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141

现在判案却一概使用买休、卖休、和娶的律条。

　　所谓‘干了不该干的事，处笞刑四十下，严重的八十下’，应是律文记载不完的罪行，纔用此条。

　　假如所犯的罪明明适合于某正条，自当依该条判决。

　　现在犯打人致伤条，应处笞刑，而审案者却说‘除打人致伤，法律从轻处理不判刑以外，应依不该干而干的事理，严重的处杖刑八十下’。

　　既然除去了打人致伤轻微不判刑，就无刑可判了。

　　而又用‘不该干而干’判刑。

　　臣实在不明白这个意思。”刑部尚书毛恺竭力为现今做法辩护，朝臣却都认为王诤说得对。

　　他们得到圣旨是：“买休、卖休。

　　本属于作奸之条，今后有犯此罪而不属奸情者，不得引用该条。

　　其余的按旧有律。”万历年问，左都御史昊时来申明六条律例：一、法律说平民家庭不得蓄养奴婢，应是指功臣之家皇上纔赏赐奴婢，平民该当自己承担劳苦，所以不得蓄养奴婢。

　　违犯此条的人都声称是雇工人而已，当初法律也没有言及士大夫之家可否蓄奴。

　　士大夫之家，蓄养奴婢，情势不可免去。

　　当命令掌管司法刑狱的官署斟酌讨论，无论官民之家，祇要签有契约拿取报酬、工作有年限的，以雇佣工人论；报酬微少、计时计月工作的，以平民论。

　　若拿钱财购买十五岁以下小孩，抚养时间已长，或十六岁以上少年，为其安排了配偶的，枧同其子孙论。

　　抚养时间不长与不曾婚配的，在平民之家，仍以雇工人论；在士大夫之家，则视为蓄养奴婢之律论处。

　　二、法律说伪造各衙门公章者处斩。

　　考虑到这是用铜铁私铸的，所以处斩。

　　如果祇是印章篆文，形状质地不像公章，不能称为伪造，因此又设立描摹公章充军的条例。

　　以后对伪造公章的人犯，如其使用木石泥蜡之类材料，祇按描摹论处，若再次犯此罪，判拟处斩。

　　伪造公章只用过一次，而赃款不及判苦役的，也按盗窃罪论处。

　　如再次犯此罪，依条例处置。

　　第三次犯此罪，依法律处置。

　　三、法律说三次犯偷窃抢劫之罪即处绞刑，因为前面已经判刑刺字了。

　　但是赃物有多少之分，论罪也有轻重之别。

　　以后凡遇犯偷抢案的，三次犯罪都在赦免前或都在赦免后，依法律判处绞刑。

　　有的在赦免前后犯罪共三次，均须上奏皇帝请示定夺。

　　审录官员附入怜悯疑难辩问的奏疏内的，一并予以重新处置。

　　四、强盗肆意劫财害命，按赃物论斩，决不拖延。

　　但其中岂无罗织罪行，诬陷仇人，乱捕人抵罪的官吏？以后务必加以详细考察。

　　那些脏物证据不确，难以一下子推断的，都拟定为秋后斩首。

　　五、法律说同谋打人，以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出手打人的处绞刑，其它同谋人各有处罚。

　　有时两三个人共同殴打一人，各人都重伤了受害者，出手的和主谋难以确定，遇到犯人在监狱里禁闭死亡，即以之抵罪。

　　现在恤刑官遇到人犯在家中死去，并且数午之后在家病死的，就将现押出手打人的人以怜悯宽宥处理。

　　，因此用病亡之躯来抵殴死之命，确实太放宽了。

　　以后不能一概准予抵命。

　　六、在京城的证据确凿的恶逆犯和强盗，即使在停刑之年也随时处决。

　　凶恶竟至于杀父，立即凌迟处死，还嫌不解恨。

　　而在外地，此类罪案反而要迁延年月，因为事情要成批上奏，不单奏一件的条例。

　　单奏，是火急的文书；批奏，是不急的文书。

　　如犯此罪的人在外地蹲监狱数年，死在监狱中，怎么能够抒解天人之愤呢！今后外地凡有这种罪犯，御史用单独文书报告到都察院，都察院和大理寺单奏皇上，判决书一到，立时处决。

