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6

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明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立，世道交丧，一时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安所庶几。爱敬烝烝，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十家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乐彻簨簴，言必凄动，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叙。陛下每见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器，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绪裔承守，与国无疆。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儿，恐失之远矣。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政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之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20.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官品都列为一等，享受一千三百户的俸禄。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道：“在太原初举义旗时，我便带兵首先赶来响应，现在房玄龄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等，我私下不服。”太宗说：“国家大事，只在赏罚。所赏的人和他的功劳相当，无功的人自然退避不争；所罚的人和他的恶行相当，做坏事时人们才会感到畏惧。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如今论功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抚社稷的功勋，就像汉代的萧何一样，虽没有汗马战功，但能制定策略、推荐贤能，所以应该功居第一。叔父是国家至亲，要封赏我当然无所吝惜，但不能因为亲私关系就随意与功勋大臣同样封赏！”因此功臣们相互之间说：“陛下秉公封赏，不偏袒亲眷，我们怎么可以胡乱申诉猜疑呢？”当初，高祖把同宗子弟和三代之内的旁系弟侄分封为王的有几十人。太宗对臣下们说：“从两汉以来，只封子和兄弟，宗室中疏远的，除非有大功如汉代的刘贾、刘泽那样，否则一律不得受封。如果所有的宗室都封王，就会劳苦万民。”于是把郡王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都降封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认为周朝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执掌江山八百余年，秦朝废除了分封制度，只经历了两代就灭亡了。汉代吕后想篡夺汉室天下，最后靠刘姓宗室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子弟的方法应该是子孙保全江山的最好办法。于是定下制度，分封子弟荆王元景、吴王恪等二十一人为都督，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人为刺史，并且世袭爵位。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书表示反对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是历代帝王的一贯做法。尊重皇上使他高枕无忧，这是人之常情。考虑安定国家的方策，以开辟未来大业，这是所有帝王万古不变的想法。然而，王朝的命运有长有短，国家有治有乱，认真考察历代的典籍，对这个问题讲述得很详细。人们都说周朝的统治超过了其命数，秦的统治还没达到其应该享有的期限，国家存亡的原因，是由于是否分封诸侯。周朝借鉴夏殷统治长久的经验，遵循前代的统治经验，实行皇帝与诸侯并存的制度，加强统治力量，注意保全根本，即使王道废弛，可是各个朝代统治祭祀却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先王的遗训，舍弃先王的统治方法；倚仗华山一带地形险要，废除诸侯，只设置郡守。结果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的封邑，百姓很难与之共处，所以陈涉揭竿起义，秦朝就迅速灭亡了。

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天下，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命于天的。建邦立国是天命转移的缘故，心忧百姓是有道明君的高贵品德。即使资质像曹操这样的养子，身份像汉高祖那样的役徒，他们也不是有意夺取天下，即使想逃脱也逃脱不掉的。相反，如果是百姓民心不归，精华已尽，像尧、舜这样的皇帝，像放勋、重华这样的德行，他们也守不住基业，不能永保国家兴隆。从这里可以看出，国统的长短，在于天时，政治的兴衰，在于人事。周代的统治卜算起来，已经历三十余代七百多年。虽然历经浮沉兴衰，但周代开国的宏大气象还存在，这些通过卜筮所展示的祥瑞的法果，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祸患，那是由于国运渐衰，灭亡的日子将至的缘故，与当时的分封没有太大关系。暴秦的运数，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年，是受命于天的君主，他的才德与禹、汤相去甚远，后来的继承者，才能也远远比不上启、诵。即使有李斯、王绾等功臣，将闾、子婴诸子弟广受封土，列为诸侯，又怎能抗拒汉朝的兴起，阻止汉高祖称帝呢？

