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114

当时两淮盐引价余银一百二十多万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新的盐引一天天增多，正征盐引一天天壅塞。

　　千户尹英请求配卖汝入官府的盐，可以得到银六万两。

　　大学士张位等劝谏。

　　二十六年，因鸿胪寺主簿田应璧上奏，命令中官鲁保出卖两淮汝入官府的余盐。

　　给事中包见捷竭力陈说利害。

　　不听从。

　　鲁保既已处理此事，便提议开换存积盐。

　　户部尚书杨俊民说：“皇上明确下旨核查役入官府之盐，而存积盐不是汝入的官盐。

　　额敷之外加增，必定亏损正式赋税。

　　鲁保的奏言不可听从。”御史马从骋也提出争议。

　　皇帝都不听从。

　　鲁保便开换存积盐八万引，每引重五百七十斤，越过轮次提前支取，压下正式盐不通行。

　　商人和平民大受扰乱，而奸人蜂拥而起。

　　董理、昊应麒等争相陈说盐利。

　　山西、福建等税监都管理盐税了。

　　百户高时夏上奏说浙、闽余盐每年可以变价三十万两，巡抚金学曾勘察上奏说都是虚妄的。

　　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于是福建解送银一万三干两有余，浙江解送银三万七千两有余，藉名义滥征赋税，商人困窘盐引壅塞。

　　户部尚书趟世卿指出其祸害起自鲁保，于是上奏说：“额数之外多取一分，那么正式赋税就少一分，而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短缺，请求全部罢免没有名目的临时赋税。”不回复。

　　三十四年夏到第二年春，正式额数欠一百多万，鲁保也惶恐畏惧，请求罢除存积引盐。

　　鲁保不久死去0有圣旨罢除，而每引的斤数不能减少了。

　　李太后死，皇帝采用太后遣留的诰命免除各盐运司临时征收的赋税，商人的困窘稍稍苏解，而旧有盐引壅塞停滞。

　　户部上呈盥法十条提议，正式流通现引，附带销售积引，用以疏通。

　　巡盐御史龙遇奇设立髋政纲法，用旧盐引附现引来流通，淮南编成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推算十余年，旧盐引便会全部流通出去。

　　皇帝听从他的办法。

　　天启时期，言利之人任意搜刮，务求增加盐引提前抽支。

　　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人，巧立名目索取，收入多得无法计算。

　　评论的人把这比作断绝水流而捕鱼。

　　崇祯年问，给事中黄承昊分条上呈盐政，多想有所改正。

　　这时军饷正非常短缺，不能施行。

　　当初，各王府就近处支取盐，官吏人民的食用盐都计算人口交纳银钞，自行支取。

　　而官吏的食用盐多假冒增加人口数目，有一官支取二千多斤，一吏支取五百多斤的情况。

　　便限制吏典不能超过十口，文武官员不得超过三十口；大口银钞十二贯支取盐十二斤，小口减半。

　　景泰三年，开始以盐折合供给官吏俸禄粮，以一百四十斤折合米一石。

　　京城官每年派吏到盐场，任意非法牟取利益。

　　锦衣卫更加凶暴，大都联合巨船私下贩盥，主管部门不敢诘问。

　　巡盐御史于是制定各部门食盐的数目，收聚起来一起给予官吏，禁止各司不准下盐场。

　　交纳银钞、运送食盐，费用没有地方拿出，吏多逃亡。

　　嘉靖年板，吏部郎中陆光祖向尚书严讷进言，上疏请求革除。

　　从此之后各部门停止支付食盐，只有户部和十三道御史每年支付如故。

　　军队百姓计算人口交纳银钞的，浙江每月交纳米三升，买盛一升，而商人送盐到官府，官府为此买进卖出，追催征收的急迫程度超过租税。

　　正统时期，采纳给事中鲍辉的建议，让人民自己向商人购买食盐，罢除交纳米的命令，并且买卖十斤以下的不要按私自贩盐论处，而盐钞不除。

　　后来一条鞭法推行，便编入正式赋税。

　　巡察盐的官，洪武、永乐时期，曾经一再命令御史管理盐税。

　　正绕元年开始命令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朱与言提调监督两淮、长芦、两浙盐税，命令中官御史一同前往。

