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121

度，朕用他用得好啊。群臣都像世南这样，天下还愁有什么不能治理。”

　　贞观八年(634)，陇右山崩，大蛇多次出现，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太宗以这事问世南，世南回答说：“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问这件事，伯宗回答说‘：国家主宰山川，所以山崩川竭，君王因此不奏乐，穿素服，乘坐没有花纹的车、撤去音乐、出宫住宿、太祝陈献币帛用来祭祀神灵。’梁山，属晋国主宰，晋侯听从了伯宗的话，所以没有受到危害。汉文帝元年(前179)，齐、楚一带二十九座山同一天崩裂，洪水大肆泛滥，汉文帝命令郡国不要来进贡，对天下广施恩惠，远近欢乐和谐，也没有成灾。后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御座上。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出现在齐地，经过市区进入朝廷。蛇应当在草野之中，但它进入市区朝廷，所以可以认为是怪异的。如今蛇在山泽出现，深山大泽自然有龙蛇，也不足为怪。再说山东多雨，虽然合乎常规，然而阴雨连绵过久，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断关押的囚犯，或许可以符合天意。况且妖邪不能制服道德，只有遵循道德可以削减突发的事故。”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因此派使者救济饥民，审理官司辨断冤案，多有赦免宽恕。

　　后来有一颗彗星出现于虚、危宿之间，经过氏宿，一百多天才消失。太宗对群臣说：“天上出现彗星，是什么妖邪呢？”世南说：“过去齐景公时有彗星出现，景公问晏婴，晏婴回答说‘：凿池沼怕它不深，兴建台榭怕它不高，施用刑罚怕刑罚不重，因此天上出现彗星来警诫您。’景公害怕而遵循道德，过了十六天彗星消失了。我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不遵循道德义理，即使获得麟凤，终究是于事无补，但政事没有过失，即使有灾星，也于时无损。希望陛下不要因功高而自以为了不起，不要因太平久了而骄傲松懈，始终如一，即使出现彗星，也不足为它忧虑。”太宗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我治理国家，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我才二十岁就发动义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不到三十岁就居于帝位，自认为夏、商、周以来，治理乱世的君主，没有人达到这样的。再拿薛举的骁勇，宋金刚的凶猛，窦建德横跨河北，王世充占据洛阳来说，在那个时候，够得上是劲敌，都被我擒获。到遭逢家难，又决定安定社稷，于是登上帝位，降服北方的异族，我颇有些自傲的意向，以此轻视天下之士，这是我的罪过。上天出现变故，确实是为这吗？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达四海，骄奢淫逸，一个早上就灭亡了，我又怎么能够自骄呢？想到这里，不觉由此警惕震惊。”四月，康国献来狮子，太宗诏令世南为之做赋，在东观编撰，文字多无记载。

　　后来高祖去世，太宗诏令高祖的坟墓依照汉长陵的先例，务必要隆重丰厚，安葬期限已经迫近，建筑工程繁劳艰难。世南上密封的奏章规劝说：

　　“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所以薄葬的，并不是不想要高贵光耀、准备珍宝物器来厚葬自己的亲人。可是认真想一想，高坟厚垅，珍物齐备，这恰恰会成为亲人的累赘，而不是孝。因此深思远虑，安于菲薄，是为长久万代考虑，割舍人之常情而决定的。从前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非常优厚，工程费用很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他的话深刻恳切，都合乎事理，上书大致是说：‘孝文帝在霸陵，凄怆悲怀，看着群臣说：“啊！以北山做棺椁，把麻絮斩断排列涂漆在它的间隙里，难道还可以动它吗？”张释之走上前说：“假若墓中有可贪欲的东西，即使用铜铁铸塞南山也有缝隙，假若墓中没有可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愁的呢！”死去的人没有终极，然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说的话是为长久打算。孝文帝领悟了其中的意思，于是对汉成帝施行薄葬。’再说汉朝的制度，君主在位，把天下的赋税分为三份，拿一份纳入帝王的坟墓。武帝经历的年代长久，等到入葬时，陵墓中不能再容纳物品，霍光不识大体，奢侈过度。那以后到更始战败，赤眉贼入长安，毁坏汉武帝陵墓茂陵，掠取宝物，还拿不完。无故搜刮百姓，被强盗取用，是很没有意义的。魏文帝在首阳东建寿陵，做关于丧葬的文告，文告大致是说‘：过去丧葬在寿陵，依山造成墓的形体，没有封树，没有建寝殿园邑，造棺椁足以藏遗骨，做衣服足以裹朽肉。我营造这不食之地，想使更易朝代之后，不知道它的位置，不藏金银铜铁，一律用瓦器。从古到今，没有不亡的国家，没有不掘的坟墓，以至于烧取玉匣金缕，骸骨一起烧尽，还不痛心吗？如果违背诏令妄有改变，我在地下被斩戮尸体，死了一次再死一次，不忠不孝，使鬼魂知道，将不赐福给你。这作为永久的制度，藏在宗庙中。’魏文帝的这个制度，可以说是通达事理啊。

