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137

天启年间，在澎湖修筑城堡，设置游击一名，把总二名，率兵三干，筑炮台镇守。

　　此前，万历年问，许孚速巡抚闽，上奏修筑福州的海坛山，顺便谈及澎湖各岛屿，并说浙东沿海陈钱、金塘、玉环、南麂众山都应治理，便设南麂副总兵，而澎湖无暇顾及。

　　那个地方迁迁对峙海中，如同长蛇蜿蜒曲折，有很多分岔的海港和零落的岛屿，其中空间可以藏巨舰。

　　起初被红毛占据，到此时采用巡抚南居益的意见，便夺回并镇守。

　　从世宗时代出现倭寇祸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备自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和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官员，而各处防御，在广东则分束、中、西三路，设置三位参将；在福建则有五个水寨；在浙则有六总，一是金乡、盘石雨卫，一是松门、海门两卫，一是昌国卫和钱仓、爵溪等所，一是定海卫和霓霁、大嵩等所，一是观海、临山两卫，一是海宁卫，分别用四位参将统领；在南直隶则在乍浦以柬，金山卫设置参将，黄浦以北，昊淞江口设置总兵；在淮、扬则总兵驻守通州，游击驻守庙湾，又在扬州设置陆军游击，等待调遣；在山东则登、莱、青三府设置巡察海道的副使，管理民兵的参将，统领督查沿海兵马防备倭寇的都指挥；在蓟、辽则在大沽海口留守重兵，用副总兵统领，而以密云、永平两游击作接应援助。

　　山海关外，则广宁中、前等五所兵防守各驻军地段，以宁前参将作接应援救，而金、复、海、盖各军都担任海防，三岔以东，九联城外创建镇江城，设游击，统领一千七百人，巡逻海上，北边同宽奠参将陆营地相接，共计有七个镇，而守备、把总、分守、巡徼相约按期巡逻的不下数百人。

　　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

　　大致受到倭寇的严重危害，所以设防也最严密。

　　旦本地理位置和闽相对，而浙的招宝关进贡所经的道路在此，所以浙、闽是首当其冲。

　　南面的敌寇则从广东入侵，北面的敌寇则从长江侵犯留都、淮、扬，所以防卫海外，以防卫长江为重。

　　洪武初年，在都城南面新江口设置水兵八千人。

　　此后，渐渐设置一万二千人，造船四百艘。

　　又在北岸浦子口设置陆军，相互构成掎角之势。

　　所管辖的沿长江各郡，上从九江、庭擅、黄梅，下到苏、松、通、泰，中间包括安庆、池、和、太平，凡是盗贼和贩卖私盐的人，都命令巡查逮捕，同时防备倭寇。

　　永乐时期，特别命令功臣为帅视察长江防军操练，此后同时任用都御史。

　　成化四年，依从锦衣卫愈事冯瑶的建言，命令长江军队依据地形设防，在爪、仪、太平设置将领镇守。

　　后六年，守备定西侯蒋琬上奏调建阳、镇江各卫军补充长江军队空缺兵士。

　　十三年，命令选择武大臣一人担任操江都督，不兼管军营事务。

　　又过五年，依从南京都御史白昂的建言，敕令沿长江守备官员互相接应援助，并且发给印信。

　　写成法令著录。

　　弘治年间，命令新江口两班军按京营条例，首班休歇，就依次轮班操练。

　　嘉靖八年，江阴贼寇侯仲金等作乱，给事中夏言请求设置镇守长江、淮河的总兵官。

　　不久寇乱平息，总兵废除不设置。

　　十九年，沙贼黄艮等又兴起。

　　皇帝诘问兵部废除总兵的缘故，便又设置，给予旗牌符敕令，提督沿江上下。

　　后来又裁减废除。

　　三十二年，倭寇的祸患炽盛，又设副总兵于金山卫，管辖沿海到镇江，同狼山副总兵水陆相呼应。

　　当时长江北面都遭受倭寇侵犯，于是酌量调遣九江、安庆官军镇守京口、闘山等地。

　　很久之后，给事中范宗昊说：“旧例，操江都御史防御长江，应、凤雨位巡抚防御海上。

　　后来因为倭寇侵犯警情，便从镇江以下，连接常、狼、福等处隶属操江都御史，所以两位抚臣得以推卸责任n操江都御史又因先前不是本部的军队，难以远距离控制，也漠然对待，不合委任责成的意图。

