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12

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戒自己。”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语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褚遂良说：“常言道，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都会记住的。”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

 

 

《卷七·论礼乐》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20. 译文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淫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卷八·论务农》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20.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卷八·论刑法》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20.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