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109

　明朝土田制度，共分二等：一为官田，一为民田。

　　最初，官田都是宋、元时代没入官府的田地。

　　其后有还官田，役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蠕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予或请求给予的庄田，百官职田，边防大臣的养廉田，军、民、商人屯田，通称官田。

　　其余为民田。

　　丞朝末年，国家丧乱，图籍记载多亡失，田赋没有准绳。

　　明太祖登上帝位，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考核浙西的田亩，制定赋税。

　　又命令户部核实天下田地。

　　而两浙富豪之民逃避徭役，大都以田产寄托别户，叫做铁脚诡寄。

　　洪武二十年，命令国子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随粮划定区域。

　　区设粮长四人，测量田亩方圆，以字号编次，全部记载主名和田地的面积，按类编制成册，形状如鱼鳞，称为鱼鳞图册。

　　在此之前，诏令天下编制黄册，以户为主，详细记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目成为四柱式。

　　而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各原扳、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全都具备。

　　鱼鳞册作为经，田地的好壤有了评判标准。

　　黄册作为纬，赋税徭役之法便确定了。

　　凡是典卖田地，便详细记载赋税纳粮的标准，官府造簿册记载，不要让田产已去而赋税犹存以作为人民的祸害。

　　又因中原田地多荒芜，命令省臣讨论，统计人民授予田地。

　　设置司农司，开治河南，掌管其事。

　　临濠的田地，察验其人力，计算田亩供给，不允许兼并。

　　北方靠近城区的土地多没有整治，召集人民耕种，每人供给十五亩，蔬菜地二亩，免征租税三年。

　　每年中书省上报天下开垦田地的数目，少的田亩以千计，多的达到二十余万。

　　官府供给耕牛和农具的，纔收其税，额外开垦的荒地永远不计亩收税。

　　二十六年，核实天下的田地，总共八百五十万七干六百二十三顷，到处一片茂盛而没有抛弃的土地。

　　凡是田地以靠近城郭为上等，渐渐速离为中等、下等。

　　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

　　太祖依照元代里社制度，河北众州县土著居民以社分里甲，迁徙的居民分别屯居之地以屯来分里甲。

　　社民先占田亩广阔，屯民新占田亩狭窄，所以屯地叫作小亩，社地叫作广亩。

　　到宣德年问，原垦荒的田地永远不计亩收税以及低洼、盐碱不产粮食的田地，都核实纳入交纳赋税的数额中，田亩之数比过去更多。

　　主管部门以大亩当小亩来与旧有数额相符，有几亩当一亩的。

　　步尺计量参差不一，人们能够按心意扩大或缩小，土地不均匀，没有像北方那样乱的。

　　贵州的田地没有记载田亩的簿册，全部征之龄土官。

　　而各处田地，时间久远颇为混淆杂乱，与黄册不相符。

　　弘治十五年，天下的田地只有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官田与民田相比较得七分之一。

　　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撰《会典》，说：“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四十年，天下的田地额敷已减了一半多，而湖广、河南、广东失去的数额特别多。

　　不是划拨赐给王府，就是被奸猾的百姓所隐瞒。

　　广东没有藩王府，不是被隐瞒就是丢弃给了贼寇。

　　掌握国家生计的人，可以不专心研究吗？”适时，桂萼、郭弘化、唐龙、简霄先后上疏请求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求丈量土地，丈量的提议由此产生。