　　应该以圃山、三江会合口作为操江、安抚的分界。”回复同意。

　　此后增设上下雨江巡枧御史，得以检举弹劾主管将领，而以南京愈都御史兼管操江，不另外设置。

　　此前，增加招募水兵六干人。

　　隆庆初年，因为都御史昊时来请求，留下四分之一，剩下的全部罢除遣散，并且裁掉中军把总等官。

　　后来，又命令分地段设置守卫，而责令上下南北互相呼应。

　　又依从都御史宋仪望的意见，各军都分别驻守长江岸边，不能居住在城市。

　　万历二十年，因倭寇入侵的警报，进言的人又请求设立京口总兵。

　　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说已经有了昊淞总兵，不应两设。

　　于是设立兵备使者，每刭春天汛期到，调遣备倭都督，统领卫所水、陆军奔赴镇江。

　　后七年，操江都御史耿定力上奏：“长江一千多里，长江上游排列五座军营，三位兵备大臣；长江下游排列五座军营，两位兵备大臣。

　　应当委任他们检阅训练，就以精锐与否作为兵备政绩高低。”兵部商议认为对。

　　旧例，南北总哨官在适当的地方五天相会一次，将领官也每月两次到长江岸边相约巡逻。

　　此后大多不施行。

　　崇祯年问，又让功臣担任操江都督，因懒惰成性，相约巡逻视察都成虚名，没有实际作用了。

　　卫所之外，郡县有招募服役的壮丁，边郡有土兵。

　　太祖平定江束，因循元代制度，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

　　后来依从山西行都司的建言，让边境百姓自行备办军械，组织起来保卫边境。

　　闽、浙被倭寇所苦，指挥方谦请求登记人丁多的当兵。

　　不久因为祸患乡里，下诏令闽、浙相互迁徙。

　　当时已经用民兵，然而并非招募。

　　正统二年，开始招募，愿意为朝廷效力的那些未取得正式军籍的军人和服役的壮丁，陕西得到四千二百人。

　　每人供给两匹布，每月四斗粮。

　　景泰初年，派使者分别招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的服役壮丁，调拨山西义勇军守大同，而紫荆、倒马两关，也用民兵防守，事情平息后罢除遣回。

　　处化二年，因为边防紧急，恢复两关的民兵。

　　敕令御史前去延安、庆阳挑选精壮之人编入军队，得到五千多人，称作士兵。

　　因为延绥巡抚卢祥说边境人民骁勇果敢，可以训练成兵，使其保护乡里的妻子儿女，所以有这个命令。

　　弘治七年，设立征集壮丁的法令。

　　州、县七八百里以上，每里征集两人；五百里，每里征三人；三百里，每里征四人；百里以上，每里征五人。

　　由主管官吏训练，遇到紧急情况便调遣派发，供给行军粮食，而禁止役使占用放买的弊端。

　　富民不愿意，就上交钱给官府，官府自行招募。

　　有的称为机兵，在巡检司的称为弓兵。

　　后来因为越过边境防冬并非好策略，大同巡抚刘宇请求免除轮番操练，征收钱粮输入左风，而用威远屯兵、舍人、未取得正式军籍出军人补充兵役。

　　给事中熊伟也请求在附近卫所编制招募民兵。

　　都依从他们的意见。

　　十四年，因为西北各边招募的土兵，大多不足五千，便派使者携带银两二十万和太仆寺的马价银四万前往招募。

　　指挥千户、百户以招兵多少为等级，得到升级，丢失官职的人得以恢复职务，就命令他统领所招募的兵。

　　不久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请求充实军队的上疏，说：“全国卫所官军原来数额为二百七十多万，因年久逃亡的缘故，曾选招募的壮丁三十多万，又核实卫所舍人、余丁八十八莴，西北各边招募土兵大约敷万。

