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116

都给以关防凭证，并偕同原奏官前往。

　　矿脲微小没有收获，便勒令人民补偿。

　　而奸猾之人藉开矿的名义，乘着传车强横勒索人民的财物，欺压州县。

　　主管官吏体恤人民，便加罪以阻挠，逮捕审问罢免官职。

　　当时宦官多凶暴强横，而陈奉尤其厉害。

　　对富豪家族便以盗采矿山相诬眚，对良田美宅便指出那些地方地下有矿脉，率领役工包围逮捕，侮辱妇女，甚至斩断别人手足投到江中，其残酷暴虐如此。

　　皇帝竟纵容不追究。

　　从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众宦官所进献的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小人们藉势诛求勒索，不只一倍五倍，人民无法生存。

　　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当今水、旱造成灾害，天空呜响大地震动，陨星流坠晦气四射，四方一天接一天上报。

　　内外战争兴起，百姓困窘疲敝。

　　而贪图财利的小人，借口开采矿山以肆虐侵吞。

　　如果祸乱从中发作，那磨矿工冗役制造灾祸尤其剧烈。

　　从此之后，寻求投珠抵璧之说也用之已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矿山的弊端，大的方面值得忧虑的有八点。

　　矿盗相招聚集，容易发动变乱，这是第一点。

　　矿头过分赔累，形势会造成土崩瓦解，这是第二点。

　　矿夫遭受残害，逼迫逃亡，这是第三点。

　　雇用之民粮食缺乏，因饥饿而鼓噪呼叫，这是第四点。

　　矿洞遍地开采，没有收益徒增浪费，这是第五点。

　　矿砂含银少，强行征收让人民购买，这是第六点。

　　人民都开矿，农耕种桑失去常业，这是第七点。

　　奏事官强暴凶横，滥施刑法激起变乱，这是第八点。

　　现在矿头因赔本欠债而死，平民因逼迫购买矿砂而死，矿工以倾压而死，以争斗而死。

　　到现在还不停止，即使倾注国家府库的宝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挽救危亡了。”奏疏呈入，皇帝都不省察。

　　有识之士认为明朝灭亡大概开始于此。

　　铁冶所，是洪武六年设置。

　　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夔，廑塞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所，太原、泽、潞各一所，一共十三所，每年交纳铁七百四十六万多斤。

　　河南、四川也有铁矿冶炼。

　　十二年，增加茶陵。

　　十五年，广平官吏王允道上奏说：“磁州出产铁，元代时设置官，每年收缴一百余万斤，请求如旧制。”皇帝因为人民生活刚刚安定，恢复设置必然重新扰乱，便杖责王允道并流放到海外。

　　十八年，罢除各布政司冶炼铁。

　　随后工部上奏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旧时进贡十万斤，修缮打造兵器，别处没有。”于是恢复设置。

　　后来武昌、吉州依次恢复。

　　洪武末年，因工部上言，又全部开放，让人民得以自己开采冶炼，每三十分抽取二分。

　　永乐时期，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冶炼铁矿。

　　景帝时期，办事吏请求恢复陕酉、室逮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被关进监狱。

　　给事中张文质认为不应该堵塞言路，纔释放了他。

　　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矿炼铁，主管官吏在赋税之外勒索贿赂，唐大鬓等人于是发动叛乱，都御史刘大夏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统管，如同盐法禁止私贩。

　　嘉靖三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等府炼铁。

　　隆庆、万历以后，大都因循旧有制度，不曾特别开设。

　　铜场，明朝初年，祇有江西德兴、铅山。

　　此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都开采水银、青绿。

　　太祖时期，廉州巡检上奏说：“阶州与西戎交界，有水银矿场以及青绿、紫泥，希望得到军队攻取那个地区。”皇帝不允许。

　　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束川府会川卫大山出产青绿、银、铜，因与外番交界，担心军民暗中夺取发生动乱，特别禁止整饬。

　　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矿洞。

　　弘治十八年，裁除板场坑水银场局。

　　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银矿，于是兼及铜、锡、青禄。

　　下诏同意。

　　于是依次开采。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便冶炼铸钱，多次开设云南各处铜场，很久以后所获渐渐减少。