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其本身的原因，而写书的人大多墨守成规，分辨不出古今的差别，弄不明白时代风气虚伪与淳厚的区别。想在众多朝代之后，实行夏、商、周三代的办法，将天下五服之内的国土全部分封给诸侯，千里王畿也都分给卿大夫做采地。这是要在虞舜、夏禹的时代实行上古结绳记事的古老方法，在汉魏时代推行远古象刑法典，这样的做法，必定造成纪纲松弛、社会混乱。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胶柱鼓瑟更是弹不出乐章。大家只知道楚庄王问鼎的蛮横和晋文公想得到王者葬礼的野心，惧怕霸王的军队，秦王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高祖时，没有诸侯出来援助。未能从望夷宫秦二世被弑事件中有所领悟：像夏朝后羿推翻太康、寒浞杀害后羿所带来的灾难，更是不堪回首；魏朝的高贵乡公遭遇的杀身之祸，与周幽王被申侯与缯勾结犬戎所杀那样悲惨的遭遇，是谁也不愿碰上的。这都是帝王自己昏乱，自己把自己由太平引向覆亡，与郡县制与分封制都没有关系。皇室一旦建立，几代之后，逐渐衰微，原来作为屏障的诸侯，都变成仇敌，以至于各诸侯家庭传统不一样，国家政治各自不同，以强凌弱，以众侵寡，彼此互相攻城夺地，干戈相见。狐骀之战使邾国妇女全部用麻束发送葬；崤陵之战，秦军全军覆没，连一只车轮也未能返回秦国。这里只略举数例，其余的不可胜数。陆士衡却一本正经地写道：“继位的国君虽然抛弃九鼎而出逃，凶恶的外族占据了京城，但天下却太平无事，终究会扭转乾坤，化乱世为太平。”这话真是荒谬透顶。实行郡县制，设官分职，任用贤能，用贤良的人才，担负起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分别担任刺史、太守。哪个朝代没有贤良的人才？任用这些贤才做官，就会使土地呈现祥瑞、上天赐予宝物，百姓就会称颂国君为人民的父母，把朝廷奉为神明。而曹元首却说什么：“与人（指诸侯）能共享其乐的，人必为他（指君主）分忧；与人能共享安逸的，人必能为他解难。”怎能说分封诸侯就能共同承担安危，而任命刺史、县官，他们就不能与国君同忧共乐？这是何等荒谬啊！

被封的皇亲国戚，无不凭借门第，忘掉祖先创业的艰辛，自以为生下来就应享荣华富贵，一代比一代更骄奢淫逸。他们修筑别馆，驱使民力为其效劳，召诸侯共同玩乐。夏朝大臣陈灵违背君臣之礼，和臣下一起侮辱皇子徵舒。卫宣公违背父子之道，纳子之妻，最终将两个儿子杀死，还说自己想使国家安定，难道就这个样子吗？朝廷百官，都是经过选拔的，他们的政绩，应该通过审核才能决定。那么人们的进取之心就会日益迫切，并经常自我激励，有的计日受俸，其余分文不取；有的只身赴任，不带妻儿。有的因为珍惜柴薪，索性就吃干饭；有的感激朝廷的信任，只饮当地之水。羊续官为南阳太守，却布衣裹身，范丹身为莱芜县令却家贫如洗。如果说做官都是为了贪图利禄，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清廉呢？总而言之，只要爵位俸禄不是世袭，任用贤才的路子就会很宽广；百姓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君，他们就人心惶惶。这个道理是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懂得的，怎么会迷惑不解呢？至于像灭国弑君、败坏纲纪一类的事，在春秋二百年间从来就没有断过。到睢水祭祀，就杀掉小国国君做祭品；鲁国无道，庄公夫人姜氏私自与齐侯幽会。纵然是西汉哀帝、平帝年间，东汉桓帝、灵帝之时，也不至于荒淫无道到这种程度。为政的道理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概括。

陛下手握纲纪、掌管天下，开创帝业，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扫除邪气凶灾于四海之内。开创大业，传承子孙，媲美天地以立德；发布号召，施行政令，言行顺应万物之理。圣心独察，永远缅怀古代先贤。如今将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分封子弟、封赏诸侯。我认为自从汉、魏以来，流弊未歇，从尧、舜时代以后，至公之道就已经背离很远了。晋代失去权柄，国家分崩离析，后魏趁机兴起，致使华夏民族与异族杂居。纵然南北分治，相隔遥远，文人还在学习经国之术，武将仍是壮心不已，这些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阶梯，滋长了虚假不淳朴的风气。隋文帝是后周外戚，他驾驭群英，玩弄权术，篡周自立，坐享其成，不是打来的天下。他的统治持续了二纪，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恩德。等到隋炀帝即位，世道败坏、道德沦丧，当时的人物，几乎全都被摧毁。虽然陛下用自己天赋的神勇，平定了四方祸乱，然而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百姓的疲弊也尚未安宁。

