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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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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礼记》上说：“见到容貌相似的目惊，听到名字相同的心惊。”有所感触，心目凄怆，如果处在一般情况，自应该让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啦。
但如果无法回避，也应该有所忍耐，譬如伯叔、兄弟，容貌极像先人，能够一辈子因见到他们就极悲痛以至和他们断绝往来吗？
《礼记》上又说：“作文章不用避讳，在庙里祭视不用避讳，在君王面前不避自己父祖的名讳。”可见听到名讳应该有所斟酌，不必一定要匆忙走避。梁朝时有个叫谢举的，很有声望，但听到自己父祖的名讳就哭，被世人所讥笑。
还有个臧逢世，是臧严的儿子，学问踏实，品行端正，能维持门风。
梁元帝出任江州，派他去建昌督办公事，都县的百姓，都抢著给他写信，信多得早晚汇集，堆满了案桌，信上有写了严寒”的，他看到了一定对信流泪，再不察看作复函；公事常因此不得处理，引起人们的责怪怨恨，终於因避讳影响办事而被召回。这都是把避讳事情做过头了。
近来在扬都，有个士人避讳“审”字，同时又和姓沉的结交友情深厚，姓沉的给他写信，只署名而不写上“沉”姓，这困避讳也不近人情。
过去侯霸的子孙，称他们的祖父叫家公；
陈思王曹植称他的父亲叫家父，母亲叫家母；
潘尼称他的祖叫家祖：这都是古人所做的，而为今人所笑的。
如今南北风俗，讲到他的祖辈和父母双亲，没有说“家”的，农村里卑贱的人，才有这种叫法。
见和别人谈话，讲到自己的伯父，用排行来称呼，不说“家”，是因为怕又比父亲还尊，不敢称“家”。
凡讲到姑、姊妹、女儿，已经出嫁的就用丈夫的姓来称呼，没有出嫁的就用排行来称呼，意思是行婚礼就成为别的家族的人，不好称“家”。
子孙不好称“家”，是对他们的轻视忽略。
蔡邕文集里称呼他的姑、姊为家姑、家姊，班固文集里也说家孙，如今都不通行。
一般和人谈话，称人家的祖父母、伯父母、父母和长姑，都加个“尊”字，从叔父母以下，就加个“贤”宇，以表示尊卑有别。
王羲之写信，称人家的母和称自己的亲相同，都不说“尊”，这是如今所不取的。
从前王侯自己称自己孤、寡、不谷，从此以后，尽管孔子这样的圣师，和弟子谈话都自己称名。后来虽有自称臣、仆的，但也很少有人这么做。
江南地方礼仪轻重各有称谓，都记载在专讲礼节的《书仪》上。
北方人多自己称名，这是古代的遗风，我个人认为自己作名的好。
古人都喊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单喊伯、叔。
从父兄弟姐妹已孤，而当地面喊他母亲为伯母、叔母，这是无从回避的。兄弟之子已孤，和别人讲话，对著已孤者叫他兄之子、弟之子，就颇为不忍，北方人多叫他侄。
按之《尔雅》、《丧服经》、《左传》，侄虽通用于男女，都是对姑而言的，晋代以来，才叫叔侄。如今叫他侄，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古时候，名用来表明本身，字用来表示德行，名在死后就要避讳，字就可以作为孙辈的氏。
孔子的弟子记事时，都称孔子为仲尼；
吕后在微贱时，曾称呼汉高祖的字叫他季；
至汉人爱种，称他叔父的字叫丝；
王丹和侯霸的儿子谈话，称呼侯霸的字叫君房。江南地方至今对称字不避讳。
这时候在河北地区人士对名和字完全不加区别，名也叫做字，字自然叫做字。
尚书王元景兄弟，都号称名人，父名云，字罗汉，一概避讳，其馀的人就不足怪了。
旁门左道的书里讲，人死后某一天要“回煞”，这一天子孙逃避在外，没有人肯留在家里；
要画瓦书符，作种种巫术法术；
出丧那天，要门前生火，户外铺灰，除灾去邪，送走家鬼，上章以求断绝死者所患疾病之传染连续。
所有这类迷信恶俗做法，都不近情，是儒学雅道的罪人，应该加以弹劾检举。
《礼经》上说；“父亲留下的书籍，母亲用过的杯圈，觉得上面有汗水和唾水，就不忍再阅读使用。”这正因为是父亲所常讲习，经校勘抄写，以及母亲个人使用，有遗迹可供思念。
如果是一般的书籍，公用的器物，怎能统统废弃不用呢？
既已不读不用，那也不该分散丢失，而应封存保留传给后代。
江南的风俗，在孩子出生一周年的时候，要给缝制新衣，洗浴打扮，男孩就用弓箭纸笔，女孩就用刀尺针线，再加上饮食，还有珍宝和衣服玩具，放在孩子面前，看他动念头想拿什么，用来测试他是贪还是廉，是愚还是智，这叫做试儿，聚集亲属姑舅姨等表亲，招待宴请。
四海五湖之八，结义拜为兄弟，也不能随便，一定要志同道合，始终如一的，才谈得上，一旦如此，就要叫自己的儿子出来拜见，称呼对方为丈人，表达对父辈的敬意，自己对对方的双亲，也应该施扎。
近来见到北方人对这一点很轻率，路上相遇，就可结成兄弟，只需看年纪老少，不讲是非，甚至有结父辈为兄，给子辈为弟的。

慕贤篇

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膊也。”言圣贤之难得疏阔如此。
傥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
吾生於乱世，长於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於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墨子悲於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
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何可世得，但优於我，便足贵之。
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造轻近。
少长周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借风声，延颈企踵，甚於饥渴。
校其长短，核其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
昔虞国宫之奇少长於君，君狎之，不纳其谏，以至亡国，不可不留心也！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位。”
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
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传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於是闻者稍复刮目，稍仕至尚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犊湮散，丁亦寻卒於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侯景初入建业，台门虽闭，公私草扰，各不自全。太子左卫率羊侃坐东掖门，部分经略，一宿皆办，遂得百馀日抗拒凶逆。於是城内四万许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
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
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内外清谧，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
斛律明月，齐朝折冲之臣，无罪被诛，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关中至今之。
