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10

（13）致命：即指回来后向君主汇报情况。

（14）固；虚伪矫情。

（15）博：取得成功。

（16）堕：通“惰”，懈怠。

（17）齐相：这里指孟尝君田文。

（18）并：摒弃。

（19）亶：诚然。

（20）鰌：凌迫，钳制。

（21）四、三：这里是虚指，是国家分裂的意思。

（22）倜然：高举的样子。

（23）反然：改变的样子。

（24）而往：以上。

（25）修政：修正。

（26）陶诞：欺诈。

（27）辟之：譬如。

（28）入穴：古代利用挖地道攻城的战术。

（29）歾：通“刎”。歾颈：自杀的意思。

（30）出自《诗经?大雅?板》。

（31）諰諰然：忧惧的样子。

（32）楚父：指楚怀王。

（33）国举：指秦国攻破楚国都城。

（34）这两句话是讲楚国谋求雪耻的努力。

（35）案：则，这里指楚国在秦国的打击下无力反击。

（36）沙羡：地名，在今湖北境内。

（37）这几句讲秦国的威势。

（38）节威：少用威势。

（39）错：通“措”，放置，这里指不进行讨伐。

（40）假今：当今。

（41）应侯：指范雎，秦昭王的相。

（42）佻：妖艳的意思。

（43）及：到。

（44）倜然：高原的样子。

（45）諰：畏惧，害怕。

（46）驳：不纯的意思。

（47）时：即现在所讲的四季。

（48）敦比：勤于政事。

（49）县日：延续时日。

（50）补漏：不能建立功业。

（51）敬：重视，不敢怠慢。

（52）善箸：善谋。

（53）出自《诗经?大雅?蒸民》。

（54）节：调节，适应。

（55）倍：通“背”。

（56）芸：通“耘”，拔除。

 

 

《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 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 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 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 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 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 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 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 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 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 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 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 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 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 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 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 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 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 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 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 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 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 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 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 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 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 “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 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 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 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 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 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 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 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 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 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 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50. 译文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阴阳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阴阳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阴阳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阴阳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正论》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

　　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 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 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 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 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 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 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 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 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 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 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

　　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 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 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 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 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 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 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 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 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 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 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 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 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 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 之耳。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 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 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桀纣者、其志虑至险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 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 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 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能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 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 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 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 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 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剕、枲 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

　　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 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 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 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 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 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 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 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 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 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 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 制也。

　　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 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 不足与谋智，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

　　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 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 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曰：“死而擅之。”

　　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 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 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 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 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 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

　　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

　　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 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 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余人，侍西房；居则设 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 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 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 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 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 子无老。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 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

　　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 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 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 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 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 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 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 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 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 不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 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 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 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 人犹莫之抇也。是何故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 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 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 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 利矣哉！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曰：太古薄背，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 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 此之谓也。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于也；知见侮 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应之曰：然则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

　　曰：“恶而不辱也。”

　　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 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 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 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 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 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 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 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说莫病是矣。

　　子宋子曰：“见侮不辱。”

　　应之曰：凡议必先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 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 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

　　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 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 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 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 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 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 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 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则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砖 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 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 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

　　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 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 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 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 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 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 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50. 译文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君主的统治措施以周密隐蔽为有利。”这种说法不对。

　　君主，好比是民众的领唱；帝王，好比是臣下的标杆。那臣民们将听着领唱来应和，看着标杆来行动。领唱沉默，那么民众就无从应和；标杆隐蔽，那么臣下就无从行动。臣民不应和、不行动，那么君主和臣民就无法相亲善了。像这样，那就和没有君主一样，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君主，是臣民的根基。君主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能治理好了；君主端正诚实，那么臣民就老实忠厚了；君主公正无私，那么臣民就坦荡正直了。臣民治理得好就容易统一，老实忠厚就容易役使，坦荡正直就容易了解。臣民容易统一，国家就会强盛；臣民容易役使，君主就能建立功业；臣民容易了解，君主就会明白清楚。这是安定得以产生的缘由。君主隐蔽不露，那么臣民就疑惑迷乱了；君主阴暗险恶，那么臣民就虚伪欺诈了；君主偏私不公正，那么臣民就紧密勾结了。臣民疑惑迷乱就难以统一，虚伪欺诈就难以役使，紧密勾结就难以了解。臣民难以统一，那么国家就不会强盛；臣民难以役使，那么君主就不能建立功业；臣民难以了解，那么君主就不清楚。这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以明朗为有利而以阴暗为不利，以公开为有利而以隐蔽为不利。君主的统治措施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安逸；君主的统治措施阴暗不明，那么臣民就危险。臣民安逸，就会尊重君主；臣民危险，就会鄙视君主。君主的措施容易被了解，那么臣民就亲爱君主了；君主的措施难以被了解，那么臣民就害怕君主了。臣民亲爱君主，那么君主就安逸；臣民害怕君主，那么君主就危险。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没有比难以被了解更坏的了，没有比使臣民害怕自己更危险的了。古书上说：“憎恨他的人众多，他就危险了。”《尚书》说：“能够彰明贤明的德行。”《诗》云：“彰明美德在天下。”古代的圣王也彰明自己，难道只是使自己幽深难知就算了吗？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商汤、周武王把它篡夺了。”这种说法不对。认为夏桀、商纣曾经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是对的；认为他们亲自占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就不对了；以为天下都掌握在夏桀、商纣手中，那也是不对的。