　　不久，因盐法已清理，下敕令召回。

　　以后便命令御史管理盐务，依照巡按之例，每年更换作为常规。

　　十一年，把山东众盐场隶属长芦巡盐御史。

　　十四年，命令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的盐法。

　　成化年间，特别派遣中官王允中、愈都御史高明整顿治理两淮盐法。

　　高明请求增设副使一人，判官二人。

　　孝宗初年，盐法败坏，户部尚书李敏请求选拔监察执行法纪的大臣清理盐法，便命令户部侍郎李嗣到两淮，刑部侍郎彭韶到两浙，都兼都御史，赐给敕命派遣前往。

　　弘治十四年，愈都御史王璟提督管理两淮盐法。

　　正德二年，提督管理盐法的，两淮便是愈都御史王琼，闽、浙便是愈都御史张宪。

　　后来只有两淮赋税重，时时派遣大臣。

　　十年，便是刑部侍郎蓝章。

　　嘉靖七年，便是副都御史黄臣。

　　三十二年，便是副都御史王绅。

　　到三十九年，特别命令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督管理四运司，权力尤其重大。

　　自从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督管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之后，便没有特别派遣大臣的事情。

　　番人喜欢吃奶酪，没有茶，便会受到病的困扰。

　　所以唐、宋以来，推行用茶换马的办法，用以控制羌、戎，而明代制度尤其细密。

　　有官茶，有商茶，都贮藏于边防交换马匹。

　　官茶间或征收钞，商茶收税大致如同盐法。

　　开始，太祖命令商人在产茶之地购买茶叶，交纳钱请求茶引。

　　每引茶一百斤，交纳钱二百，不够一引的称畸零，另外置由帖供给。

　　没有由帖、茶引以及茶与引相分离的，人们可以告发逮捕。

　　设置茶局批验所，检查出茶与引不相符，便是私茶。

　　凡是违法贩私茶的，与贩私盐同一罪罚。

　　私茶出境，与关卡不盘问稽察的，一同判死刑。

　　后来又制定茶引一道，交纳钱一千，凭照给茶一百斤；茶由一道，交纳钱六百，凭照给茶六十斤。

　　随后，又命令交纳钞，每引由一道，交钞一贯。

　　洪武初年，制定法令：凡是卖茶的地方，命令宣课司收取三十分之一。

　　四年，户部上奏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等县，茶园四十五顷，茶树八十六莴多株。

　　四川巴茶三百一十五户，茶树二百三+八万多株。

　　应该制定法令，每十株，官取其一。

　　无主茶园，命令军士采摘，取十分之八，用来交换番马。”依从他的奏言。

　　于是各产茶地设立茶课司，制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余，四川一百万斤。

　　在秦、洮、河、雅等州设置茶马司，从碉门、黎、雅抵达朵甘、乌思藏，流通茶叶的地方达五千多里。

　　山后归德等州，西方各部落，无不以马交换。

　　碉门、永宁、筠、连所生产的茶，名叫剪刀麄叶，只有西番食用，而商贩不曾出境。

　　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说：“应该另立茶局，征收赋税，交换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助国家使用。

　　而居民所收的茶，依照江南给引以贩卖的办法，公家和私人两方都得便利。”于是永宁、成都、筠、连都设置了茶局。

　　四川人原来以茶交换毛布、毛缨等物以偿还茶税。

　　自从确定赋税额数，设立仓库收取贮藏，专门以布买马，人民不敢私采，赋税额数常常亏缺，人民多赔赏交纳。

　　四川布政司以此上言，便听凭人民采摘，与番人交换货物。

　　又诏令天全六番司人民，免除他们的徭役，专门命令蒸治乌茶交换马匹。

　　当初制度，长河西等番商带马进入雅州交换茶，从四川岩州卫进入黎州纔到达。

　　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一千八百斤，在碉门茶课司给与。

　　番商往来迂回遥远，而供给茶太多。

　　岩州卫以此上言，请求在岩州设置茶马司，而在其地改贮藏碉门茶。

　　并且检验马的好壤作为换茶的数目。

　　下韶令茶马司仍旧，而制定上等马一匹，给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七十斤，马驹五十斤。

