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25

怒，派人追赶刘晔。刘晔返回拜见父亲，道歉说：“我是按照亡母临终嘱咐的话行事的，愿受不请示而擅自行事的惩罚。”刘普心里惊异，于是没有责备他。汝南郡人许劭以善于知人闻名，当时在扬州避难，称赞刘晔有辅佐天下的才能。扬州士人有许多人轻浮侠义，狡猾而残暴，郑宝、张多、许乾等人，各自拥有私人武装。其中郑宝最为勇敢果断，才能力量超过常人，当地人都惧怕他。郑宝想要驱赶掳掠百姓渡水到江南去，因为刘晔出身巨族，又是有名的人，想要强逼刘晔为他倡导这个谋划。刘晔当时二十多岁，心里为这件事忧虑，但没有合适的机缘解决它。适逢太祖派遣使者来到扬州，进行考察探问。刘晔去见使者，为他评论世事形势，又邀请他一起回府，住了好几天。郑宝果然带了几百人携带牛酒来问候使者，刘晔命令家里的奴仆带领郑宝的随从坐在中门外面，为他们设置酒饭，自己与郑宝在内室设宴饮酒。秘密安排了壮健军卒，命令他们听敬酒的信号而砍杀郑宝。郑宝不喜欢饮酒，观察得十分清楚，敬酒的人不敢发出信号。刘晔于是自己拔出佩刀砍杀了郑宝，斩下他的首级号令他的士兵，说：“曹公有命令，敢有反抗行动的人，与郑宝一样治罪。”众人都震惊害怕，逃奔军营。军营中有将领精兵几千人，刘晔恐怕他们发动暴乱，随即骑着郑宝的马，带领几个家里的奴仆，来到郑宝军营门前，叫出他们的首领，向他讲明祸福利害，众首领都叩头、开门让刘晔进去。刘晔对士兵进行安抚慰劳，大家都心悦诚服，拥戴刘晔为首领。刘晔目睹汉朝皇室渐渐衰微，自己作为宗室支派，不想拥有军队，于是将那部分私人武装托付给庐江太守刘勋。刘勋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刘晔说：“郑宝没有法制，他的部下平素只知抢劫图利，我素来没有名位作资本，由我来整顿约束他们，必定使他们心怀不满，难以长久，所以才送给您。”这时刘勋的兵力在汉、淮之间是很强盛的。孙策讨厌他，派遣使者携带厚礼，言辞恭敬，送信劝说刘勋说：“上缭的土著宗族，屡次欺负我方，我为此忿恨，已有好几年了。

　　我去袭击它，路途不方便，希望由您来讨伐它。上缭很是富实，得到它可以使国库富足，请出兵作为外援。”刘勋信从了他，又得到孙策送来的珠宝、葛布，很是高兴。内外官员都来庆贺，而刘晔独独不这样做。刘勋询问他什么缘故，刘晔回答说：“上缭虽小，但城池坚固，进攻难，防守易，不可能在十天之内取胜，那样就会造成在外面的士兵疲惫，而国内空虚。如那时孙策乘国内空虚袭击我们，我们后方不能独自坚守。那时将军进攻就会被敌人所屈服，后退又没有归路。如果我军一定出兵，灾祸现在就会到来了。”刘勋不听从刘晔的劝阻，发兵攻伐上缭，孙策果然袭击刘勋的后方。刘勋穷困窘迫，终于投奔了太祖。太祖到达寿春县，这时庐江郡境内的山贼陈策，有几万兵众，依凭险要地势据守。以前曾派遣副将前去诛杀，没有人能够攻克。太祖询问各位部下可以讨伐与否，部下都说：“那里山势险峻，而山谷又深又窄，防守易、攻打难，并且没有它不足以对我们造成损失，得到它也不能给我们益处。”刘晔说：“陈策这些小子，是趁着动乱奔赴险地，于是互相依赖，称王称霸，而不是凭爵位诏令威信等能使他们服从的。过去派去的副将资望太轻，而中原地区又尚未平定，所以陈策敢于凭借险要坚守。现在天下初步平定，各种贼兵先后降伏。畏惧死亡，亲近赏赐，不论愚民智者都是相同的，因此广武君为韩信筹划计策，说韩信的威名足可以先利用声威再用实力而使邻国服从。更何况明公如此仁德，东征西怨，都希望早日归附，如先进行赏赐招募，大队兵马到达，诏令宣布的时候，陈策军营就会大门四开而贼兵自行溃散了。”太祖笑着说：“您说的才和我想的差不多。”随即派遣猛将在前先行，大军在后声援，到了就攻克了陈策，就像刘晔所测度的那样。

