足球等，都有奔跑动作。这样的符号直接取自于篆书。如篆书“夭”（象形），以极其简练的线条，描绘出人头部偏侧，两手摇动，身体优柔婉转的跳舞动作，它是舞蹈的象形字。奥运会图标以这样的线条来表现，既有运动的韵味，又有优柔婉转的意味，极具观赏性。

古老的文字，在现代的文化生活中焕发了新的魅力。

 

（二）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

说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就不能不说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也影响着世界的文明进程。

1、指南针与航海术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人就发现了磁铁的指极性。指南针的前身就是出现于战国时期的一种名为“司南”的小玩意。今天，我们常常将其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象征物。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物件，在平滑的“地盘”上，放上一个像勺子的物品，勺子以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子为圆底，可以自由旋转，当它停下之时，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当时人们就将它派上了用场，如当时郑国人到远方采玉，就使用“司南”，确保不迷失方向。

“司南”利用的是地球磁场的作用。地球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极分别在接近南极和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

到了公元4世纪，东晋人发明了一种叫做“指南鱼”的小游戏。其方法是拿一块薄铁叶，剪裁成鱼形，两头翘起，腹部的地方略微有些下凹，看起来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示南北。磁化的方法是将铁片放到火中烧，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这时，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活动状态，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目的。这是中国人利用磁化作用的众多小发明之一。

中国人发明指南针技术并加以广泛运用大约在公元9至10世纪。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发明了缕悬式指南针，小小的磁针挂在高高的梁柱上，磁针的下面是圆星的方位盘，有二十四向，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通过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

公元12世纪时，中国人还发明了“指南龟”：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放置在木板顶端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有了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了，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大致在北宋时，指南针就被用于航海。开始时人们对它的性能并不太熟悉，所以航海人员晚上靠星星、白天靠太阳辨别方向，逢到阴天才靠指南针。到了元代，指南针对于航海的作用被充分认识，不论白天黑夜，不论阴天晴天，航海者都用指南针辨别方向。人们在船上设置了专门放置指南针的“针房”，并有专业人员负责看管。当时的指南针技术还比较粗略，多是将指南针放到水中，即所谓“浮针”，后来把它和罗盘结合起来，指南针的使用范围便日益广泛。

指南针的发明，促进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中国人配合对潮汐、季风等的观察，在航海中创造了一套实用性很强的导航技术。正是凭借这样的导航技术，才出现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海上壮举，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推进到一个新时代。

2、造纸术和文明的传播

战国时有一位思想家惠子，与庄子是朋友。惠子是逻辑学家，他很有学问，人们说他“学富五车”——今天中国人常用这个成语形容有学问的人。惠子的学问再大，怎么有本事写出装满五车的书?原来，当时的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竹简上的。

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文字就要书写。中国自古以来，发明了许多种书写的方式：有刻在龟甲上的，那是三干多年前的甲骨文；有铸在青铜器上的，那是金文；有锲刻在石头上的，那叫碑文；也有刻在竹简上的；还有写在布帛上的。

龟甲上的锲刻，石头上的雕写，都很不容易，写成了不易携带，也不易传播。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或写在布帛上的帛书，都太昂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纸。

人们都知道蔡伦造纸，实际上，在东汉蔡伦大规模造纸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并非否定蔡伦造纸之功，而是说蔡伦的造纸术并非是突然之间的发明，它有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西汉时期出土的植物纤维纸，是蔡伦造纸的前身。蔡伦扩大了造纸原料的范围，破布、鱼网、树皮、麻头等都可以造纸，其中树皮造纸更是他的发明。他的造纸工艺更为精细，造纸术到他这里，摆脱了纺织品附庸的地位——此前都是利用纺织之后抛弃的副产品来造纸的，蔡伦将造纸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工艺。

东汉末年，蔡伦的造纸术被广泛运用，到了公元3至5世纪的两晋时期，人们利用纸张写字，并由此发展出写在纸上的书法艺术。同时，利用纸来作画。到了后来造纸技术日渐提高，一些特殊的纸张也诞生了，如对中国书法和绘画影响深远的宣纸。

中国的造纸术先后传到了越南、朝鲜、日本。公元7世纪左右，又传到了印度。造纸术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欧洲。在公元10世纪前后，阿拉伯国家出现了大量的造纸工厂。欧洲造纸业大致从公元12世纪才开始，在这之前，欧洲人主要使用羊皮等来书写，据说书写一本《圣经》，需要三百多张羊皮，可见其昂贵程度。造纸业的兴盛，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3、传播知识的印刷术

