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13

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奴才告主子谋反作乱，这条律令危害非常大，必须除掉。如果真有谋反，肯定不是一个人单独的行为。一定是和别人合谋策划的。许多人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得别人议论，怎么偏偏由奴才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是有奴才告发主子的案子，不要受理，全部下令将奴才斩首处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诏令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他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弼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张蕴古，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他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纵观横看，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事故生于疏忽，灾祸生于意外，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归罪于自己，施恩于百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制定音乐防止其放荡。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外出时戒备森严，回宫时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调整其宽严，依据日月星辰检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国家法度，声音就成了时代旋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美色会损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猎会放荡人心，贪稀有的财宝是奢侈，迷亡国的音乐为yín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魏文帝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他也不制止。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被众人指责的就加以处罚，被众人赞赏的就实行赏赐。打击邪恶整顿乱世，伸张正义昭雪冤案，所以说：好比是秤，它并不确定物体的重量，而物体用秤一称，轻重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好比是镜子，它并不赋予物体形状，但是物体在镜子前面一照，美丑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不要糊里糊涂，是非不分，也不要过分苛刻，以苛察为明。虽然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酿成的问题，虽然棉絮塞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心地宽广无所不容，神智超群无所不通。像洪钟，随着叩打者用力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满足。所以说：“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宁，王侯得以天下归心。”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寒暑有序；万物无为旧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和平安宁，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陛下顺应天意，力行淳朴之风；老百姓开始归附，但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要倡导道义，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对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基本国策要掌握，语言辞令有褒贬。让天下成为公有，让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网开三面祝告禽兽逃生以示仁慈，像舜帝那样弹琴颂诗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陛下顺就了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胆妄言，纷纷进谏。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再说平时闲谈，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而在生气的时候，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的说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屡遭贬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说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过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刑法因此产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别人所受的欺骗不能得以申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高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乱而无措呢？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乱亡的根源，陛下都亲眼看见了。拿隋朝的物资、兵甲、人口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强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乱，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非细微深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乱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乱；在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出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吗？

要观察自己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吸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子砍树枝做斧柄，斧柄就在眼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这样，国家的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弄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欲，省却游猎之乐，停止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奸邪，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物，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进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爱惜点滴的财物，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励精图治以求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就会一呼百应，道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道还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淫逸的缘故。慎终如始，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自身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可不去深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精神却有点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俭，那就尽善尽美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

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高自己。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

 

 

《卷八·论赦令》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 凡赦宥之恩， 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20.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都是给那些不轨之徒设立的。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长寿命，那我向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平素行善都无效，那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卷八·论贡赋》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意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十八年， 太宗将伐高丽， 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大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20.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从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贡赋，以前已发布典章制度。本州所产，就充贡品。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剌史追求声名，嫌本地的贡赋不好，就越境到外地寻求，各地相互仿效，成为习俗，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应该改掉这种弊病，以后不得再这么做了。”

贞观年间，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能说很多人话，尤其善于应答，但它在应答之中，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唐太宗很怜悯它，把它交给使者，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

贞观十二年，西域的疏勒、朱俱波、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如果天下不安定，南方的日南、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宽疆域，安定边关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但秦始皇残酷暴虐，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傲奢侈，国运几乎被断送。我挥剑克群雄，远方异族纷纷臣服，天下太平，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但是这两个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匡扶朝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隐瞒过失，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那么国家的危亡，就近在咫尺了。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高丽官员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为天下所不容，陛下出兵讨伐他，悼唁他们的亡君，是为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春秋时，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鲁桓公接受了，把它放置在大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国君应该弘扬道德，杜绝邪恶，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损害道德，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文武百官如果效仿，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周武王战胜了商朝，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呢？真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却不惩罚他们，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唐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子，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孤苦无依，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那我不会接受。”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

 

 

《卷八·辨兴亡》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征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20.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读北周、北齐的史书，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齐主高纬非常奢侈，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以至于关隘市集，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百姓既已疲弊，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齐主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谁优谁劣呢？”魏徵回答说：“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齐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国家没有纲纪，以至灭亡。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国家的灭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齐后主要劣一些。”

 

 

 

《卷九·论征伐》

 

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滑水便桥之北，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于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征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疬，山川阻深，兵运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岭外帖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乃赐征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 有司上言： “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疬，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有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及师次柳谷，候骑言：“高昌王麴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以二千轻骑袭之，可尽得也。”副将薛万均、姜行本皆以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诏道宗与李勣为前锋，及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议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勣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勣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赐以御膳。

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房玄龄寝疾增剧，顾谓诸子曰：“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主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遂上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已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筭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振，则宫徵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州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禁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征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谓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侍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轊车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霈然之恩，降宽之大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豫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骨不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徐氏上疏谏曰：

贞观已来，二十有余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帝，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公，小国之庸君，尚涂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