此人用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哉，国之存亡，系其生死。

译文
古人说：“一千年出一位圣人，还近得像从早到晚之间；五百年出一位贤人，还密得像肩碰肩。”这是讲圣人贤人是如此稀少难得。
假如遇上世间所少有的明达君子，怎能不攀附景仰啊！
我出生在乱离之时，长成在兵马之间，迁移流亡，见闻已多，遇上名流贤士，没有不心醉魂迷地向往仰慕。
人在年少时候，精神意态还未定型，和人家交往亲密，受到熏渍陶染，人家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即使无心去学习，也会潜移默化，自然相似，何况人家的操行技能，是更为明显易於学习的东西呢！
因此和善人在一起，如同进入养育芝兰的花房，时间一久自然就芬芳；若是和恶人在一起，如同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一久自然就腥臭。
墨子看到染丝的情况，感叹丝染在什么颜色里就会变成什么颜色。所以君子在交友方面必须谨慎。
孔子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像颜回、闵损那样的人，哪能常有，只要有胜过我的地方，就很可贵。
世上的人大多有所壅蔽不能通明，重视所说的而轻视看见的，重视远处的而轻视身边的。
从小到大常往来的人中，如果有了贤士哲人，也往往轻慢，缺少礼貌尊敬。
而对身居别县他乡的，稍稍传闻名声，就会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如饥似渴地想见一见，其实比较二者的短长，审察二者的精粗，很可能远处的还不如身边的，此所以鲁人会把孔子叫做“东家丘”。
从前虞国的宫之奇从小生长在虞君身边，虞君对他很随便，听不进他的劝谏，终於落了个亡国的结局，真不能不留心啊！
梁元帝从前在荆州时，有个叫丁觇的，只是洪亭地方的普通百姓，很善於写作文章，尤其擅长写草书、隶书，元帝的往来书信，都叫他代写。可是，军府里的人轻贱他，对他的书法不重视，不愿自己的子弟模仿学习，一时有“丁君写的十张纸，比不上王褒几个字”的说法。
我是一向喜爱丁觇的书法的，还经常加以珍藏。
后来，梁元帝派掌管文书的叫惠编的送文章给祭酒官萧子云看，萧子云问道：“君王刚才所赐的书信，还有所写的诗笔，真出於好手，此人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毫无名声？”惠编如实回答，萧子云叹道：“此人在后生中没有谁能比得上，却不为世人称道，也算是奇怪事情！”从此后听到这话的对丁觇稍稍刮目相看，丁觇也逐步做上尚书仪曹郎。最后丁觇做了晋安王的侍读，随王东下。到元帝被杀西台陷落，书信文件散失埋没，丁觇不久也死於扬州。以前那轻视丁觇的人，以后想要丁觇的一纸书法也不可得了。
侯景刚进入建康（南京）时，台门虽已闭守，而官员和普通百姓一片混乱，人人不得自保。太子左卫率羊侃坐镇东掖门，部署安排，一夜齐备，才能抗拒凶逆到一百多天。这时台城里有四万多人，王少朝官，不下一百，就是靠羊侃一个人才使大家安定，才能高下相差如此可见。
齐文宣帝即位几年，就沉迷酒色、放纵恣肆，法纪全无。但还能把政事委托给尚书令杨遵彦，才使内外安定，朝野平静，大家各得其所，而无异议，整个天保一朝都如此。
杨遵彦后来被孝昭帝所余，刑政於是衰弱。
斛律明月，是齐朝抵御敌人的功臣，却无罪被杀，将士人心离散，周人才有灭齐的想法，关中到现在还称颂这位斛律明月。
将军这个人的用兵，何止是万夫之望而已，而是他的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命运。

勉学篇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
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
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及至冠婚，体性梢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
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别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
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
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於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
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吴；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吴；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於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茶，岂得同年而语矣。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
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槊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
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
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风之术也。
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好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
表及农商工贾，廝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於事也。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於行耳。
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怕声下气，不惮的劳，以致甘膜，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
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城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老身基，翟然自失，敛容抑志也。
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穷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
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黜己，齿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贤容众，茶然沮丧，若不胜衣也。
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
历兹以往，百行皆然，纵不能淳，去泰去甚…，学之所知，施无不达。