　　太祖回去以后，任命刘晔为司空仓曹掾。太祖征伐张鲁，调刘晔为主簿。太祖军到了汉中郡，山势险峻，难于攀登，军粮非常缺乏。太祖说：“这是个妖妄的地方，或有或无，无关轻重。我军缺少粮食，不如迅速回兵。”亲自率领士兵返回，命令刘晔都督后面的各路人马，让他们按序出山。刘晔算计张鲁可以攻克，加上运粮的通道不能接续，虽然退出，军马还是不能完好无损，于是飞马告诉太祖：“不如致力于进攻。”随即进兵，多用弩弓射击张鲁军营。张鲁奔逃，汉中郡终于平定。刘晔进言说：“明公当初带领五千步兵，诛杀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个里面兼并了八个，威势震撼了天下，连海外也害怕。现在攻下汉中，蜀人望风而胆战心惊，接连失守，把这种攻势向前推进，传出檄令蜀国就可以平定。刘备是杰出的人物，有计谋，但行动较迟，得到蜀地的时间很短，还不能以蜀地人民为依赖。现今我们攻破汉中，蜀人震动惊恐，他们的势力将会自我倾覆。依凭您的聪慧明智，趁着他们势力倾覆而施加压力，没有不能攻克的。如果稍稍有些迟缓，那么诸葛亮善于治国而作丞相，关羽、张飞英勇冠于三军而作大将，蜀地民众已经安定，他们凭借险地坚守，就不可触犯了。现在不攻取他们，必定成为后患。”太祖没有听从刘晔的建议，大军终于返回了。

　　刘晔从汉中返回后，任行军长史，兼任领军。延康元年(220)，蜀将孟达率领兵众投降。孟达的仪容举止才能都颇好，太祖十分器重喜欢他，让孟达做新城太守，又任散骑常侍。刘晔认为：“孟达有苟且求得的心思，又倚仗才气，好用手段，必定不能感恩图报，心怀忠义。新城与吴、蜀接连，如果那里有什么变局，将为国造成祸害。”文帝终究没有将孟达调换职位，后来孟达终于叛乱败亡。

　　黄初元年(220)，任刘晔为侍中，赐爵为关内侯。文帝下诏书询问众大臣，让他们预测刘备是否会出兵吴国为关羽报仇。众人的议论都说：“蜀不过是个小国，有名的将领只有关羽一人。关羽已死，军力衰败，国内担忧恐惧，没有机会再次出兵。”刘晔却说：“蜀虽然又小又弱，但刘备的图谋是想依仗威武自强，势必要动用众兵以显示他力量有余。并且关羽和刘备的关系，名义上是君臣，但从恩情上说却如同父子，关羽被杀死而刘备却不能为他起兵复仇，这在他们至始至终的情分上是说不过去的。”后来刘备果然出兵攻击吴国。吴全国应战，而派遣使臣到魏国自称藩属。朝中大臣都表示祝贺，只有刘晔说：“吴国处在江汉之南，我们与那里隔绝难通，他们没有来臣服的心思，是很久以来的事实了。陛下您的仁德虽然与虞舜相同，但那些丑陋的蛮敌性情，却没有被感化。因为遭遇灾难而来臣服，一定很难讲信用。他们一定是在外有蜀军迫境，内部也很困难的情况下才派来这个称臣的使者。我们可以趁他们危难的时候，攻袭夺取。放纵敌人一天，就是几代人的隐患，不可不加以考察啊。”后来刘备军队败走，吴国的礼敬态度也转变了。文帝想要发动众兵讨伐他们，刘晔认为“他们新近得志，上下齐心，又被江湖所阻隔，我军一定难于仓猝取胜”。文帝不听从这个劝告。

　　黄初五年(224)，文帝亲自到了广陵郡的泗口，命令荆州、扬州各路军马一同进发。召见众大臣，问：“孙权自己会不会来？”大家都说：“陛下亲自出征，孙权恐怖，一定会以全国的力量应战。又不敢把大军的指挥权委托给大臣，一定会自己率领前来。”刘晔说：“他认为陛下会以皇帝的贵重身份牵束自己，而领兵渡江作战的是别的将领，所以一定会整治军队，等待事情变化，不会亲自进攻。”文帝车驾停住多日，孙权果然不来，文帝于是带军队返回，说：“您的估计是正确的。应当考虑为我消灭孙、刘二贼的方略，不能只明了他们的情形而已。”魏明帝即位后，刘晔被晋升爵位为东亭侯，封邑三百户。明帝的诏书说：“尊崇祖先，是为了表彰孝行；追溯尊敬自己的根本、始祖，是为了重视传播教化。所以成汤、周文王、周武王，缔造了商朝、周朝，《诗经》、《尚书》的本义，是追慕尊崇稷、契，歌颂契的母亲有篲、稷的母亲姜..的事迹，为了阐明盛德的源流和受命于天成为皇帝的由来。自从我魏室上承天定的秩序，发迹于高皇、太皇帝，功绩最大的是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的父亲处士君，具有渊深的修养和谦让的美德，行动聪慧明智，这是天地给予的福分、神异灵光的来源。然而他的精神已经远去，没有什么称号，这不符合所谓崇敬孝行重视本源的原则。