　　崇祯时期，便收聚古钱以供熔炉冶炼铸钱。

　　关市的征税，宋、元很繁琐。

　　明朝初期务求简易，此后增加设置渐渐变多，出行要送财物，停留从事买卖也要送财物，经过的地方居留的地方各自有税。

　　应收税的财物器具在官署张榜公布，按物征收，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它不在集市上出售的不计算，应征收而藏匿的没收一半。

　　买卖田地房屋大牲畜必须交税，契本另外交纳纸价。

　　凡是纳税之地，设置店房登记簿，书写留止商人姓名物品数量。

　　主管部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埸局，有河泊所。

　　所收的赋税，有原定征收的实物，有改征的银钞布帛。

　　税课司局，京城各门和各府州县的市集多设有，共有四百多所。

　　，以后依次裁减省并十分之七。

　　抽分，在南京的，有龙江、大胜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剂州、太平、兰州、广宁。

　　又命令军卫自己设置场分，收聚贮藏柴薪。

　　河泊所只有黄河以南设置，河北只有盐山县。

　　凡是课税，征收商人所买货物；抽分，征收竹木柴薪；河泊，征收鱼税。

　　又有门摊课钞，由主管部门统领。

　　太祖初年，征收酒醋之税，收官店钱。

　　即位作昊王，碱收官店钱，改在京的官店为宣课司，府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

　　凡是商税，三十分取其一分，超过征收按违犯法令论处。

　　洪武初年，命令在京的兵马指挥兼管市司，每三天校对一次街市的度量衡器，稽察商人的物价；在外地，城门兵马，也命令兼管市司。

　　彰德税课司，收税下及蔬菜水果、饮食、畜牧等物。

　　皇帝听说后贬黜了他。

　　山西平迁主簿成乐任期满后到京朝拜，上呈他的考绩材料称“能征收督办商税”。

　　皇帝说：“税收有固定额敷，如果以征收督办焉能，造就是剥削下层人民，失去官吏职责，州考不对。”命令吏部移送文书讯问。

　　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的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不按额敷的达一百七十八处。”便派遣宦官、国子生以及户部委派官各一人核实，确立为定额。

　　十三年，吏部说：“税课司局每年征收额定米不到五百石的，一共有三百六十四处，应该罢除。”回复同意。

　　胡惟庸伏罪被杀，皇帝训谕户部说：“过去奸臣聚敛财物，税收施及极细小极全面，朕对此感到很羞耻。

　　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祭祀的物品，船卓丝布之类，都不收税。”罢除天下的抽分竹木场。

　　第二年命令以野兽皮交纳鱼税，制成皮服以供给边防士卒。

　　当初，京城军民居住的房屋都是官府提供，房屋相连没有空地。

　　商人货物到达，有的留在船中，有的贮藏在城外，中介经纪人抬高或压低价格，商人感到忧虑。

　　皇帝便命令在三山诸门外，濒临江水建造房屋，名叫塌房，用来贮存商货。

　　丞乐初年制定法度，嫁娶丧葬祭祀和一定季节的礼物、自己编织的布帛、农器、食品以及购买已交税的货物、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鱼类蔬菜杂果不在集市上贩卖的，都免征税。

　　按照南京的办法，建置京城的官店塌房。

　　七年，派御史、监生到收税处专办税收。

　　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束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居的地方。

　　现在建都北平，各种货物比过去高一倍。

　　那些商税应该派人监督专管一年，以此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洪熙元年，增设市肆门摊征收钱钞。

　　宣德四年，因钞法不流通，由商人积货出卖不收税，于是在京省商人聚集之地、市镇店肆门摊收税，比旧时增加共五倍。

　　两京的蔬果园不论官府私人栽种出售的，塌房、库房、店舍囤积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命令全部交纳钞。

　　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吏各一人，在城门察收。

　　船只受雇佣装载的，计算所载货物多少、道路远近交纳钞。

　　钞关的设置从此开始。

　　那些倚仗权势隐藏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仍要加罪处罚。

　　于是有涕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钞关，计算船的大小长短宽窄而额数有等差，叫做船料，不收货税。

　　只有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派的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

　　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只船一百料，交纳钞一百贯。

　　侍郎曹弘说：“塌房每月交钞五百贯，确实很苦，有卖子女交纳税的。”皇帝命令审核免除。

　　钞法流通后，减少北京蔬菜地征收钞的一半，船料一百贯的减少到六十贯。

　　巫统初年，下诏说凡是征收门摊税，都遵照洪武畴期的旧有数额不能借口钞法妄自增加。

　　不久，因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革除直省税课司局，由主管官吏兼管收税；罢除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迁移椁县钞关到河西务；船料应交纳六十贯的，减成二十贯。