　　死者下送府州陈尸示众。

　　这样可望施刑得当。

　　皇帝下旨刑部和大理寺斟酌讨论，二署都听从他的意见。

　　只是对伪造公章的，不问用什么材料制造，一律处斩。

　　皇帝批覆照准。

　　赎罪的刑律本自《虞书》，《吕刑》有死刑的赎罪法，后代都重申它。

　　到宋朝时，特别慎重赎罪法的使用，不属于八议之罪不考虑。

　　明律相当严，凡是朝廷有怜恤之意而受法律限制不能宽舒的罪人，全都放在交纳钱财赎罪的案例中，这样来补救过重的法律。

　　同时国家也能随时藉这种收入来帮补急用。

　　而充实边卫、鲎富储备、赈济灾荒和宫府颁发供应各项大的开支，往往用罪人赃款和赎罪费来供应。

　　所以赎罪法和历代相比，特别详细。

　　赎罪法有两种，一种是按法律可赎罪的，一种是按条例可赎罪的。

　　按法律赎罪主事官吏不敢增减数量，按条例赎罪则可以因时制宜，交款先后数量不同，这是太祖开的先例。

　　按照法律，在办理公事时犯笞罪的文武官员，官府按等级收取赎菲费，吏则每季度成批审决…？…次，然后各返还自己的原职，不附记过失。

　　如果受了杖刑以上的处罚就记下所犯的罪名，每年分类按批送达吏部和兵部，等到满九年考核，合计记录所犯杖刑的次数，对之进行撤职或升迁。

　　府县吏役也以此作为铨选升降的依据。

　　至于私罪，犯笞刑四十以下的文官和吏役，带过返任原职而不赎罪，处笞刑五十的调离使用。

　　军官犯杖刑以上的罪一律如实施行。

　　文官和吏役处罚杖刑，均开除官职不用，法律极严。

　　然而从洪武中期开始皇上已经三次下令，准许赎罪之法扩大到杂犯中死罪以下的人了。

　　三十年，皇帝命令刑部和都察院议定赎罪案例，凡是犯笞刑、杖刑的朝廷内外官吏，记过处理，犯苦役、流放、迁徙的用其薪金赎罪，犯罪三次的依法律判决。

　　从此法律与条例互有异同。

　　等到颁行《大明律》皇帝亲自作序：“杂犯死罪、苦役、流放、迁徙等刑，一律按现在制定的赎罪条例判决。”于是条例辅助法律而通行。

　　仁宗初即位，训谕都察院说：“交纳罚金赎罪的条令一施行，有财力的人都幸免于刑罪，应依照法律统一处理。”时间一长，此法又松弛下来。

　　正统年问，侍讲刘球进言：“交纳钱财赎罪不是古制，除公罪允许赎罪外，宜全部依法律判罪。”当时不能照此办理。

　　此后遵循太祖的先例，赎罪之法愈益推广。

　　所有官吏公私杂犯犯了相当于苦役以下的罪，全都任其运炭、交米等来赎罪。

　　军官军人按条例免除徒刑流刑的，亦如此例赎罪。

　　赎罪的办法，明初曾规定交纳铜，成化年间曾让交纳马，后来都不实行，具体办法不一一列举。

　　只有交纳银钞、铜钱和银子常一并通行，而以当初规定的纳钞作为根本。

　　所以按法律纳赎罪称收赎律钞，按例交纳赎金称赎罪例钞。

　　永乐十一年有令，除公罪依条例收取赎金及情节严重的死罪依法处治以外，情节较轻者，斩罪交八千贯，绞罪以及榜例死罪交六千贯，流放、徒刑、杖刑和笞刑各按等级交纳银钞。

　　无力交纳的发配天寿山种树。

　　宣德二年规定，处笞刑杖刑的霏囚，每打十下交赎罪钞二十贯。

　　苦役流放的罪，苦役每一等折算二十杖，流放三等每等折算一百四十杖。

　　其所罚的宝钞均依笞刑杖刑的定额交纳。

　　无力交纳的发配天寿山种树：死罪种树终身；苦役流放各依其年限种树；杖刑，种树五百株；笞刑，种树一百株。

　　景泰元年，下令要求判笞刑、杖刑的罪囚，有财力的交宝钞赎罪。

　　笞十下，交二百贯，每十下以二百贯递加，到笞打五十下交宝钞一千贯。

　　杖刑六十下交一千八百贯，以每十杖三百贯递加，到一百杖达三千贯。

　　犯法官吏的赃物也按现例折合成银钞。

　　天顺五年，命令罪囚交钞票：笞刑每十下交钞票二百贯，其余四等笞刑，均递加一百五十贯；到杖刑六十下，增加为一千四百五十贯，其余四等各递加二百贯。

　　成化二年下令妇人犯法也交钱赎罪。

　　弘治十四年制定折算收取银钱的法规。

　　按条例难以如实执罚的人犯和有财力的女犯，每罪罚一百杖，合交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合银子一两；以每十杖二百贯递减，到六十杖为银子六钱；笞五十下，应减为银钞八百贯，折合银子五钱，以每十下一百五十贯递减，到笞打二十下为银子二钱；笞十下应交银钞二百贯，折合银子一钱。

