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8

贞观十五年，李承乾在百姓农忙之时，摊派杂役，不许他们轮流换班，臣民无不心怀怨恨，苦不堪言，后来他私自将突厥童仆带入宫中，于是于志宁上书进谏：

我听说苍天高远，日月显耀它的德行；君王圣明，臣下匡扶他的功业。所以周朝姬诵升为太子，有毛叔、郑毕公的鼎力辅佐；西汉的刘盈位居太子，得到夏黄公、绮里季等四位贤士的帮助。周成王有过失，丞相周公旦就鞭打自己的儿子伯禽，以告诫成王；汉代贾谊多次上书文帝谈论国家大事，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贤臣，真诚正直的人。历代的君王无不再三叮嘱太子，因为太子身为王储，将要担当继承帝业的大任。太子良善，那么老百姓都会感谢他的恩德；太子作恶，那么就会殃及万民。现在，我听说仆寺、司驭、驾士、兽医等人，从初春到夏末，长期居住在宫内服役，不让他们轮番值勤。他们中有的人家中双亲尚在，但是却因此得不到应有的侍奉；有的人家中有幼小的儿女，也因此得不到父亲的照顾抚育。这样做既荒废了他们的春耕，又妨碍了他们的夏种。这样做与抚养百姓之道相违背，久而久之恐怕遭到怨言。如果民怨传到圣上耳中，只怕您悔之晚矣。另外，突厥达哥支等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够用仁义诚信来期望和对待他们？他们的本心不知忠孝，言行不辨是非，接近他们会败坏您的英名，宠信他们也对增加您的盛德毫无益处。现在把他们带入宫中，没有人不惊恐万分，岂止是我一个人的见识平庸，独自忧虑。殿下做事应该符合至尊的身份，与黎民百姓的愿望相符，勿以小恶而为之，勿以小善而不为。您理应遵守防微杜渐之道。斥退小人，任用忠良。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美德就能日见昌盛，美名也会自然远扬。

李承乾看后大怒，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家刺杀他。当时于志宁正在为母守丧，期限未到又被任命为太子詹事。两个刺客偷偷潜入于府，看见他睡着草苫、枕着土块为亡亲服丧，最终不忍心下手。

等到后来李承乾劣迹败露，唐太宗得知于志宁的事迹，勉励慰劳了他。

 

 

 

《卷五·论仁义》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挽救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既然我们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们用作统治国家的典范。现在，我们要以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希望这有助于铲除近代的虚伪之风。”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荒废凋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陛下在天下积弊之时统领国家，弘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实乃万民之福。但没有贤才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太宗说：“我求贤若渴，即使夜晚做梦都梦到贤才。”给事中杜正伦说：“哪个时代都有人才，随时等候陛下的发掘任用，哪里用得着去梦傅说，遇吕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赞赏他的话。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原来认为在离乱之后，民间的风俗习惯会很难改变，近来我发现百姓逐渐懂得了廉洁和羞耻，官员庶民都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关键要看施政是治还是乱。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最近，我检查武器库里的铠甲兵器，发现已远远超过隋朝了。”唐太宗说：“整修兵器防御寇乱，虽然是紧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们把心思用于治国之道，各自务必竭尽忠贞，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我真正要的铠甲兵器。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甲兵器不足，才遭到灭亡的吗？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群臣才会怨恨叛离他。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啊！”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儿游弋，多施仁义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恐惧而躲避灾害，却不知施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地将仁义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会远离仁义之道。这就好比用饮食来滋养身体，要让肚子经常吃饱，就能够维持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论忠义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授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遗其书曰：“想卿忠节之风，故有斯赠。”初，大业末，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及义旗克京城时，代王府僚多骇散，惟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士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稍却，布列阶下。须臾，高祖至，闻而义之，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閤下，思廉泣拜而去。见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谓乎！”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无之，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王珪曰：“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见群贼纵横，遂转骑远诣江都，谏炀帝，令还京师。既不受其言，后更涕泣极谏，炀帝怒，乃远使追兵，身死瘴疠之地。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宿卫， 宇文化及起逆， 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为隋将，共国家战于潼关，闻京城陷，乃引兵东走。义兵追及于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杀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领士卒多溃散。通惟一身，向东南恸哭尽哀，曰：‘臣荷国恩，任当将帅，智力俱尽，致此败亡，非臣不竭诚于国。’言尽，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托疾固辞。此之忠节，足可嘉尚。”因敕所司，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

贞观六年，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因谓曰：“武德中，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今赏公忠謇，有此迁授。”叔达对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臣所以竭诚进谏。”太宗曰：“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实为社稷之计。”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深理之，不可舍也。”侍中魏征承间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慎守，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贞观八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亲定，问于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征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