自从陛下顺应太上皇的旨意，继承大统，将全部精力用于治理国家，统观前代君王的经验得失。虽然您的至善之道难以名状，但就某些方面的具体表现来说，也可以粗略地陈述出梗概。陛下爱敬敦厚，对待父母操劳侍奉不知疲倦，这是大舜一样的孝道。陛下亲自进宫询问太上皇起居，亲自为太上皇品尝饭菜，这是周文王的德行。陛下每有官司，必定亲自审查，以免产生冤情。用断趾的刑法代替斩刑，可见陛下的恻隐之心，这是大禹见罪人而流泪的襟怀。陛下表情庄重、言行率直，虚怀若谷、肯于纳谏，对鄙俗之言不怠慢，对山野之人不忽视，像帝尧一样乐于接受意见。陛下推崇教化，鼓励求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并将大儒任命为卿相，像圣人一样地循循善诱。由于夏天宫中湿热，不利于食宿，臣子们请陛下换个宽敞明亮的地方居住，陛下却害怕浪费钱财，违背了臣民的心愿，不顾及自身的寒暑，安于简陋的居所。最近几年又遇霜灾歉收，饥荒四起，仓库空虚。陛下怜惜百姓，开粮仓拯济灾民，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而您自己却只吃粗淡的饮食，停止钟鼓之乐不听，时刻想着百姓疾苦，容貌日渐消瘦。吉时周公因为远方有人前来朝贡而欣喜，夏禹也因为四方安定而感到自豪。陛下即位后，四方少数民族纷纷臣服，万里迢迢归顺仁德之君，但陛下依然谨慎小心，没有驱使百姓开拓疆土。陛下心怀贤德，不图千古英名，只求为百姓赢得安宁的生活。陛下因为天下的忧患劳苦而心急如焚，而杜绝自身的巡行玩乐。每次上朝听政，听取接纳百官的诤谏却毫无倦意，智慧遍及万物，道义惠及天下。罢朝之后，还要与亲近的大臣讨论政教得失，言谈出于肺腑，只涉及政事，其余一概不谈。午后太阳偏西，必定下令才学之士进宫，赐予闲职，与其畅谈典籍，或作诗谈玄，以至深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四个方面，您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圣贤，当居首位了。弘扬这样的风气教化，昭示四方百姓，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换天地。而现在淳朴的德行之所以没有推行开来，浮夸诡诈的风气之所以没有去除，是因为积习太久，难以一下子改变的缘故。请耐心等待移风易俗，质朴取代浮华，刑法不再使用、教化大行天下，登上泰山、举行封禅的大典进行完毕，然后再去制定划分疆域、治理天下的制度，讨论诸侯土地的分封问题，也为时不晚。《周易》有言：“天地浩大，充满了四季更替变化的规律，更何况人事呢？”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

我见陛下下诏让王公贵族和有功的大臣都做镇藩统帅，并且可以传位给子孙，使他们世袭刺史的职位，没有大的变故，不被罢免。我认为陛下分封皇族，是爱护重视他们，让他们的王位得到世袭，与大唐的政权一样万寿无疆。（但这样很不妥，）为什么呢？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王，尚且有丹朱、商均这样无能的儿子，更何况普通的君王呢？还要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待他们，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失误。如果后辈继承父业，万一骄奢放纵，那么不仅百姓遭殃，也会连累国家。如果取消他的封国，而其先祖的功业还在；如果保留他的封国，而他本人已经罪恶昭彰。与其像这样危害百姓，还不如割爱一个已故的功臣，这才是明智的做法。如此一来，过去的所谓爱重，恰恰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应该对宗亲和功臣只分封土地、犒赏封邑就足够了；确实有才能的，就根据其特长授予官职，那么就算其能力不强也可以免除过失。过去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官职，所以忠臣得以保全名节性命，实在是因为方法得当。望陛下深思，使宗亲和功臣能够蒙受大恩，同时使其后代也能终生享受福禄。