　　“假如陛下的德行只是如同秦汉的君主，臣就闭口而已，不敢有什么话说。我恭敬地看到陛下圣德高远，尧、舜还有所不及，却屈身与秦汉的君主一样奢霍无度，舍弃尧、舜、殷、周的节俭，这是我所尤其发愁的。现在建造丘垅像这个样子，它里面即使不藏珍宝也是无益的。万代之后，只要看见高坟大墓，人们难道认为里面没有金玉吗？我的愚虑，认为汉文帝的霸陵，既然依着山势，即使不起坟，也自然高显。现在所卜测的墓址，地势接近平坦，不能不修起来，应当依照《白虎通》所列举的周代法制，造三仞高的坟，建筑坟墓的制度，事事减少，墓建成之日，刻石碑立在陵墓旁，明确陵墓大小高低的标准，随葬器物，都用瓦木，合乎礼节仪式，一律不准用金银铜铁。让万代子孙，一起都遵守奉行，一起全部藏在宗庙里，难道不好吗？况且臣下除去丧服为三十六天，已经依照霸陵的制度，现在修坟垅，又依照长陵为标准，恐怕不适宜。我恭敬地愿陛下深览古今，为长久考虑。臣的赤子之心，只愿万岁之后，神道长安，陛下的孝名，传扬天下没有尽头而已。”

　　书奏没有得到回答，世南又上奏疏说“：汉家即位之初，就营造陵墓，近的十多年，远的五十年，才开始建成，现在用几个月的时间而建造几十年规模的陵墓，这对于人力也已经劳乏了。再说汉家大郡五十万户，眼前的人数不及过去，而工程却与它相等，这是导致我疑虑的原因。”当时公卿又上奏请求太宗遵守遗诏，务必要节俭，因此太宗把这事交付主管的人详议，于是殡葬制度很有减省。

　　太宗后来颇好狩猎，世南上疏规劝说“：我听说秋天打猎，冬天打猎，这是通常的制度；射鹰放禽，都有从前的告诫。我想，陛下用处理政事的余暇，依自然的规律去杀伐，准备亲自抛弃朝中用的障扇，亲自驾驭虎皮装饰的车，捣尽猛兽的窟穴，取尽山林水泽间的良材。削平凶残剪除暴虐，以此保卫百姓，收集皮革拢取羽毛，用来充当武器，举旗颁赐出猎所得，遵照前古的仪式。然而黄屋之尊，金舆之贵，是八方所敬慕的德行，万国关联的中心，先使道路清净再出行，还要提防倾覆之祸，这样看重谨慎、防微杜渐，是为了社稷。因此马卿直言规劝在前，张昭争论变色在后，臣确实低微卑贱，怎敢忘这个道理？况且所射死的鸟兽已经很多了，颁赐所获的猎物，皇恩也广大啊。愿陛下按时停止出猎，姑且掩藏长戟，不拒绝草野小民的请求，俯纳细小的水流，赤身徒手搏斗的人，任他们在自己身边，就会成为遗留后世君王的典范，永光万代。”其中犯颜直谏的话，多是这一类。太宗因此更加亲近、礼待世南。太宗曾经称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贞观十二年(638)，世南又上表请求辞官归居，太宗格外开恩应许他，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禄赐、防门合并同京官职事。不久世南去世，时年八十一岁。太宗在别室为他举哀，哭得非常悲恸。赐给棺木，让他陪葬在昭陵，赠礼部尚书，赐谥号文懿。下手令给魏王泰说“：虞世南对于我，像是一个人，纠正帝王的过失，没有一天有片刻的忘记，确实是当代名臣，人伦的准则，我有小的过失，世南必定犯颜直谏。现在他已亡故，石渠、东观之中，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悲痛、惋惜怎么可以说啊！”不久，太宗为他做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接着感叹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再鼓琴。朕的这篇诗，将拿给谁看呢？”于是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诗到世南的灵帐边读完后焚烧，希望世南的神灵知道感悟。几年后，太宗夜里梦见世南，像平时活着一样。第二天，太宗下令说：“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朴完备，文章是辞赋的宗师，早晚尽心，志在忠益。忽然去世，转眼过了几年。昨因夜梦，忽见其人，并且进谏直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怀他留下的美德，很增悲叹，应当供给冥钱，申明朕的思旧之情，可在他家设五百僧斋，并为他造天尊像一座。”又命令在凌烟阁上画虞世南的肖像。世南有文集三十卷，太宗令褚亮为集做序。