　　请按李孟旸的奏请，查得主管官员不操练壮丁、私自役使繁杂差派的人，按役使占用军人定罪。”回复同意。

　　正德年问，流寇扰乱山东，巡抚张凤选拔民兵，命令自己买马集中操练，百姓难以忍受其纷扰。

　　兵部侍郎杨潭将此上奏。

　　都御史宁呆招募的多是无赖之人，被御史张璇弹劾。

　　嘉靖二十二年，增加州县壮丁数额，大的一千人，次一等的六七百人，小的五百人。

　　二十九年，京城新遭受侵犯，商议招募民兵，以二万人为限。

　　这年四月末，奔赴京城附近防御。

　　后五年，兵部尚书杨博请求淘汰年老体弱的士兵，保留精锐的士兵，在地方的分发到各路作民兵，在京城的隶属巡捕参将，逃跑了的不补充。

　　皇帝因为虚占的人数多，消耗粮食没有用处，派官员考核应罢免应遣还的上报。

　　隆庆年间，张居正、陈以勤又请求登记京城郊区的民兵，说：“直隶八府的人多强悍，全部按户登记，除去单独一个男丁的和老弱的，父子三人登记一个儿子，兄弟三人登记一个弟弟，州和大县可以得到一千六百人，小县可以得到一千人。