　　假如收铜钱，每一两银子折合七百文。

　　依法律交赎金的，除过失杀人罪以外，亦按此数折收。

　　巫德二年，定下铜钱和银钞兼收的制度。

　　如处杖刑一百下，应交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的，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

　　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进言：“按法律赎罪和按条例纳赎不同，在京城与在外地不同，钱钞只聚积在京城，折算钱钞的办法不在南方通行。

　　从前的做法是，确有财力的、命妇或军官正妻，按条例难如实行刑的囚犯，有赎罪例钞；老幼残病和女犯、犯流罪杖责一百后的余罪，有收赎律钞的规定。

　　赎罪例钞，钢钱和银钞兼收，如应笞打十下，则收钞一百贯，收铜钱三十五文。

　　其钞二百贯折合银了一钱。

　　杖刑一百下，收宝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铜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合银子一雨。

　　现在的收赎律钞，笞打十下，赎金只有六百文，和例钞折合银子相比，不及一厘；杖打一百下，钞票赎金是六贯，和例钞折合银子相比，不及一分，似太轻了。

　　律钞和例钞既然贯数不同，则折合银子也应当不同。

　　请允许改定出规则，凡属收赎的，每一贯宝钞折合一分二厘五毫银子。

　　如笞打十下，需赎金钞六百文，则折合银子七厘五毫，根据罪行的轻重递加计算赎罪金额。”皇帝依从其奏，下令朝廷内外审案的各衙门，全部依此例办案。

　　这时又重修审案条例，上奏议定赎罪办法。

　　在京城的囚犯则有做工、每笞十下，罚做工一月，折合三钱银子。

　　罪至苦役五年，折合十八两银子。

　　运囚粮、每笞十下，为五斗米，折合二钱五分银子。

　　罪至判苦役五年，交五十石米，折合银子二十五两。

　　运灰、每笞十下，运一千二百斤，折合一两二钱六分银子。

　　罪至苦役五年，运六万斤，折合六十三两银子。

　　运砖、每笞十下，运七十块砖，折合九钱一分银子。

　　罪至苦役五年，运三干块砖，折合三十九两银子。

　　运水和炭五等。

　　每笞十下，逗二百斤，折合四钱银子。

　　罪至苦役五年，运八千五百斤，折合十七雨银子。

　　处罚中运灰最重，运炭最轻。

　　京城以外的人犯则分有财力和稍有财力二等。

　　起初有颇有财力、次有财力等名称，因御史上奏而除去。

　　其中有财力者，比照在京运囚粮处理。

　　每逗五斗米，交纳一石谷。

　　先折银子入库，后折谷子入仓。

　　稍有财力者，比照在京做工，以年月折算赎金。

　　确实有财力的女犯与命妇、军官正妻，及按条例难以如实行刑的人，赎罪应铜钱和宝钞兼收的，笞刑、杖刑每十下，折合收银子一钱。

　　其中老幼残病、妇女及占星先生等余罪交罚金赎罪的，每笞十下合六百文钱，折合收银子七厘五毫。

　　于是纳赎金轻重均衡，天下都称适用。

　　到万历十三年，又加以重申，因而成为固定制度。

　　凡是按法律赎罪的，如已经学成能独立I作的占星先生，犯苦役和流放罪的，执行杖刑一百，余下的惩罚交金赎罪。

　　妇人犯苦役和流放罪，执行杖刑一百，余下的惩罚交金赎罪。

　　如判杖刑六十下，苦役一年，全部赎钞是十二贯，除执行杖刑抵偿掉六贯，剩下的六贯折合银子七分五厘。

　　其余类推。

　　那些执行杖刑一百下的确有财力者又交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合收铜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和残疾患病的人犯了流放以下的罪，交赎金赎罪；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和病重的，犯抢劫、伤人罪，亦交赎金赎罪。