　　世南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是隋朝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的儿子。因生来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因此给他取名百药。百药七岁懂得做文章。

　　父亲的朋友齐中书舍人陆父、马元熙曾到李德林家中聚宴，读徐陵的文章，说“：收获完了成周的粟子，将要收获琅笽的稻谷。”都不知道说的什么事。百药当时侍立在旁边，走上前说：“在传上说‘禹阝人藉稻’，杜预注解说‘禹阝国在琅笽开阳’。”陆父等人感到非常惊奇。

　　开皇初年(581)，百药被授封为东宫通事舍人，调任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有的人嫉妒他的才能而毁谤他，百药就托病辞去官职离开了东宫。开皇十九年(599)，进入仁寿宫，隋文帝命百药承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赏识他的才华，被推荐为礼部员外郎，皇太子杨勇又重新召他为东宫学士。诏令他修订《五礼》，制定刑律法令，撰《阴阳书》。尚书省的奏议文表，大多是百药所撰写的。当时隋炀帝出镇扬州府，曾经征召过百药，百药托病不应他的征召，隋炀帝大怒，到他即位，就把李百药贬为桂州司马。那以后，废州设郡，百药因此就解职还乡了。

　　大业五年(609)，李百药被授为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担任防守会稽的职务。不久被授为建安郡丞，赴任途中走到乌程县，适逢江都发动叛乱，被卷入沈法兴部下，暂任一个小官。恰好遇到沈法兴被李子通打败，李子通又令李百药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到杜伏威攻灭李子通，又任用李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有人暗地诬陷百药，杜伏威把他囚禁起来了，百药撰写了《省躬赋》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怀，杜伏威也知道他没有罪，就令他复职。

　　杜伏威已经占据了江南，唐高祖派使者招抚他，百药劝杜伏威进京接受招抚，伏威答应了，派他的行台仆射辅公礻石与百药留守，就到京师长安去。等到渡江到丹阳，心中狐疑而中途后悔，准备加害百药，于是送石灰酒给百药饮，百药因此大泄而旧病都由此而去掉了。伏威知道百药没死，于是写信给辅公礻石命令他杀死百药，依靠杜伏威养子王雄诞的保护才得幸免。辅公礻石起兵反唐，又任百药吏部侍郎。有人在唐高祖面前诬陷百药，说百药开始劝杜伏威降唐，又与辅公礻石一起反唐。唐高祖非常震怒。到辅公礻石被平定，查得杜伏威令辅公礻石害百药的书信，唐高祖怒意稍息，于是将百药发配流放到泾州。

　　唐太宗看重李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李百药被太宗召回长安拜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和刑律法令，编撰《北齐书》。贞观二年(628)，任命百药为礼部侍郎。

