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一、作者介绍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二、作品简介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四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这虽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关键人物史料不足的缺点。
三、作品评价
(一)总述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此外,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周瑜、诸葛亮、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二)正面评价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1、文采斐然
《三国志》整体上的文采虽略逊一筹,却也不乏精彩的描写。比如赤壁之战,陈寿将相关史料分别放置在《蜀书·诸葛亮传》,《蜀书·先主传》,《吴书·吴主传》,《吴书·周瑜传》,《吴书·鲁肃传》等几个纪传中,通过各有侧重的描写,把赤壁之战渲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其中吴蜀双方,各自君臣之间的对话,非常传神。
2、良史实录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3、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对历史负责,慎重选择的态度。
4、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三)负面评价
1、叙事太简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还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如关羽,张飞,赵云,乃是蜀汉开国元勋,但《蜀书·关羽传》仅一千二百余字;《蜀书·张飞传》仅八百余字;《蜀书·赵云传》仅四百余字。又如徐干,陈琳,应玚,阮瑀等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建安七子),皆未立传,只附在《魏书·王粲传》中。而且除记陈琳之事有三四百言外,其余皆寥寥数语。
4、曲笔回护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三国志》中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三国志》对此如付阙如,但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的令和司马昭等人单方面的表章。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
(四)评价考辨
1、陈寿索米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2、正统之争
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后世尽管北宋《资治通鉴》同样以曹魏为正统,和陈寿观点一致,但到南宋后学者又对陈寿的多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3、曲笔缘起
陈寿的回护曲笔,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便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四、全书目录
(一)魏书
卷 |
目次 |
题目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卷1 |
魏书1 |
武帝纪 |
曹操 |
卷2 |
魏书2 |
文帝纪 |
曹丕 |
卷3 |
魏书3 |
明帝纪 |
曹叡 |
卷4 |
魏书4 |
三少帝纪 |
曹芳、曹髦、曹奂 |
卷5 |
魏书5 |
后妃传 |
武宣卞皇后(高贵乡公卞皇后、陈留王卞皇后)、文昭甄皇后、文德郭皇后、明悼毛皇后、明元郭皇后 |
卷6 |
魏书6 |
董二袁刘传 |
董卓(李傕、郭汜)、袁绍(子袁谭、袁熙、袁尚)、袁术、刘表(子刘琦、刘琮) |
卷7 |
魏书7 |
吕布张邈臧洪传 |
吕布、张邈(陈登)、臧洪 |
卷8 |