　　凡是犯罪时役老没患病，事情败露时已老已患病的，依年老患病者论处；犯罪时幼小，事情败露时已长大的，依幼小者论处，均可纳金赎罪。

　　如果六十九岁以前犯罪，七十岁时事情败露，或者设患病时犯罪，残疾患病后事泄，得以依老者病者条件交赎金。

　　其它如七十九岁以下犯死罪，八十岁事泄，或者残疾患病时犯罪，病重时事泄，得以归入上奏请示类。

　　八十九岁犯死罪，九十岁事泄，得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在纳金赎罪之例。

　　如果在服苦役的年限内老或病，亦照此办理。

　　例如处杖刑六十下，苦役一年，一个月之后犯人年老或患病，全部赎钞合计十二贯。

　　除已受刑六十杖，抵销三贯六百文，剩下苦役一年，合八贯四百文。

　　苦役每月需赎钞七百文，既已服役一个月，抵销七百文，其余十一个月，应收赎金七贯七百文。

　　其余类推。

　　老幼残病交金赎罪，惟有杂犯判五年的仍然判服刑。

　　大抵在明初时，如果真犯了死罪，就不可以苦役论处。

　　诬告条例，假若告两事以上，所诬陷的轻罪是真的而重罪是假的，或者告一事，将轻罪诬说为重罪，已判决执行的要完全抵去剩罪，没有执行的若该受笞刑杖刑，可交赎金赎罪，判苦役流放先杖打一百下，其余的刑罚也允许交赎金赎罪。