　　朝廷议论准备分封诸侯，百药上《封建论》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保佑人民，是君王永恒的职责；尊敬君主使朝廷安定，是人情的根本道义。考虑治国安邦的规划，用来弘扬永世的基业，是万古不变的规矩，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谋虑，但都是为同一个目的。然而天命历数有长短的差别，帝王之邦、大夫之家有治和乱的不同，纵观典籍上的记载，论述这些是够详尽的了。都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秦朝没有达到应有的期限，存亡的道理，在于周朝采用封国制，秦朝推行郡县制。周朝从夏朝、商朝的长久得到借鉴，遵循黄帝、唐尧建国的榜样，使诸侯如磐石拱城，朝廷从根本上得到巩固，虽然国政荒废，由于枝与干互相扶持，所以使得叛逆现象没有发生，宗庙祭祀没有断绝。秦朝背离了师法古人的训戒，抛弃了先王的法则，跨越华山恃仗险要，废除王侯设置郡守，子弟没有尺土的封地，百姓缺乏共同平安的忧患，所以一人在大泽乡发出反秦号召，秦朝的七庙就被毁断绝了祭祀。

　　“臣认为自古皇帝君王，坐位天下，没有不是受命于上天，扬名于皇帝注册的，建国遇到兴王的气数，遭难接着开启圣明的时代。虽然魏武帝出身于宦官养子之家，汉高祖出身于押运役徒的小吏，不是他们有称帝的非分想法，就是想推也推不掉啊。假如狱讼不归，精华已完，即使像尧帝一样光照四方，像舜帝一样上齐日月五星，不是诚心让位，就是想守也守不住啊。凭着唐尧、虞舜的圣德，尚且不能使他们的后人昌盛。从这可以看出帝位长短，肯定在于天时，国政的盛衰，与人的活动有关。昌盛的周朝占卜可传三十代、可传七百年，虽然相率沦丧到极点，而文王武王传下的帝位依然存在，这说明长久的国运，已是在极早之前就事先确定了。以至于周昭王南巡不返，周平王躲避犬戎东迁，国家危机如线，国都附近不得安宁，这是衰败的过程，牵连到分封诸侯。残暴的秦朝国运短暂，多次遭到厄运。受命于天的秦始皇，德行比不上夏禹、商汤；继承皇位的秦二世，才干比不上禹的儿子启、武王的儿子诵。假使李斯、王倌等人大大开拓了四方的领土；将闾、子婴等人都建立起千乘之国，难道就能阻挡君主的突然兴起，改变帝王的本来命运吗？

　　“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原因。而记载评述的人，多守常规，在感情上没有不忘记古今的差异，在道理上不明白治世乱世的风气厚薄不同，欲在百王的末世，实行夏商周的治国办法。天下王畿以外的地方，都封给诸侯；天子与诸侯的领土之间，都是卿大夫的封邑。这是用上古结绳记事的一套在虞、夏朝代推行，用上古穿不同颜色服装为刑的法规来治理汉、魏，法纪与政纲已经紊乱，确实可以知道。刻舟求剑，没有见过能达到目的的；胶柱鼓瑟，只会增加更多的迷惑。只知道有人想图谋帝位，会害怕霸王的军队；国家将亡，再没有周围诸侯的援救。不明白秦二世在望夷被杀，没有超过后羿、寒浞的灾难；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所杀，难道与申国、缯国的灭亡有什么不同。是君主自己洞察昏乱，转危为安，根本不是守宰公侯等人，能造成兴亡。况且数世以后，王室渐渐衰弱，分封时当作屏障的诸侯，转化成仇敌。大夫之家习俗不同，诸侯之国政事各异，强的欺凌弱的，人多的侵犯人少的，这里那里都是战场，战事日益增多。狐骀的一场战争，使妇女都梳上守丧的发髻，回师崤山的军队，连一只车轮也没回营。这只是略微举个例子，其余的事数也数不清。陆士衡才小心地说‘：继承王位的人放弃一统天下，凶狠的诸侯占有自己领地，天下安乐，以治待乱。’这种说法是多么的荒谬啊！而设置官吏分清职责，任用贤人能人，对依法办事的人才，委派他们承担治理的任务，分赴郡县，哪个朝代缺乏这样的人才。结果使得大地呈现丰收，上天赐降吉祥，百姓称官为父母，政事清明得如同神在治理。曹元首还得意地说‘：与人共享欢乐的人，别人一定会以他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与人同享安乐的人，别人一定会拯救他的危难。’哪里能容忍分封为诸侯，才与君王同安共危；任命为州县的长官，就不与君王同忧共乐呢？这种说法多么错误啊！