　　三十年，在西宁改设秦州茶马司，敕令右军都督说：“近来私茶出境，互相贸易者少，马一天天价贵而茶一天天价贱，开启番人玩忽轻侮之心。

　　传檄秦、蜀二府，调发都司官军在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以及造入西番的关口外，巡逻查禁出境的私茶。”又派遣驸马都尉谢达告谕蜀王朱椿说：“国家专营茶，本来是用以换马。

　　边地官吏失察，私贩出境，只是交换红缨杂物。

　　使得番人坐收其利益，而马进入中国的少，哪裹是用来控制戎狄的办法呢！希望你告谕布政司、都司，严加防范禁止，不要导致失利。”当这个时候，皇帝谋划边防，用茶换马，稳固番人之心，并且用以使中国强盛。

　　曾经对户部尚书郁新说：“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以获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的茶也如此。

　　贩卖的禁令，不能不严格。”因此派遣食都御史邓文铿等按察川、陕私茶；驸马都尉欧阳伦因私茶被判处死罪。

　　又制造金牌信符，命令曹国公李景隆带入番地，与各番结约，用篆文在上方刻着“皇帝圣旨”，左方刻着“合当差发”，右方刻着“不信者斩”。

　　一共四十一面金牌信符：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金牌四面，交纳马三干零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金牌二十一面，交纳马七千七百零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金牌十六面，交纳马三千零五十匹。