　　例如因诬告罪被笞三十下，其中十下已经执行，则抵去这部分赎金。

　　剩下二十下汝了结，交纳一贯二百文赎金。

　　如因诬告罪判杖刑六十下，其中已经执行杖刑二十下，这部分赎金全部抵销，剩下四十杖汝了结，交纳二贯四百文赎金。

　　如因诬告罪判杖刑六十下，苦役一年，其中已执行杖刑五十下，这部分赎金全部抵销，剩杖刑十下、苦役一年的罪未处罚。

　　苦役一年，折合穴十杖，总共七十杖，交纳赎金四贯二百文。

　　如诬告者判杖刑一百下，流放二千里，其中只执行了六十杖和一年苦役，以总共服苦役四年论，逭部分赎金全部抵销，剩杖刑四十下、苦役三年的罪未处罚。

　　根据连苦役折合杖敷流放加一等计算，共有杖刑二百二十下。

　　除去实际已经执行六十杖和苦役一年折合六十杖，剩下一百杖，需赎钞六贯。

　　若要计算剩罪，其罪超过一百杖以上，必须执行一百杖，余下的方纔让其纳钱赎罪。

　　又过失伤人罪，比照斗殴伤人罪依法律纳钱赎罪。

　　过失伤人致死，按杂犯的斩刑绞刑纳赎金钞四十二贯。

　　其中钞占八成，应是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占二成，为八千四百文，赔付死者家属。

　　已服苦役五年，再犯苦役罪，纳金赎罪。

　　交寅钞三十六贯。

　　若是判了苦役流放，而需留在家襄赡养父母，只执行杖刑一百下，其余的罪纳金赎罪。

　　法律规定如实打一百杖，不准折合金钱赎罪。

　　然后根据苦役或流放的年限，按老幼赎罪的方法办。

　　此法自英宗时下诏主管官吏开始施行，后来成焉制度。

　　占星先生或妇女犯苦役与流放罪，执行杖刑一百下，其余的罪行纳金赎罪的，即使只判了杖刑六十下，苦役一年，也执行杖刑一百下，这是法律规定的应加杖。

　　罪犯都先依所犯律条议罪，对其所犯的苦役、流放之罪，依《大诰》减等。

　　临到执行时，如果某人是占星先生，某人是妇女，就按法律规定实施杖刑一百下，其余的纳金赎罪。

　　一律要处杖刑一百，是因为包括了五等苦役的数目。

　　但是这与犯诬告罪赎罪剩杖不同，因纳金赎罪剩下的苦役者执行杖刑，而这些人纳金赎罪剩下的杖刑，则先要将流放折合成苦役，苦役折合成杖刑，然后照数纳赎金，其法各自不同。

　　妇人犯苦役流放罪，成化八年定例，除通奸盗窃不孝和歌妓以外，若确有财力并已受杖刑，也可以交钱赎罪。

　　条倒的标准是，每十杖折合银子一钱，到一百杖，折合银子一两为止。

　　凡是法律所说的收赎，都是赎执行后剩下的罪。

　　按条例赎罪，是说的赎那一百杖处罚。

　　苦役和杖刑两项分别了断，除了妇女，其余囚徒苦役流放都按实杖打，不能赎罪。

　　只是在弘治十三年，准许乐户所犯的苦役、杖刑和笞刑，也不按实执行。

　　这就是按律纳钞的概要。

　　按条例纳钱赎罪于嘉靖二十九年制定条例。

　　凡是军民杂役各种人和家有足够余财的，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先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刑、杖刑、苦役、流放与杂犯死罪，一律命令其运灰、运炭、运砖、交米、交食料等赎罪。

　　以上属于行止不亏者。

　　若官吏按例应革去职务差役，此属于行止有亏者。

　　与军民中确实无力赎罪的，笞刑、杖刑按实执行，苦役、流放与杂犯死罪各令做工、充任驿卒、守望、调发充当仪卫侍从，情节严重的煎盐冶铁，死罪做五年，流放做四年，苦役按所判年限计。

　　在京城的士卒中，无差使的和按条例难以如实行刑的人，犯了笞杖之罪也命其做工。

　　当时的新例，犯通奸、抢劫与受赂，为行为有亏损的人，一概不许赎罪。

　　只有革职的军官，一律按运炭纳米之类发落，不按五刑条例实际受罚、实际刺配之文执行，这是为了体现武夫从宽，文吏从严。

　　因而在京城内祇实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地只实行有财力、稍有财力二项。

　　法律愈加简略了。

　　总而言之，按法律纳钞赎罪轻，按条例纳钞赎罪重。

　　然而律钞本来并不轻，祖宗的制度，每钞一文，等于一厘银子。

　　所谓笞十下折合六百文钞、规定七厘五毫赎银，即当时的六钱银子。

　　所谓杖刑一百折合六贯钞，七分五厘银子，即当时的六两银子。

　　以六钱银子，同例钞折银相比，不到一厘，以一两银子，同例钞折银相比，不到一分。

　　而要以此警戒犯罪者的心，当然其情势不可能。

　　祇是因为祖宗的律文不可更改，于是不得已定出折七厘五毫、七分五厘的制度。

　　其实这样定下来的数目，还是不足以抵当所赎之罪，后来条例的变通办法就产生了。

　　考洪武年问，对犯罪可赎的官吏军民。

　　大抵下令罚劳役占多数，如发配到凤阳屯田、滁州种苜蓿、代农民服力役和运米到边疆赎罪之类，都不用钞为赎金。

　　法律所载，笞刑若干下，用若干文钞抵罪；杖刑若干下，用若干贯钞抵罪，这是垂范后世的法规。

　　但是按照三十年的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运一百石，苦役和流放递减。

　　体力不足的，死囚犯自备三十石米，苦役、流放犯各备十五石，一律运到甘州、威虏，到那里交米充军。

　　计算其米价、脚力运输的费用，与应交赎金的数目差不多，这样确定赎金的等级，本不轻于后来的条例。

　　可是罪行形形色色，而纳钞之法时日已久，越变越轻，这是制定法律时没有考虑到的。

　　举一例说，永乐十一年皇帝下诏：“犯斩罪情节较轻的，交赎钞八千贯，绞刑与作为榜例的死罪交六千贯。”八千贯，就是法律上的八千两；六千贯就是法律上的六千两；往下至杖刑交一千贯，笞刑交五百贯，即一千两、五百两。