　　现特令公卿大臣会同商议给予谥号。”刘晔表示意见说：“圣明皇帝作为孙辈想褒奖崇敬祖先，确实是无上好事。然而亲疏远近的原则礼数，都有礼制作为标准，靠它来割断私情，形成公法，成为万世遵循的法条。周王所以祖述后稷，是因为他辅佐唐尧有功，名义符合祭祀典则的缘故。至于汉氏在创始时，汉高祖追谥祖先，不过只涉及了他的父亲。往上比拟周室，那么大魏的发迹是从高皇帝开始的；往下比论汉氏，那么追谥的礼仪也不涉及他的祖父。这实在是前代已成的法条，当今明确的义例。陛下发自内心的孝思，确实是没有止境，然而您举例必定出自经书，可见您是很谨慎地遵守礼仪制度的。我认为追谥尊崇的准则，应该以高皇那一代为限。”尚书卫臻与刘晔的意见相同，追谥一事于是按他们的建议施行。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取了他叔父公孙恭的位置，擅行自立，派遣使者上表陈述。刘晔认为公孙氏是汉朝时所任用的，所以世袭辽东太守官位，由于山水海陆阻隔，地处偏远，所以胡夷之民难于制驭，世袭权位日子很久。现在如果不将公孙渊诛杀，以后必定造成祸患。如果他们怀有二心，又依恃武力，那时要再行诛杀，事情就难办了。不如趁他刚刚上任，既有自己的势力，也有自己的仇人，出其不意，兵临城下，开设赏赐招募的条件，可不劳动军队而平定。后来公孙渊终究反叛了。刘晔在朝一点也不和当时人士相交往。有人问他原因，刘晔回答说：“魏室登上皇位时间不长，明智的人知晓天命，而世俗的人有的还不知晓。我在汉朝属于皇室宗族，在魏国又是心腹大臣，少一些朋友下属，还是比较适宜的。”太和六年(232)，刘晔因病授官为太中大夫。病稍好，任大鸿胪，在任两年后退让辞官，仍作太中大夫，不久就去世了。谥号为景侯。刘晔的儿子刘睶继承。刘晔的小儿子刘陶，也是才分很高而品行不佳，官做到平原太守。

　　蒋济传，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县人。曾任九江郡计吏、扬州别驾。建安十三年(208)，孙权率领众兵包围合肥。当时太祖大军征讨荆州，遇上流行疾病，只派了将军张喜一个将领、一千骑兵，带领汝南兵士去解围，也染上了疾病。蒋济于是秘密告诉刺史假装得到了张喜的信，说步兵骑兵四万人已经到达雩娄，派遣主簿迎接张喜。三个使者携带信件告诉城中众将领，一件得以传送入城，两件被贼兵得到。孙权听信了，匆匆烧了围城工事退走，合肥城因此得以保全。第二年蒋济出使到了谯县，太祖问他说：“过去我与袁本初争夺官渡，迁徙燕、白马两地民众，百姓行走不便，贼兵也不敢抢掠。现在想要迁徙淮南民众，怎么样？”蒋济回答说：“那个时候我军兵弱而贼兵强盛，百姓不迁徙我们一定会失去他们。自从我们打败袁绍，向北拔除柳城，向南打到江、汉，荆州失之交臂，威震天下，百姓没有其他心思。然而百姓怀念故土，实在不愿意迁徙，恐怕他们一定会不安的。”太祖没有听从，而江、淮间十几万民众都惊慌逃向吴国。后来蒋济作为使者到邺县去，太祖迎见他，大笑着说：“本来我是想使他们躲避贼兵的，却把他们赶跑了。”任蒋济为丹阳太守。大军南征归还后，让温恢作扬州刺史，蒋济作别驾。太祖的诏令说：“当年有季子作大臣，则吴国就应该有君主。现在您回到扬州来了，我也就没有忧虑了。”有诬告蒋济是阴谋叛乱的主要策划人，太祖知道了，指着原先的诏令对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说：“蒋济岂能有这种事！如果有这种事，我就太不了解人了。

　　这一定是愚民幸灾乐祸，胡乱瞎说罢了。”催促法官把这个案子驳回。征召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文说：“过去舜举荐了皋陶，使不仁慈的人远去，褒贬批评持中公正，就寄希望于你这位贤官了。”关羽包围樊城和襄阳。太祖因为汉帝在许县，离贼军太近，想要迁都。司马宣王和蒋济劝说太祖说：“于禁等人被水淹没，不属于攻战的失败，对国家大计没有构成损害。刘备、孙权外表亲密，实际疏远，关羽得志，孙权必定不情愿。可以派遣人常去跟随孙权身边，许愿割划江南封赏给孙权，那样樊城的包围就会自动解除。”太祖依从他们说的那样去做了。孙权知道了，立即带兵向西攻袭公安、江陵两县。关羽终于被擒获。魏文帝即王位时，蒋济转任相国长史。到了文帝即帝位时，又出任山东中郎将。蒋济请求留下，文帝的诏书说：“汉高祖当年歌唱说：‘怎么能得到猛士守卫四方！’现在天下尚未安定，重要的是须有良臣来镇守边境。如果以后那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归还鸣玉辞职，还不算晚。”蒋济献上《万机论》，文帝认为不错。蒋济进入朝廷任散骑常侍。这时文帝有一封诏书，诏令征南将军夏侯尚说：“您是我的心腹、重要将领，特地让您担任这个使命。这种恩情的施予足可以使你效死，这种惠爱你可以怀记在心。从此你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可以杀人，也可以让人活。”夏侯尚把这个诏书给蒋济看了。蒋济到了京城，文帝问他说：“您所听到看到的天下风俗教化怎么样呢？”蒋济回答说：“没什么其他好的地方，只听见亡国的言谈而已。”文帝忿然变了脸色，问他为什么说这话，蒋济全都告诉了他，接着说：“那‘作威作福’的话，是《尚书》中明明白白的告诫的话。‘天子无戏言’，是古人所慎重提出的，希望陛下看清楚这个。”这时文帝的心情稍稍缓解，派人去追回原先那封诏书。