　　其中分为正兵、奇兵，登记姓名于军籍，隶属抚臣操练，每年不超过三个月，每月不超过三次，练完就让他们回去务农，免除自身的徭役。

　　每年除操练以外，不能另外调遣。”命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

　　然而自嘉靖以后，山东、河南民兵戍守蓟门的，全都征收银两以补充招募。

　　到万历初年，山东征收银两到五万六千两，贫民非常困窘。

　　治河的工程，给事中张贞观请求增招士兵，捍卫淮、扬、徐、邳。

　　鲞南强盗兴起，给事中耿随龙请求恢复壮丁的旧制度，专门追捕盗贼。

　　播州动乱，工部侍郎趟可怀请求训练土著之人，兵部于是说：“全国没有兵的地方，不只是蜀。

　　各省官军、壮丁，都应免除老幼，换上健壮的军士。

　　军队操练属于印官、操官，平民操练属于正官、捕官，郡守、监司不能牵制。

　　设立军营分成队伍，凭此调遣。”先后都商议施行。

　　嘉靖末年，招募军人筹措银饷更紧急。

　　南京职方郎中邹维理陈述调遣招募的危害。

　　山西参政徐九翰尤其竭力说民兵不可以调遣。

　　崇祯时，中原盗患紧急，兵部尚书杨嗣昌商议命令州县训练土著居民成军人。

　　工部侍郎张慎言说到它的几处不便利的地方，而御史米寿图又说到它的害处有十条，说不如挑选训练民兵，增加壮丁捕快，防御地方为好。

　　后来杨嗣昌死，训练土兵也没有施行。

　　乡兵，是根据本地风土所擅长响应招募，调发辅佐军队应急的士兵。

　　其中隶属军籍的称浙兵，义蛊最多，处其次，台、宁又其次，善于用狼筅，问或用分叉长枪。

　　戚继光设鸳鸯阵以击破倭寇，到镇守蓟门时，最有名声。

　　叫川兵、叫辽兵，崇祯时期，多调他们剿减流寇。

　　那些不隶属军籍的，在很多地方都有。

　　河南嵩县称毛葫芦，惯用短兵器，擅长爬山。

　　而嵩和卢氏、灵宝、永宁都多矿兵，称为角脑，又叫打手。

　　山东有长竿手。

　　徐州有箭手。

　　井陉有蚂螂手，善于扔石头，速的可以达到一百步。

　　闽漳、泉擅用镖牌，尤其擅长水战。

　　泉州永春人善于搏斗的武艺。

　　正统年问，有叫郭荣六的，攻破沙尤贼寇有功劳。

　　商人盐丁以私下贩卖为业，多强劲果敢。

　　成化初年，河东盐贩千百人，自备火炮、强弩、车仗，混杂在官军中追逐敌寇。

　　而松江曹泾的盐贩，在嘉靖年问，追逐倭寇到岛上，焚烧敌船。

　　后来倭寇见到百姓家有鹾袋，就摇手告诫。

　　粤东杂居着蛮蛋，惯用长牌、斫刀，而新会、东莞出生的超过一半。

　　延绥、固原多边塞外的土著居民，善于骑马射箭，英宗命令挑选训练以备秋天防御敌人入侵。

　　大藤峡战役，韩雍利用这些兵，摧毁了瑶、僮用牌刀的人。

　　庄浪鲁家军，以前隶属随驾军人之中，洪熙初年，命令土指挥率领。

　　万历年问，部臣称赞该军骁勇强健，为敌军所畏惧，应该鼓舞以备边防调用。

　　醛马户八百，曾经自备马骑器械奔赴杀敌，后来因为讲和进贡而裁除。

　　万历十九年，经略郑雒请求恢复旧例。

　　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

　　倭寇作乱，少林僧人响应招募的有四十多人，作战也大多获胜。

　　西南边境有各土司兵。

　　湖南永顺、保靖两个宣慰所辖，廑西东菌、那地、南丹、盐堪等狼兵，四川酉阳、石硅秦氏、冉氏等司，出力最多。

　　崇桢末年，边境事务紧急，有关部门总是以调遣三个省的土司为长久的计策，其中利弊也总是各占一半。

 

 

《志·卷六十八》

 

　　◎兵四

　　○清理军伍 训练 赏功 火器 车船 马政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未几，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十六年，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明年，从兵部尚书俞纶言，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二十一年，诏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其秋，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军士遇点阅以为验。

　　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范济极言勾军之扰。富峪卫百户钱兴奏言：“祖本涿鹿卫军，死，父继，以功授百户。臣已袭父职，而本卫犹以臣祖为逃军，屡行勾取。”帝谓尚书张本曰：“军伍不清，弊多类此。”已而宣宗立，军弊益滋，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诬攘良民充伍。帝谕兵部曰：“朝廷于军民，如舟车任载，不可偏重。有司宜审实毋混。”乃分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清理天下军卫。三年敕给事、御史清军，定十一条例，榜示天下。明年复增为二十二条。五年，从尚书张本请，令天下官吏、军旗公勘自洪、永来勾军之无踪者，豁免之。六年，令勾军有亲老疾独子者，编之近地，余丁赴工逋亡者例发口外，改为罚工一年，示优恤焉。八年，免苏州卫抑配军百五十九人，已食粮止令终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先是，苏、常军户绝者，株累族党，动以千计，知府况钟言于朝，又常州民诉受抑为军者七百有奇，故特敕巡抚侍郎周忱清理。

　　正统初，令勾军家丁尽者，除籍；逃军死亡及事故者，或家本军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挟雠妄报冒解，或已解而赴部声冤者，皆与豁免。定例，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大学士杨士奇谓风土异宜，濒于夭折，请从所宜发戍。署兵部侍郎邝埜以为紊祖制，寝之。成化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复请补近卫，始议行。十一年，命御史十一人分道清军，以十分为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时以罪谪者逃故，亦勾其家丁。御史江昂谓非“罚弗及嗣”之义，乃禁之。

　　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兵部尚书胡世宁请“屡经清报者免勾。又避役之人必缓急难倚，急改编原籍。卫所有缺伍，则另选舍余及犯罪者充补。犯重发边卫者，责卖家产，阖房迁发，使绝顾念。庶卫卒皆土著，而逃亡益鲜”。帝是其言。其后，用主事王学益议，制勾单，立法详善。久之，停差清军御史，宽管解逃军及军赴卫违限之科。清军官日玩愒，文卷磨灭，议者复请申饬。

　　万历三年，给事中徐贞明言：“勾军东南，资装出于户丁，解送出于里递，每军不下百金。大困东南之民，究无补于军政。宜视班匠例，免其解补，而重征班银，以资召募，使东南永无勾补之扰，而西北之行伍亦充。”郧阳巡抚王世贞因言有四便：应勾之户，乐于就近，不图避匿，便一；各安水土，不至困绝，便二；近则不逃，逃亦易追，便三；解户不至破家，便四。而兵部卒格贞明议，不行。后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复请各就近地，南北改编。又言“应勾之军，南直隶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请自天顺以前竟与释免”。报可，远近皆悦。然改编令下，求改者相继。明年，兵部言“什伍渐耗，边镇军人且希图脱伍”。有旨复旧，而应聘之议复不行。