　　商人和平民都称便。

　　九年，王佐掌管卢部，设置彰义门官房，征收商人的赋税钞，又设置直省税课司官，征收商品税渐渐繁多。

　　景泰元年，于谦掌管国政，船料税减少到十五贯，减少张家湾和辽阳一半赋税。

　　大理卿薛管说：“抽分薪炭等藏匿不报的，与船舶商藏匿番货的罪行相当，全部没收，过分沉重。

　　请求比照藏匿纳税的律令执行。”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成化七年，增加设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

　　当初，抽分竹木税，只取钞，后来改换用银，到这时渐渐增加到数万两。

　　不久，派遣御史专门征税。

　　孝宗初期，御史陈瑶说：“崇文门监税官以收刮为能，不合国体。”于是命令客货之外，车辆不能搜查阻挠。

　　又听从给事中王敞的意见，召回芜湖、剂州、杭州抽分御史，用府州佐副官监收商税。

　　十三年，又派遣御史。

　　正德十一年，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是听从镇守太监之言。

　　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革新设置诸抽分厂。

　　不到一年，太监郑玺请求复设于顺德、广平。

　　工部尚书李铛曲从附顺持两端，横加征收之端又兴起n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征税。

　　世宗初年，抽分中官和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被裁除，又革除真定等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弘治末年，数量大减。

　　从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加四倍，钱增加三十万。

　　嘉靖三年，下诏如同弘治初年的规定，仍然减少钱三十万。

　　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合收银，此后恢复收钱钞。

　　八年，又收银，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

　　开始时钞关估计船料确定税收，随后因估计船料难以核实，便以测量梁头宽窄为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有等差。

　　皇帝命令以成尺焉限，不征收零数。

　　太监李能请求在山诲关征收商税，实行数年，主事鄙阅说：“广宁八里铺前屯卫已有征税场，不应再征税。”罢除掉。

　　此后恢复山海关税，罢除八里铺店钱。

　　四十二年，命令各关卡岁额定数之外，剩余的全部纳入公家府库。

　　隆庆二年，开始给予钞关主事关防敕书。

　　不久命令钞关离府近的，由知府收税并且解送；离府远的，命令佐副官收税贮藏在府库，每季度解送到户部。

　　主事职掌核定商人所报物数以确定税数，收税解送没有参与。

　　神宗初年，命令商人货物进京的，河西务供给红单，到崇文门一并交纳正、条、船三种税；那些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除条、船二税。

　　万历十一年革除天下私设的无名赋税。

　　然而从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关卡渡口私下擅自抽税，求利而害民，虽然多次下诏察办革除，但也不能革去。

　　到两宫三殿受灾，营建费没有资财，便开始开矿增加税收。

　　而天津的店租，广州的珠赋，两淮的余盥，京口的供用，浙江的市舶，成都的盐茶，重庆的名木，湖口、长江的船税，荆州的店税，实坻的鱼苇和门摊商税、油布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统管税就是统管矿，驱使胁迫官吏，务求搜刮剥削。

　　征税的使者，从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开始。

　　此后高案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李凤在广州，陈奉在剂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杭，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丘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晔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管税务，有的兼管开采。

　　奸猾之民送财物给宦官，便给予指挥千户的札子，用为爪牙。

　　水陆行走数十里，便树着旗建立厂。

　　看到懦弱的商人便肆意抢夺，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携带的行李，也被搜索。

　　又设立土商名目，穷因的乡间偏僻的码头，米盐鸡猎，都命令收税。

　　所到之处，多次激起人民反抗，皇帝大都包庇不追究。

　　各所进之税，有的称遗税，有的称节省银，有的称处罚赎罪，有的称额外赢余。

　　又藉买办、孝顺的名义，金银珠宝玩好、貂皮、名马，纷纷进奉，皇帝认为能干。

　　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宽限商税，皇帝在内宫直接下旨仍然征收四万，他们贪图利益到这个地步。

　　三十三年，纔下诏罢除采矿，把税务归主管部门，而税使不撤除。

　　李道假称主管官吏坚持推辞，请求如旧时方便。

　　皇帝立即听从他的请求。

　　又听从福王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立官店，以供应福邸。

　　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

　　不听从。

　　趟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游墅、扬州、北新、淮安各个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银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多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银八万二干两，这是定额。