　　虽然在革除时期，使用法律特别苛酷，哪有死罪纳赎金达到八千两，笞、杖之罪纳金达到一千雨、五百雨还可施行的办法？可知纳钞法的弊病，在永乐初年，比洪武时期已不止减轻十倍了。

　　童德时期，申明交易用银的禁令，希望让钞法通行。

　　到弘治时终于不可用钞法了，于是开用宝钞折合银子的先例。

　　到嘉靖时期新定条例，全部以有财力，稍有财力两类赎罪：有财力者五斗米抵法律上的纳钞六百文；稍有财力者出工价三钱，抵法律上的做工一月。

　　这样，后来的例钞，刚足以同开初的律钞相当而已。

　　何况老幼残病，各类按法律赎罪之银七厘五毫，当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当钞六贯。

　　凡属所谓按法律交赎金的，同当初的律钞比，其轻重相差太悬殊了吧？只有运炭、运石诸处罚稍重，因为这些罪，起初一律是亲身奔赴指定地服劳役，服完劳役释放回家，没有纳金赎罪之例。

　　后来法令越来越宽松，让罪犯纳金折罪，而估算其做事出力的代价，也大体相当，的确不是坏事。

　　大抵赎罪昀条例有二类：一是罚服劳役，一是交纳宝钞。

　　而这种办法又变了三次。

　　罚劳役的，后来多折合工值纳钞，钞的折算法破坏以后，又变为交纳银、交纳米。

　　而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的名目还在。

　　到万历中期，朝廷内外通行有财力、稍有财力两等级。

　　在京城的案例，一并不见施行，而法律越来越归于一致。

　　所谓灵活变化而不失古人用意，就是这样。

　　起初，让罪人得以下力服役赎罪：死罪拘禁服役终身，苦役流放各按年限计，笞刑杖刑按日月计。

　　劳役或从事修造，或屯田，或煮盐，或冶铁，日期做满就释放。

　　所谓疏放，就是引犯人来到宫外御桥上，叩头完毕，送到应天府，发放通行证，释放回家团聚。

　　应当充军的，送交陕西司，按籍贯编组发配。

　　后来都折合工钱纳金赎罪，惟有仍旧赴御桥叩头。

　　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说：“罪人交纳米赎罪，是朝廷宽大的法典，而军储仓拘押的罪囚，无米交纳上来，从去年二月到现在，死者已达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曾奏道：“囚犯没有米吃，请允许到原籍去催交。

　　是工匠的仍留在军中服劳役，是军人的仍旧操练，如果不是工匠兵卒的遣还所属州县催米。”皇帝同意他的奏议。

　　明初的制度，流放罪有三等，根据地方的远近而定，到边防卫所充军有固定的地方。

　　低于死罪一等的处罚，就是流放与充军最重。

　　但是《名例律》称两种死罪三等流放都有罪碱一等的办法。

　　如两种死罪遇皇恩大赦碱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流放的三等依据《大诰》碱一等，都成了苦役五年。

　　犯流放罪的，无不减刑到苦役，所以三等流放罪常设而不用。

　　而惟独充军的条例很重。

　　法律上充军的条文有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有二十二条，则洪武年间的条例都是法律不载的。

　　嘉靖二十九年的条例，充军的共二百一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制定的大致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应当充军的犯人，大理寺审核以后，发送陕西司，总部设立犯人的档案，写明姓名、年龄、籍贯、乡里，依南北籍编排单位，写为二册，一册进呈内府，一册交付主管的百户官，让百户领去充军。

　　如浙江，迥直，山豆，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虑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配到云南、四川的属卫；江西，塑廑，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配到北平、左窒、辽东的属卫。