　　黄初三年(222)，蒋济与大司马曹仁征讨吴国，由蒋济另外袭击羡溪。曹仁想要攻进濡须洲中，蒋济说：“贼兵占据西岸，将船排列在上游，而我方士兵进入洲中，那是自己把自己放进地狱，是会导致危险死亡的作法啊。”曹仁没有听从，结果失败了。曹仁去世后，又由蒋济任东中郎将，代替曹仁率领部队。诏书说：“您具备文武全才，志向气节慷慨豪迈，常常有跨越江湖吞并吴会的大志，因此又授予您率领军队的重任。”不久，蒋济被征召为尚书。文帝车驾到了广陵，蒋济上表陈述水路难于通行，又献上《三州论》来劝告文帝。文帝没有听从，于是几千条战船都停滞在水中不能前行。谋划的人想就在那里留下士兵进行屯田，蒋济认为那里东边靠近湖水，北边面对淮河，如果到了水盛时，贼兵容易前来骚扰侵犯。不可在那里安营屯田。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车驾立即出发。归还到精湖时，湖水逐渐退尽，文帝把船留给蒋济。那些船只本来散置于几百里长的水中，蒋济又凿地作成四五条通道，将船聚拢，预先制作土墩用来阻断湖水，把水引到船后，一下子打开阻遏，船就被积水推进淮河里。文帝回到洛阳，对蒋济说：“这事不可不让你知晓，我原先决意在山阳池中烧掉一半船只，而您后来才开始做运船这件事，结果却大致与我一同到达谯县。又每次得到你的条陈，实在合于我的心思。从今以后有关讨伐贼兵的计划，请你好好加以考虑评论。”魏明帝即位时，赐爵给蒋济为关内侯。

　　大司马曹休率领军队向皖进发，蒋济上表认为曹军“深入贼虏的地盘，与孙权的精锐部队相对峙，而朱然等人正在上游，处于曹休的背后，臣下没有见到这样做有什么有利的地方”。曹休军队到皖以后，吴国出兵到安陆，蒋济又上疏说：“现在贼兵让我们看到他们向西的情形，一定是想要合兵向东有所图谋，应该迅速命令各路军队前往救助。”适逢曹休军队已经失败，丢弃了全部仪仗辎重撤退返回。吴军正想在夹石堵塞曹军，遇上救助的军队到了，因此官军才不致全军覆没。蒋济升任中护军。当时中书监、中书令这两个职位称为专任，蒋济上疏说：“作为一个君王，左右大臣权柄太重，国家就要有危难；近侍过于亲密的，本身就会受蒙蔽，这是古代的最高警诫。过去曾有过大臣主持政事，致使内外鼓动为奸。陛下眼界高远，亲自日理万机，没有人不恭敬肃然。大臣们不是不忠诚，然而威仪权力如在下面，就会使众人的心里轻慢上面，这是正常的趋势。陛下既然已经在对待大臣方面有所明察，还希望您不要忘了怎样对待左右近侍。左右近侍在忠诚公正和远大的谋略方面，未必比大臣贤能，至于逢迎谄媚取悦，也许能够精通。现在外面说话，动不动就说中书如何如何，虽然您让他们谦恭谨慎不敢结交外面的势力，但是一有了这个名声，还是能够蛊惑世俗的。何况这些人握有重要的实际权力，每天在您的眼前活动，假如陛下因为疲倦的时候有所剖割专断，众臣下看到他们能够使事情产生变化，就会趁着时机趋向他们。一旦有了这个开头，随着就当然地要加强他们内部的建设和完善，利用这种舆论来私自招引他们所交往的人，为他们作内援。像这样一来，褒贬毁誉就必定兴盛，功过赏罚就必定有所改易；通过正常渠道向上面反映情况的也许会被阻塞，曲阿那些左右近臣的反而能够畅达无阻。他们如影随形，出入紧随，不离左右，陛下对他们亲近而信任，不再猜疑觉察。

　　这种情况，应该是明智的圣上所应当早就闻知，对外显示出对国事十分经意的情况，那样他们的形迹自然会显露无遗。也许是朝廷大臣畏惧因言语不合而受左右近臣的怨恨，所以没有人把这种情况反映上来让您知道。臣下我私下诚挚地相信陛下能沉思默想，听得下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如果发现事情有不完全符合情理，事物有没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将会改弦易辙，往远处说，可以与黄帝、唐尧的功绩媲美；往近处说，可以光大武帝、文帝的事迹，难道还用说眼下的风习吗？然而君王还不可能知悉全天下的事情以适自己的明智，应当有所托付。三个官职而由一人担任，既不属于周公旦的忠诚，又不属于管夷吾的公正，就会有玩弄机巧败坏官风的弊病。当今可做栋梁的人士虽然不多，但说到品行与一州长官所应有的相称，智能足可以在一个官职上效力，忠诚守信，竭尽全力，忠于职守的人，还是有很多可以供朝廷驱策的，他们将不会使圣明的朝廷背上官吏专任的名声。”明帝的诏书说：“刚直的大臣，是君王所倚仗的。蒋济文武全才，做事勤勉，尽心尽力，每有军国大事，总有奏议，忠诚奋发，我十分看重他。”随即升任蒋济为护军将军。加官为散骑常侍。