　　“分封诸侯建立国家，凭借门第的资历，忘掉了先辈创业的艰难，轻视自然造化的高贵，没有不世世代代更加淫糜残暴、骄矜奢侈的。从建造离宫别馆，高耸入云，到有时肆意地使用刑罚，有时邀请其他诸侯共同淫乐。陈灵公君臣间互相违背礼仪，都遭到徵舒的侮辱；卫宣公父子陷于禽兽之行，宣公之子寿、朔终遭杀害。还说为自己谋求治世，难道就是像这样的吗？内外的群官，由朝廷选任，从世族与平民中挑选，明镜般地考察他们，任职多年而有劳绩就提升官阶，考核政绩明确职务的升降。盼求进取事情迫切，经受磨难感情深切，有的甚至当官的收入不进私人腰包，妻和子不到官府中来。能颁布条律的刺史，吃饭不生火；朝廷任命的地方大臣，穿衣打补钉。南阳的太守，破布裹在身上当衣裳；莱芜的县长，盛饭的瓦甑上积满了灰尘。说他们做官就是为了贪图利益，完全说错了。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相传，启用圣能的路才宽广；国家没有稳定的君主，笼络百姓的感情不牢固。这个道理不论智士愚人都能懂得，哪里会迷惑呢？至于像灭国杀君，违犯常规纲纪，春秋时期二百年来，几乎没有安宁的年头。次睢的诸侯相同，就用曾阝子祭祀睢水之神；鲁国的道路平坦，常举行诸侯间淫乱的衣裳之会。就是西汉哀帝、平帝之际，东汉桓帝、灵帝之时，下属的官吏淫乱残暴，也不会到这种程度。为政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皇帝您掌握纲纪统治天下，承受天命启迪圣智。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扫荡妖气在环宇之内。创建基业传于后世，功德可与天地相匹配。发号施令，都是极万物之妙的言辞。帝心最为明察，总是怀念古时，准备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和分封诸侯的旧制，以亲族为诸侯建立众多的邦国。我个人认为汉、魏以来，分封诸侯带来的祸害没有消去，尧、舜已去，绝对公正的道路已经改变。况且晋氏失去控制后，天下分崩离析；北魏乘机立国，汉族与夷人杂居在一起。加上关河阻拦，江南远隔，学文的人学合纵连横的本领，习武的人都是比武打仗的心事，尽是狡猾奸诈的阶梯，更加助长轻薄的风气。隋文帝在位，凭借外戚的势力。驾驭群臣，靠的是无比的猜忌和权术；坐着时世就向前推移，不是战胜敌人的功绩。在位超过二十四年，百姓没有见到德政。到了隋炀帝即位，世道更为凶乱，身边的各种人才，一时丧失将尽，纵使上天派来神明英武的人，来削平暴乱，战事不能停息，劳碌得不到休养。