　　而二十七年以后，历年减少压缩，到二十九年，总共解送二十六万六千多两。

　　探究其缘由，便是因为税使苛细收敛，商人到达的人少，连年税使所供，就是这各关卡不足的数目。”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宝坻银鱼厂，永乐时期设立，穆宗时期，只是命令估计价值以准备庙祀上供。

　　到这时纔以宦官坐地开采，又征收赋税，以后对武清等县不产鱼的地方也一并收税。

　　增加苇纲等赋税，并且牵及青县、天津。

　　九门税尤其苛细，考试的举人都不能免除，甚至打死朝觐官吏。

　　事情上报，下诏由司法机关治罪，太监为此稍微收敛。

　　到四十二年，李太后临终嘱咐减少天下税额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的零星小税。

　　光宗即位，纔全部免除天下的额外税，撤回税监，那些分摊入地亩、行户、人丁、问架的税，一概免除。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征收水陆冲要之地的关税，依照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规定，酌量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朝廷允许施行。

　　崇祯初年，关税每一两增加一钱，总计八关增加五万两。

　　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仅一半，而崇文门、河西务都如同过去。

　　户部尚书毕自严，提议增加南京宣课司的税收额数一万增至三万。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宣课司所收落地税没有多少，请求收芜湖税以抵偿增加数。

　　毕自严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莴两，而宣课司仍然增加一万两。

　　郑三俊后悔，上疏争辩也不能停收。

　　九年，又提议增加赋税款项。

　　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更加困窘了。

　　所有各种赋税，开始时征收钞，问或折合征收米，随后征收钱钞各半，后来便折合收银，而货币布帛、米麦实物递年轮流征收，米麦实物收归内库，货币布帛收归太仓。

　　明朝初年，束面有马市，西面有茶市，都用来控制边防行省戍守的费用。

　　海外各国进贡，允许附载土产与中国贸易。

　　于是设立市舶司，设置提举官来管理，用以沟通外夷情况，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有所施行，因而以此消除隔阂。

　　洪武初年，设立在太仓黄渡，不久罢除。

　　又设置在宁波、泉州、广州。

　　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各国。

　　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任意让它在一定时节到中国进贡。

　　只有日本反叛顺服不定，所以独自限定它进贡的日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船为二艘，用金叶验合的表文作为验证，以防备欺诈假冒侵犯。

　　后来市舶司暂时罢除，便又严禁濒临大海的居民和守备的将士私下交通海外各国。

　　丞乐初年，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拜，附带载胡椒与人民交易。

　　主管官吏请求征收他的税。

　　皇帝说：“商税，是国家抑制追逐末利的人民的，哪里是以此获利？现在外夷仰慕礼义远道而来，却侵夺他的利益，所获得有多少？而亏损侮辱国家体面则多了。

　　誓不听从他的请求。

　　三年，因各番进贡的使者增多，便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市舶司设置驿站来安置他们。

　　福建叫“来远”，浙江叫“安远”，广东叫“怀远”o不久设置交阻云屯市舶提举司，迎接西南各国朝贡的人。

　　当初，进贡的海船到来，主管官吏封存题签，等待上奏回报，然后起运。

　　宣宗命令到来便迅速奏闻，不需等待回报随即送到京城。

　　武宗时期．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说：“旧有制度，航海各船，都是市舶司专管，最近由镇巡和三司官管理，请求按照旧办法好。”礼部讨论：市舶主掌各地进贡土特产，航海的客商和风泊的番船，不是敕命旨意所载，按规定不应当干预。

　　皇帝从内宫降旨按熊宣旧有规定施行。

　　熊宣，是前任市舶太监，曾经因不干预满刺加等国番舶抽分，上奏请求兼管，被礼部弹劾而罢免。

　　刘瑾偏袒毕真，错误地以他作为事例。

　　嘉靖二年，日本派宗设、宋素卿分路进贡，互相争论真假。

　　市舶宦官赖恩收纳宋素卿的贿赂，袒护宋素卿，宗设便大肆抢掠宁波。

　　给事中夏言说倭祸患产生于市舶。

　　于是罢除。

　　市舶罢除以后，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海上的奸猾豪强与海商勾结，法律禁令无法施行，转变成寇贼。