　　景初年间(237～239)，魏国朝廷对外频繁征战，兵役繁重，内部大兴土木，怨恨的人很多，而又赶上粮谷歉收，发生饥馑。蒋济上疏说：“陛下正应当恢复光大前代的事业，实在还没到高枕而卧、天下大治的时候。现在虽然在名义上有十二个州的地盘，说到人口数量，却不过汉代时一个大郡的人数。孙、刘二贼还没有诛杀，而士兵驻守边陲，又耕种又作战，怨恨的情绪积蓄了多年。宗庙宫室，各种事务都在初创时期，从事农桑业的人少，要穿衣吃饭的人却很多，当今紧急的任务，只有停止消耗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十分困乏。困乏的人民如果赶上水旱灾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不会为国家所使用。凡是役使百姓必须乘农闲的机会，不能耽误农时。想建功立业的君王，先要估计他的民力，然后抚慰他们的疾苦病痛。过去勾践鼓励百姓养胎生育等待大用，燕昭王抚恤疾病死亡的人以备将来洗雪仇耻，所以他们能够凭靠弱小的燕国征服强大的齐国，羸弱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现在对吴国蜀国这两个敌人，不进攻他们就不能消灭，既然不想奉侍他们，就应当进攻他们，您在世的时候不翦除他们，百代以下，还是您的责任。凭借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不急之务，专心于讨伐贼国，臣认为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再说沉溺于欢娱之乐，将有害于精神；精神使用得过分就会枯竭，身体太劳顿了就会疲惫。希望您大力选择那些有益特别是足以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事情去做。其他多余闲散未足挂齿的事情，暂且把它们全部分出不问，务必保持清心和平静。”明帝下诏书说：“如果没有护军将军，我听不到这样的话啊！”魏齐王即位后，蒋济被调任为领军将军，封昌陵亭侯，升为太尉。

　　当初，侍中高堂隆议论郊外祭祀的事，认为魏是舜的后裔，推舜作为在祭天时的配祭。蒋济认为舜本来姓妫，他的后代叫田，并不是曹姓的祖先，于是写文章追问高堂隆。这个时候，曹爽专权，丁谧、邓飏等人轻易地改变了法律制度。恰好有日蚀的变化，齐王下诏给众大臣询问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政事的得失，蒋济上疏说：“过去大舜佐助治国，以结党营私为戒；周公辅佐政事，告诫成王对交友结党要十分谨慎；齐景公询问灾情，晏子回答说应当布施恩惠；鲁僖公询问灾异，臧孙回答说缓减劳役是当务之急。顺应天意阻遏灾变，其实质全在于人事。现今孙、刘二贼尚未剿灭，将领士兵们露营露宿已有几十年，男男女女怀抱怨恨，百姓贫困。作为一国的法律制度，只有闻名于世的有大才能的人才能设立这种统治国家的重要法纪以流传于后世，哪里是下中层的官吏所能够改换的呢？那样做终究对治国毫无益处，恰恰足以使民众受到伤害，希望您能让文武大臣各自忠于职守，遵循清静平和之道，那样祥和吉瑞的气息就可以发生感应而来到了。”后蒋济因为随司马宣王在洛水浮桥驻军，诛杀曹爽等，被晋爵封为都乡侯，封邑七百户。

　　蒋济上疏说：“臣下愧被上司宠任，而曹爽竟敢包藏祸心，这是臣下的失职。太傅发扬独断的计谋，陛下明了臣下的忠信节操，使罪人遭到惩罚，这是社稷国家的福分。封赏宠信庆贺，必定要施加给有功的人。现在论谋划，臣下不能先知；论作战，士兵也不是臣下所统率；在上，有失制驭的责任；在下，又受到蒙蔽。臣下供职于官府，一言一行都为民众所注视，实在担心冒领封赏的欺诈行为从我这里产生，推辞谦让的风气从这里废弃。”蒋济坚持辞让，而曹芳不许可。蒋济于当年去世，谥号为景侯。蒋济的儿子蒋秀继承。