　　有逃跑的或死亡的，按籍贯勾取补充人员。

　　后来的条例有发配西南边远的湿热毒气之地、极边远处和沿海诸处等，办法各有不同。

　　而充军有终结于自身和永远之分。

　　永远充军的，罚及子孙，这种人犯是实犯死罪而减等的充任。

　　明初法律严厉，充军者每县数以千计，承传几代之后，就数以万计了。

　　有的人家弄得丁男全无，户口勾销，只留下一点充军者的产业。

　　有的连充军的产业也没有，只是户名未除去。

　　朝廷每年派御史清点充军人数，有缺员必定补上。

　　每当抓丁补员时，官吏逮捕犯人的亲族、里长，祸事延及别的保甲，为此闱得鸡犬不宁。

　　有人议论：既然减死罪从轻一等处理，而法律的严酷反而在死刑之上。

　　如革除发配贬谪的犯人，直到国家灭亡，发配充军的户籍还有存在的。

　　刑罚没有比这更惨烈的了。

　　嘉靖时期，有人请求开赎充军罪之例。

　　世宗说：“法律允许赎的罪，不过苦役、杖刑以下的小罪而已。

　　死罪中属于值得怜悯可疑的案例，纔碱等归于贬谪发配充军，不可赎罪。”后御史周时亮又请求扩大赎罪范围。

　　刑部决议为：确有财力者交纳十两银子，可以赎免三年以上的苦役一年，稍有财力者出半价赎半年。

　　赎免充军之罪的提议就搁置一边了。

　　御史胡宗宪进言：“南方人不能胜任兵革之事，那些发配边疆充军的，应该允许叫他们交纳银赎罪。”刑部讨论同意，于是拟定纳银条例上奏。

　　皇帝说：“哪能预先设此条例，来等待犯罪之人。”再次不允许。

　　万历二年，废止每年派遣清军御史的制度，将清理充军人员的任务交给巡按掌管，百姓得以稍为安定。

　　给事中徐桓说：“死罪杂犯比照苦役和充军处理的，应按条例办。”给事中严用和请求对可怜悯人犯进行大审查时，免除其子孙后代的永远戍边。

　　皇帝都不允许。

　　而下令司法机关定出条例：“奉皇上特旨判罪发配的叛逆者家属子孙，只在本犯亲族支系中勾取替补，支系男性尽绝即予豁免。

　　若犯人还没有发配出去就病死。

　　免除子孙的替补。

　　实犯死罪而免死充军的，以编伍后所生子孙替补服役，不许勾取原籍子孙。

　　其它充军和发配长城以北者，一律只罚及终身。”岂祯十一年，皇帝训谕兵部：“编伍遣发之事，离乡一千里左右焉附近，两千五百里左右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那些极边和湿热烟瘴地区以四千里外为标准。

　　连同犯人拘役的只限于其妻，没有妻子则罢，不许擅自抓补亲戚邻居。

　　若犯人衰老或有痼疾，准许发配长城外为民。”十五年又训谕：“将按例判处充军的，准许纳钱赎罪。”当时天下已乱，此项命令最终没有实行。

　　明代制度，充军的法律最严，犯罪者也最苦。

　　一旦有人犯罪，亲族有摊派军需的开支，里驿有长途押解的困扰。

　　到了充军的卫所，卫官必定索取常例钱。

　　然而卫官认为其逃跑对自己有利，可以贪污犯人的口粮，常常私下任其逃走。

　　后来执法渐渐弛懈，押解发配的人犯不到十分之一。

　　那些发配极边的，长解吏人常常贿赂兵部，拿着符契到达卫所，卫官凭空开出收管犯人的契据，而充军犯还在家里安居着。

 

 

《志·卷七十》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洪武十四年，命刑部听两造之词，议定入奏。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行之。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之。逾年，四辅官罢，乃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书开济等，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十七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下敕言：“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官无邪私，故狱无囚人；贯内空中有星或数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为贵人无罪而狱。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贯索中虚，庶不负朕肇建之意。”又谕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拟刑名，其间人命重狱，具奏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拟。著为令。”

　　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曹及两京州郡，亦分隶之。按察名提刑，盖在外之法司也，参以副使、佥事，分治各府县事。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议。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移驳繁而贿赂行。乃命中书省御史台详谳，改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杖就决；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详议如律者，大理寺拟覆平允，监收侯决。其决不待时重囚，报可，即奏遣官往决之。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至三，改拟不当，将当该官吏奏问，谓之照驳。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

