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2

《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七、全文及译文

 

《卷一·论君道》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20.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卷一·论政体》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 必有钓射之忧。 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20.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发现错误，有没有指出纠正？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失误。人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的，追根溯源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对自己护短，不愿听到指出自己的过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里暗自怨恨；有的为了避免和人家搞坏关系，互相顾惜面子，明明知道不属政事的范围，仍马上施行。这种迁就一个官员的私情，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没有主见，而酿成祸乱，人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当时那些人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当面说好话，背后搬弄是非，总认为没有什么；到后来大乱一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身的人，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头仅免一死，还会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一个腔调。”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人感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触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如果就此骄奢放纵，必然弄到衰乱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理当协力同心，发现事情做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讲真心话，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样。这都是由于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自然灭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爱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们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无道，人们就把他废弃而不用。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的方法，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