　　“自陛下谨遵父命，继承帝位，心情深切盼望天下大治，综合考察前代君王。虽最高的道德没有具体的标志，但言辞图象所记载的，大略描述了它的轮廓，您实在差不多达到了至德的程度。深深地爱下敬上，劳碌而不厌倦，这是大舜的孝行。向宦官询问父母的健康，亲自品尝皇帝的饮食，这是文王的德行。每当刑部议罪，尚书上奏案件，大案小案必定察明，冤枉之处一概纠正，废除断去脚趾的刑罚，更改死刑，仁义之心见人遭祸有所不忍，在暗中和明处都体现出来，这像大禹见了罪人而哭泣。对于严厉的直谏，虚心接受采纳，对粗陋迟钝人的意见不轻视，对于割草打柴人的意见不抛弃，这是尧帝征求意见的作风。奖励儒学，鼓励学子，已经选拔精通经术的人为高官，还将提升大儒至卿相，这是圣人善于诱导的行为。群臣因皇宫中闷热潮湿，陛下睡觉吃饭都不舒服，请求陛下迁到高爽明亮的地方，建造一座小阁。由于爱惜家人的财产，最终拒绝了群臣的请求。不躲避温热的侵袭，在低矮简陋的宫室安居。去年灾荒欠收，天下闹起饥荒，战乱刚刚过去，粮仓没有积储。圣上心怀怜悯，尽力给予赈救。使得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尚且吃野菜，废音乐，谈话满脸悲伤，容貌日见瘦弱。周公旦为不通的语言辗转相译而高兴，夏禹为边远民族秩序井然而自豪。陛下每当四夷诚心归附，万里之内尽依明主，还进也反省退也反省，聚精会神地思考，生怕白白地劳累国中，来使远方服事，不希求流传万古的英名，来完成一时的实迹。心里悬挂着忧劳，行迹断绝了游乐，每天早晨上朝，处理事务从不感到疲倦。智慧遍及万物，大道利于天下。退朝以后，召进名臣，讨论是非，肝胆相照，一谈到政事，再没有不同意见。才到太阳偏西，诏命有才学的人，赐给清闲，围绕典籍高谈阔论，穿插作文咏诗及玄妙的谈论，到二更时分还不知疲倦，半夜还不去就寝。这四种做法，独自超过了以往，这实在是有百姓以来，一人而已。弘扬这种风俗教化，向四方显示，确实可以在一月之间，包罗天地。然而淳厚质朴之风还受到阻碍，虚浮欺诈之风还未改变，这是由于积习长久，难以一下更新。请陛下等到用朴质代替雕饰，用朴实代替文采，搁置刑罚的教化一施行，登泰山行封禅之礼已经结束，然后再拟定治理土地的规章，讨论高山大河的封赏，时间也不算晚啊！《易经》说道：‘天地的变化，都是随着时间而消长，更何况是人事的变化呢？’这话说得真美啊。”

　　太宗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

　　贞观四年(630)，授予他太子右庶子的官职。贞观五年(631)，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在弘教殿陪伴太子、讲论经书。当时太子学习五典三坟很用心，然而闲散下来，过度地游戏玩乐。李百药做《赞道赋》来劝告太子，然而太子最终还是因不醒悟而被废去。贞观十年(636)，因他完成了《北齐书》的撰写，加封散骑常侍，履行太子左庶子的职责，赐给他绢绸四百段。不久授予他宗正卿。贞观十一年(637)，因他完成了《五礼》的撰写及“律令”的修定，晋升为子爵。过了几年，李百药因年老坚决请求辞官退休，太宗同意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6)去世，年八十四岁，死后封号为康。

　　李百药是名臣的后代，继承了父辈的才德品行，四海名流，没有不推崇景仰他的。文辞深沉，尤其擅长五言诗，就是砍柴童子放牛娃，也会诵读他的诗。性情喜欢扶植年轻人，提携鼓励从不厌倦。所得的俸禄，大多散发给亲族。又保持天性超过了一般的人，早年办父母丧事回到家乡，赤着脚穿着单衣，行数千里，守孝多年，容貌憔悴，被当时人所称赞。等到辞官告老，欣然自得其乐。挖水池筑假山，著文饮酒，谈论鉴赏，来抒发平生的志向，有文集三十卷。

 

 