　　蒋秀死后，则蒋秀的儿子蒋凯继承爵位。咸熙年间(264～265)，开设五等爵位制度，因为蒋济对前一朝功勋卓著，改封蒋凯为下蔡子。

　　刘放传，刘放字子弃，涿郡人，是汉代广阳顺王的儿子西乡侯刘宏的后代。曾任涿郡主簿，被举荐为孝廉。遇到世事大乱，那时渔阳人王松据守着当地领土，刘放前去投靠。太祖攻克冀州，刘放劝说王松说：“过去董卓倒行逆施，英雄同时起事，拥兵自立，擅自发号施令，只有曹公能够拯救危乱的局面，拥戴辅佐天子，尊奉朝廷的辞旨讨伐罪逆，所向披靡。就说袁绍、袁术那么强大，守，守不住淮南，战，在官渡大败；曹公乘胜前进，势如席卷，必将扫清河北地区，威权与刑罚已经结合，事情的大势就显现出来了。快些到达的总会得福，落后臣服的先就要灭亡，这是等不到整天奔走趋赴就会到来的时运。过去黥布放弃为王的尊贵地位，执剑归依汉朝，确实是懂得兴盛衰败的法则，明了归依叛离的命运的举动。将军您应该投身于曹公，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用优厚的礼物去与他结交。”王松照着他的意见去做了。恰逢太祖在南皮县讨伐袁谭，写信召唤王松，王松献出雍奴、泉州、安次三城，归附了太祖。刘放替王松写了答复太祖的信，文辞很是华丽。太祖既很赞赏，又知道了他劝说王松的那番议论，因此征召了刘放。

　　建安十年(205)，刘放与王松一同到了太祖那里。太祖十分高兴，对刘放说：“过去班彪归附窦融，才有了窦融带着河西归附汉朝的功劳，现在的事和它多么相似啊！”随即让刘放参司空军事，后历任主簿记室，..阳、..臿、赞县三县县令。魏国建立之后，刘放与太原人孙资都作了秘书郎。从前，孙资也历任过县令、参丞相军事。魏文帝即位后，刘放、孙资转为左右丞。几个月后，刘放调任为县令。黄初初年(220)朝廷改秘书为中书，让刘放做中书监，孙资做中书令，每人都加官为给事中；刘放被赐爵为关内侯，孙资为关中侯，于是二人开始掌握机密。

　　黄初三年(222)，刘放晋爵为魏寿亭侯，孙资为关内侯。魏明帝即位后，二人尤其被宠信重用，一同被加官为散骑常侍；晋升刘放的爵位为西乡侯，孙资为乐阳亭侯。

　　太和末年(233)，吴国派遣将领周贺从海路到达辽东，对公孙渊进行引诱招降。明帝想从半路拦截讨伐周贺，朝廷中的多数认为不可以，只有孙资决断执行这一计策，果然大败吴军，孙资被晋爵为左乡侯。刘放善于起草文书，武帝、文帝、明帝三朝的诏书命令凡是有所揭示谕示的，多数都是刘放所撰写。

　　青龙初年(233)，孙权与诸葛亮联合，想一起出兵侵犯魏国。边境上的侦探得到孙权的信，刘放就改变了其中的辞句，往往抽换了原来的本文，却能使文句符合，将信送给征东将军满宠，让他作出想要归附于蜀的样子，将孙权的信封好让诸葛亮收看。诸葛亮把信传给吴国大将步骘等人，步骘等人拿着信去见孙权，孙权担心诸葛亮怀疑自己，竭力为自己辩解。这一年，刘放、孙资都加官为侍中、光禄大夫。

　　景初二年(238)，辽东平定后，因为参与谋划的功劳，二人各自晋升爵位，封在本县，刘放为方城侯，孙资为中都侯。这一年，明帝病重，想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加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佐朝政。曹宇性情谦恭良善，陈述诚意坚持辞让。明帝召见刘放、孙资，到了卧室里面，明帝问道：“燕王为人处世就是这样的吗？”刘放、孙资回答说：“燕王实在是因为自己知道不能担当这么大的责任的缘故罢了。”明帝说：“曹爽可以代替曹宇吗？”刘放、孙资随即表示赞成，又竭力陈述应该迅速召回太尉司马宣王，以维持护卫皇室。明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随即给刘放黄色专用纸让他书写诏书。刘放、孙资出去后，明帝的主意又有变化，下诏制止宣王不让他来。不一会儿又召见刘放、孙资说：“我自己要召回太尉，而曹爽等人反让我止住他，几乎败坏了我的大事！”命令他们再次书写诏书，明帝独独宣召曹爽和刘放、孙资一同接受诏书命令，终于罢免了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等人的官职。这时太尉司马宣王也到了，走近明帝的卧床接受诏令，事后明帝去世。魏齐王曹芳即位后，因为刘放、孙资决定了关系明帝身后的重大谋划，给他们增加封邑三百户，刘放连同以前的封邑达到一千一百户，孙资是一千户；又封二人各自一个儿子为亭侯，次子为骑都尉，其余各子都是郎中。

　　正始元年(240)，再为二人加官，刘放为左光禄大夫，孙资为右光禄大夫，授金印，佩紫绶，礼仪与太尉、司徒、司空三司相同。正始六年(245)，刘放转任骠骑将军，孙资为卫将军，二人兼任中书监、中书令仍同以前一样。正始七年，又封二人各自一个儿子为亭侯，二人因年老退位，以列侯的身份在朔望的时候接受朝见，位居特进。曹爽被诛杀后，又让孙资担任侍中，兼任中书令。嘉平二年(250)，刘放去世，谥号为敬侯。刘放的儿子刘正继承爵位。孙资又退位回居宅第，授为骠骑将军，转任侍中，照旧为特进。嘉平三年(251)，孙资去世，谥号为贞侯。孙资的儿子孙宏继承爵位。刘放的才智计谋优于孙资，而自我修养不如孙资。刘放、孙资既善于秉承顺从主上的意旨，又从来没有明显地议论过朝政的得失，压制辛毗帮助王思，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评。然而他们还是能够时常顺着众大臣的谏诤，扶助、赞同他们的意见，并时常秘密地陈述朝政的损益之处，而不是专事引导阿谀之言。到了咸熙年间，开设五等爵位，因为刘放、孙资在前一朝功勋显著，改封刘正为方城子，孙宏为离石子。

