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139

边防卫所、堡垒、府州县军民中强壮的、经过骑兵训练之马，则由行寺卿掌管。

　　边防马匹使用不足，又用茶叶同番人交换，用钱在边境购买。

　　民间饲养都按人口田地给予马匹，开始时称户马，后来又称种马，按时间征收马驹。

　　种马死去，繁殖不够数，就赔偿补足。

　　这就是大概情况。

　　当初，太祖建都金陵，下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百姓饲养马。

　　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由兵部统辖。

　　后来增设滁阳五个牧监，统领四十八处马群。

　　之后，设立四十个牧监，很快撤销，只留存天长、大兴、舒城三个牧监。

　　在汤泉、滁州等地设置牧场。

　　又传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处卫所，每五个士兵饲养一匹马，马一年产下马驹，长到一岁解送京城。

　　随后由监牧交给主管部门，专门命令百姓饲养。

　　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一匹马，抵偿他们的赋役。

　　太仆官监督管理，每年正月到六月上报配种走驹，七月到十月上报孕育的马驹，十…、二月上报增加的马驹。

　　岁末考察养马的政绩，用法律治理府州县的官吏。

　　公马叫儿马，母马叫骤马。

　　公马一匹、母马四匹为一群，设群头一人。

　　五群，设群长一人。

　　洪武三十年，设置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固定牧马草场。

　　丞乐初年，在北京设置太仆寺，掌管顺天、山东、河南。

　　过去设置的成为南太仆寺，掌管应天等六府二州。

　　四年，在陕西、甘肃设置苑马寺，统管六个牧监，每个牧监统管四个苑囿。

　　又设置北京、辽东二个苑马寺，所统管的比照陕西、甘肃施行。

　　十二年，传令北畿百姓按丁口养马，选用免去官职闲住的人教他们畜牧。

　　民户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十六丁以上养马二匹，因罪编户发配的七户养马一匹，得以免罪。

　　不久按照寺卿杨砥的进言，北方人户五丁养一匹马，免去他们一半的田租，蓟州以束到南海等卫所，戍守军士除外，每一个军士饲养种马一匹。

　　又规定南方养马的条例：凤、庐、扬、滁、和五丁养一匹马，应天、太、镇十丁养一匹马。

　　淮、徐开始养马，也以人丁为标准。

　　十八年，撤销北京苑马寺，全部由百姓饲养。

　　苏熙元年，传令百姓养马二年征收一匹马驹，免去一半的草粮。

　　从此以后，马匹日渐增多，逐渐扩散到邻省。

　　济南、兖州、束昌百姓养马，从宣德四年开始。

　　彰德、卫辉、开封百姓养马，从正统十一年开始。

　　后来也先进犯，朝廷选取马匹二万，寄养在京城附近，充作团营骑兵操练，而把过去的种马全部交付永平等府。

　　景泰三年，命令公马十八岁、母马二十岁以上，免去征收马驹。

　　成化二年，因南方不产马，改为征收银两。

　　成化四年，开始建立太仆寺常盈库，储存购买备用马匹的钱财。

　　当时，百姓逐渐苦于养马。

　　成化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进言：“过去每年征收一匹马驹，而百姓不被困扰，是因为放牧的土地广阔，百姓得以为生计。

　　自从富豪之家庄田逐渐增多以来，养马的土地逐渐不足。

　　洪熙初年，改为两年征收一匹骂驹，成化初年，改为三年征收一匹马驹。

　　征收的马匹越削减，百姓越贫困。

　　然而马终究不可少，于是恢复两年征收一匹马驹的制度，百姓更加困苦。

　　奏请敕令边境要塞重镇因地制宜，凡是可以买马供足边境、军民互得利益的，斟酌情势自行处置。”当时马文升巡抚陕西，又极力论述边境军士赔偿马匹的沉重负担，请求命令屯田军士田多人少而不饲养马的，每年交纳白银一钱，来辅助赔偿。

　　虽然都许可执行，但百姓的困苦不能缓解。

　　接替马文升治理陕西的萧祯，奏请裁减行太仆寺。

　　兵部回复说：“洪熙、永乐时，设置行太仆寺及苑马寺，凡用茶叶交换的马匹、番人进贡的马匹，都收归寺、苑放牧，通常有数万匹，足够供给边境使用。

　　正统以后，北方敌人屡次闯入掠夺，马匹逐日减少。

　　进言之人每每请求裁减革除，这是吝惜小的花费而忘记了国家大计。”于是敕令训谕萧祯，只管特别注意督察。

　　而北畿从永乐以来，马匹逐日增多，于是责令百姓饲养，年纪达到十五岁的就养马。

　　太仆少卿彭礼认为人口有限，而征收马驹没有穷尽，奏请规定种马的数额。

　　恰逢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上奏实行他的请求，于是规定两京太仆种马，公马二万五千匹，母马是公马的四倍，二年上交马驹，写定著录焉法令。