贞观九年，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尝因宴集，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瑀拜谢曰：“臣特蒙诫训，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伤其以忠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年夭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停舆驻跸，亲降神作，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伏读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勖励名节，知为善之有效！”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征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

 

20. 译文

 

冯立，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太子死后，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冯立感叹道：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手下随从说：“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第二天，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太宗对他说：“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冯立哭着回答：“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希望能够为他卖命，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我没有顾忌太多。”说完悲痛不已，太宗好言安慰他，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亲信说：“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不多久，突厥攻打便桥，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杀死突厥兵许多人，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等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被杀，士气低沉，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谢叔方下马大哭，离开了军队逃走了，第二天便自首了，太宗说：“谢叔方真是仁义。”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

贞观八年，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太宗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徵才行。”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贞观九年，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赐诗写道：“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萧瑀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赞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当年死得冤枉，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拜读陛下的祭文，既感动，又欣慰。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怎敢不勉励名节，知道为善终有好报。”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特进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身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寒冬季节才显松柏。对隋朝来说，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可以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散离，没有留下来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就不要有所遗弃。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卷五·论孝友》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虞世南，初仕隋，历起居舍人。宇文化及杀逆之际，其兄世基时为内史侍郎，将被诛，世南抱持号泣，请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纳。世南自此哀毁骨立者数载，时人称重焉。

韩王元嘉，贞观初，为潞州刺史。时年十五，在州闻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师发丧，哀毁过礼。太宗嘉其至性，屡慰勉之。元嘉闺门修整，有类寒素士大夫，与其弟鲁哀王灵夔甚相友爱，兄弟集见，如布衣之礼。其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轨，武德中，初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为寿州刺史，属高祖崩，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衣布服，示有终身之戚。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征对曰：“臣愚暗，不尽知其能，惟吴王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间、平，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妻征女焉。

贞观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门，食而舍肉，人问其故，曰：“归以奉母。”太宗闻而叹曰：“仁孝之性，岂隔华夷？”赐尚乘马一匹，诏令给其母肉料。

 

20. 译文

 

司空房玄龄侍奉继母，能顺承继母的脸色，恭敬谦谨超过一般人。继母生病时，他每次请大夫上门，总会流泪迎拜大夫。在居丧期间，房玄龄更是悲伤过度，骨瘦如柴。太宗叫散骑常侍刘洎前往安慰劝解，并送去寝床、粥食和盐菜。

虞世南，起初在隋朝做官，担任起居舍人。当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的时候，他的哥哥虞世基任内史侍郎，也要被一同诛杀。见到这种情况，虞世南抱着哥哥号啕痛哭，一再请求让自己代替哥哥去死，宇文化及却不同意。从此以后的好几年，虞世南都悲痛万分，并且消瘦得只剩骨架，他的这种品行被当时人所尊重推崇。

韩王李元嘉，在贞观初年，任潞州刺史。当时他十五岁，在潞州听说他的母亲生病，于是痛哭流涕，不能饮食，后来到京城为母发丧，悲伤超过了丧礼的礼仪。唐太宗称赞他至情至性，常常安慰劝勉他。李元嘉家里非常朴素简洁，像寒门士大夫的家一样，他和弟弟鲁哀王李灵夔手足情深，每次兄弟相见，就像普通百姓一样亲切随便。他这样洁身自好，内外如一，当时诸王没有人比得上。

霍王李元轨，在武德年间，被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任寿州刺史，唐高祖死后，他放弃了官职，并且常常穿粗布衣服，以此表示对高祖的悲戚和怀念。唐太宗曾经问侍臣：“皇族中，谁最贤德？”魏徵回答说：“我愚钝，不能完全了解他们。我和许多皇叔交谈过，只有吴王和我谈的那几次话，让我感到汗颜。”唐太宗说：“你可以把他比做前代的哪位贤人呢？”魏徵说：“论经通礼仪，博学文雅，他相当于汉代河间献王德，东平献王苍。若论孝道，他可与古代的曾参、闵子骞相媲美。”从此，唐太宗对霍王更加宠爱信任，并把魏徵的女儿嫁给了他。

贞观年间，有个突厥人史行昌在玄武门做看守，吃饭时留下肉不吃，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带回家去奉献给母亲。”唐太宗听到这事后感叹地说：“仁孝之本性，哪分汉人和夷人呢？”于是赐他一匹皇上养的马，还下令为他母亲送去肉食。

 

 

《卷五·论公平》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征宅以赐之。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征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征因上疏曰：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粃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史鱼所以遗恨也。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为国家者，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乱亡不恤，将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情在告讦，好言朋党。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也。若时逢少隳，往而不返，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不可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且夫进善黜恶，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不假刍荛之议，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不可务乎？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