　　二十六年，倭寇一百艘船长久停泊在宁、台，敷干人登岸焚烧抢劫。

　　浙江巡抚朱鱿访察了解到舶主都是贵官大姓，买番货都用没有实付的空价，转卖牟取利润，而价值不按时还给，因此发生骚乱。

　　于是严格海禁，毁坏大船，上奏请求镑刻训谕告诫大姓。

　　朝廷不回复。

　　二十八年，朱鱿又说：“长澳等大侠林恭等人勾结外夷船作乱，而大奸．人串通谋取财利，因而作向导，蹂躏我海滨，应该以刑法处置。”部批覆不允许。

　　而勾结番人的大奸人，朱鱿便根据实际情况诛杀掉。

　　御史陈九德弹劾朱鱿处理方法不当，专主杀戮开启争端。

　　皇帝逮捕朱鱿听候审问。

　　朱鱿被废黜后，奸猾之徒更加无所忌惮，对外勾结，内部互相争斗，造成祸患。

　　汪直、徐海、陈束、麻叶等人起事，海上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童，都御史胡宗宪派遣他的门客蒋洲、陈可愿出使倭宣示训谕。

　　返回报告，倭的心志想要输通贡市。

　　兵部商议不同意，便停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市舶司。

　　户部商议听从。

　　四十四年，浙江因巡抚刘畿奏言，仍然罢除。

　　福建开设后又禁止。

　　万历年问，又开通福建互市，只是禁止交男硝黄。

　　随后两市舶司全部恢复，用宦官管理职掌如故。

　　丞乐年问，设立马市三处：一处在开原南关，以对待海西；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都用以对待朵颜三卫。

　　规定价值为四等；上等值绢八匹，布十二匹；第二等是上等的一半；下二等各以一匹递减。

　　随后城束、广宁马市都废弃，只有开原南关马市独自保存。

　　大同马市开始于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命令军民平价交易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人通译语，禁止贸易兵器、铜铁。

　　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库银买马。

　　当也先进贡马进行贸易时，宦官王振裁减他的马价，也先大规模入侵，于是导致土木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钹巡抚辽东，恢复开放三卫马市。

　　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诸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前来贸易。

　　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人监督，不要有侵吞克扣。

　　于是刘海、姚安二人获罪。

　　不久命令海西和朵颜三卫入内贸易；开原每月贸易一次，广宁每月贸易=次，用贸易所收的税充作抚赏。

　　正德时期，命令验证放入贸易的，按期出境，不能挟带弓箭，不是贸易日，不准靠近边塞墙垣。

　　嘉靖三十年，因总兵仇鸾奏言，下诏在宣府、大同开放马市，命令侍郎史道全面管理。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劝谏。

　　不听从。

　　俺答不久入侵抄掠，大同市便侵犯宣府，宣府市便侵犯大同。

　　币还没有出境，警报随后就到。

　　皇帝纔感到后悔，召回史道。

　　然而诸部贪图马市的利益，不敢公然宣称要大举侵犯，而边防守臣也多畏惧，用相互贸易来给他好处。

　　第二年罢除大同马市，宣府还没有断绝，由于抢掠不止，便一并断绝。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归降，于是封贡互市的议论兴起。

　　而宣、大互相贸易恢复开放，边境稍稍安静。

　　然而安抚赏赐十分丰厚，朝廷为此节省由外地调来的军队的军饷、减少哨银以充实。

　　连年增加赏赐，而要求更多，主管此事的人又从中侵吞，边防费用反而超过相抵的数目。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设，事情详细参见《李化龙传》。

　　二十六年，听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言，罢除木市，于是一并罢除马市。

　　此后总兵李成梁竭力请求恢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也向朝廷上疏。

　　二十九年，恢复开放马、木二市，后来成为常规。

 

 

《志·卷五十八》

 

　　◎食货六

　　○上供采造 采造 柴炭 采木 珠池 织造 烧造 俸饷 会计

　　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於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酒醴膳羞则掌之光禄寺，采办成就则工部四司、内监司局或专差职之，柴炭则掌之惜薪司。而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

