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14

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

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窃见服玩鲜靡，如变化于自然，职贡奇珍，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著，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成始，削轻过以添重德，择今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泰！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20. 译文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颉利、突利二位首领率领二十万士兵，长驱直入到渭水便桥以北。他们派将领执矢思力入朝面见皇帝，执矢思力虚张声势地说：“二位可汗一共有兵马百万之众，现在已到了京师。”唐太宗说：“我已与突厥和亲，你们如今却背叛我，我无所愧疚，而你们为什么兴师京城，还自夸强盛？我要先杀了你。”思力吓得连忙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等大臣连忙劝止，建议对他以礼相待，并将他遣返回突厥。唐太宗执意不肯，说：“不行，如果把他遣返，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害怕了。”于是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颉利听说大唐最近国内有难，又欺我刚刚继位。所以率军直逼长安城下，以为我不敢抵抗。我如果关闭城门自守，他们必定大肆践踏中原。局势是强是弱，在于今日的决策。我决定单独出城，以示对他们的轻视之意，并且炫耀我们的兵力，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出其不意，挫败他们的计划，制伏匈奴，在此一举了。”话毕，便骑马来到突厥兵驻地，隔着河对他们喊话，让颉利摸不清虚实。不久，大唐六军相继到达，颉利看到大唐兵力如此强盛，又得知执矢思力被囚禁，因而异常惊恐，于是请求签定和约，并很快撤了军。

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县上奏告发高州统帅冯盎、谈殿起兵反叛，唐太宗下诏令将军蔺謩调动江南、岭南几十个州县的士兵讨伐。秘书监魏徵进谏劝止说：“中原刚刚获得太平，天下疮痍满目。岭南地区又多瘴疠，山川险阻，士兵行军非常困难，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并且，冯盎如果真的造反，必然使中原地区不得安宁，他可以勾结南方少数民族，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攻城略地，设置州府。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人上奏告他叛乱，为什么却不见他的一兵一卒攻出岭南呢？既然陛下还没派使者前去查明虚实，只听岭南地方官的一面之词，就去攻打他，恐怕不明智，现在如果派人去打探，弄清真相，必然不会兴师动众，还可以使他自己上朝述职。”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岭南地区于是避免了一次战火之灾。事后，一位侍臣上奏说：“冯盎和谈殿多年来一直相互作战，陛下只派了一个使者，就使岭南地区获得了太平。”唐太宗也说：“当初岭南的地方官盛传冯盎要叛乱，我决心讨伐。是魏徵上书劝阻了我，认为应该采取仁德的策略，不经过战争他必定会自己来朝说明情况。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而岭南获得安宁，其效果真是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啊。”于是赏赐魏徵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主管大臣报告说：“南方的林邑国，上疏的言辞不恭顺，请陛下发兵讨伐他们。”唐太宗说：“出兵讨伐破坏性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所以汉光武帝说：‘每次发兵都会使我的头发变白。’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力强大，发誓要吞并晋朝，一次就出兵百万之众，结果一举而亡。隋炀帝也一定要攻破高丽，多年征战劳役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终于死于小人之手。至于突厥颉利，几年来他多次进犯中原，部落成员被战事弄得疲惫不堪，终于也灭亡了。有这些前车之鉴，我怎能轻易出战呢？况且到南方作战，要翻越崇山峻岭，那里又流行瘴疠，如果士兵们被传染上，即使战胜了南蛮，又于事何补呢？何况，南蛮林邑只是在言语之间流露不满，又何必太在意呢？”于是决定不讨伐林邑。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顺，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前代的帝王，很多都喜好疆域辽阔，以求为自己博得身后的虚名，这样做既对自己无益，也使百姓劳顿不堪。如果是对自己有益，但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何况是因为贪虚名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呢？康国如果归顺了我朝，他们有难我们就不得不援救。到那里要行军万里之遥，怎么可能不劳师动众呢？如果为求虚名而使士兵劳顿，我是不会情愿的。关于他们归顺的要求，我不接受。”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把兵士驻扎在柳谷，侦察说：“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大唐兵临城下，非常害怕，不知所措，不久就病发身亡。过些时候他将被安葬，高昌的国民将齐集在一起，到时候用两千骑兵去袭击，定能一举拿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赞同他的计策，侯君集却说：“皇上因为高昌骄傲轻慢，所以派我诛灭他们。如果趁他们国葬期间去偷袭，不足以表现大唐的威武，更不能表明我们是讨伐罪人的正义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他们葬礼结束了才出兵征讨，不久就平定了高昌。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将出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陛下如果亲征辽东，皇太子现在又在定州监国，东西二京是国库重地，虽然都设有官府、兵库，只有兵士把守，但终归很空虚，辽东又路途遥远，恐怕会出现隋炀帝亲征高丽时，杨玄感趁机起兵围攻东都的变故。并且，高丽乃边远的小国，何劳陛下亲自征讨。如果取胜，也不足以显示大唐的神勇，倘若失败，岂不贻笑世人？我请求陛下委派良将去征讨，自然可将他们摧毁。”唐太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建议赢得了当朝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许。