魏书8 |
二公孙陶四张传 |
公孙瓒、陶谦、张杨、公孙度(子公孙恭,孙公孙渊)、张燕、张绣、张鲁 |
卷9 |
魏书9 |
诸夏侯曹传 |
夏侯惇、夏侯渊、曹仁(弟曹纯)、曹洪、曹休(子曹肇)、曹真(子曹爽、曹羲、曹训,臣何晏)、夏侯尚(子夏侯玄) |
卷10 |
魏书10 |
荀彧荀攸贾诩传 |
荀彧(子荀恽)、荀攸、贾诩 |
卷11 |
魏书11 |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
袁涣(从弟袁霸)、张范、凉茂、国渊、田畴、王脩、邴原、管宁(王烈、张臶、胡昭) |
卷12 |
魏书12 |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颙、鲍勋、司马芝(子司马岐) |
卷13 |
魏书13 |
钟繇华歆王朗传 |
钟繇(子钟毓)、华歆、王朗(子王肃) |
卷14 |
魏书14 |
程郭董刘蒋刘传 |
程昱(孙程晓)、郭嘉、董昭、刘晔、蒋济、刘放 |
卷15 |
魏书15 |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
刘馥(子刘靖)、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 |
卷16 |
魏书16 |
任苏杜郑仓传 |
任峻、苏则、杜畿(子杜恕)、郑浑、仓慈 |
卷17 |
魏书17 |
张乐于张徐传 |
张辽、乐进(子乐綝)、于禁、张郃、徐晃(朱灵) |
卷18 |
魏书18 |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
李典、李通、臧霸、孙观、文聘、吕虔、许褚、典韦、庞德、庞淯、阎温 |
卷19 |
魏书19 |
任城陈萧王传 |
任城威王曹彰(子曹楷)、陈思王曹植、萧怀王曹熊 |
卷二20 |
魏书20 |
武文世王公传 |
丰愍王曹昂、相殇王曹铄、邓哀王曹冲、彭城王曹据、燕王曹宇、沛穆王曹林、中山恭王曹衮、济阳怀王曹玹、陈留恭王曹峻、范阳闵王曹矩、赵王曹干、临邑殇公子曹上、楚王曹彪、刚殇公子曹勤、谷城殇公子曹乘、郿戴公子曹整、灵殇公子曹京、樊安公曹均、广宗殇公子曹棘、东平灵王曹徽、乐陵王曹茂、赞哀王曹协、北海悼王曹蕤、东武阳怀王曹鉴、东海定王曹霖、元城哀王曹礼、邯郸怀王曹邕、清河悼王曹贡、广平哀王曹俨 |
卷21 |
魏书21 |
王卫二刘傅传 |
王粲(徐干、陈琳、阮瑀、阮籍、应瑒、刘桢、嵇康)、吴质、卫觊、刘廙、刘劭、傅嘏 |
卷22 |
魏书22 |
桓二陈徐卫卢传 |
桓阶、陈群(子陈泰)、陈矫(子陈本)、徐宣、卫臻、卢毓 |
卷23 |
魏书23 |
和常杨杜赵裴传 |
和洽、常林、杨俊、杜袭、赵俨、裴潜 |
卷24 |
魏书24 |
韩崔高孙王传 |
韩暨、崔林、高柔、孙礼、王观 |
卷25 |
魏书25 |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
辛毗、杨阜、高堂隆 |
卷26 |
魏书26 |
满田牵郭传 |
满宠、田豫、牵招、郭淮 |
卷27 |
魏书27 |
徐胡二王传 |
徐邈、胡质、王昶、王基 |
卷28 |
魏书28 |
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
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文钦、唐咨)、邓艾、钟会 |
卷29 |
魏书29 |
方技传 |
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 |
卷30 |
魏书30 |
乌丸鲜卑东夷传 |
乌丸、鲜卑、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濊、韩、倭 |
二、蜀书
卷次 |
目次 |
题目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卷31 |
蜀书1 |
刘二牧传 |
刘焉、刘璋 |
卷32 |
蜀书2 |
先主传 |
刘备 |
卷33 |
蜀书3 |
后主传 |
刘禅 |
卷34 |
蜀书4 |
二主妃子传 |
先主甘皇后、先主穆皇后、后主敬哀皇后、后主张皇后、先主子刘永、先主子刘理(子刘辑)、后主太子刘璿 |
卷35 |
蜀书5 |
诸葛亮传 |
诸葛亮(养子诸葛乔,子诸葛瞻,臣董厥) |
卷36 |
蜀书6 |
关张马黄赵传 |
关羽(子关兴)、张飞、马超、黄忠、赵云 |
卷37 |
蜀书7 |
庞统法正传 |
庞统(子庞宏,弟庞林)、法正 |
卷38 |
蜀书8 |
许麋孙简伊秦传 |
许靖(孙许游)、麋竺(弟糜芳)、孙乾、简雍、伊籍、秦宓 |
卷39 |
蜀书9 |
董刘马陈董吕传 |
董和、刘巴、马良(弟马谡)、陈震、董允(陈祗)、吕乂 |
卷40 |