　　下号金牌降服诸番，上号金牌藏在内府作为契约，三年派遣官员一次前往合符验证。

　　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多万斤，获得马一万三千八百匹。

　　太祖驾驭番人就像这样。

　　丞乐年间，皇帝怀柔远方之人，递增茶的斤数。

　　这样交换马的人多，而茶供应不够。

　　茶的禁令也稍稍松弛，多有私茶出境。

　　碉门茶马司以至用茶八万多斤，只交换马七十匹，又是多瘦损的马。

　　于是申明严格茶禁，设洮州茶马司，又在陕西行都司地上设立甘肃茶马司。

　　十三年，特别派遣三御史巡察提督陕西茶马。

　　太祖禁止私茶，从三月到九月，每月派行人官四人，巡察河州、临洮、硐门、黎、雅。

　　半年以内，派二十四人，往来纷繁。

　　宣德十年，纔规定三个月派遣一次。

　　自从永乐时期停止金牌信符，到这时又给予。

　　不久，番人被北狄侵犯掠夺，迁居内地，金牌散失。

　　而茶司也因为茶少，祇用汉中茶换马，并且不给予金牌，听凭他们用马进贡而已。

　　在此之前，洪武末年，设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命令商人交纳米以换茶。

　　宣德年问，规定官茶一百斤，加损耗十分之一。

　　输粮换茶的人，自己派人到甘州、西宁，而在淮、浙支取盐以偿还费用。

　　商人依恃凭单任意私自贩运，官府赋税数年不缴纳。

　　正统初年，都御史罗亨信评说其弊端，纔罢除运输茶支取盐的规定，命令如过去官府运茶，用京城官总督管理。

　　景泰年间，罢除派遣外交官。

　　成化三年命令御史到陕西巡视茶业。

　　番人不喜欢御史，送马到内地的一天天减少。

　　便召回御史，仍然派遣外交官，并且命令按察司巡察。

　　以后，巡察不专主何官，兵部议论其害处，便又派遣御史，每年更换一次，定着成律令。

　　又因粮食收成不好等待赈救，又命令商人交纳粮食换茶，并且命令一百斤茶折合银五钱。

　　商人交纳赋税用钱钞从这时开始。

　　弘治三年，御史李鸾奏言：“茶马司积储渐渐减少，各边防马匹消耗，而陕西诸郡粮食丰收，没有交换粮食。

　　请求在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招来商人换茶，每引不超过一百斤，每个商人不超过三十引，官府收取十分之四，其余的纔让其买卖，可以得到茶四十万斤，交换马四千匹，数额满足而停止。”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说：“自从换茶的禁令放开，便使得私茶无法遏止，而于换马不利。

　　请求停止粮茶的规定。

　　以后，或遇上兵灾荒灾，再重新图谋。”户部批覆听从他的请求。

　　四川茶课司旧时征收茶数十万斤以交换马。

　　永乐以后，番马全部经由陕西道，四川的茶多潮湿霉烂。

　　便命令以三分焉标准，一分收茶，二分折合成银，粮茶停止二年。

　　延绥发坐饥荒，又招来商人交纳粮草，换取茶四百万斤。

　　随即因御史王绍进言，又禁止，并且罢除正式额数之外招来商人纳粮换茶的规定。

　　十六年，朝廷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管。

　　杨一清又提议开放交粮换茶，说：“招来商人买茶，官府贸易三分之一，每年的茶五六十万斤，可以得到马一万匹。”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正德元年，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意领价的，以一半给商人，让他们自己贩卖。

　　便定着成法规永远施行。

　　杨一清又说金牌信符的制度应当恢复，并且请求恢复设置巡茶御史兼管马政。

　　于是又派遣御史，而金牌制度因长久废弃，短时间内不能恢复。

　　后来武宗宠幸番僧，允许西域之人例外带私茶。

　　从此茶法便败坏。

　　番人贸易马，不能分辨轻重，祇是订竹筐换马。

　　筐大，官府便亏损其价值；筐小，商人便嫌其繁琐。

　　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情制定交换办法，每一千斤为三百三十筐。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因商茶质量低劣冒伪，全部征收黑茶，地方出产有限，便分茶焉上中二品，打印在茶筐上，写下商人名字而考察。

　　随即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焉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

　　芽茶每引三钱，叶茶每引二钱。

　　换茶到八十万斤而停止，不能太滥。

　　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说：“按照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的，一并凌迟处死。

　　’西部边防，没有什么比诸番更急切。

　　番人依赖茶而生存，所以用严厉的法律来禁止，交换马匹来酬报，以控制番人的生死，加强中国的边防，截断匈奴的右臂，不可按常法来评论。

　　洪武初年的制度，民间储备茶不能超过一个月的用度。

　　弘治年问，招来商人换茶，或用以准备救灾，或用来储备边防，但是不曾禁止内地的人民使他们不能食用茶。

　　现在减轻通番之罪，仅只是充军，禁止内地之茶，使他们不能食用，又使商人私自征收茶，全部聚集在三个茶马司。

　　茶司与番邻近，私白贩运容易流通，而禁令又比内郡严厉，这是驱赶人民作私贩而给予他物资。

　　因此大奸人无凭据擅自出边关而漏脱法网，小民背负一升一斗而遭受法律制裁。

　　现在总计三茶马司所贮藏的茶，洮河足够三年，西宁足够二年，而商茶、私茶、赋税茶又一天天增多，贮积时久腐烂而没有用处。

　　茶法的弊端像这样严重。

　　番地多马而无法交换，我们的茶有禁令而不能流通，其形势必定要求助于我，而控制他的关键在我方。

　　现在茶司、居民，私下交换番马以等待商贩，每年没有空过一天，到官府交易时，而马反而损耗了。

　　请求敕命三茶马司，只留下二年的用度，每年交换马应当调发若干。

　　正式茶赋之外，分毫不准夹带。

　　让茶价上涨变贵，番人受到控制，良马将用也用不完。

　　并且多开放商茶，通行于内地，官府专卖一半以储备军饷，而河、兰、阶、岷等近番之地，禁止卖茶如故，再加重通番的刑罚如律令。

　　洮、岷、河责令边备道，临洮、兰州责令陇右分巡，西宁责令兵备，各自选择官吏防守。

　　失察的人以疲软论处。”奏书呈上，回报同意。

　　于是茶法稍稍得到整顿。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旃等人，请求恢复给予诸番金牌信符。