　　正统四年，稍更直省决遣之制，徒流就彼决遣，死罪以闻。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言：“南京法司多用严刑，迫囚诬服，其被纠者亦止改正而无罪，甚非律意。”乃诏申大理寺参问刑部之制。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初制，有大狱必面讯。十四年，命法司论囚，拟律以奏，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至是置政平、讼理二幡，审谕罪囚。谕刑部曰：“自今论囚，惟武臣、死罪，朕亲审之，余俱以所犯奏。然后引至承天门外，命行人持讼理幡，传旨谕之；其无罪应释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继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杂听之，录冤者以状闻，无冤者实犯死罪以下悉论如律，诸杂犯准赎。永乐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师审录。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可疑者再问。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英国公张辅等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重命法司勘实，因切戒焉。

　　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初，成祖定热审之例，英宗特行朝审，至是复有大审，所矜疑放遣，尝倍于热审时。内阁之与审也，自宪宗罢，至隆庆元年，高拱复行之。故事，朝审吏部尚书秉笔，时拱适兼吏部故也。至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缺，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之。三十二年复缺，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之。崇祯十五年，命首辅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狱，盖出于特旨云。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旷不举，四十四年乃行之。

　　热审始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寻并宽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论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八百余人。七年二月，亲阅法司所进系囚罪状，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审录事例，行于在京，而略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诏可。嘉靖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法司亦如之。”报可。隆庆五年，令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热审矜疑疏未下。刑部侍郎沈应文以狱囚久滞，乞暂豁矜疑者。未报。明日，法司尽按囚籍军徒杖罪未结者五十三人，发大兴、宛平二县监候，乃以疏闻。神宗亦不罪也。旧例，每年热审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四十四年不举行。明年，又逾两月，命未下，会暑雨，狱中多疫。言官以热审愆期、朝审不行、诏狱理刑无人三事交章上请。又请释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罣误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皆不报。崇祯十五年四月亢旱，下诏清狱。中允黄道周言：“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之内系两尚书，不闻有抗疏争者，尚足回天意乎？”两尚书谓李日宣、陈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能从。

　　历朝无寒审之制，崇祯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审，命所司求故事。尚书郑三俊乃引数事以奏，言：“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进月系囚数，凡数百人，大辟仅十之一。成祖谕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系不决，天气冱寒，必有听其冤死者。’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言：‘昔以天寒，审释轻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责，遂诏：‘徒流以下三日内决放，重罪当系者恤之，无令死于饥寒。’十二年十一月，复令以疑狱名上，亲阅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嗣后，世宗、神宗或以灾异修刑，或以覃恩布德。寒审虽无近例，而先朝宽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纳其言。然永乐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庆赍玺书，命皇太子录南京囚，赎杂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以天气冱寒，敕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因谓夏原吉等曰：“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无愧古人。”此寒审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详也。

　　在外恤刑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初，太祖患刑狱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恒等治各道囚，而敕谕之。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正统六年四月，以灾异频见，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复以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两京刑狱，亦赐敕。后评事马豫言：“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今后宜勿听妄指，果有赃证，御史、按察司会审，方许论决。若未审录有伤死者，毋得准例升赏。”是年，出死囚以下无数。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言：“囚狱当会审，而御史及三司官或逾年一会，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会按察司详审，释遣甚众。今莫若罢会审之例，而行详审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员，专审诸狱。”部持旧制不可废。帝命审例仍旧，复如详审例，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失出者姑勿问，涉赃私者究如律。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复请如正统例。部议以诸方多事，不行。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敕书郑重遣之。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于兹，乞更如例行。”帝从其请。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者至，则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绝者免监追。万历四年，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皆由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统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南、北直隶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许执问。嘉靖间制，审录官一省事竣，总计前后所奏，依准改驳多寡，通行考核。改驳数多者听劾。故恤刑之权重，而责亦匪轻。此中外法司审录之大较也。

　　凡刑部问发罪囚，所司通将所问囚数，不问罪名轻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东司，呈堂奏闻，谓之岁报。每月以见监罪囚奏闻，谓之月报。其做工、运炭等项，每五日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分六科轮报之。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赍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闻请旨，不得擅勾问罪。在八议者，实封以闻。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讦告问官，必核实乃逮问。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言：“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此祖宗杜渐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请给批文如故。”帝曰：“此祖宗旧例，不可废。”命复行之。然旗校提人，率赍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弘事例以闻。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