　　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先施行，而办法没有详细具备，人们多怀疑害怕。

　　此后，，福建各州县，造经、纬二册，其办法相当详细。

　　然而大都以地为主，田多的还是得以玩弄手段作弊。

　　神宗初年，建昌知府许孚速造归户册，便以田从人，办法简单而细密。

　　万历六年，皇帝用大学士张居正的建议，天下的田地全部丈量，限定三年完成。

　　采用开方法，以直径圆围乘除，畸形零星的裁截添补。

　　于是豪强狡猾之徒不能欺骗隐瞒，里甲免于赔偿之累，而小民不再交纳虚粮。

　　总计田地数目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多三百万顷。

　　然而张居正重视聚总考核，多以增加田亩数额为功。

　　主管官吏量地争着改用小步弓，以追求田地多，或搜刮现有之田以充虚额。

　　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便先后按增加的田亩数增收赋税。

　　屯田的制度：一是军屯，一是民屯n太祖初年，设立民兵万户府，寄寓士兵于农业，其方法最好。

　　又命令诸将屯兵于龙江等处，惟独康茂才的政绩最显著，于是下令褒奖，顺势申令整饬将士。

　　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对太原、朔州的屯田士卒收税，朝廷命令不要征收。

　　第二年，中书省上奏说：“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以及直隶淮安等府屯田，凡是官府供给耕牛种子的收税十分之五，自备的收税十分之三。”皇帝下诏暂时不收税，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

　　六年，太仆丞梁堃倦帖木尔说：“宁夏境内和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距八百里，土地肥沃，应该招集流亡之人屯田。”朝廷听从其连议。

　　这时，派邓愈、汤和诸将屯田于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迁徙山西真定人民屯田于凤阳。

　　又因海运粮饷到辽有淹死的，便更多研究屯政，天下的卫所州县军民都从事土地开垦。

　　其办法是，迁移人民到宽阔的地方，或者招募，或者因罪迁徙的人为屯民，都由主管官吏统领。

　　而军屯则由卫所统领。

　　边防之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耕种。

　　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田耕种。

　　每个士兵接受田五十亩为一分，供给耕牛、农具，教他种植庄稼，免除租赋，派官吏鼓励输粮，诛罚侵吞凶暴的官吏。

　　起初每亩交税一斗。

　　三十五年按田亩制定赋税：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藏于屯仓，听凭本部军队自己支配，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禄粮。

　　永乐初年，规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每年食用米十二石外，剩余六石为标准，多的赏给钱钞，缺少的处罚俸金。

　　又按田地的肥沃和瘦瘠的不同，办法应该有区别，命令官军各自种样田，以其每年收成的数目相考核。

　　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的样田，每军余粮二十三石，皇帝命令重赏。

　　宁夏总兵何福聚积的谷物特别多，赐给敕书褒奖。

　　户部尚书郁新说：“湖广诸卫收粮不仅一种，请求以米为标准。

　　凡是粟谷糜黍大麦薷棕二石，稻谷萄秫二石五斗，穆稗三石，都合准米一石。

　　小麦芝麻豆类与米相当。”朝廷听从其议，著录为法令。

　　又重新确定屯守之数。

　　临近边防地势险要，守多于屯。

　　地区偏僻和输送粮食困难的地方，屯多于守。

　　屯田兵一百名委任百户，三百名委任千户，五百名以上由指挥提督。

　　屯设红牌，陈列规则条例在上面。

　　年龄六十岁和残疾以及年幼的，耕种自食其力，不受条例限制。

　　屯军因公事妨害了农务的，免征粮食，并且禁止卫所摊派。

　　在那时，柬面从辽左，北面抵宣、大，西面到苴壶，南面到滇、蜀，一直到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到处都兴起屯田。

　　宣宗时代，多次核实各屯，以征伐戍寺罢除耕种和官府豪强权势要入侵占隐匿的，减去余粮的一半。

　　从北方前来归顺从事屯田的人，供给车辆耕牛农具。

　　划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人力和耕牛兼有的为上等，人力和耕牛有其中之一者为中等，人力耕牛都没有的为下等。