　　凡军卫掌于职方，而勾清则武库主之。有所勾摄，自卫所开报，先核乡贯居止，内府给批，下有司提本军，谓之跟捕；提家丁，谓之勾捕。间有恩恤开伍者。洪武二十三年，令应补军役生员，遣归卒业。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卫军，死，有孙宗皋宜继。时已中乡试，尚书张本言于帝，得免。如此者绝少。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有津给军装、解军行粮、军丁口粮之费。其册单编造皆有恒式。初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嘉靖三十一年，又编四册，曰军贯，曰兜底，曰类卫、类姓。其勾军另给军单。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然弊政渐丛，而扰民日甚。

　　明太祖起布衣，策群力，取天下。即位后，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而其制未定。洪武六年，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议教练军士律：“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射以十二矢之半，远可到，近可中为程。远可到，将弁百六十步、军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远可到，蹶张八十步，划车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张四十步，划车六十步。枪必进退熟习。在京卫所，以五千人为率，取五之一，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验试，馀以次番试。在外都司卫所，每卫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余以次番试。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军士给钱六百为道里费。将领自指挥使以下，所统军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夺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为军止。都指挥军士四分以上不中，夺俸一年；六分以上罢职。”后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赴京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本卫较射。二十年，命卫士习射于午门丹墀。明年复令：“天下卫所马步军士，各分十班，将弁以荫叙久次升者统之，冬月至京阅试。指挥、千百户，年深惯战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练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娴习者，罚。”明年，诏五军府：“比试军士分三等赏钞，又各给钞三锭为路费，不中者亦给之。明年再试不如式，军移戍云南，官谪从征，总小旗降为军。武臣子弟袭职，试骑步射不中程，令还卫署事，与半俸，二年后仍试如故者，亦降为军。”

　　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六师尝自较阅。又尝敕秦、晋、周、肃诸王，各选护卫军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练，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卫，遣将统马步军分驻真定、德州操练，侯赴京阅视。

　　景泰初，立十团营。给事中邓林进《轩辕图》，即古八阵法也，因用以教军。成化间，增团营为十二，命月二次会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内，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武宗好武勇，每令提督坐营官操练，又自执金鼓演四镇卒。然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

　　嘉靖六年定，下营布阵，止用三叠阵及四门方营。又令每营选枪刀箭牌铳手各一二人为教师，转相教习。及更营制，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择精锐者名选锋，厚其校艺之赏。总督大臣一月会操者四，余日营将分练。协理大臣及巡视给事、御史随意入一营，校阅赏罚，因以择选锋。帝又置内营于内教场，练诸内使。

　　隆庆初，命各营将领以教练军士分数多寡为黜陟。全营教练者加都督佥事，以次减；全不教练者降祖职一级，革任回卫。三年内教练有成，操协大臣奖谕恩录；无功绩者议罚。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

　　先是，浙江参将戚继光以善教士闻，尝调士兵，制鸳鸯阵破倭。至是已官总兵。穆宗从给事中吴时来请，命继光练兵蓟门。蓟兵精整者数十年。继光尝著《练兵实纪》以训士。一曰练伍，首骑，次步，次车，次辎重；先选伍，次较艺，总之以合营。二曰练胆气，使明作止进退及上下统属、相友相助之义。三曰练耳目，使明号令。四曰练手足，使熟技艺。五曰练营阵，详布阵起行、结营及交锋之正变。终之以练将。后多遵用之。

　　赏功之制，太祖时，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及云南、越州之功。赏格虽具，然不豫为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获倭一船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贼，赏银有差。

　　永乐初，以将士久劳，命礼部依太祖升赏例，参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其赏之轻重次第，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十二年定：“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又立功赏勘合，定四十字，曰：“神威精勇猛，强壮毅英雄。克胜兼超捷，奇功奋锐锋。智谋宣妙略，刚烈效忠诚。果敢能安定，扬名显大勋。”编号用宝，贮内府印绶监。当是时，稽功之法甚严。