太宗皇帝非常赞许并接纳了这些意见，于是下令废除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

 

 

 

《卷四·太子诸王定分》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20.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封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父子之间，哪有不想经常团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国事有所不同，必须让他们出去担当重任，作为国家的屏障。并且要让他们及早明白自己的职责，断绝他们对太子位置的野心。这样，我死了之后，也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所分封的诸王都因为所给的权势不合适，没有预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会有灭亡的灾祸。君主大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沉溺于私爱，因而没有借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的教训。现在诸王当中，有的过于受宠，我担心的不仅是他们倚仗宠爱而骄奢自大。从前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后，对陈思王监视禁闭，把他当成监狱里的囚犯，这是由于先皇加恩太多，继位的君主加倍提防他的缘故。这说明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害了他啊！而且皇帝的儿子何愁不富贵，身封大国，食邑户数不少，衣食无愁，还需要什么呢？而且陛下每年还另外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全无规定限制。俗话说：‘穷了不用学节俭，富了不用学奢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创业的目的，难道仅仅是处理安置现在的子弟吗？陛下现在应该制定长远的规章，让万世遵照执行。”疏奏呈上后，太宗相当赞赏，于是赏赐马周绢帛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供给魏王府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太子，于是向唐太宗进谏说：“古代圣人制定的礼义，是尊重嫡子，不重旁支的。作为太子，地位极其尊贵，日用的东西与钱财货物不加限制，跟君主没有什么两样。庶子地位低下，不得与太子一样享受同样多的俸禄，这也是用来防止嫌疑，以便根除祸乱的根源。可是古代的圣王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然后才制定国家法律。他们知道有国家，必然有亲疏贵贱，虽然一般人的子女也值得疼爱，但不得超过尊贵的太子，这种法体必须尊崇。如果不能确立各人的名分，就会造成应当亲近的人却被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却被冷落的局面。这样，谄媚取巧之徒就会乘机兴风作浪，以个人恩怨危害国家，捕风捉影。臣希望陛下为国家制定明确的法令，颁布执行，让您的功勋流传千代，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陛下日理万机，或许还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完美。我的职责是指正您的过失，不容许有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发觉供奉给太子的东西比魏王还少，朝廷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后，都觉得做得不妥。《左传》上说：“我听说爱孩子要用礼义来教导他。‘忠、孝、恭、俭’，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过去汉代窦太后和汉景帝不知道‘义’中所蕴涵的道理，于是娇宠梁孝王，封给他四十余座城池，封地达到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骄纵奢侈，大肆修建宫室，他的宫室四处可见，所费钱财更是数以万计，他出入都城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谁知他遇上不得意的事情，竟然发病而死。宣帝也娇惯淮阳王，差点造成汉的败落，最后仰赖退让之臣的辅佐，才获得幸免。何况魏王年龄还小，涉世未深，我希望皇上经常用礼义加以训导，选择良师教他兴亡成败的道理，既接受礼义方面的教导，又接受文学方面的熏陶。这样既通过忠孝进行教育，又用道德礼义加以约束，必然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的教化方法。”太宗听了他的话，十分赞许。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当今国家哪些事情最为迫切？请你们每个人对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使百姓得到休养。”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边境的少数民族。”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论语》上说：‘用德来感化他们，用礼来规范他们。’从这方面来说，礼义最为紧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不久整个中国都会慑服于陛下的恩威，一个个循规蹈矩，不敢胡作非为。但太子、诸王，都必须有各自的名分，陛下应该制定一个法令，留给子孙万代，这是当今最为紧迫的。”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我快五十岁了，已经感觉精力不足，身体日渐衰老。将我的长子立为东宫太子，另外我的弟兄和儿子将近四十人，我常常为此担忧。但自古以来，无论亲疏都没有好的办法。你们得为我寻访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太子，还有各个皇子，也都需要正直之士来辅佐。不过侍奉诸王的官员，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一久就会加深情感。王室祸乱，大多因此而产生。所以，诸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

 

 

《卷四·尊敬师傅》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赐步舆，令三卫举入东宫，诏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大见崇重。纲为太子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听者忘倦。太子尝商略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纲懔然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