礼部尚书江夏人王道宗跟随唐太宗征伐高丽，唐太宗命王道宗和李为先锋。他们渡过辽水，攻克了盖牟城之后，敌军大举进攻，军中有人建议挖深沟以求保险，等唐太宗到了，再慢慢攻打他们。王道宗坚决反对，说：“不行，敌军远道而来，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倚仗人马多，所以轻视我们。其实，一次战斗就可以摧毁他们。汉时，耿弇不把敌军留给汉光武帝处置。我们既然是先锋，就应当清除敌人，为陛下开路，等待他的到来。”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道宗率领几百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径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加上李的接应，左右出击，大败敌军。唐太宗不久赶来，对他们大加赞赏和犒劳。王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唐太宗亲自替他针灸治疗，还赐给他御膳。

唐太宗在他作的《帝范》一书里写道：“武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即使疆域辽阔，穷兵黩武也会使民生凋敝。中原虽然平静，但忽略战备百姓就会懈怠。民生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懈怠更不是御敌的策略。武装既不可完全解除，又不可经常使用。因此百姓农闲时，应讲习武艺，以彰显大唐的威仪；三年练兵，以辨别等级位次。所以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每次见到青蛙，都要下车跪拜，他说：‘即使是青蛙也有一腔怨气啊。’他礼敬怒蛙，终于成其霸业。徐偃放弃武功，依赖文德，后来周穆命令楚侯将他灭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王加强武功，徐偃忘记战备。孔子说：‘不教民战事，是自我放弃，将国家拱手让给别人。’因此要知道，练习弓箭是为了安定天下，这就是用兵的作用。”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将征讨高丽，当时大臣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太平无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而陛下却要讨伐高丽，这是老百姓的隐患，我如果知道它的危害却不指出来，就会抱恨终生的。”于是上疏唐太宗：

我听说兵器不宜常用，而武力贵在消歇。当今，皇上的恩德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古代不能够攻克的国家，陛下无不所向披靡。纵观历史，成为中原祸患的，首推突厥，而陛下却能运筹帷幄，不下朝堂，就使突厥大小可汗俯首称臣。充当宫禁的宿卫，持戟于行伍之间，后来延陀鸱张的乱世枭雄，也败于大唐的神威之下，铁勒讲求信义，于是朝廷在那里设置州县。大漠以北，再也没有战争的尘烟。至于高昌在流沙的叛乱，吐浑在积石进退不定，陛下只派遣了一个偏师，就将他们一一平定。高丽人历代叛乱，没有谁可以征服。陛下怪罪他们谋反作乱，杀死国君，鱼肉百姓，亲自统率六军，进伐辽东，向他们兴师问罪。不过一旬，就攻克辽东，前后俘虏的敌军，达到十万之多，把他们发配到各州充军，都人满为患。洗刷了过去的耻辱，掩埋了阵亡将士的遗骨。与古代帝王的功德相比，陛下胜过他们何止万倍。这是陛下都很清楚的，我不必多说。

陛下仁德散布四方，孝敬之德齐于高天。看到四邻外族将要灭亡，就能估算要几年的时间，因此，即便在万里之遥的边关也能决断军务。陛下决策于万里之外，却能稳操胜券。在士兵中提拔将士，在凡夫中选择俊才。即使是远方异族的一个使者，陛下也能过目不忘，更何况一个小官的名字，陛下只要询问一次就能记牢。陛下一箭可以射穿七札，六钧重的弓可以一下拉满，加之陛下喜欢阅读古代典籍，著述文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文笔胜过贾谊、司马相如。陛下文风劲健，作文章自然文采飞扬，下笔如神。陛下对百姓仁慈宽厚，对群臣注重礼数，能倾听逆耳的忠言，好生恶杀，禁止过度捕杀鱼类和牲畜，恩德普及自然万物。陛下不惜屈尊，亲自为被流箭射伤的大将军李思摩吮血，亲自到魏徵的灵堂祭拜，为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痛哭，哀恸之情震动六军。还亲自背柴填充道路，此情足以感动天地。陛下重视黎民的生命，细心审察各种案件。我心智愚钝，有何资格谈论陛下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只是略表自己的无限爱戴崇敬之情罢了。