　　明初，上供简省。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达政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宣宗时，罢永乐中河州官买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给屯军。命御史二人察视光禄寺，凡内外官多支及需索者，执奏。英宗初政，三杨当轴，减南畿孳牧黄牛四万，糖蜜、果品、腒脯、酥油、茶芽、稉糯、粟米、药材皆减省有差，撤诸处捕鱼官。即位数月，多所撙节。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万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龙凤白瓷诸器，饶州造，硃红膳盒诸器，营膳所造，以进宫中食物，尚膳监率乾没之。帝令备帖具书，如数还给。景帝时，从於谦言，罢真定、河间采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鱼内使。

　　天顺八年，光禄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万八千馀斤，增旧额四之一。成化初，诏光禄寺牲口不得过十万。明年，寺臣李春请增。礼部尚书姚夔言：“正统间，鸡鹅羊豕岁费三四万。天顺以来增四倍，暴殄过多。请从前诏。”后二年，给事中陈钺言：“光禄市物，概以势取。负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禄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过额，侵渔妄费也。”大学士彭时亦言：“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营私，民利尽为所夺。请照宣德、正统间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於是减鱼果岁额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禄减增加供应。初，光禄俱预支官钱市物，行头吏役因而侵蚀。乃令各行先报纳而后偿价，遂有游手号为报头，假以供应为名，抑价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鸾以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禄卿王珩，列上内外官役酒饭及所畜禽兽料食之数，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旧者，有减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等，减省有差，存者减其食料。自成化时，添坐家长随八十馀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馀员。天下常贡不足於用，乃责买於京师铺户。价直不时给，市井负累。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变言之，乃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

　　武宗之世，各宫日进、月进，数倍天顺时。厨役之额，当仁宗时仅六千三百馀名，及宪宗增四之一。世宗初，减至四千一百名，岁额银撙节至十三万两。中年复增至四十万。额派不足，借支太仓。太仓又不足，乃令原供司府依数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没，下礼部问状，责光禄寺具数以奏。帝复降旨诘责，乃命御史稽核月进揭帖，两月间省银二万馀两，自是岁以为常。

　　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於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二十七年，户部言：“京师召商纳货取直，富商规避，应役者皆贫弱下户，请核实编审。”给事中罗崇奎言：“诸商所以重困者，物价贱则减，而贵则不敢增。且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多致赔累。既收之后，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给直，或竟沈阁。幸给直矣，官司折阅于上，番役齮龁于下，名虽平估，所得不能半。诸弊若除，商自乐赴，奚用编审。”帝虽纳其言，而仍编审如户部议。

　　穆宗朝，光禄少卿李键奏十事，帝乃可之，颇有所减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兽，罢宝坻鱼鲜。凡荐新之物，领於光禄寺，勿遣中官。又从太监李芳请，停徵加增细稉米、白青盐，命一依成、弘间例。御史王宗载请停加派。部议悉准原额，果品百七万八千馀斤，牲口银五万八千馀两，免加派银二万馀。未行，而神宗立，诏免之。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穆宗裁二万，止十五万馀，经费省约矣。万历初年，益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三十万，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赂，名铺垫钱，费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蜜钩，若缉奸盗。宛平知县刘曰淑言：“京民一遇佥商，取之不遗毫发，赀本悉罄。请厚估先发，以苏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职，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时，商累益重，有输物於官终不得一钱者。

　　洪武时，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其损上益下如此。永乐初，斥言采五色石者，且以温州输矾困民，罢染色布。然内使之出，始於是时。工役繁兴，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军器之需尤无算。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官设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罢闸办金银，其他纸靛、纻丝、纱罗、氁缎、香货、银硃、金箔、红花、茜草、麂皮、香蜡、药物、果品、海味、硃红戗金龙凤器物，多所罢减。副都御史弋谦言：“有司给买办物料价，十不偿一，无异空取。”帝嘉纳之，谕工部察惩。又因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言，悉召还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许辄遣，自军器、军需外，凡买办者尽停止。然宽免之诏屡下，内使屡敕撤还，而奉行不实，宦者辄名采办，虐取於民。诛袁琦、阮巨队等十馀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多敕省。正统八年，以买办扰民，始令於存留钱粮内折纳，就近解两京。

　　先是仁宗时，令中官镇守边塞，英宗复设各省镇守，又有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宪宗时益甚，购书采药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遗。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太岳、太和山降真诸香，通三岁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颇有减省。甘肃巡抚罗明言：“镇守、分守内外官竞尚贡献，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名曰采办，实扣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奇珍。且设膳乳诸房，佥厨役造酥油诸物。比及起运，沿途骚扰，乞悉罢之。”报可，然其后靡费渐多。至武宗任刘瑾，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多非土产。诸布政使来朝，各陈进贡之害，皆不省。