蜀书10 |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
刘封、彭羕、廖立、李严、刘琰、魏延、杨仪 |
卷41 |
蜀书11 |
霍王向张杨费传 |
霍峻(子霍弋)、王连、向朗(侄向宠)、张裔、杨洪、费诗 |
卷42 |
蜀书12 |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
杜微、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撰、谯周、郤正 |
卷43 |
蜀书13 |
黄李吕马王张传 |
黄权、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 |
卷44 |
蜀书14 |
蒋琬费祎姜维传 |
蒋琬(子蒋斌,臣刘敏)、费祎、姜维 |
卷45 |
蜀书15 |
邓张宗杨传 |
邓芝、张翼、宗预、杨戏 |
三、吴书
卷次 |
目次 |
题目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卷46 |
吴书1 |
孙破虏讨逆传 |
孙坚、孙策 |
卷47 |
吴书2 |
吴主传 |
孙权 |
卷48 |
吴书3 |
三嗣主纪 |
孙亮、孙休、孙皓 |
卷49 |
吴书4 |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
刘繇(子刘基)、太史慈、士燮(子士徽) |
卷50 |
吴书5 |
妃嫔传 |
孙破虏吴夫人(弟吴景)、吴主权谢夫人、吴主权徐夫人、吴主权步夫人、吴主权王夫人、吴主权王夫人、吴主权潘夫人、孙亮全夫人、孙休朱夫人、孙和何姬、孙皓滕夫人 |
卷52 |
吴书6 |
宗室传 |
孙静(子孙瑜)、孙皎、孙奂(孙孙壹)、孙贲(子孙邻)、孙辅、孙翊(子孙松)、孙匡、孙韶(子孙楷)、孙桓 |
卷53 |
吴书7 |
张顾诸葛步传 |
张昭(侄张奋,子张承、张休)、顾雍(子顾邵,孙顾谭、顾承)、诸葛瑾(子诸葛融)、步骘(子步协、步阐) |
卷53 |
吴书8 |
张严程阚薛传 |
张纮(孙张尚)、严畯(友裴玄)、程秉、阚泽、薛综(子薛莹) |
卷54 |
吴书9 |
周瑜鲁肃吕蒙传 |
周瑜(侄周峻,子周循、周胤)、鲁肃(子鲁淑)、吕蒙 |
卷55 |
吴书10 |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 |
程普、黄盖、韩当(子韩综)、蒋钦(子蒋壹)、周泰(子周邵)、陈武(子陈脩,弟陈表)、董袭、甘宁、凌统(子凌烈、凌封)、徐盛、潘璋、丁奉 |
卷56 |
吴书11 |
朱治朱然吕范朱恒传 |
朱治(子朱才)、朱然(子施绩)、吕范(子吕据)、朱桓(子朱异) |
卷57 |
吴书12 |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
虞翻、陆绩、张温(暨艳)、骆统、陆瑁(子陆喜)、吾粲、朱据 |
卷58 |
吴书13 |
陆逊传 |
陆逊(子陆抗) |
卷59 |
吴书14 |
吴主五子传 |
孙登(子孙英,臣谢景)、孙虑、孙和、孙霸(子孙基、孙壹)、孙奋 |
卷60 |
吴书15 |
贺全吕周钟离传 |
贺齐、全琮、吕岱、周鲂、钟离牧 |
卷61 |
吴书16 |
潘濬陆凯传 |
潘濬、陆凯(弟陆胤) |
卷62 |
吴书17 |
是仪胡综传 |
是仪、胡综 |
卷63 |
吴书18 |
吴范刘惇赵达传 |
吴范、刘惇、赵达 |
卷64 |
吴书19 |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
诸葛恪(子诸葛绰、诸葛竦、诸葛建)、滕胤、孙峻、孙綝、濮阳兴 |
卷65 |
吴书20 |
王楼贺韦华传 |
王蕃、楼玄、贺邵、韦曜、华覈 |
(四)叙录(已佚)
卷次 |
目次 |
题目 |
备注 |
卷66 |
|
叙录 |
已佚 |
五、相关注本
(一)注者介绍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二)注本介绍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着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体、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着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着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 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 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