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2

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三）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刘正、杨冰的《周易通说》(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2、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吴玄《易经半月通》(1991)，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晋《周易与华夏文明》(1998)，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熊逸《周易江湖》(2006)，芦哲峰《周易本易》(2017)，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3、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4、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5、《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十一、西方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

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易经大意》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

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

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

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