　　英宗免除军田正粮归仓，祇征收余粮六石。

　　后来又免征沿边开田官军的粮食，减征各边屯田粮食不一。

　　景帝时期，边境多战事，命令士兵分成两番，六天操练防守，六天耕种土地。

　　成化初年，宣府巡抚叶盛买官府耕牛一千八百头，并置办农具，派军队屯田，收粮食交换银子，以弥补官马损耗，边地之人称焉有利。

　　从正统以后，屯田的政务渐渐废弛，而屯粮还存有三分之二。

　　此后屯田多被内监、军官侵占掠夺，屯法全坏。

　　宪宗之世多提议端正恢复，而与旧时收入相比，不能达到十分之一。

　　弘治年问，屯粮更轻，有一亩祗交三升的。

　　延及正德，辽东屯田比永乐年间的田亩多一万八千多顷，而粮食却减少四万六千多石。

　　当初，永乐时期，屯田米常常超过三分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应。

　　而接受供应的又能自己耕种，边外军没有月粮，因此边防军饷常很充足。

　　到这时，屯军多逃跑死亡，常操军只有八万，都依赖于官仓。

　　而边外多次扰乱，弃置不耕种。

　　刘瑾独揽大权，派官吏分头出发丈量田地追收欠税。

　　迎合刘瑾心意的人，虚假地增加田亩敷，残酷搜刮，户部侍郎韩福尤其急切刻薄。

　　辽地士兵不能忍受，胁迫众人作乱，经招抚纔平定下来。

　　明朝初年，招募盐商在各边地输送粮食并给予食盐运销权，称为商屯。

　　到弘治年间，叶淇变法，这种开中商屯开始毁坏。

　　众淮商全部撤除业务返回，西北的商人也多迁徙到淮，边地变成废墟，米价一石值银五两，而边疆的储备变得空虚。

　　世宗时期，杨一清又请求召集商人输粮入边，准其逼销食盐，又请求仿效古代招募人民充实边塞的作法，招徕陇右、关西人民屯田于边地。

　　此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昊桂芳等争着讨论屯政。

　　而庞尚鹏总管江北盐屯，不久移置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规划屯政十分详密。

　　然而这时，因循守旧已很久，终究很少右实际效果。

　　给事中管怀理说：“屯田不兴，其弊端有四个：边疆戒严，此其一。

　　耕牛种子供应不上，此其二。

　　丁壮之人逃亡迁徙，此其三。

　　田地在敌人之外，此其四。

　　像这样而管理屯田的人还想按簿册增加赋税，不是扣除月粮，就是按丁赔补而已。”屯粮变轻，到弘治、正德而达到极点，嘉靖年间渐渐增加，隆庆年问又每亩收税一斗。

　　然而屯丁逃亡的人更多。

　　管粮郎中不管屯田有无，月粮只给一半。

　　沿边防的屯地，有的变成盐碱地、沙碛，收粮的额数不能减。

　　屯田御史又在额敷之外增加本折，屯田军更加不能忍受。

　　万历年间，总计屯田之数为六十四万四千多顷，比洪武时期少二十四万九千多顷，田地一天天减少而纳粮一天天增加，其弊端就像这样。

　　当时山东巡抚郑汝璧请求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的田地。

　　福建巡抚许孚远开垦闽海坛山田地成功，又请求开垦南日山、澎湖；又说浙江临海各山，如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都可以经营。