《周易》上写道：“知道前进也应知道后退，知道生存也应知道死亡，知道获得也应知道失去。”还写道：“知道前进和后退、生存和死亡的道理，而不失分寸尺度的，只有圣人啊。”因此，前进之中包含着后退的因素，生存之中隐藏着死亡的阴影，获得之中存在着失去的可能，我之所以为陛下担忧的原因，正在于此。《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困顿。”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经很高了，开拓的疆域，已经够广阔了。高丽国，乃边远的异族，不可以用仁义对待他们，不可以用常理来要求他们。自古以来，把它当做鱼鳖来畜养，应该对它缓简略些，如果一定要灭绝这一族类，我非常担心，它会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时那样拼死反扑。陛下每次处决死囚，一定要让三番五次地奏报，并且吃素食、停音乐，都是因为人命关天，感动了陛下的圣慈之心。况且，现在的士兵，没有谁有罪过，无缘无故让他们投身战火之中，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这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实在是天底下最惨痛的事情啊。并且，兵器是凶险的用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如果高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陛下要诛杀它是可以的；如果它侵犯了百姓，陛下要灭掉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其中有一个理由成立，哪怕一日杀一万个敌寇，也不值得内疚。可是现在三条罪状都不成立，却要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对内为其旧主雪冤，对外为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吗？

但愿陛下遵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发恩降诏，顺天布泽，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烧掉战船，停止征兵，这样各民族人民自然庆幸，远近都得安宁。为臣年老多病，活不了几天了，遗憾的是不能对国家做出微薄的贡献。在此谨尽最后一点心意，权且作为为臣死后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如果陛下垂恩，听得进老臣临终的话，那么为臣死有何憾呢？

太宗看了这篇奏书，感叹道：“此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虽然没有接纳，但还是认为他的意见是治国的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朝廷战争频仍，又大兴土木，老百姓感到不堪重负。宫中的女官充容徐氏上疏说：

贞观以来，二十多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家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没有饥荒的祸患。过去，汉武帝沿用汉文帝休养生息的制度，但后来还是到泰山封禅，把功业敬告上天；齐桓公，是一个小国的平庸之君，也行封禅之事，以显示他们的文治武功。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有大功而不居，有大德而能让。亿万人民仰戴，仍未行告成的大典；云亭二山待谒，仍未肯亲行祭天的仪式。这样的功德，足以光辉万代，流芳永久。然而古人说：“天下虽然太平，但不可放纵情欲。”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古来圣哲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就可以明白功业盛大的人容易骄傲，善始容易善终难，愿陛下使它容易保持。

我看见，近年来战火不断，东边有辽海之战，西边有昆丘之役，士兵、战马都苦不堪言，战船兵车也很艰难地在运转输送。并且征途迢迢，将士赴边和离开战场，都怀有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并且路途坎坷，风高浪急，人员和粮米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一个农夫辛勤耕种，一年不过有几十担的收成，可一遇到翻船，顷刻间几百担粮食就会化为乌有。这就等于把有限的收成填入无边的大海，贪图未到手的胜利反而丢失了自己的人马。虽然铲除顽敌是国家的职责，但穷兵黩武，也是先哲们极力避免的。过去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可是却加速了他自身的灭亡；晋武帝拥有三方之地，却转眼败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放弃仁德、轻视国家、图谋利益、忘记祸患、放纵恣情的结果吗？所以天地虽大也不能挽救其灭亡，劳苦百姓因无法生活而群起造反。因此，国土广袤并非就是国家安宁的保证，人民劳顿是国家动乱的源头，希望陛下对老百姓施加恩惠，减轻他们的劳役负担，让老百姓享受到朝廷恩德的雨露。

为妾又听说治政的根本贵在无为。私下以为土木工程不可连续不断地进行。北边门楼刚建好，就在南边建翠微宫，没过多久又要建玉华宫，这不只是浪费材料，对人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虽一再表示建筑要低标准力求俭约，还是需要伐木采石，即使用官费雇工，也不免烦扰百姓。要知道简陋的宫室和粗淡的茶饭是圣明的君主所安心受用的，而金碧辉煌的殿堂只有骄逸的君主才认为是美丽的。所以有道的君主是以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适；没有道德的君主是以淫乐享受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愿陛下使用民力有所节制，那么他们的力气就不会用完了，在用了力气之后给他们以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心里就会感到高兴了。

珍奇的玩物和浮华的技巧就像是使国家败亡的刀斧，珠玉的摆设和华丽的服饰就像是使人心惑乱的毒酒。为妾发现陛下的衣服和玩物应有尽有，而且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别人进献的奇珍异宝玲珑剔透，犹如神仙制造的一般。虽说竞求华丽为时俗所难免，实际上却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尚。要知道漆器并不是产生叛离的东西，夏桀加以制造却导致了民心离叛，玉杯也不是招灾惹祸的东西，商纣加以使用却导致了国败身亡。经验证明，奢侈华丽的苗头，不可不加以遏制。再说创始时节俭，还唯恐其后流于奢侈，创始时就奢侈，那将如何制约后代？为妾伏地而想，陛下明察秋毫，高瞻远瞩，深入钻研古代典籍，虚心征询儒林学士。千王百代治乱安危的踪迹，兴衰存亡得失成败。的原因，无疑也已包含于心中，循环于眼前，为陛下所早已洞察，用不着为妾再说什么。只是知道这个道理并不困难，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往往是因为功业卓著而志趣骄逸，天下太平而贪图享乐。希望陛下克制己欲，善始慎终，改掉小毛病以光大道德，用今天的优点取代以前的过错，这样，陛下的英名就可以与日月齐辉，大业就可以与乾坤共存了！

