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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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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论语》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

《卷六·论俭约》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征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于封树；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槨。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非徇名于百代也。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于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征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译文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是有兴土木的大事，必须以物资人力来衡量利弊。当初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的人力极为多数，而没有抱怨的人，顺应了力量，众人能享受建设成果。秦始皇营建宫室，但人民非常反对，因为（始皇）是为了满足其私欲，不和人民一起享受。朕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木工具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事，所以打算放弃。古人曾说：‘不做没有益处的事，只挑有益的做。’‘不显耀可以引起贪欲的财货，免得搞乱人民清净的心思’。所以可知显耀财货，他的心一定被污浊了。就像雕镂器物，珠玉服玩，如果只知道享受它们，那么灭亡的时候就能数着日子到来了。自王公及之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若装饰过于豪华，便一切都停止供应并查处。”所以二十年来，风俗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财产富饶，没有饥饿的坏情况。

贞观二年，公卿上奏说：“依《礼》中所讲的，六月夏日，可以居住在凉台，但是现在夏天暑气没有退却，秋天凉气刚刚开始，皇宫中非常潮湿，所以请求修建一座暖阁让您居住。”太宗说：“朕有哮喘病，难道就不怕潮湿？但如果修建的话，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以前汉文想修建露台，因为怜惜十户百姓家产（而放弃这个想法），朕功德不及汉文帝，而比他还要奢侈浪费，难道是为人父母的道理吗？”所以再三上书，太宗就是不允许。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用华丽的装饰宫殿，游览、观赏池台，是帝王想做的事情，（也是）百姓不希望（帝王）做的事情。帝王想要做这些的原因是要享乐，百姓不希望的原因是（那样会造成他们）劳弊。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施行的话，那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的事情，实在不可以强加在百姓身上。我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件事都可以自己决定，如果能自我约束，如果百姓不想做，就能够顺应他们的情况。”魏徵说：“陛下本来已经爱民，每每约束自己来顺应百姓。臣听说：‘为别人着想的人能康健，以自私夺利为思想的人不能长存。’隋炀帝思想贪得无厌，只喜欢奢侈，主管官员一旦有大工程，稍不如意，就以严刑待之。上级喜欢的，下级就千方百计奉承，长此恶性循环，直到灭亡的一天，不是书中记载，陛下也亲眼目睹过。因为他（炀帝）暴虐，所以顺应天命让陛下取代。陛下如果能吸取教训，现在就不仅仅是这样了。如果不知足，就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太宗说：“爱卿所说的很好！不是你，朕怎么能听到这番忠言？”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近来读《刘聪传》，书中说刘聪准备给他的刘皇后建造华丽的宫殿，廷尉陈元达对此痛切地陈词，竭力劝谏刘聪不要这样做，刘聪听后大怒，命令把陈元达斩首。后来，刘皇后亲手写了奏疏替陈元达求情，在文辞和道理上都很恳切，刘聪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而且内心感到很惭愧。人们读书，都是要增长见识，使自己获得好处，我看这件事，可以作为借鉴。近来我想营建一座宫殿，并加造层楼，现在从蓝田采办的木料，都已齐备。但遥想起刘聪这件事，我就把这项营建工程停止了。”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说：“我听说，死是人生的终结，它让人回归到自然，葬就是收藏，要让别人不能再看到自己。上古的风俗，并没有堆坟树碑。只是到了后世，才在葬礼仪式上下工夫。有人讥刺葬礼奢侈，这并非是吝惜钱财，而是为了提倡节俭薄葬，避免贻害自己和子孙。所以，唐尧很圣明，死后葬在谷林，仅在坟边栽上树木作为标记。秦穆公是明君，去世后葬在橐泉，并没修筑高大的陵墓。孔子是孝子，他把双亲合葬在防这个地方，只有墓穴而不堆坟。延陵是慈父，他本可以在嬴、博两地之间埋葬他的儿子，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怀着长远的考虑，他要使儿子的尸体安然地埋于地下，而不是为了获得后世的赞美之辞。相反，吴王阖闾违背礼制，用珠玉做成野鸭大雁，作为陪葬。秦始皇荒淫无度，坟墓里有水银做的江河大海。季孙在鲁国擅政，他用玛瑙之类的美玉装殓尸体。桓魃在宋国专权，墓葬建造石椁。这些人都是因为在墓里埋藏了大量的财物而招致了灾祸，由于墓里有利可图而遭受折辱。有的坟墓在发掘之后，葬器都被焚烧在墓穴中，有的棺椁被打开，尸骸暴露在旷野。仔细思量往事，岂不让人悲哀。由此看来，奢侈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节俭的人可以为人师。我位居四海之尊，承接百王之弊，如果不明白如何教化百姓，睡到半夜都会为之恐惧忧虑。虽然现在丧葬的法规，在仪制中已经有详细的记载，对违礼的处罚，也在刑书中写明了，但是皇亲贵族之中依然有很多人还在沿袭着陈旧的习俗，民间很多百姓也在葬礼时奢侈靡费，伤风败俗，用厚葬来供奉死者，用高坟来表示孝道，衣衾棺椁，力求雕刻华丽，灵车冥器，也尽用金玉装饰。富贵人家破坏法度，相互炫耀，贫穷之家倾家荡产，彼此攀比，这样做有伤风俗，无益教化，造成的危害已经很深了，现在，对此应予惩治革除。凡王公以下，直至百姓，从今以后，希望各州府的官员严格检查，葬礼如有不遵照律令格式的，根据情节定罪。京城里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如有违反，要写下罪状上奏朝廷。”