　　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求在天津开展屯田。

　　其提议或留在内宫不下发，或不久就废弃。

　　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又提议天津屯田事。

　　而御史左光斗命令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跟着实行。

　　左光斗又在河间、天津设置屯学，考试骑马射箭，为武生供给田地一百亩。

　　李继贞巡抚天津，也致力于屯田事务，然而遭遇旱灾和蝗灾，不能见到成效。

　　明朝时，草场颇多，侵占夺去人民的生业。

　　而成为人民的最大祸害的，没有什么比得上皇庄和诸王、勋戚、宦官庄田更厉害。

　　太祖赏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的庄田，多的一百顷，亲王庄田一千顷。

　　又赐给公侯和武臣公田，又赏赐百官公田，以其租税缴入充当俸禄。

　　指挥战死的都赏赐公田。

　　勋臣庄田的佃户，多倚仗权威违犯禁令，皇帝召诸臣告诫。

　　其后公侯恢复岁禄，归还赐予的田地给官府。

　　仁、宣之世，请求赐田渐渐多起来，大臣也可以请求没收入官府的庄舍。

　　然而宁王朱权请求灌城作庶子的耕种放牧之地，皇帝赐书，援引祖宗制度加以拒绝。

　　到英宗时，诸王、外戚、宦官到处侵占官田和私田，有时反而诬告人民占其田地，请求审察治罪。

　　等到审察得到真实情况，皇帝仑令还给人民田地的情况不止一次。

　　于是下诏禁止侵夺人民的田地，禁止上奏请求京畿内的田地。

　　然而权臣贵戚宗室的庄田、坟茔，或赐予或请求，不可胜计。

　　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献蓟州草场，进献田地从此时开始。

　　宦官的田地，则从尹奉、喜宁开始。

　　当初，洪熙时期，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

　　天顺三年，因诸王没有出京去藩国，供给用度浩繁，便设立束宫、德王、秀王庄田。

　　二王到藩国后，土地仍然归属官府。

　　宪宗即位，把没收入官的曹吉祥的田地作为宫中的庄田，皇庄之名从此时开始。

　　此后庄田遍布郡县。

　　给事中齐庄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困的人民争利呢？”不听。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因灾异上奏说：“京畿内皇庄有五座，共有土地一万二干八百多顷；勋戚、宦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共有土地三万三千多顷。

　　管理田庄的官校招集群小人，称庄头、伴当，侵占土地，收敛财物，污辱妇女。

　　稍微与之辩理，便被诬告。

　　官校拘捕捆缚，全家惊惶。

　　民心伤痛入骨，灾异由此而生。

　　请求革除管庄之人，交付小民耕种，每亩征收银三分，充为各宫用度。”皇帝命令告诫整饬庄户。

　　又因御史建议，罢除仁寿宫之庄，还给草场，并且命令凡是侵占牧地者，全部返还其旧。

　　又定立制度，献地于王府的人则罚戍守边地。

　　奉御赵管献雄县之地作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弹劾他违犯制度，把趟管关进钦犯监狱。

　　敕命诸王辅导官，引导王奏请田地的则判罪。

　　然而当时奏请献纳的不绝，乞请也越来越纷繁。

　　徽、兴、岐、衡四王，田地多达七干多顷。

　　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夺田地，皇帝便赐给他们田地。

　　武宗即位，过了一个月，便建皇庄七座，此后增至三百多处。

　　诸王、外戚请求赐田和侵夺民田的无数。

　　世宗初年，仑令给事中夏言等清查核对皇庄田。

　　夏言竭力陈说皇庄为害于民。

　　从此正德以来投献侵吞的田地，多有归还人民的，而宦戚之辈又从中阻挠。

　　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簿册，额数比旧时减少。

　　皇帝命令核实过去顷亩之数上报，改称官地，不再称皇庄，下诏主管部门征收银两解送到部。

　　然而多被宦官中饱私囊，积欠赋税到数十万以为常。

　　这时，禁止勋戚上奏求讨、奸民投献之事，又革除王府所请的山场湖陂。

　　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遣留的柬昌、充州闲置的田地，又请求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根据新制定的法令予以拒绝，话语很直切。

　　德王多次争辩÷皇帝仍然依从户部之议，只保存藩封时初次请求的庄田。

　　此后有上奏请求的一律不同意。

　　又规定，凡是公主、国公的庄田，世代远的保存十分之三。

　　嘉靖三十九年派遣御史沈阳清理侵夺隐瞒冒领的庄田一万六千多顷。

　　穆宗听从御史王廷瞻的建议，又制定世代递减的限额：勋臣五代限定田地二百顷，外戚七百顷至七十顷不等。

　　当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土地八干三百多顷，以宦官统领，又听凭校舍兼并，增加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

　　至此始以主管官吏统领，兼并的归还给人民。

　　又定着命令，宗室买田不输送赋役的没收入官，皇亲之田都命令主管部门徽收，如同勋臣之例。

　　虽然请求赐田不断，而赐予的数额有定数，征收有制度，人民的危害稍微减少。

　　神宗赐予过于奢侈，只要请求无不获取。

　　潞王、寿阳公主施恩最丰厚。

　　而福王分封，包括河南、山东、湖广之田为王庄，达到四万顷。

　　群臣竭力争辩，纔减少一半。

　　王府官吏和众宦官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纷杂于道路，供养杂役的粮食数以万计，侵吞搜刮惨不忍闻。