贞观六年，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前所进令遂不睹三师之位，意将未可，何以然？黄帝学大颠，颛顼学录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况太子师保，古难其选。成王幼小，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日闻雅训，足以长仁益德，使为圣君。秦之胡亥，用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诛功臣，杀亲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知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今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令其式瞻礼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访正直忠信者，各举三两人。”

贞观十一年，以礼部尚书王珪兼为魏王师。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珪，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师道自处，时议善之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曰：“三师以德道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诏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

贞观十八年，高宗初立为皇太子，尚未尊贤重道，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绝不往东宫。散骑常侍刘洎上书曰：

臣闻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齿学三让，元良由是作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义。故得刍言咸荐，睿问旁通，不出轩庭，坐知天壤，率由兹道，永固鸿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匪夫崇彼干籥，听兹谣颂，何以辨章庶类，甄核彝伦？历考圣贤，咸资琢玉。是故周储上哲，师望、奭而加裕；汉嗣深仁，引园、绮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际，兴亡斯在，不勤于始，将悔于终。是以晁错上书，令通政术，贾谊献策，务知礼教。窃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富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臣以愚短，幸参侍从，思广储明，暂愿闻彻，不敢曲陈故事，切请以圣德言之。

伏惟陛下庭睿膺图，登庸历试。多才多艺，道著于匡时；允文允武，功成于纂祀。万方即叙，九围清晏。尚且虽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异闻于振古，劳睿思于当年。乙夜观书，事高汉帝；马上披卷，勤过魏王。陛下自励如此，而令太子优游弃日，不习图书，臣所未谕一也。加以暂屏机务，即寓雕虫。纡宝思于天文，则长河韬映；摛玉华于仙札，则流霞成彩。固以锱铢万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阶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臣所未谕二也。陛下备该众妙，独秀寰中，犹晦天聪，俯询凡识。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闾里好恶，凡有巨细，必关闻听。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趋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谕三也。陛下若谓无益，则何事劳神；若谓有成，则宜申贻厥。蔑而不急，未见其可。伏愿俯推睿范，训及储君，授以良书，娱之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间以书札，继以篇章，则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

窃以良娣之选，遍于中国。仰惟圣旨，本求典内，冀防微，慎远虑，臣下所知。暨乎征简人物，则与聘纳相违，监抚二周，未近一士。愚谓内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议，谓陛下重内而轻外也。古之太子，问安而退，所以广敬于君父；异宫而处，所以分别于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闱，动移旬朔，师傅已下，无由接见。假令供奉有隙，暂还东朝，拜谒既疏，且事俯仰，规谏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亲教，宫宷无因以进言，虽有具寮，竟将何补？

伏愿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远大之规，展师友之义，则离徽克茂，帝图斯广，凡在黎元，孰不庆赖！太子温良恭俭，聪明睿哲，含灵所悉，臣岂不知，而浅识勤勤，思效愚忠者，愿沧溟益润，日月增华也。

太宗乃令洎与岑文本、马周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

 

20. 译文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患有脚痛的疾病，不能穿鞋走路。于是唐太宗赏赐给他一辆代替步行的“车子”，并命令侍卫抬他进入东宫，还下诏命令皇太子亲自迎接他上殿，亲自行礼作揖，以示对他的敬重。李纲为太子讲述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还有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礼节，道理明畅，言语直白，让听者不知疲倦。太子曾经与李纲商讨自古以来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以及效忠尽节之事，李纲正气凛然地说：“受托于先王，身负辅佐储君的使命，古人认为这件事十分困难，臣却以为十分容易。”每当论起此事，李纲一脸正气，言语激昂，透露出一种刚正坚定的志向，太子每次都为之肃然起敬。