　　兵部议论，番族变化狡诈无常，北狄抢劫不止，金牌屡给屡失，特别有损国家尊严。

　　番人交纳马，意在得到茶，严格私贩的禁令，那么番人自然顺服，即使不给予金牌，马也可以聚集。

　　如果私贩盛行，我方没有用来拴系他的心控制他的命脉的东西，即使给予金牌，马也不会到来。

　　便决定发给勘检的凭证给予他。

　　此后，陕西发生饥荒，茶户没有资财，多欠赋税额数。

　　三十六年，户部因为整个陕西发生灾震，边防军饷请求救助，国家的财用非常缺乏，上奏说：“原先，在正式赋税茶交换马匹之外，多交粮换茶以佐助公家，有达到五百万斤的。

　　近来御史刘良卿也纳粮换茶一百万斤，后来只换正式额数八十万斤，合并赋税茶、私茶总计仅九十余万。

　　应该下发巡茶御史商议，招来商人多交粮换茶。”御史杨美益说：“年岁遭灾，人民贫困，即使正式额敷尚且多缺损，哪里有嬴余？现在只应遵守每年九十万斤招来番人交换马匹的条规。

　　凡是流通内地似止息私下贩卖，增加纳粮换茶以备赈救灾荒，全部停止罢除，不要让别的法与马分利。”户部以库藏财物匮乏，请求按照弘治六年的条例，交换马匹之外仍然纳粮换茶一百万斤，招来商人交纳粮食供给边防重镇以储备军饷。

　　下诏听从户部之请。

　　嘉靖末年，御史潘一桂说：“增加纳粮换茶的商茶，多壅塞滞留，应该裁减十分之四五。”又说：“松潘与洮、河相近，私茶往往无凭据而出关卡，应该停止松潘的准销货单，申明严格入番的禁令。”都回复同意。

　　四川的茶引分边、腹，边茶少而易于流通，腹茶多而常常滞留。

　　隆庆三年裁除茶引一万二千引，用三万引归属黎、雅，四千引归属松潘诸边防，四千引留内地，税银共一万四千多两，解送户部援助边防以为常规。

　　五年，命令甘州仿照洮河、西宁的事例，每年在六月开始换茶，两月之内换马八百匹。

　　设立常罚条例，商引一、二年销售完的赏赐多少不等，超过三年的处以罪罚，没收他们的附带茶。

　　万历五年，俺答前来通好，请求开放茶市。

　　御史李时成说：“番人以茶为生命的依托，北狄如果得到，藉以控制番人，番人必定跟从狄，贻留祸患不小。

　　户部商议给予一百余筐，而不允许交易。

　　自从刘长卿放松内地的禁令，杨美益认为不对，此后又禁止。

　　十三年，因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相邻，开放禁令，招来商人给予茶引，抽十分之三纳入官府，其余的听凭商人自己出售。

　　御史锺化民因私茶无凭据出关卡的很多，请求分责任责成处理。

　　陕西的漠中，由关南道督察，府佐一人专门驻扎鱼渡垠；四川的保宁，由川北道督察，府佐一人专门驻扎鸡猴垠。

　　率领州、县官兵防守。”听从他的意见。

　　以茶换马，祇有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价值低贱，商人大多越境私自贩运，换漠中、保宁茶的，只有一二十引。