　　评：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等人以他们的才智策划谋略，是当时的奇特人士，虽然在清廉治绩德行功业方面，与荀攸不同，而他们的筹划料想，却与荀攸不相上下。刘放精通文墨，孙资勤勉谨慎，一同管理朝廷的喉舌机关，权倾一时，高雅诚信不是他们的主流，因此，讥讽他们阿谀的声音，时常言过其实。

 

 

《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人也。避乱扬州，建安初，说袁术将戚寄、秦翊，使率众与俱诣太祖。太祖悦之，司徒辟为掾。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数众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商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

　　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扬州士民益追思之，以为虽董安于之守晋阳，不能过也。及陂塘之利，至今为用。

　　馥子靖，黄初中从黄门侍郎迁庐江太守，诏曰：“卿父昔为彼州，今卿复据此郡，可谓克负荷者也。”转在河内，迁尚书，赐爵关内侯，出为河南尹。散骑常侍应璩书与靖曰：“入作纳言，出临京任。富民之术，日引月长。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鳏寡孤独，蒙廪振之实。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有馥遗风。母丧去官，后为大司农卫尉，进封广陆亭侯，邑三百户。

　　上疏陈儒训之本曰：“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直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后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靖以“经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

　　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迫赠征北将军，进封建成乡侯，谥曰景侯。子熙嗣。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

　　监试者异之。后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险，欲徙居温。朗谓邵曰：“唇齿之喻，岂唯虞、虢，温与野王即是也；今年去彼而居此，是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国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带山之县必骇，是摇动民之心而开奸宄之原也，切为郡内忧之。”邵不从。边山之民果乱，内徙，或为寇抄。

　　是时董卓迁天子都长安，卓因留洛阳。朗父防为治书御史，当徙西，以四方云扰，乃遣朗将家属还本县。或有告朗欲逃亡者，执以诣卓，卓谓朗曰：“卿与吾亡儿同岁，几大相负！”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阳九之会，清除群秽，广举贤士，此诚虚心垂虑，将兴至治也。威德以隆，功业以着，而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此朗之所以于邑也。

　　愿明公监观往事，少加三思，即荣名并于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朗知卓必亡，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到谓父老曰：“董卓悖逆，为天下所仇，此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也。郡与京都境壤相接，洛东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兴义兵者若未得进，其势必停于此。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黎阳。黎阳有营兵，赵威孙乡里旧婚，为监营谒者，统兵马，足以为主。若后有变，徐复观望未晚也。”父老恋旧，莫有从者，惟同县赵咨，将家属惧与朗往焉。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荧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于濮阳，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讥，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时，民有徙充都内者，后县调当作船，徙民恐其不办，乃相率私还助之，其见爱如此，迁元城令，人为丞相主簿。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

　　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迁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雅好人伦典籍，乡人李觌等盛得名誉，朗常显贬下之；后觌等败，时人服焉。钟繇、王粲着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朗以为“伊、颜之徒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遣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州人追思之。明帝即位，封朗子遗昌武亭侯，邑百户。朗弟孚又以子望继朗后。遗薨，望子洪嗣。

　　初，朗所与俱徙赵咨。官至太常，为世好士。

　　梁习字子虞，陈郡柘人也，为郡纲纪。太祖为司空，辟召为漳长，累转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还为西曹令史，迁为属。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

　　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计分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

　　贡达名士，咸显于世，语在《常林传》。太祖嘉之，赐爵关内侯，更拜为真。长者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及习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又使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后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文帝践阼，复置并州，复为刺史，进封申门亭侯，邑百户；政治常为天下最。太和二年，征拜大司农。

　　习在州二十余年，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明帝异之，礼赐甚厚。四年，薨，子施嗣。

　　初，济阴王思与习俱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极大怒，教召主者，将加重辟。时思近出，习代往对，已被收执矣，思乃驰还，自陈己罪，罪应受死。太祖叹习之不言，思之识分，曰：“何意吾军中有二义士乎？”后同时擢为刺史，思领豫州。

　　思亦能吏，然苛碎无大体，官至九卿，封列侯。

　　张既字德容，冯翊高陵人也。年十六，为郡小吏。后历右职，举孝廉，不行。太祖为司空，辟，未至，举茂才，除新丰令，治为三辅第一。袁尚拒太祖于黎阳，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干及匈奴单于取平阳，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司隶校尉钟繇遣既说将军马腾等，既为言利害，腾等从之。腾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击干、援，大破之，斩援首。干及单干皆降。其后干复举并州反。河内张晟众万余人无所属，寇崤、渑间，河东卫固、弘农张琰各起兵以应之。太祖以既为议郎，参繇军事，使西征诺将马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琰、固首，干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将征荆州，而腾等分据关中。太祖复遣既喻腾等，令释部曲求还。腾己许之而更犹豫，既恐为变，乃移诸县促储偫，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太祖表腾为卫尉，子超为将军，统其众。后超反，既从太祖破超于华阴，西定关右。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魏国既建，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太祖谓既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认征张鲁，别从散关入讨叛氏，收其麦以给军食。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其后与曹洪破吴兰于下辩，又与夏侯渊讨宋建、别攻临洮、狄道，平之。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氏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太祖为质，求助。太祖问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刺虎，坐收其毙也。”