贞观六年，唐太宗下诏说：“我近来研读经典，知道古代英明的帝王，圣贤的君子都不能没有师傅。前时进上待批的诏令未设三师之位，我认为这样不好，为什么呢？昔日，黄帝向大颠求教，颛顼向录图问学，尧以尹寿为师，此外，舜向成昭学习，禹在西王国求学，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明的君王，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名师的点化，他们的功绩就不能广布天下，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名垂史册。何况我在百王之后统领天下，才智与圣人有所差别，要是没有师傅，怎么能够君临天下呢？《诗经》上不是说：‘要想不犯错误不忘教训，都必须从旧的规章制度入手。’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时治国的道理。像现在这样没有名师的教导就能统领天下，获得太平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啊。应马上发布命令，设立三师的职位。”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等智能的圣人，当然不会沾染恶习，但中等智能的人不稳定，他们的性情会随着教育而变化，况且太子的师傅，在古代就很难挑选。周成王即位时年纪幼小，周公、召公做他的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每天他都能听到有益的教诲，这足以增长他的仁义道德，使他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用赵高做师傅，赵高教他刑法，胡亥继位后，就诛戮功臣，屠杀亲族，残酷暴虐到了极点，结果秦国很快就灭亡了。由此可知人的善恶确实受身边人的影响。我如今要给太子、诸王精心挑选师傅，让他们耳濡目染礼仪法度，对自身的修养有所补益。诸位大臣，你们可求访正直忠信的人，各自推荐三两个人作为候选。”

贞观十一年，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的老师。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子，生长于深宫之中，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没有一个不是骄奢淫逸的，因此相继灭亡，很少有能够自救的。我现在严格教育子弟，希望他们都能够保全自己。王珪是我长期任用的人，我非常了解他刚直的个性，他心存忠孝，因此选择他来担任皇子的老师。你应该告诉魏王李泰：每次见到王珪，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该倍加尊敬，不能懈怠。”王珪也用为师之道来要求自己，得到了当时的好评。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说：“三师是以德行来教导太子的人。如果三师的身份卑下，太子就没有学习的榜样。”于是下诏，让人编撰太子接待三师的礼仪制度，太子要走出殿门迎接师父，先礼拜三师，然后三师答拜，每当过门时要让三师在前。三师坐下后，太子才能坐。写给三师的书信，前边称“惶恐”，后边再写上“惶恐再拜”。

贞观十八年，高宗刚被立为太子时，还不尊贤重道，太宗又曾经命令太子居住在自己寝宫的旁边，并且不准太子住到东宫去。散骑常侍刘洎上疏说：

我听说太子要多方学习，才能成就德名；通过学习懂得礼义“三让”的法则，国家就能享受太平。历代皇子都不怕降低自己的身份，推行广泛的大义。所以，不管是粗浅的言论，还是睿智的学问，只要是有益的，就要学习，以求触类旁通。虽然足不出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只有这种办法，才可以使国家大业，得以巩固。对于从小生长在皇宫中的太子，他一直在侍女的身边长大，从未经历过忧患恐惧，也不懂得雅正之道。即使生性聪明，然而要成就大业，终需别人帮助。如果不重视诗书礼乐的教化，那他凭什么去辨别世理人伦？历代成就圣王的过程，就像雕琢玉器一样。周成王崇尚贤明，以太公、召公为师，美德得以保全；惠帝仁义，引园、绮里奇等四位贤人让他的威德显扬。太子维系着国家和宗庙的兴亡，国家的命运与他的善恶息息相关。如果一开始就不勤于世事，最终必定后悔。所以晁错上书，是为了要求太子通晓治国方略；贾谊进献策论，是想让太子辨明礼敬，教化天下。我认为，皇太子天资聪明、德性仁和，具备明察笃厚诚信文美、忠孝仁义之德，这些来自他的天性，而不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国家的江山社稷都须仰仗其德行加以巩固。太子在陛下身边侍奉寝食，在朝中已做出了表率，他在谈论艺术时体现出的聪明才智，也应在诗书礼乐方面加以弘扬。太子虽然年轻气盛，有充分的时间修养性情，但我实在担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荒废了学业，引起讥谤，安逸之风从此开始。我见识短小，有幸侍奉太子，想要使太子思虑开阔，使其在不久的将来闻名四方。我不敢故意陈述旧事，只是希望以陛下的圣明为例来作为说明。