《列传·卷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 收子元超 从子稷

　　姚思廉 颜师古 弟相时

　　令 狐德棻 邓世隆 顾胤 李延寿 李仁实等附

　　孔颖达 司马才章 王恭马嘉 运等附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继从父孺以孝闻。年十 二，解属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洁志不仕。大业末，郡举秀才，固辞不应。义旗起， 遁于首阳山，将协义举。蒲州通守尧君素潜知收谋，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内， 收乃还城。后君素将应王世充，收遂逾城归国。秦府记室房玄龄荐之于太宗，即日 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 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 窜。太宗讨王世充也，窦建德率兵来拒，诸将皆以为宜且退军，以观贼形势。收独 建策曰：“世充据有东都，府库填积，其兵皆是江淮精锐，所患者在于乏食，是以 为我所持，求战不可。建德亲总军旅，来拒我师，亦当尽彼骁雄，期于奋决。若纵 其至此，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则伊、洛之间战斗不已。今宜分兵守营， 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 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过 两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太宗纳之，卒擒建德。 东都平，太宗入观隋氏宫室，嗟后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进曰：“窃闻峻宇雕墙， 殷辛以灭；土阶茅栋，唐尧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饰，汉后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 秦祸速，自古如此。后主曾不能察，以万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讥 后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悦其对。及军还，授天策府记室参军。太宗初授天策 上将、尚书令，命收与世南并作第一让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游后园中，获 白鱼，命收为献表，收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二表赡而速。从平刘黑闼， 封汾阴县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杜如晦特蒙殊礼，受心 腹之寄。又尝上书谏猎，太宗手诏曰：“览读所陈，实悟心胆，今日成我，卿之力 也。明珠兼乘，岂比来言，当以诫心，书何能尽！今赐卿黄金四十铤，以酬雅意。” 七年，寝疾，太宗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寻命舆疾诣府，太宗亲以衣袂抚收，论叙 生平，潸然流涕。寻卒，年三十三。太宗亲自临哭。哀恸左右。与收从父兄子元敬 书曰：“吾与卿叔共事，或军旅多务，或文咏从容。何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 比虽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万古！追寻痛惋，弥用伤怀。且闻其兒子幼 小，家徒壁立，未知何处安置？宜加安抚，以慰吾怀。”因使人吊祭，赠物三百段。 及后，遍图学士等形像。太宗叹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图其像。”及登极， 顾谓房玄龄曰：“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又尝梦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 赐其家粟帛。贞观七年，赠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赠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 卷。

　　元敬，隋选部侍郎迈子也。有文学，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 东三凤”。收为长雏，德音为鸑鷟，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武德中，元敬为秘书郎， 太宗召为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 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 得而疏。”太宗入东宫，除太子舍人。时军国之务，总于东宫，元敬专掌文翰，号 为称职。寻卒。

　　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岁袭爵汾阴男。及长，好学，善属文。太宗甚重之， 令尚巢剌王女和静县主，累授太子舍人，预撰《晋书》。高宗即位，擢拜给事中， 时年二十六。数上书陈君臣政体及时事得失，高宗皆嘉纳之。俄转中书舍人，加弘 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中书省有一盘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而草制，元超 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忧解。明年，起授黄门侍郎，兼检校 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辞，兼好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 方、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后以疾出为饶州刺史。三年，拜东台侍郎。 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巂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 岁余，西台侍郎上官仪伏诛，又坐与文章款密，配流巂州。上元初，遇赦还，拜正 谏大夫。三年，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 持弓矢而从。元超以为既非族类，深可为虞，上疏切谏，帝纳焉。时元超特承恩遇， 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曾谓元超曰：“长得卿在中书，固 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东都，太子于京师监 国，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临行谓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闲庶 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尔。”于是元超表荐郑祖玄、邓玄挺、 崔融为崇文馆学士。又数上疏谏太子，高宗知而称善，遣使慰谕，赐物百段。弘道 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赠光禄大夫、 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学知名，圣历中，修《三教珠英》， 官至正谏大夫。元超从子稷。

　　稷举进士，累转中书舍人。时从祖兄曜为正谏大夫，与稷俱以辞学知名，同在 两省，为时所称。景龙末，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好古博雅，尤工隶书。自贞 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图 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探古迹。 睿宗在籓，留意于小学，稷于是特见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及践祚， 累拜中书侍郎，与苏颋等对掌制诰。俄与中书侍郎崔日用参知政事。睿宗以钟绍京 为中书令，稷劝令礼让，因入言于帝曰：“绍京素无才望，出自胥吏，虽有功勋， 未闻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师长百僚，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瞻之美。”帝然 其言，因绍京表让，遂转为户部尚书。稷又于帝前面折崔日用，递相短长，由是罢 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历工部、礼部二尚书。以翊赞睿宗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 百户，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及窦怀贞伏诛， 稷以知其谋，赐死于万年县狱中。子伯阳，以尚公主拜右千牛卫将军、驸马都尉， 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别食实封四百户。及父死，特免坐，左迁晋州员外别驾。寻而 配徙岭表，在道自杀。伯阳子谈，开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光禄员 外卿，旬日暴卒。