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悦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禀，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独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
梁朝皇孙以下，总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己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
冠冕，而为上者，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绥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
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
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那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
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
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八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似》，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邺平之后，见徒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褐，我自欲之。”
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译文
从古以来的贤王圣帝，还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是普通百姓之人呢！
这类事情遍见於经籍史书，我也不能一一列举，只举近代切要的，来启发提醒你们。
士大夫的子弟，几岁以上，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毛诗》和《论语》。
到了加冠成婚年纪，体质性情稍稍定型，凭著这天赋的机灵，应该加倍教训诱导。
有志向的，就能因此磨炼，成就士族的事业；没有成就功业志向的，从此怠惰，就成为庸人。
人生在世，应当有所专业，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懂技艺的人则考虑方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
然而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於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法日子，以此来终尽夭年。有的凭家世馀荫，弄到一官半职，就自感满足，全忘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像坐在云雾之中。
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谈古赋诗，又是沉默低头，只会打呵欠神懒腰。
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致一辈子长时间受愧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士族子弟，多数没有学问，以至有俗读说：“上车不落就可当著作郎，体中无货也可做秘书官。”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涂脂抹粉，驾著长檐车，踏著高齿屐，坐著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靠著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左右摆满了器用玩物，从容地出入，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
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
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众，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於享乐的人，多如秋草。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子、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著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
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通晓兴亡的能耐。
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
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
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
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於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於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於做实事。
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於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
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
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
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
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
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
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
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
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
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
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
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