陛下雄才伟略、蒙受天命，荣登帝位、身经百战。多才多艺，匡补时弊；文武双才，建功立业。万方有序，天下太平。即使这样，陛下仍不敢懈怠，一日比一日谨慎，从历史兴亡中获得新知，像当年那样终日劳神苦思于政务。陛下夜夜阅读典籍，比汉武帝还卓著；在马上阅览经史，比魏武帝还勤勉。陛下能自我鞭策，如此勤奋，可却让太子整日悠闲，荒废时间，不修习书文，这是臣子我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另外，陛下一搁下政务，马上投入文学写作。文章构思之妙，使长河顿失光彩，书法结构之精，令流霞飞彩黯然。因此称得上万世稀有之作，百王望尘莫及，即使屈原、宋玉都不足以相比，钟繇、张芝也难以入室。陛下能够如此，而太子却悠然自处，无所事事，不修习书文，这是我第二个不明白的地方。陛下博采众长，亘古未有，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朝会之余，接见百官，和颜悦色，广闻博取，询问古今之理。所以能知道朝廷上的对错，民间的好恶，事不论大小，都必须亲自过问。陛下身体力行，却让太子长久地陪伴自己左右，不接触正人君子，这是我第三个不明白的地方。陛下如果认为这些没有好处，为何还对此事费尽心思呢？如果认为这些有益，那就应该加以申明，为子孙做出榜样。陛下轻视了此事，对此不加以重视，恐怕是不可以的。我希望陛下推行您的风范，教诫太子，用好书教授他，使他与有才能的人交往。使太子能在早晨披阅经史，探索前朝成败的经验：夜里接待宾客，考察当代社会的得失。有时间经常写文章，那么太子就会日渐进益，增加见闻、开阔眼界。他的德行就会愈来愈完美，这真是百姓的洪福啊！

我认为太子嫔妃的选择，遍及全国。而了解陛下的圣旨，在于寻找出掌管太子宫内事务的适合之人，希望能够防微杜渐，慎重做好长远打算，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如果是选拔人才，就跟聘娶太子嫔妃有所不同了，太子已经监国抚军两年，却没有接近过一个贤士。我以为选取内宫的妃嫔都如此重视，那么选拔朝野的人才也应该如此。否则恐怕招致非议，说陛下重内轻外呀！古代的太子，向皇上问安后就退回，从而更加孝敬君父；皇上和太子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是为了避免嫌疑。现在太子侍奉陛下，动辄十多天，太师、太傅等人都无从接见。即使太子在侍奉的空隙时间，暂时回到东宫，拜访和接见官员的时间也很少。只能例行公事，对规谏之事无暇顾及。陛下不能亲自教导太子，官员又没有机会进言，虽然朝廷辅佐人员众多，但有什么用呢？

我恳请陛下教导太子遵循前人的足迹，稍微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事，以弘扬远大的志向，使师友切磋的情义和道理得以伸张。那么太子的美德就会更盛，宏图帝业将会更加宽广，普天之下的百姓，有谁会不庆幸信赖呢！太子性情温和、谦逊节俭、聪明睿智，尽人皆知，对此，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才识疏浅，但希望仿效古代忠臣，愿为沧海添一滴水，给日月增一丝光华。

唐太宗于是下诏命令刘洎、岑文本、马周轮流到东宫，与皇太子谈论经世治国之道。

 

 

《卷四·教戒太子诸王》

 

贞观七年，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但出敕云，有谏者即斩，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故克己励精，容纳谏诤，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征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其序曰：

观夫膺期受命，握图御宇，咸建懿亲，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轩分二十五子，舜举一十六族，爰历周、汉，以逮陈、隋，分裂山河，大启磐石者众矣。或保乂王家，与时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诸。然考其隆替，察其兴灭，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昧，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或设醴以求贤，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树至德于生前，流遗爱于身后。暨夫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傲狠明德，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曲宪，僭差越等。恃一顾之权宠，便怀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厌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愎谏违卜，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冏之勋庸，淮南、东阿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穷辙之涸鳞，弃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显戮。垂为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圣哲之资，拯倾危之运，耀七德以清六合，总万国而朝百灵，怀柔四荒，亲睦九族，念华萼于《棠棣》，寄维城于宗子。心乎爱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览载籍，博求鉴镜，贻厥孙谋。臣辄竭愚诚，稽诸前训。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

太宗览而称善，谓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贞观十年，太宗谓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汉已来，帝弟帝子，受茅土、居荣贵者甚众，惟东平及河间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禄位，如楚王玮之徒，覆亡非一，并为生长富贵，好自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