　　大祖曰：“善。”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秘又杀鸾。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既进兵为获羌校尉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既进爵都乡侯。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帝忧之，曰：“非既莫能安凉州。”乃召邹岐，以既代之。诏曰：“昔贾复请击郾贼，光武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向忧？‘卿谋略过人，今则其时。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既至金城，欲渡河，诸将守以为”兵少道险，未可深入。“既曰：”道虽险，非井陉之隘，夷狄乌合，无左车之计，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贼七千余骑逆拒军于鹯阴口，既扬声军由鹯阴，乃潜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

　　既已据武威，曜乃至，儒等犹未达。既劳赐将士，欲进军击胡。诸将皆曰：“士卒疲倦，虏众气锐，难与争锋。”既曰：“今军无见粮，当因敌为资。若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候寇抄。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遂前军显美。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率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帝甚悦，诏曰：“卿逾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勤逾吉甫。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徙封西乡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户。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书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鄣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麴光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着，此为虎傅冀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抄击，重其赏募，所虏获皆以界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渝诸羌，为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十余年，政惠着闻，其所礼辟扶风庞延、天水杨阜、安定胡遵、酒泉宠淯、敦煌张恭、周生烈等，终皆有名位。黄初四年薨。诏曰：“昔荀桓子立勋翟士，晋侯赏以干室之邑；冯异输力汉朝，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蓄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陨，朕甚愍之，其赐小子翁归爵关内侯。”明帝即位，追谥曰肃候。子缉嗣。

　　缉以中书郎稍迁东莞太守。嘉平中，女为皇后，征拜光禄大夫，位特近，封妻向为安城乡君。缉与中书李丰同谋，诛。语在《夏侯玄传》。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丧还回乡里，内足于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朝尽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

　　举孝廉，为廪丘长，鄢陵、广川令，彭城、鲁相，所在见称。人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亲近，顾以为不如此州事大。故《书》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时济见为丹杨太守，乃遣济还州。又语张辽、乐进等曰：“扬州刺史晓达军事，动静与共咨议。”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兖州刺史斐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近，必将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文帝践阼，以恢为侍中，出为魏郡太守。数年，迁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道病卒，时年四十五。诏曰：“恢有柱石之质，服事先帝，功勤明着。及为朕执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万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其愍之！”赐恢子生爵关内侯。生早卒，爵绝。恢卒后，汝南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

　　贾逵宇梁道，河东襄陵人也。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妆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初为郡吏，守绛邑长。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人既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耳！”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初，逵过皮氏，曰：“争地先据者胜。”及围急，知不免，乃使人间行送印绶归郡，且曰：“急据皮氏。”援既并绛众，将进兵。

　　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从逵言，故得无败。

　　后举茂才，除渑池令。高干之反，张琰兵以应之。逵不知其谋，往见琰。闻变起，欲还，恐见执，乃为琰画计，如与同谋者，琰信之。时县寄治蠡城，城堑不固，逵从琰求兵修城。诸欲为乱者皆不隐其谋，故建得尽诛之。遂修城拒琰。琰败，适以丧祖父去官，司徒辟为掾，以仪郎参司隶军事。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农太守。召见计事，大悦之。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

　　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为丞相主簿。太祖征刘备，先遣逵至斜谷观形势。道逢水衡，载囚人数十车，逵以军事急，辄竟重者一人，皆放其余。太祖善之，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生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

　　遂奉梓官还邺。

　　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月余，迁魏郡太守。

　　大军出征，复为丞相主簿祭酒。逵尝坐人为罪，王曰：“叔向犹十世有之，况逵功德亲在其身乎？”从至黎阳，津渡者乱行，逵斩之，乃整。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吏。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兵曹从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数月，乃还；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赐爵关内侯。

　　州南与吴接，逵明斥候，缮甲兵，为守战之备，贼不敢犯。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黄初中，与诸将并征吴，破吕范于洞浦，进封阳里亭侯，加建威将军。

　　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时孙权在东关，当豫州南，去江四百余里。

　　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国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时州军在项，汝南、弋阳诸郡，守境而已。权无北方之虞，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逵以为宜开直道临江，若权自守，则二方无救；若二方无救，则东关可取。乃移屯潦口，陈攻取之计，帝善之。

　　吴将张婴、王崇率众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逵至五将山，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座之。诏宣王驻军，逵东与休合进。逵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得生贼，言休战败，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兵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虽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初，逵与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节，休曰：“逵性刚，素侮易诸将，不可为督。”帝乃止。及夹石之败，微逵，休军几无救也。

　　会病笃。谓左右曰：“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以下见先帝。丧事一不得有所修作。”

　　薨，谥曰肃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词。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神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

　　途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充，咸熙中为中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