　　当时是弘治六年。

　　弘治十五年冬天，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监督管理陕西养马政务。

　　杨一清上奏说：“我朝认为陕右适宜放牧．，设置牧监苑囿，跨越二千余里。

　　后来都撤销了，只留下长乐、灵武二处牧监。

　　如今牧场只有数百里，然而用来供应西部边境还没有显出不充足，只是苦于监督放牧的人不称职，放牧饲养没有方法罢了。

　　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应当为上苑，放牧一万匹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狭窄，清平草地狭小土地贫瘠，为下苑。

　　万安可放牧五千匹，广宁四千匹，清平二干匹，黑水一千五百匹。

　　六苑除每年供给军队外，可固定放牧马匹三万二千五百匹，足以供应三边使用。

　　然而想要大量繁衍，一定要多畜养种马，应该增足一万匹，每两年产一匹马胸，五年可以补足以前的数目。

　　请支付太仆寺买马的费用白银四万二千雨，到平、庆、临、巩购买种马七千匹。

　　另外养马的恩队军不够，请求登记流亡百姓以及判处遣送回籍的人，姑且比照充军戍边的罪人的规定，凡是发配边境卫所充军的，改为到各苑牧马，增加为三千人。

　　又请求测量地势，修城通商，种植榆树柳树，春夏放牧，秋冬回马厩，马匹既得到安定，敌人来犯也可以收聚保护。”孝宗正重视边防，刘大夏执掌兵部，杨一清所奏立即得以实行，升任总制仍监督养马政务。

　　各牧监草场，原来额定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下来的已不到一半。

　　杨一清查核牧场，得到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辟武安苑草地二千九百余顷。

　　正德二年上报朝廷。

　　等到杨一清离任，不长时间草场又荒废了。

　　当时御史王济进言：“百姓苦于养马。

　　有一出生的马，就杀掉它。

　　间或有配种定驹，就贿赂兽医隐瞒下来，有孕育马驹就坠胎。

　　马亏欠不过交纳白银二两，已经生育的已经上报官府，而又死掉的，不过交纳白银三两，产出不死就要挨饿。

　　马日渐消瘦，无助于实用。

　　如今种马、田地、人口，每年征收有固定的数额，请用这数额命令百姓买马，而种马繁殖，朝廷不要干预。”兵部认为他说得对。

　　自此以后，每有上奏，就引用王济的话朝廷不干预种马事务，只向百姓征收马驹，留下母马求子马。

　　当初，边境官员请求给予马匹，太仆寺把现成的马给予他们。

　　自从改为征收钱财后，马匹逐日减少，而请求给予马匹的接连不断，给予钱十万，购买马一万匹。

　　边境官员不能买到好马，马多死去，太仆卿储嵫因此进言，请求仍旧供给马匹。

　　又陈述各边防盗窃出卖、私自借出种马的弊端。

　　言语虽然切直，朝廷不能听从。

　　而边境要塞重镇供给调发银两日益增多，延绥三十六营垒，从弘治十一年开始，十年期间，调发太仆寺白银二十八万多两，购买补充马四万九干多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地不计算在内。

　　到正德七年，便开启交纳马的条例，一共十二条。

　　九年又调发太仆寺白银从山束、辽东＼河南及凤阳、保定诸府买马一万五千匹。

　　嘉靖元年，陕西苑骂少卿卢璧备文陈述养马政务，请求督促拖欠、严明印烙、规范医药、协调各地差异来缓解目前的情况，而开辟草场扩大畜养作为长久之计。

　　皇帝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

　　自此以后进言养马事务的颇多，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急需而已。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犯，太仆寺缺乏马匹，恢复实行正德时上交马匹的规定。

　　之后，稍有增加减少。

　　到嘉靖四十一年，便开启规定捐献马匹授予官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进言：“种马制度的设立，专门为繁殖备用。

　　备用马既然另外购买，那么种马可以因此去除。

　　如今备用马已经足有三万匹，应该命令每匹马折合白银三十两，解送到太仆寺。

　　种马全部卖出，交付兵部。

　　一匹马白银十两，那么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获得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并且收取草豆的白银二十四万两。”御史谢廷杰说：“祖宗的制度所规定的，事关军机大事，不可废除。”兵部认为谢廷杰的话对。