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
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
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
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
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
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於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於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文章篇

阮籍无礼败俗，稽康凌物凶终，傅玄念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传，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於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许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铫弊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釃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於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街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旅，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而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
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译文
阮籍因无礼败坏风俗；稽康因欺物不得善终；傅玄因愤争而免官；孙楚因夸耀而欺上；陆机因作乱而冒险；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致危；颜延年因负气而被免职；谢灵运因空疏而作乱；王元长因凶逆而被杀；谢玄晖因侮慢而遇害。以上这些人物，都是文人中杰出的，其他不能统统的记起，大体如此。至於帝王，有的也未能避免这类毛病。从古当上天子并有才华的，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都被世人讥议，不算有美德的君王。从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到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一流人物，享有盛名而免於过失祸患的，也时常听到，只是其中损丧败坏的占多数。对此我常思考，寻找病根，当是由於文章这样的东西，要高超兴致，触发性灵，这就会使人夸耀才能，从而忽视操守，敢於追求名利。在现在文士身上，这种毛病更加深切，一个典故用得恰当，一个句子做得清巧，就会心神上达九霄，意气下凌千年，自己吟咏自我欣赏，不知道身边还有别人。加以砂砾般的伤人，会比矛戟伤人更狠毒；讽刺而招祸，会比刮风更迅速。应该认真思考防范，来保有大福。
学问有利和钝，文章有巧和拙，学问钝的人积累功夫，不妨达到精熟；文章拙的人钻研思考，终究难免陋劣。其实只要有了学问，就是以自立做人，真是缺乏资质，就不必勉强执笔写文。我见到世人中间，有极其缺乏才思，却还自命清新华丽，让丑拙的文章流传在外的，也很众多了，这在江南被称为“伶痴符”。近来在并州地方，有个士族出身的，喜欢写引人发奖的诗赋，还和邢邵、魏收诸公开玩笑，人家嘲弄他，假意称赞他，他就杀牛斟酒，请人家帮他扩大声誉。他的妻是个心里清楚的女人，哭著劝他，他却叹著气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所承认，何况不相干的人！”到死也没有醒悟。自己能看清自己才叫明，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学作文章，先和亲友商量，得到他们的评判，知道拿得出去，然后出手，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为旁人所取笑。从古以来执笔写文的，多得说也说不清，但真能做到宏丽精华的，不过几十篇而且。只要体裁没有问题，辞意也还可观，就可称为才士。但要当真惊世流俗压倒当世，那也就像黄河澄清那样不容易等待到了。
凡是作文章，好比人骑千里马，虽豪逸奔放，还得用衔勒来控制它，不要让它乱了奔走的轨迹，随意跃进那坑岸之下。
文章要以义理意致为核心脊梁骨，气韵格调为筋骨，用典合宜为皮肤，华丽辞藻为冠冕。如今相因袭的文章，都是弃本趋本，大多浮艳，辞藻和义理相竞，辞藻胜而义理伏，用典和才思相争，用典繁而才思损，放逸的奔流而忘归，穿凿的补缀而不足。
时世习俗既如此，也不好独自立异，但求不要做得太过头。真出个负重名的大才，对这种体裁有所改革，那才是我所盼望的。
古人的文章，气势宏大，滞洒飘逸，体度风格，比现今的文章真高出很多。只是古人在结撰编著中，用词遣句、过渡钩连等方面还粗疏质朴，於是文章就显得不够周密细致。如今的文章，音律和谐华丽，辞句工整对称，避讳精细详密，则比古人的高超多了。应该用古文的体制格调为根本，以令人的文辞格调作补充，这两方面都做得好，并存不可以偏废。

名实篇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个名於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於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祜，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於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橹也！虑子贱云：“诚于此者形於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平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逾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尝於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遂设宴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
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今，颇自勉笃，公事经怀，每加抚恤，以求声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齎梨枣饼饵，人人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思。”民庶称之，不容於口。及迁为泗州别驾，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难继，功绩遂损败矣。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