　　正统十四年，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

　　北边，自甘肃迤东，抵山海关。成化十四年例：“一人斩一级者，进一秩，至三秩止。二人共斩者，为首进秩同。壮男与实授，幼弱妇女与署职。为从及四级以上，俱给赏。领军官部下五百人者，获五级，进一秩。领千人者，倍之。”正德十年重定例：“独斩一级者升一秩。三人共者，首升署一秩，从给赏。四五六人共者，首给赏，从量赏。二人共斩一幼敌者，首视三人例，从量赏。不愿升者，每实授一秩，赏银五十两，署职二十两。”嘉靖十五年定，领军官千、把总，加至三秩止，都指挥以上，止升署职二级，余加赏。

　　东北边，初定三级当北边之一。万历中，改与北边同。

　　番寇苗蛮，亦三级进一秩，实授署职，视北边。十级以上并不及数者给赏。万历三年，令陕西番寇功，视成化中例，军官千总领五百人者，部下斩三十级，领千人者六十级，把总领五百人者十级，领千人者三十级，俱进一秩，至三秩止。南方蛮贼，宣德九年例，三级以上及斩获首贼，俱升一秩，余加赏。正德十六年，定军官部下斩百级者升署一秩，三百级者实授一秩，四百级者升一秩，余功加赏。

　　倭贼，嘉靖三十五年定：“斩倭首贼一级，升实授三秩，不愿者赏银百五十两。从贼一级，授一秩。汉人胁从一级，署一秩。阵亡者，本军及子实授一秩。海洋遇贼有功，均以奇功论。”万历十二年更定，视旧例少变，以贼众及船之多寡，为功赏之差。复定海洋征战，无论倭寇、海贼，勘是奇功，与世袭。云南夷贼，擒斩功次视倭功。

　　内地反贼，成化十四年例，六级升一秩，至三秩止，幼男妇女及十九级以上与不及数者给赏。正德七年，定流贼例：“名贼一级，授一秩，世袭，为从者给赏。次贼一级，署一秩。从贼三级及阵亡者，俱授一秩，世袭。重伤回营死者，署一秩。”又以割耳多寡论功，最多者至升二秩，世袭。先是，五年宁夏功，后嘉靖元年江西功，俱视流贼例。崇祯中，购闯、献以万金，爵封侯，余贼有差，以贼势重，变常格也。

　　其俘获人畜、器械，成化例，俱给所获者。其论功升秩，成化十四年例，军士升一秩为小旗，舍人升一秩给冠带，以上类推。嘉靖四十三年定，都督等官无阶可升者，所应袭男荫冠带。万历十三年定，都指挥使升秩者，不授都督，赏银五十两，升俸者半之。其有司民兵，隆庆六年定，视军人例。

　　自洪、宣以后，赏格皆以斩级多少豫定。条例渐多，幸弊日启。正德间，副使胡世宁言：“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选强明刚正之员，为纪功官，痛惩此弊。”时弗能行。故事，镇守官奏带，例止五名。后领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斩馘之列，别立名目，曰运送神枪，曰赍执旗牌，曰冲锋破敌，曰三次当先，曰军前效劳。冒滥之弊，至斯极已。

　　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罕用。

　　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炮架。二十年，从张辅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以御敌。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正统末，边备日亟，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伞，上用铁枪头，环以响铃，置火药筒三，发之可溃敌马。应州民师翱制铳，有机，顷刻三发，及三百步外。”俱试验之。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贼，用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请颁式各边。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兵部试之，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止可夜劫营。”御史张铎亦进十眼铜炮，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诏工部造。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炮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诸局，属内库，掌于中官，在外有盔甲厂，属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诸司卫所，又俱有杂造局。军资器械名目繁夥，不具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

　　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

　　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

　　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以驘车千辆，铁索联络，骑卒处中，每车翼以刀牌手五人，贼犯阵，刀牌手击之，贼退则开索纵骑。帝命造成祭而后用。下车式于边境，用七马驾。宁夏多沟壑，总兵官张泰请用独马小车，时以为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机枪一发难继，请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