　　古代天子有上千个官吏，诸侯有上百个官吏。依靠这上千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中原各诸侯国，就可称作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依靠这上百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国境之内，国家即使不安定，还不致于被废黜撤换垮台灭亡，就可称作为诸侯国的国君。圣明帝王的子孙，是拥有天下的后代，是权势的占有者，是天下人所尊崇的帝王之家，但是如果没有才能又不公正，内则百姓怨恨他，外则诸侯背叛他，近处是境内不统一，远处是诸侯不听从，政令不能在境内实行，甚而至于诸侯侵略分割他，攻打讨伐他；像这样，那么他即使还没有灭亡，我也要说他已经失去天下了。

　　圣明的帝王死了，那些拥有权势的后代没有德才，不能够用来掌握天下，天下等于没有了君主。诸侯中如果有人能够德行贤明威信崇高，那么天下的人民就无不愿意得到他让他做自己的君长；然而暴君统治的国家偏偏奢侈放纵，怎么能杀掉暴君呢，一定不伤害没有罪过的民众，那么杀掉暴虐之国的君主就像杀掉一个孤独无依的人一样。像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使用天下人民了。能够使用天下人民的就叫做帝王。

　　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遵行那正确的政治原则，奉行那合宜的道义，兴办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去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夏桀、商纣并不是丢了天下，而是违背了夏禹、商汤的德行，扰乱了礼义的名分，干出了禽兽般的行为，不断行凶，无恶不作，因而天下人抛弃了他们。天下人归顺他就叫做称王，天下人抛弃他就叫做灭亡。所以夏桀、商纣王并没有拥有天下，而商汤、周武王并没有杀掉君主，从这个角度就能证明它。商汤、周武王，是人民的父母；夏桀、商纣王，是人民的仇敌。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把夏桀、商纣王当作君主，而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谴责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的仇敌当作君长，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如果认为天下归附的人才是君主，那么天下人从来没有归附过夏桀、商纣王，这样的话，那么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就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过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在毁谤他们罢了！

　　所以天子一定要有理想的人选来担任。治理天下，那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不是最强劲有力的人是不能够担负它的；那范围是极其广大的，不是最明辨的人是不能够分辨它的；那人民是极其众多的，不是最英明的人是不能够协调他们的。这三个最，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没有谁能称王天下。圣人，是道德完备、十全十美的人，他就像挂在天下的一杆秤。

　　夏桀、商纣王，他们的谋虑极其险恶，他们的思想极其愚昧，他们的行为极其昏乱。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能的人鄙视他们，人民怨恨他们，他们虽然是夏禹、商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帮助。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箕子，结果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要拿他作例证。这就是他们不能保住妻子儿女的道理。所以极有德才的人能囊括天下，商汤、周武王就是；极无德才的人不能庇护妻子儿女，夏桀、商纣就是。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认为夏桀、商纣王拥有了天下而把商汤、周武王作为他们的臣子，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驼背的巫婆、瘸了腿的残疾人狂妄地自以为有见解一样。

　　所以可以有夺取别人国家的事，却不可能有夺取别人天下的事；可以有窃取国家政权的事，却不可能有窃取天下统治权的事。夺取政权的人可能拥有一个国家，却不可能拥有整个天下；窃取政权可以得到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得到整个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家是个小器具，可以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可以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可以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持；天下是个大器具，不可能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不可能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不可能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护。国家，小人可以拥有它，但是不一定就不灭亡；天下，是极其庞大的，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占有它。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用黑墨画脸来代替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用系上草制的帽带来代替；阉割生殖器的宫刑，用割去衣服前的蔽膝来代替；砍掉脚的剕刑，用穿麻鞋来代替；杀头的死刑，用穿上红褐色的衣服而不做衣领来代替。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就像这样。”这种说法不对。

　　以为当时已经治理好了么？那么当时的人根本就没有谁再会犯罪了，那就不但用不着肉刑，而且也用不着象征性的刑罚了。以为当时的人有的还是犯罪了而只是减轻他们的刑罚么？这样的话，那就是杀人的不会被处死，伤人的不会被惩罚。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平常人就不知道憎恨犯罪了，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凡惩罚人的根本目的，是禁止暴行、反对作恶，而且防范那未来。杀人的不被处死，而伤害人的不受刑罚，这叫做优惠暴徒而宽恕强盗，不是反对作恶。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并非产生于治理得很好的古代，而都是产生于混乱的现代。治理得好的古代并不是这样的。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回报，与行为的类别相应的。一件事情赏罚失当，那就是祸乱的开端。德行和地位不相称，能力和官职不相称，奖赏和功劳不相当，刑罚和罪过不相当，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王朝，惩罚商纣王，砍下了他的头，把它挂在大红旗的飘带上。这征伐暴君惩治元凶，是政治上的丰功伟绩。杀人的被处死，伤人的被惩罚，这是历代帝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刑罚和罪行相当，社会才能治理好；刑罚和罪行不相当，社会就会混乱。所以社会治理得好，刑罚就重；社会混乱，刑罚才轻。因为在治理得好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重；在混乱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轻。《尚书》上说：“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商汤、周武王不能实施禁令。”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楚国、越国不受他们的制约。”这种说法不对。

　　商汤、周武王，是普天下最善于实施禁令的人。商汤居住在亳邑，周武王居住在鄗京，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地方，但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子，凡交通能到达的地方，人们无不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为什么楚国、越国偏偏不受他们的制约呢？那些王者的制度，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哪里一定要整齐划一呢？所以鲁国人用碗，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整块皮制作的器皿。土地环境风俗习惯不同的地方，器械用具设备服饰不能不有差别。所以中原各国同样服事天子而礼节规范相同。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等国家同样服事天子而习俗不同。天子直接管辖的领地内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区外围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再向外负责守望保卫的地区则以宾客的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地区以接受约束来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