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人们靠书本传递知识。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书本，知识将如何传播。仅仅是口耳相传，传播的力度实在太有限了。书本通过印刷，可以大量的复制，很多人读着同样的书本，这便有了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所以，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极为重要。有人说：印刷术是“文明之母”。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文字，今天人们还在使用这套符号。通过文字，将思想和知识传到千里之外，传至绵绵后代，为人们所共享，这一直是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事。

在大规模的复制书写的印刷术产生之前，有两件事的出现尤为重要，它们可以被视为印刷术的前声。

一是印章。中国人有三干多年治印的传统，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千多年前的印章。印章是将姓名(并扩展到其他内容的文字)镌刻在铜器或者是锲刻在石头上，作为凭信，实际上也是一种复制方法。

二是碑刻拓印。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学书要临碑帖，有汉碑、魏碑等说法。碑刻文字多是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这些刻有文字的碑有的今天还存在(如西安碑林收集了大量的碑刻)，有的已经不在了，但它们的内容已经被前代人用纸张蒙在碑刻上拓印下来了。拓印碑刻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文本复制。

所以，印刷术发明出现在中国，一点也不奇怪，这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经过了由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发展阶段。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初唐时期，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它的方法，是用刀在一块块木板上雕刻成凸出来的反写字，然后再上墨，印到纸上。现在我们知道，唐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刻印时间的印刷品，这一印刷品的雕版现在藏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

从雕版印刷术的刻印方法上，也可看出它与印章、碑刻的渊源关系。如印章，也是在石料等上刻上反字，然后蘸墨或印泥，在纸上印出字来。雕版是更大规模的印刻。雕版印刷在唐宋时期是中国主要的印刷方法，今天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不少传世精品。南宋时还出现了彩色套印雕版术，每页要刻两张板，这对印刷技术要求很高。

但雕版印刷有很大局限，每印一种新书，木板就得从头雕起，书有多少页，就需要刻多少板，效率较低。同时，雕刻本身工艺要求高，极为辛苦。公元11世纪中叶，一位名叫毕升的平民，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烧后制成字印。将一颗颗字印排列、镶嵌于铁板之上，经烧烤、压平等工艺制成印版后，便可印刷。印版上的字印可取下反复使用。继此之后，人们又相继发明了磁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方法。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出现不久，其技术就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北宋时活字印刷术出现，公元1 5世纪初传入朝鲜后，朝鲜人又在活字印刷的基础上，率先用浇铸法制造成铜活字。顺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国的印刷术很快传到了亚、非等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通过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将雕版印刷术介绍到欧洲，引起了轰动。到了15世纪中叶，德国人谷登堡用铅、锡等合金制造成字母文字系统的活字，由此，世界印刷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发明之时。

4、火药，炼丹术带来的发明

13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西征西亚和欧洲，凭借骁勇善战的骑兵，长驱直人。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记载，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波兰和日耳曼的3万联军在华尔斯塔德平原上激战，最后蒙古人取得了胜利。波兰人将这场战争的胜利归因于蒙古人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蒙古人从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木筒上都绘有龙头，波兰人将其称作“中国喷火龙”。

蒙古人的这种“中国喷火龙”，其实就是在中国发明的火药基础上制造出的武器。火药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类爆炸物，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在两干多年前，中国就有了炼丹术，企图炼制出“仙丹”，以求人的长生不老。虽然从来没见过吃这种“仙丹”而长生不老的，但“仙丹”的炼制方法却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叫它“火药”，是因为中国人本来是将它当作一种达到长生的药物的。炼丹所用有三种原料：硝石、硫磺和木炭。这三种物质混合燃烧，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如果将它们密封包裹，就会迅速膨胀，冲破包裹，产生爆炸现象。炼丹术没有使人得到长生，却促使“着火的药”的产生。

中国人至迟在公元9世纪时，就将这种寻求长生的药物用到军事之上。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曾有“发机飞火”的记载，人们利用抛石机来发射石头，就是将火药包点火以后，产生爆炸，石头便随之飞射出去，以打击敌人，这是最原始的火炮。

北宋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更加广泛，国家将火药投入大规模的兵器生产中。各类源自火药的兵器相继产生，并在战争中得到运用。12世纪初(南宋初年)，宋军和金人作战，宋军大放“霹雳炮”，一声炮响，声震天下，随之而喷出大量的纸屑、石灰散、硫磺等，漫天飞撒，这一招对以骑兵为主的金兵很有杀伤力。金兵在飞沙走石中，人与马都迷失了方向，大败而归。

南宋时，一位叫陈规的下级官员，发明了火枪。他将火药装进长竹竿，作战时由两人操作，点火后发射。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利用这样的发明，人们可以掌握和控制火药的起爆时间，它是人类告别冷兵器时代的巨大飞跃。后来元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手枪“火铳”，以金属制造，以手持之，威力巨大，人称“铜将军”。