　　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二。屯处，十五步外设为藩。每车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又以四轮车一，列五色旗，视敌指挥。廷议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二年，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帝令亟行。

　　成化二年，从郭登言，制军队小车。每队六辆，辆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车前置牌画猊首，远望若城垒然。八年，宁都诸生何京上御敌车式，上施铁网，网穴发枪弩，行则敛之。五十车为一队，用士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宾请造偏箱车，与鹿角参用。兵部尚书项忠请验阅，以登高涉险不便，已之。十三年，从甘肃总兵官王玺奏，造雷火车，中立枢轴，旋转发炮。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

　　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请仿郭固、韩琦之制，造车，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下边镇酌行。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复言全胜车之便，而稍为损益，用四人推挽，所载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为准。箱前画狻猊，旁列虎盾以护骑士。命从其制。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

　　至隆庆中，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然特以遏冲突，施火器，亦未尝以战也。是后，辽东巡抚魏学曾请设战车营，仿偏箱之制，上设佛郎机二，下置雷飞炮、快枪六，每车步卒二十五人。万历末，经略熊廷弼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天启中，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钢轮车、小冲车等式，以御敌，皆罕得其用。大约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而舟楫之用，则东南所宜。

　　舟之制，江海各异。太祖于新江口设船四百。永乐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两浙及镇江诸府卫造海风船。成化初，济川卫杨渠献《桨舟图》，皆江舟也。

　　海舟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亦利追逐。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苍视福船稍小。开浪船能容三五十人，头锐，四桨一橹，其行如飞，不拘风潮顺逆。艟〈舟乔〉船视海苍又小。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并用。橹设船傍近后，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闸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下三层，下实土石，上为战场，中寝处。其张帆下椗，皆在上层。戚继光云：“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人谓之苍山铁也。”沙、鹰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接战，无不胜。渔船至小，每舟三人，一执布帆，一执桨，一执鸟嘴铳。随波上下，可掩贼不备。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仅容二三人，遇风涛辄舁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两头船，旋转在舵，因风四驰，诸船无逾其速。盖自嘉靖以来，东南日备倭，故海舟之制，特详备云。

　　明制，马之属内厩者曰御马监，中官掌之，牧于大坝，盖仿《周礼》十有二闲意。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卫，即唐四十八监意。牧于民者，南则直隶应天等府，北则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即宋保马意。其曰备养马者，始于正统末，选马给边，边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皆有孳生驹。官牧之地曰草场，或为军民佃种曰熟地，岁征租佐牧人市马。牧之人曰恩军，曰队军，曰改编军，曰充发军，曰抽发军。苑马分三等，上苑万，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马十匹，五十夫设圉长一人。凡马肥瘠登耗，籍其毛齿而时省之。三岁，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转市。边卫、营堡、府州县军民壮骑操马，则掌于行寺卿。边用不足，又以茶易于番，以货市于边。其民牧皆视丁田授马，始曰户马，既曰种马，按岁征驹。种马死，孳生不及数，辄赔补。此其大凡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马。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已，为四十监，旋罢，惟存天长、大兴、舒城三监。置草场于汤泉、滁州等地。复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卫，五军养一马，马岁生驹，一岁解京。既而以监牧归有司，专令民牧。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复其身。太仆官督理，岁正月至六月报定驹，七月至十月报显驹，十一、二月报重驹。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凡牡曰儿，牝曰骒。儿一、骒四为群，群头一人。五群，群长一人。三十年，设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定牧马草场。

　　永乐初，设太仆寺于北京，掌顺天、山东、河南。旧设者为南太仆寺，掌应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统六监，监统四苑。又设北京、辽东二苑马寺，所统视陕西、甘肃。十二年，令北畿民计丁养马，选居闲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为事编发者七户一匹，得除罪。寻以寺卿杨砥言，北方人户五丁养一，免其田租之半，蓟州以东至南海等卫，戍守军外，每军饲种马一。又定南方养马例：凤、庐、扬、滁、和五丁一，应天、太、镇十丁一。淮、徐初养马，亦以丁为率。十八年，罢北京苑马寺，悉牧之民。