岑文本担任中书令要职，但他的房宅却低下潮湿，没有帷帐之类的装饰，有人劝他买房置地，文本叹息道：“我本来只是汉水南边的一个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只是凭借一点文墨，就当上了中书令，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享受着这么高的俸禄，已经感到很惭愧了，还买房置地干什么呢？”听他这么说，劝他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

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但是家中贫困没有正室，他死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下令为他营造祭庙，又馈赠给他的家人丰厚的物资。

魏徵的住宅开始时没有正堂。一次他生病，唐太宗当时正要营造小型的宫殿，于是停下工，用这些材料为魏徵营造正堂，五天就完工了，唐太宗还派使者赠送给魏徵喜欢的素布被褥，以成全他节俭的志向。

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

《卷六·论谦让》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征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河间王孝恭，武德初封为赵郡王，累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孝恭既讨平萧铣、辅公祏，遂领江、淮及岭南、北，皆统摄之。专制一方，威名甚著，累迁礼部尚书。孝恭性惟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时有特进江夏王道宗，尤以将略驰名，兼好学，敬慕贤士，动修礼让，太宗并加亲待。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与为比，一代宗英云。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们说，是天子就可以自认为尊贵崇高，无所畏惧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天子更应该谦逊恭谨，经常心怀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易经》上说：‘君子的准则是厌恶自满而以谦逊为贵。’做了天子，如果只认为自己尊贵崇高，不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还会冒犯尊颜向他提意见呢？我常常在想，帝王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必定要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虽高，却能听到地上的议论，怎能不畏惧天呢？公卿百官，都在下面注视着我，这怎能不让人畏惧呢？因此，帝王即使常怀谦逊恐惧之心，恐怕还是不能称上天之心和百姓之意啊。”魏徵接着说：“古人讲：‘做事情无不有个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结束。’希望陛下保持常谦常惧的准则，一天比一天更谨慎，那么国家就会永远巩固，不会倾覆。唐尧、虞舜之世之所以天下太平，实际上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贞观三年，唐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里讲：‘有才能的人向没才能的人请教，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请教，这样，有才能的人好像显得没有才能，知识渊博的人好像显得无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回答说：“圣人实行教化，要求每个人都谦逊退让，有才能的人不骄傲自大，仍旧向没才能的人请教他不知道的事情。自己虽然多才多艺，可还是害怕懂得太少，仍旧向才艺寡少的人讨教求得更多的知识。自己虽然有知识，表面上却不表现出来，自己内心虽然已经很充实，表面上却好像空虚。这句话不仅是对庶民百姓的要求，帝王的德行，也应当如此。帝王内心蕴藏神明，外表必须沉默，使人感到高深莫测。所以《周易》上讲‘要表现得蒙昧无知来自养正道，不显露明智以盛气凌人’。如果帝王身居至尊之位，就炫耀自己的聪明，凭借才能欺凌别人，掩饰过错，拒绝诤谏，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感就会被隔断，君臣之间的原则就会被抛弃，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没有不是由此而造成的。”唐太宗很赞同地说：“《周易》上讲：‘勤劳谦逊的品质，君子如果能够保持到底，就会有好事降临。’这句话的意思和你说的是一样的啊。”于是，下诏赏赐给孔颖达绢帛二百段。