　　以刑科签发公文逮捕人民，擎杀庄田的佃户，到处一片骚乱。

　　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次上书劝谏，都不回复。

　　当时又重新制定勋臣外戚庄田世代递减法，比旧有的制度稍微宽缓。

　　此后应议削减的，便奉诏姑且保留，不能革除。

　　熹宗之时，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德二公主的庄田动不动以万来计算，而魏忠贤一族，横加赏赐特别多。

　　大致明朝中期以后，庄田侵吞掠夺人民的产业，与国家灭亡一起结束。

 

 

《志·卷五十四》

 

　　◎食货二

　　○赋役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荍，曰丝绵并荒丝，曰税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粗租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

　　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於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

　　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田没於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帝命部议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於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於是户部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徵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帝纳之。既而谕德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

　　一曰察理田粮旧额。请责州县官，於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风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库，给散里中，永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事例，立为定规。取每岁实徵、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处补、暂徵、带徵、停徵等件数目，会计已定，张榜晓谕。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赔累科扰之患。一曰催徵岁办钱粮。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临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粃，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徵。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宜令户部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编粮长务遵旧规。如州县官多佥粮长，纵容下乡，及不委里甲催办，辄酷刑限比粮长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论。

　　其二则议遣官综理及复预备仓粮也。疏下，户部言：“所陈俱切时弊，令所司举行。”迁延数载如故。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区正副二名轮充。宣德间，复永充。科敛横溢，民受其害，或私卖官粮以牟利。其罢者，亏损公赋，事觉，至陨身丧家。景泰中，革粮长，未几又复。自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在州里间颇滋害，故鼎臣及之。

　　未几，御史郭弘化等亦请通行丈量，以杜包赔兼并之弊。帝恐纷扰，不从。给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赋，有受地於官，岁供租税者，谓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沟塍淹没者，谓之坍江。有流移亡绝，田弃粮存者，谓之事故。官田贫民佃种，亩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虚粮，里甲赔纳，或数十石或百馀石者有之。夫民田之价十倍官田，贫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粮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虚粮，又令摊纳，追呼敲扑，岁无宁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诡寄、那移，并轻分重。此小民疾苦，闾阎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请定均粮、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与蠲免。而合官民田为一，定上、中、下三则起科以均粮。富人不得过千亩，听以百亩自给，其羡者则加输边税。如此，则多寡有节，轻重适宜，贫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议：“疆土民俗各异，令所司熟计其便。”不行。

　　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坍海田粮九万馀石，然那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於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荒田四千馀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田粮六万馀石补之，馀请豁免。户部终持不下。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铎乃与苏州知府王仪尽括官、民田裒益之。履亩清丈，定为等则。所造经赋册，以八事定税粮：曰元额稽始，曰事故除虚，曰分项别异，曰归总正实，曰坐派起运，曰运馀拨存，曰存馀考积，曰徵一定额。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庆贺，曰祭祀，曰乡饮，曰科贺，曰恤政，曰公费，曰备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银差，曰力差，曰马差。著为例。

　　徵一者，总徵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重者不能尽损，惟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阴予以轻。轻者不能加益，为徵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阴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为母，户为子。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易也。”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私以己意变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

　　时又有纲银、一串铃诸法。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徵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一串铃，则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间输纳，止收本色及折色银矣。

　　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於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於是始。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军兴所徵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警，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忧惧不知所出，乃乘间具陈帑藏空虚状，因条上便宜七事以请。既，又令群臣各条理财之策，议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琐屑，非国体。而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徵折色矣。

　　是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斗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不能减。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东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纳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纳。今因人土之宜，则无偏枯之累。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饷额而止。如此，则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为增减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下部覆议，从之。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然专论丁粮，庶几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僣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鬻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饥民还籍，给以口粮。京、通仓米，平价出粜。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其恤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捐纳事例，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