利用火药制成兵器，初始阶段，都是国家绝密之事，但最终还是流传出去，因为只要有战争，就会交手，战争其实是敌我双方兵器大展示的机会。火药在蒙古人横扫欧亚的时候，其实就传到了世界各地。到了公元14世纪，意大利人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兵器，在威尼斯和热那亚海上贸易争夺战中，双方都使用了火器。后来西方侵略者也是利用火药所制造出的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科学发明，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文明流通的动脉：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开始出现的一条联系中国和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由于这条道路开始时以丝绸贸易为主，所以人们便称它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德语S eiden s tra s s e)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 9世纪末提出的。

这条陆上道路从中国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开始，经甘肃、新疆，进而到中亚、西亚，并一直联结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华夏文明和地中海沿岸文明开始时互不了解，到了公元前7世纪左右，古希腊人开始知道有一个东方的古国，但对这个古国文明的情况不甚了了。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丝绸之路没有开通之前，

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草原上，已经有人踩出了一条时断时续的草原贸易小道，但这完全不能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只有到了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和欧亚大陆诸国才开始有真正的交往。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古代通商的道路，它更是连接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纽带，是东西方文化吞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历史文化大动脉。丝绸之路促使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之间逆行交流。不同文明传来的新鲜养分，孕育着新的文化。它是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杰文明营养的主要通道。中国文化性格的塑造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1、时尚品丝绸

中国人大约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开始养蚕、种桑、缫丝、织丝。传说中的黄帝后妃嫘祖，就是养蚕的创始人。直到纪元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养蚕织丝的国家。丝绸，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最重要的奉献之一。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有两个关键物品，一个是瓷器(“中国”一词，就与瓷器有关)，另一个是丝绸。古罗马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即为丝国，当时他们听说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生产丝绸，于是有了这样的称呼。

现代人很难想象，当初古罗马人得到丝绸时的激动心情。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他们从帕提亚人手中得到中国丝绸，终于见到了那个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神秘产品——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以产丝绸而著名，古希腊人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就知道中国人生产丝绸了。

但罗马人当时并不知道，它是蚕吐出的丝。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摘下来的树皮放在水中浸泡，再用梳子梳理，就会出现白色的丝，这就是丝绸的原料。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喜欢养一种小动物，比金龟子大一些，这种动物养了几年，就会吐出白色的丝来。这都说明，罗马人当时并不知道蚕为何物。

据说，恺撒大帝非常喜欢丝绸，他穿着丝绸衣服到剧院看戏，轰动全场。丝绸受到了罗马人的狂热追捧，少女们穿着丝绸衣服在街上招摇，有钱人也以丝绸衣服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弄得丝绸价格暴涨，最高时达到一磅约十二两黄金。昂贵的价格并没有阻挡时尚界的兴趣，但却使国家的统治阶层忧心忡忡。由于担心他们帝国的黄金被淘空，罗马元老院竟然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人们穿着丝绸衣服。他们的理由是：姑娘们穿着这样透明的衣服，有伤风化。

丝绸之路由丝绸而发端，当然并不止于丝绸。开始的交流是由丝绸的魔力而引起的，后来的交流中，就由丝绸而扩大到其他产品，并进而由产品的交流扩大到文化的交流。

2、开路者张骞

讲丝绸之路，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叫张骞，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宫廷侍郎，这条横跨欧亚的路，就是他率领一小队人马，在千辛万苦中开拓出来的。人们称张骞是“凿空”西域——意思是本来没有路，路是他开辟出来的。是张骞和他的探险队伍开启了中西方互相了解的大门。当时中国人对欧亚大陆的情况并不了解，虽然也知道不远的地方有很多新奇的风物，有许多有趣的国家。

汉武帝在位时，西域有36个小国，这些小国后来都被匈奴征服。匈奴的力量强大后，对西汉王朝构成直接威胁。西域为匈奴控制，汉朝向西的道路就断绝了。汉武帝为了消除这个心头大患，就派勇敢而卓识的张骞出使西域，一方面了解西域的情况，一方面意在联合大月氏，以共谋讨伐匈奴之事。大月氏是西域的一个部落，匈奴人曾经杀死月氏王，并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器，二者之间有深仇大恨。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但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获，软禁了十多年。后来张骞逃脱软禁，又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长安，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两人。但张骞带回的有关西域的情况，却为汉朝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汉武帝的宫廷中，文武百官听张骞描述西域的情况，大开眼界。

这之后的二十年中，汉武帝根据张骞了解的情况，先后三次出击匈奴，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得这个阻隔西去道路的王国不得不退守到大沙漠以北。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