河间王李孝恭，在武德初年被封为赵郡王，后被加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他平定了萧铣、辅公祏的势力，于是长江、淮河以及岭南、岭北地区都在他的统领之内。他控制一方，威名远扬，不久迁任礼部尚书。可是，李孝恭性格谦逊忍让，没有一丝一毫骄傲自大的习气。当时，特进江夏王李道宗，以统兵打仗闻名，很有学问，并且礼贤下士，爱惜人才，唐太宗很器重他。在大唐宗室中，只有李孝恭、李道宗二人德才无人可比，是一代英杰。

《卷六·论仁恻》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于是后宫及掖庭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贞观二年，关中旱，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次定州，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门楼抚慰之。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进。诏至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医疗之。是以将士莫不欣然愿从。及大军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祭者，归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儿之丧，天子哭之，死无所恨。”太宗征辽东，攻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为流矢所中，帝亲为吮血，将士莫不感励。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妇女被禁闭在深宫里，实在很可怜。隋代末年，隋炀帝不停地去挑选宫女，修建离宫别馆，在并非君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许多宫女。这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行为，我从不效仿。况且，这些妇女除了打扫宫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我准备放她们出去，任凭她们选择配偶，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还可以使百姓减轻负担，宫女自己也会满意。”于是，唐太宗从后宫和旁舍先后放出宫女三千多人。

贞观二年，关中大旱，五谷不收，老百姓发生了饥荒。唐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因为君王治国无道造成的。我没有修养品德，应该受到老天的惩罚，可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却遭此困境！听说现在百姓中有很多卖儿卖女的现象，我对他们非常怜悯啊。”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出京巡视，用御府的资财替很多卖身者赎了身，并将他们送还父母家。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去世，唐太宗知道后悲极而泣，要前去悼唁。有关部门上书说：“阴阳书上说，辰日这一天，不可以哭泣，在民间这也是要避讳的。”唐太宗说：“君臣之间的情义，像父子一样，悲伤之情发自内心，怎么能够避讳辰日呢？”于是痛哭不已。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战高丽，驻扎在定州，行军前来的士兵，唐太宗都要在御州北门城上进行安抚慰问。有一个士兵生病不能来，唐太宗亲自写下诏书派人送到他的病床前，询问他的疾苦，还叫当地医生为他治疗。所以不管将军还是士兵都愿意为朝廷尽忠报国。后来，大军回师驻扎在柳城，唐太宗下诏收集阵亡将士的遗骨，供奉牛、羊、猪，以太牢的仪式进行祭奠，他还亲自前去祭拜，痛哭失声，极其哀恸，在场将士无不受到感染，流下热泪。生还的士兵回到家乡，把这些情形告诉给死难者的父母，这些老人们说：“我的儿子死了，天子还为他哭泣，真是死而无憾啊。”唐太宗征战辽东时，在攻打白岩城的战役中，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乱箭射中，唐太宗亲自为他吸去污血，将士们无不受到感动和激励。

《卷六·论慎所好》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太宗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太宗谓纶曰：“所进巧匠，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君就像是容器，百姓就像是水，水或方或圆在于容器，而不在于水’。所以尧舜以仁义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行善；桀纣以残暴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作恶。下边所做的，都是跟随上边所喜欢的。至于像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爱好释迦牟尼、老子的教义。梁武帝晚年，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百官都带大帽，穿高靴，乘车跟随皇上，整天谈论苦呀空呀那一套佛家教义，从不把军机国务典章制度放在心里。等到侯景率兵攻向京城，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大多不会骑马，狼狈不堪地徒步逃跑，死在路上的人比比皆是。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逼死。梁孝元帝在江陵，被万纽于谨领兵包围了，还不停止讲《老子》，百官都穿着军服听讲，不久城被攻陷，君臣都被囚禁。庾信也叹息他们这个做法，后来作《哀江南赋》，就说道：‘宰相把战争当做小孩游戏，官吏把清谈当做朝政策略。’这事也足可作为鉴戒。我现在所喜欢的，只在于唐尧、虞舜的法则，周公、孔子的教谕，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儿靠水一样，失去它就必须死亡，不能片刻没有。”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神仙本来是荒诞虚妄的，空有其名。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结果他被方士欺诈，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始皇却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沙丘。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他们的说法不灵验，就把方士杀掉。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神仙是不能乱求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说：“隋炀帝生性多疑，只听信邪门歪道，他相当提防胡人，乃至于把胡床称作交床，把胡瓜称作黄瓜，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于是杀死将军李金才，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杀尽了，但有什么用呢？后来终于被大臣宇文化及派遣令孤行达杀死。一个君王，只需修养品德，使自己公正无私，其他都是虚浮之事，何足挂念。”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唐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能工巧匠，必须对国家有益，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娱乐吗？”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