太宗非常赞赏这些意见，特地厚加赏赐。

 

 

《卷九·论安边》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20. 译文

 

贞观四年，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统属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边塞附近的办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我认为，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乃主动受降，因此没有将他们处死。依臣之见，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汉时，他们是中原政府的祸患，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不管天上飞的，还是地上长的，只要归顺，都应该收养。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虽愚钝，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常言道：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怀仁爱之心，那么终将不会有叛乱发生。”魏徵据理力争地说：“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胡部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听，几年之后，胡部落势力大增，将很多地方据为己有，前车之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地区，将养虎为患，贻害无穷啊。”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之道无不通达。突厥的残余部落，前来投奔我们，以保全性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地，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选拔他们的首领，派卫兵驻守那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感激大唐的恩德，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汉代光武帝在位时，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地，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他继续说道：“隋文帝兴师动众，耗尽了国库，扶持突厥可汗，让他回到旧地，后来可汗背信弃义，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企图谋反。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河南、河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少数民族不会扰乱华夏民族，这是先哲们总结的经验。让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让行将灭绝的东西延续下去，这是古代圣贤通行的原则。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政府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贞观十三年，太宗亲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攻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他们都被捕获并斩首。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地。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事后，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想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因而感到劳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想在高昌设立州县。魏徵反对说道：“陛下当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高昌王最先来朝谒，后来经商的胡人多次告发高昌王不向朝廷进献贡奉，加上他们对大国的使者不以礼相待，终于获得罪名。如果朝廷只对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还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抚他的臣民，拥立他的儿子。常言道：处罚有罪之君，安抚他的百姓，让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遥远的边关。这是最好的治国安边之策。现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立州县，必须经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守卫，并且几年要更换一次人马。每次换防，士兵们都往来奔波，死于劳顿的不计其数。士兵们还要添置衣物，离别亲人，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十年过后，甘肃以西的地区肯定会人财空虚，而陛下始终得不到高昌一把谷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这其实是拆散有用的东西，去侍奉无用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唐太宗不听他的意见，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置西州属地，定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马驻守该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假设张掖郡战火飞扬，酒泉郡烽烟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给一个人的粮米来增援吗？必须调发陇右各州军队，攻击敌人。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自己拥立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劝谏过我的人呢？”

 

 

 

《卷十·论行幸》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征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征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20.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大肆营建宫室，以便纵情游乐，从西京到东都，沿途离宫别馆随处可见，并州、涿郡，也无不如此。驰道有几百步宽，两边还种上树作为装饰。百姓无力承担徭役和劳役的重负，相继起来反抗。到了隋朝末年，隋炀帝已经众叛亲离，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他了。这样看来，多营宫室，喜爱游乐，有什么好处呢？隋朝从兴到亡我都经历过，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这样的教训，应该深以为诫啊！因此，我不敢随便动用人力，只想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发生叛乱才好。”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洛阳宫，在积翠池上泛舟，环顾身边的侍臣说：“这里的宫苑、台榭都曾是隋炀帝建造的，他生前驱使万民，为他修筑精雕细刻的宫室，丝毫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并且他还喜好到各地巡游玩乐。耗资巨大，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诗经》云：‘哪里的草不枯黄，哪一天不赶路啊？’‘远远近近东方国，织布机上都空空。’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啊。隋炀帝的荒淫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叛乱，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现在，他的宫殿完全归我所有了。隋代灭亡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君王无道吗？其实他的臣子们也不忠良。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些人，他们身居高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被皇帝委以重任，但他们只知道行小人谄媚之事，扰乱视听。这样要使朝廷不危亡，怎么可能呢？”司空长孙无忌上书说：“隋代灭亡的原因在于君王杜绝忠言，臣子苟且偷生，上下都有过失。开始不纠偏改过，后来反叛势力日渐猖獗，也没人敢把实情说出来。因此，隋朝灭亡不在天意，而是君臣之间不相互扶持所致啊。”唐太宗说：“我和各位大臣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得到江山的，因此我们应该弘扬大道、移风易俗，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魏徵等大臣说：“隋炀帝在继承隋文帝基业的时候，海内升平，如果他能长期住在关中，怎么可能遭致灭亡呢？可是后来他不顾百姓的疾苦，到各地去行幸巡游，没有归期。最后索性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