　　而当时，国库匮乏，正分别派遣人搜刮全国拖欠的赋税。

　　穆宗同意武金的上奏，交付兵部议定。

　　兵部请求留养、卖出各一半，皇帝听从了这个请求。

　　太仆寺存有白银，从成化时期开始，然而只有三万多两。

　　等到种马卖掉，白银日益增多。

　　当时，与外番通贡贸易所贮存的白银也没有多少。

　　到张居正任辅政大臣时，极力支持种马全部卖出的建议。

　　从万历九年开始，上等马银八两，最低到五两，又折合征收草豆地租，白银更多，用来供应团营买马以及各边防的请求。

　　然而一匹骗马就发给三十两白银，而州县以劣马进献，它的价值只有数两白银。

　　而且仍旧寄养在马户那儿，危害百姓不亚于以前。

　　还有，国家有兴建、赏赐，往往借支太仆寺的银两，太仆寺的财物日益减少。

　　万历十五年，太仆寺卿罗应鹤请求禁止支借。

　　万历二十四年，诏令太仆寺发给陕西赏功的白银。

　　太仆寺寺臣进言：“往年库存四百余万，自从东西二役兴起，仅剩四分之一。

　　朝鲜用兵，一百万的积蓄全部用尽。

　　如今所存的，只有十余万两。

　　况且本寺寄养马每年额定二万匹，今年折合征收银钱，那么马匹的摊派征收便很少，而柬征调用尤其多。

　　仓猝之间有紧急情况，马匹与自银都用尽，怎样来应付。”奏章交付兵部，不能有所改变。

　　塞祯初年，核查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寺马钱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

　　大概从万历以来，太仆寺政务大大败坏，而边境牧马制度废弛，更加不可追究。

　　后来辽东督师袁崇焕因为缺马，请求在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合三千匹的价钱从西部边防购买。

　　太仆卿涂国鼎进言：“祖宗命令百姓养马，专供京城团营骑兵操练，保护都城，不是为边防。

　　后来改为征收银两，没有战事就卖马交纳白银，有紧急情况就拿出白银买马，仍是为京城防御的意思。

　　如今折合的白银已经多供给各边镇，如果连同马一起折算，万一有变乱产生，怎么办？”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制止了袁崇焕的请求。

　　按明代马政，法制长久弊端丛生。

　　它的起初昌盛最后衰败的原因，大抵由于草场的兴废。

　　太祖既在大江南北设置草场，又规定北方边境的牧地：从束胜以西到宁夏、江西、察罕脑儿，向东到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到大窒、辽东，直抵鸭绿江又向北一千里，而南到各卫分别驻守的地点，又从雁门关西到黄河以外，向东经过紫剂、居庸、古北到山海卫，荒废闲置的平坦广阔的原野，不是军民屯种的，便听任诸王驸马以至靠近边境的军民砍柴放牧，在边境的藩王府不得私自占有。

　　永乐年间，又在京城附近设置草场。

　　不久因为顺圣川到桑干河一百三十余里，水草肥美，命令供应太仆寺一千马匹，命令怀来卫军士一百人分别放牧，后来增加到一万二千匹。

　　宣德初年，又在保安州设置九马坊。

　　于是兵部上奏，马大量繁殖，用颜色来分别给予命名，马的毛色有二十五等，它的种类有三百六十个。

　　这之后庄园田地日渐增多，草场日渐减少，军民都被繁殖饲养马匹所困扰。

　　弘治初年，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佑周旋、御史张淳，都奏请清查。

　　而周旋说：“香河各县土地被蒙强世家所占有，霸州等地都有仁昼宜的皇庄，请求废除它们，来扩充牧场。”虽然获准实行，而占有耕种已久，最终不能清除。

　　南京各卫牧场也长期荒废，兵部尚书张莹请求恢复牧场。

　　御史胡海进言，恐怕丧失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土地，于是制止了这一请求。

　　京城团营官马有一万匹，与旗手等卫当值官马，都分别放置于草场。

　　每年春末，不听候使用的马，坐营官领出交付牧场放牧，草豆停止支付，秋末送回。

　　给事御史检查马死兵逃的情况上报。

　　后来当值的马不带出放牧，而骑兵操练的马仍每年按常例带出放牧。

　　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境紧急为托辞，上奏免去这一制度，征收各草场租赋来补充国家费用，其余贮存在太仆寺买马。