　　世宗初，内府供应减正德什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黄白蜡至三十馀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馀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馀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泽、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西边境，遣使觅於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於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给事中李己、陈吾德疏谏。己下狱，吾德削籍。自是供亿浸多矣。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户部尚书陈蕖言库藏已竭，宜加撙节。中旨切责。而顺天府尹以大珠鸦青购买不如旨，镌级。至於末年，内使杂出，采造益繁。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夥。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

　　永乐中，后军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卫所军士采之边关。宣宗初，以边木以扼敌骑，且边军不宜他役，诏免其采伐，令岁纳银二万馀两，后府召商买纳。四年置易州山厂，命工部侍郎督之，佥北直、山东、山西民夫转运，而后府输银召商如故。

　　初，岁用薪止二千万馀斤。弘治中，增至四千万馀斤。转运既艰，北直、山东、山西乃悉输银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万馀两。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辄私加数倍。逋负日积，至以三年正供补一年之耗。尚书李鐩议，令正耗相准，而主收者复私加，乃以四万斤为万斤，又有输纳浮费，民弗能堪。世宗登极，乃酌减之。隆庆六年，后府采纳艰苦，改属兵部武库司。万历中，岁计柴价银三十万两，中官得自徵比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为陷阱云。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礼言有数大木，一夕自浮大谷达於江。天子以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坛殿宇，复命侍郎黄宗载、吴廷用采木湖广。未几，因旱灾已之。寻复采大木湖广，而谕工部酌省，未几复罢。其他处亦时采时罢。弘治时，发内帑修清宁宫，停四川采木。

　　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太监刘养劾其不中梁栋，责丙陈状，工部尚书李鐩夺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於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馀两。又遣官核诸处遣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於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馀万两，徵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而采鹰平条桥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万。科臣劾督运官迟延侵冒，不报。虚糜乾没，公私交困焉。

　　广东珠池，率数十年一采。宣宗时，有请令中官采东莞珠池者，系之狱。英宗始使中官监守，天顺间尝一采之。至弘治十二年，岁久珠老，得最多，费银万馀，获珠二万八千两，遂罢监守中官。正德九年又采，嘉靖五年又采，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复诏采，两广巡抚林富言：“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馀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给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设官监守，不过防民争夺。正德间，逆竖用事，传奉采取，流毒海滨。陛下御极，革珠池少监，未久旋复。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险，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足之数，非圣政所宜有。”皆不听。隆庆六年诏云南进宝石二万块，广东采珠八千两。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

　　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

　　洪武时，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又置蓝靛所於仪直、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未几悉罢。又罢天下有司岁织缎匹。有赏赉，给以绢帛，於后湖置局织造。永乐中，复设歙县织染局。令陕西织造驼毼。正统时，置泉州织造局。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资请减之，下锦衣狱，谪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其后复设，乃给中官盐引，鬻於淮以供费。

　　正德元年，尚衣监言：“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帝可之。乃造万七千馀匹。盖成、弘时，颁赐甚谨。自刘瑾用事，幸珰陈乞渐广，有未束发而僣冒章服者，滥赏日增。中官乞盐引、关钞无已，监督织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时，其祸未讫。即位未几，即令中官监织於南京、苏、杭、陕西。穆宗登极，诏撤中官，已而复遣。

　　万历七年，苏、松水灾，给事中顾九思等请取回织造内臣，帝不听。大学士张居正力陈年饥民疲，不堪催督，乃许之。未几复遣中官。居正卒，添织渐多。苏、杭、松、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馀匹。陕西织造羊绒七万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纻丝、纱罗、绫、绢帛，山西潞，皆视旧制加丈尺。二三年间，费至百万，取给户、工二部，搜括库藏，扣留军国之需。部臣科臣屡争，皆不听。末年，复令税监兼司，奸弊日滋矣。

　　明初设南北织染局，南京供应机房，各省直岁造供用，苏、杭织造，间行间止。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陕西织造绒袍，弘、正间偶行，嘉、隆时复遣，亦遂沿为常例。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沧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赵府祭器。逾年，善以罪诛，罢其役。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馀，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孝宗初，撤回中官，寻复遣，弘治十五年复撤。正德末复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