　　茶户要办本身的赋税，便私自贩运出边防，番族以私茶价低贱为有利，于是不肯缴纳马匹。

　　二+三年，御史李楠请求禁止湖茶，说：“湖茶通行，给茶法、马政两者都带来弊端。

　　应该命令巡茶御史招来商人给予茶引，愿意报漠、兴、保、夔的，准予交换。

　　越境下湖南的，禁止交换。

　　并且湖南多假茶，吃了湖南茶刺激口破坏肠胃，番人也受其危害。”随后御史徐侨说：“漠、川茶少而价值高，湖南茶多而价值低。

　　湖茶流通，不妨害汉中。

　　汉茶味道甘甜而淡薄，湖茶味道苦，对于酥酪适宜，也对番人有利。

　　但是应该设立法度严格检验，以遏止假茶。”户部折衷二人的议论，以汉茶为主，湖茶佐助。

　　各个商人交换茶引，先给予汉、川茶完毕，纔给湖南茶。

　　如果汉中茶引不够，便用湖引补足。

　　回报同意。

　　二十九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说：“征收茶赋税交纳国家，每年有固定额数。

　　先前因为茶多积余，园户解送交纳艰难，因此改为货币布帛。

　　现在商人绝迹，五司的茶空虚。

　　请求命令汉中五州县仍然交纳茶，每年招来商人换茶五百引，可以得到马一万一千九百多匹。”户部商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共交换马九千六百匹，定着为法令。

　　天启时期，增加换马二千四百匹。

　　明朝初年严格禁止私自贩茶，时久之后奸猾的弊端一天天产生。

　　到了末世，商人在正式茶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之得以私自流行。

　　番人的上等马全部归入奸商，茶司所换的乃是中下等。

　　番人得茶，背叛和归服自由，而将吏又把私骂窜入番马，冒充支取上等茶。

　　茶法、马政、边防于是都败坏了。

　　其它产茶的地区，南直隶常、庐、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剂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商人交粮换茶引便在应天、宜兴、杭州三处批验所，征收茶税便在应天的江束瓜埠。

　　从苏、常、镇、徽、广德以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都征收钱钞，云南则征收银。

　　那些上贡茶，天下上贡的数额四千有余，福建建宁所贡茶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以及荐新等号。

　　旧时都是采摘而碾之，以银板压盖，成大小龙团。

　　太祖因为这样制使民劳顿，罢除其制造，只命令采摘茶芽进贡，免除上供户五百家赋役。

　　凡是贡茶，祇是按额数供给，不详细记载了。

 

 

《志·卷五十七》

 

　　◎食货五

　　○钱钞 坑冶(附铁冶铜场) 商税 市舶 马市

　　钱币之兴，自九府圜法，历代遵用。钞始於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

　　太祖初置宝源局於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馀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於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

　　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在外卫所军士，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谕榷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辩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京，抑勒与伪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於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於三月内印造，十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坐抵易官钞论戍。江夏民父死，以银营葬具，当戍边。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馀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从其议。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其直视洪武初减十之九。后又令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徵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板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

　　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是时，民卒轻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盐粮悉收钞，秋粮亦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驘车并令纳钞。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驰其禁。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徵之民，则每贯徵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不用，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鼓铸，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司钥二库；诸关税钱亦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京卫军秋粮取给焉，每七百当银一两。武宗之初，部臣请察核侵蚀；又以钱当俸粮者，仅及银数三之一，请於承运库给银。时中官方用事，皆不听。已而司钥库太监庞〈木栗〉言：“自弘治间榷关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给，请遵成化旧制，钱钞兼收。”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徵收，每七十文徵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馀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

　　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执不从。廷钰讦奏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帝怒，斥尔牧，采廷钰议，命从民便。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时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镟边。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镟车用鑢铴。於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坐刂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帝乃鞫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自后税课徵银而不徵钱。且民间止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

　　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钱法以济银之不足。今钱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输於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於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馀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惟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云。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贝巴〉，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久之，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壅阏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宜发库贮以平其直。”从之。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乐敢讦。古钱阻滞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