　　于是军营马匹专门依靠户部喂养，每年花费达十八万，户部匮乏，而草场更加荒废。

　　提建议的人诤谏凭租种获取嬴利，延续到神宗时，败坏到了极点。

　　茶马司，洪武年间，在川、陕设立，管理西番交纳马匹换取茶叶，赐与金牌信符，以防止欺诈假冒。

　　每隔三年，派遣朝臣召各番合验符信进行交易，上等马交换茶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交换茶叶七十斤，下等马交换茶叶五十斤。

　　用私人茶叶出境的判死罪，即使有功勋的大臣皇亲国戚也不宽恕。

　　洪武末年，交换的马达到一万三千五百多匹。

　　永乐年间，禁令稍微松弛，交换的马减少。

　　于是命令严格边关交换茶叶的禁令，派遣御史巡视督察。

　　正统末年，废除金牌，每年派遣使者巡察，边境居民违反禁令私自贩卖的很多。

　　成化年间，定时差遣御史一员，领取敕令专门治理。

　　弘治年问，大学士李束阳进言：“金牌制度废弃，私自交换茶叶盛行，主管官吏又屡次以劣质茶叶欺骗番族，番人心怀怨恨，往往用劣马回应。

　　应该严正敕令陕西官员张贴皇帝的谕旨，恢复金牌的制度，严格征收良茶，略微增加马的价钱，那么得到的马必多。”等到杨一清督察管理苑马，于是命令一同治理盐、茶。

　　杨一清申明旧有制度，禁止私自贩卖，种植官家茶叶。

　　四年之间交换马九千多匹，而茶叶还积存四十余万斤。

　　灵州盐池增收五万九千斤，贮存在庆阳、固原府库中，用来买马供应边防。

　　又担心以后没有专职官贝，制度最终要废弃，在正德初年，请求让巡茶御史兼管养马政务，行太仆、苑马寺官听从他的调度，朝廷批覆同意。

　　御史翟唐每年征收茶叶七十八万多斤，换取马匹九千有余。

　　后来法令又松弛。

　　嘉靖初年，户部奏请张贴文告禁止私自贩卖茶叶，凡是允许交易的凭证都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自印制。

　　三十年诏令发给番族验对的符契，然而当初的制度最终没能恢复。

　　马市，开设于永乐年间。

　　辽东设置马市三个，二个在开原，一个在广宁，各自离城四十里。

　　成化年问，巡抚陈钹再次上奏推行马市。

　　后来到万历初年还没有废除。

　　嘉靖年问，在大同开设马市，陕西边防宣府边镇相继开设。

　　隆庆五年，俺答上表进贡。

　　总督王崇古买马七千多匹，折价九万六千有余。

　　马的价钱，辽东用米布绢支付，宣府、大同、山西用白银支付。

　　购买交换之外有进贡马匹的，用钱钞彩帛增加赏赐。

　　当初，太祖崛起于江左，重视的就是战马，多次派遣使者到四方购买。

　　正月元旦日，皇上寿诞，内外藩封将帅都用马作为礼物。

　　外国、土司、番部按时进贡，朝廷每每厚加赐予，所以招安怀柔的都到来。

　　文帝勤于治理远方，派遣使者到极远的地方，外国来朝的很多，然而所重视的不在马的方面。

　　自此以后满足于太平，驾驭的权力失掉，马匹没有外部增加供应，只有依靠繁殖征收。

　　加上官吏从中侵吞渔利，牧养政务荒废，军民一齐陷入困境。

　　大概明代从宣德以后，祖宗的制度逐渐废弛，军队方面特别严重，而马政是其中之一。

 

 

《志·卷六十九》

 

　　◎刑法一

　　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从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厂竖姓名，传不备载，列之于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为五刑之图凡二。首图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故图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于原配处所，依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徒者于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无得过四年。

　　次图七：曰笞，曰杖，曰讯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笞、杖、讯，皆长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较勘，毋以筋胶诸物装钉。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长五尺五寸，头广尺五寸，杻长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鐐，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其因礼以起义者，养母、继母、慈母皆服三年。殴杀之，与殴杀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为容隐者，罪得递减。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殴杀骂詈之者，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虽常赦不原。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当议者有八：曰议亲，曰议故，曰议功，曰议贤，曰议能，曰议勤，曰议贵，曰议宾。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

　　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即唐律称加就重条。)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即唐律老小废疾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元年，定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鳌言，增入九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瞭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以论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乃凶恶至于杀父，即时凌迟，犹有余憾。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夫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至宋时，尤慎赎罪，非八议者不得与。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附过。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久之，其法复弛。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时不能从。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百四十。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天顺五年，令罪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