《卷六·论慎言语》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征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淡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坐朝理政，每讲一句话，都要想想这句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所以我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起居注史官杜正伦进言道：“君主办什么事，讲什么话都要记录在起居注里。我的职务是兼修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忠职守。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常理，那么，即使在千年之后都会损害陛下的圣德，所以这不仅仅只会对当今的百姓造成损害。希望陛下慎重。”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赏赐他彩色绢帛一百段。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言语是表现君子德行的关键，因此，讲话怎能草率随便呢？庶民百姓，一句话讲得不好，就会被别人记住，遭到耻笑损害，更何况是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呢？君主决不能讲出不妥当的话来。这样做的损害是极大的，君主岂能和普通人相比？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刚到甘泉宫的时候，那里秀丽的山水泉石让他称心如意，但他却责怪没有萤火虫，便下令说：‘捕捉一些萤火虫到宫里来，以供晚上照明用。’于是，主管部门马上派几千人去捕捉，后来从各地送来五百车萤火虫到宫中。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大事？”魏徵回答说：“人君位居四海之尊的高位，行为如果有所亏失，古人认为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样，人人都能看见。陛下的确应该有所警戒啊。”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每次和各位公卿大臣谈到古代的治国之道，必然要反复责备辩论。散骑常侍刘洎也上书发表见解，他说：“帝王和平民，圣哲和凡夫，一上一下，如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极其愚昧的人想要成为圣哲，极其卑下的人想要成为至尊之人，都是不可能的。陛下降下圣旨，大发慈悲，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但还是担心臣下不敢直言，更何况陛下要求臣下谈论天人之际，旁征博引，还要文辞华丽，这叫一般的凡夫俗子如何应对呢？臣听说苍天把不说话看做尊贵，圣人把不说话看做美德。老子认为‘真正善辩的人像是言语迟钝一样’，庄子认为‘大道不须用文采修饰’。这都是不希望多说话的意思。所以齐桓公读书，轮扁私下议论，认为徒劳无用；汉武帝仰慕古风尊崇儒学，汲黯讥讽说这是外表施行仁义而内心欲望过多；这是不希望他们耗费精神。而且多记事就会损伤心思，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在内损伤心思、元气，在外损伤形体、精神，即使起初察觉不到，将来一定会受连累。应该为国家爱惜自己，岂能为兴趣损伤自己呢？如今天下升平，都是陛下精心治理国家才实现的。想要它长久保持下去，不是靠雄辩能办到的；只能忘掉那些爱憎之情，谨慎进行现实的取舍，做每件事都要踏踏实实，一心为公，像贞观初年一样就行了。至于秦始皇善于强辩，由于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富有辩才，由于言语空洞而失去声望。这是口才和雄辩带来的拖累，结局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少和别人争论，而要修养浩然正气；少看些古代书籍，而要恬淡轻松。自己像南山一样长寿，把国家治理得像东户时代一样太平，那么天下就特别幸运，皇恩也就遍及天下了。”太宗亲笔，写诏书批复说：“不思考就不能统御臣子；不说话就不能阐述自己的想法。近来和臣子谈论过于频繁，恐怕因此产生轻视别人的骄傲态度：身体、精神、心思和元气，倒不怕劳累。如今听到你忠诚正直的言论，我一定虚心改正。”

《卷六·论杜谗邪》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略与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冰，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高颎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古人云‘世乱则谗胜’，诚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前史云：‘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魏征曰：“《礼》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诗》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又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愿陛下深慎之！”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