　　洪熙元年，令民牧二岁征一驹，免草粮之半。自是，马日蕃，渐散于邻省。济南、兖州、东昌民养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卫辉、开封民养马，自正统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马二万，寄养近京，充团营骑操，而尽以故时种马给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是时，民渐苦养马。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言：“向时岁课一驹，而民不扰者，以刍牧地广，民得为生也。自豪右庄田渐多，养马渐不足。洪熙初，改两年一驹，成化初，改三年一驹。马愈削，民愈贫。然马卒不可少，乃复两年一驹之制，民愈不堪。请敕边镇随俗所宜，凡可以买马足边、军民交益者，便宜处置。”时马文升抚陕西，又极论边军偿马之累，请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领马者，岁输银一钱，以助赔偿。虽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继文升抚陕者萧祯，请省行太仆寺。兵部覆云：“洪、永时，设行太仆及苑马寺，凡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正统以后，北敌屡入抄掠，马遂日耗。言者每请裁革，是惜小费而忘大计。”于是敕谕祯，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乐以来，马日滋，辄责民牧，民年十五者即养马。太仆少卿彭礼以户丁有限，而课驹无穷，请定种马额。会文升为兵部尚书，奏行其请，乃定两京太仆种马，儿马二万五千，骒马四之，二年纳驹，著为令。时弘治六年也。

　　十五年冬，尚书刘大夏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陕右宜牧，设监苑，跨二千余里。后皆废，惟存长乐、灵武二监。今牧地止数百里，然以供西边尚无不足，但苦监牧非人，牧养无法耳。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宜为上苑，牧万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逼窄，清平地狭土瘠，为下苑。万安可五千，广宁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岁给军外，可常牧马三万二千五百，足供三边用。然欲广孳息，必多蓄种马，宜增满万匹，两年一驹，五年可足前数。请支太仆马价银四万二千两，于平、庆、临、巩买种马七千。又养马恩队军不足，请编流亡民及问遣回籍者，且视恩军例，凡发边卫充军者，改令各苑牧马，增为三千人。又请相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还厩，马既得安，敌来亦可收保。”孝宗方重边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辄行。迁总制仍督马政。

　　诸监草场，原额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者已不及半。一清核之，得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武安苑地二千九百余顷。正德二年闻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时御史王济言：“民苦养马。有一孳生马，辄害之。间有定驹，赂医讳之，有显驹坠落之。马亏欠不过纳银二两，既孳生者已闻官，而复倒毙，不过纳银三两，孳生不死则饥饿。马日瘦削，无济实用。今种马、地亩、人丁，岁取有定额，请以其额数令民买马，而种马孳生，县官无与。”兵部是其言。自后，每有奏报，辄引济言县官无与种马事，但责驹于民，遗母求子矣。

　　初，边臣请马，太仆寺以见马给之。自改征银，马日少，而请者相继，给价十万，买马万匹。边臣不能市良马，马多死，太仆卿储巏以为言，请仍给马。又指陈各边种马盗卖私借之弊。语虽切，不能从。而边镇给发日益繁。延绥三十六营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间，发太仆银二十八万有奇，买补四万九千余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处不与焉。至正德七年，遂开纳马例，凡十二条。九年，复发太仆银市马万五千于山东、辽东、河南及凤阳、保定诸府。

　　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条上马政，请督逋负、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帝嘉纳之。自后言马事者颇众，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仆马缺，复行正德纳马例。已，稍增损之。至四十一年，遂开例至捐马授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

　　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自万历九年始，上马八两，下至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益多，以供团营买马及各边之请。然一骟马辄发三十金，而州县以驽马进，其直止数金。且仍寄养于马户，害民不减曩时。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盖自万历以来，冏政大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既而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

　　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太祖既设草场于大江南北，复定北边牧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闲平埜，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乾河百三十余里，水草美，令以太仆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增至万二千匹。宣德初，复置九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马大蕃息，以色别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种三百六十。其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弘治初，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而旋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诸卫牧场亦久废，兵部尚书张蓥请复之。御史胡海言恐遗地利，遂止。京师团营官马万匹，与旗手等卫上直官马，皆分置草场。岁春末，马非听用者，坐营官领下场放牧，草豆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