　　姚思廉，字简之，雍州万年人。父察，陈吏部尚书；入隋，历太子内舍人、秘 书丞、北绛公，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陈亡，察自吴兴始迁关中。思廉少受汉史 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 王府参军，丁父忧解职。初，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 丁继母忧，庐于墓侧，毁瘠加人。服阕，补河间郡司法书佐。思廉上表陈父遗言， 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区宇图志》。后 为代王侑侍读。会义师克京城，侑府僚奔骇，唯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将升殿， 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 列阶下。高祖闻而义之，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观者咸叹曰：“忠烈之 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谓乎！”高祖受禅，授秦王文学。后太宗征徐圆朗，思廉时 在洛阳，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 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遗之，书曰：“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 寻引为文学馆学士。太宗入春宫，迁太子洗马。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写其形像，列于《十八学士图》，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志苦精勤，纪言实录。 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 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 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赐彩绢五 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思廉以籓邸之旧，深被礼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 廉亦直言无隐。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 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 情好游赏也。”因赐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十一年卒。太 宗深悼惜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子处平，官至通事舍 人。处平子璹、珽，别有传。

　　颜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人，齐黄门侍郎之推孙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 及之推，历事周、齐，齐灭，始居关中。父思鲁，以学艺称，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 参军。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 所荐，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 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干理闻。时薛道衡为襄州 总管，与高祖有旧，又悦其才，有所缀文，尝使其掎摭疵病，甚亲昵之。寻坐事免， 归长安，十年不得调，家贫，以教授为业。

　　及起义，师古至长春宫谒见，授朝散大夫。从平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转起 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师古达 于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太宗践祚，擢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以母忧去 职。服阕，复为中书侍郎。岁余，坐事免。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 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 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 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 学者习焉。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 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师古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 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 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 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诫励也。”于是复以为秘书少监。师古既负其才，又早见驱 策，累被任用，及频有罪谴，意甚丧沮。自是阖门守静，杜绝宾客，放志园亭，葛 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诏与博士等撰定《五礼》，十一年， 《礼》成，进爵为子。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 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十五年，太 宗下诏，将有事于泰山，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博士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 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师古奏曰：“臣撰定《封禅仪注 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 说，然而事竟不行。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从驾东巡，道病卒， 年六十五，谥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 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 阁，仍赐扬庭帛五十匹。

　　师古弟相时，亦有学业。武德中，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学士。贞观中，累迁谏议 大夫，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寻转礼部侍郎。相时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赐以医 药。性仁友，及师古卒，不胜哀慕而卒。师古叔父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 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 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 劳勉之。俄拜郓州刺史，卒于官。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 《汉书》，亦多取其义耳。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为河西右族。德 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业末，为药城长，以世乱不就职。及义旗建，淮安王神通 据太平宫，自称总管，以德棻为记室参军。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 年，转起居舍人，甚见亲待。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 高祖问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 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 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高祖然之。 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 年间，群书略备。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 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 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 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 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 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 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 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 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 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 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 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 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 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务加详核， 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 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 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 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 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 国史，赐爵彭阳男。十年，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 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十五年，转太子右庶子。承乾败，随例除 名。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 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书成，除秘书少监。

　　永徽元年，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 代史志》。寻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尝召宰臣及弘 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德棻对曰：“王 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 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 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 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高宗曰： “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 “《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 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砲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悦，既罢，各赐以 缯彩。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 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 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国 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

　　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时所称。

　　邓世隆者，相州人也。大业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阳，引世隆为宾客，大见 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太，世隆为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后，世隆惧罪， 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 行、刘顗、庾安礼、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世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太宗闻之，遣 房玄龄谕之曰：“尔为王太作书，诚合重罪，但各为其主，于朕岂有恶哉？朕今为 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坦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佐郎，历卫尉丞。 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 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 兴托玄远。贞观十三年，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太宗竟不许之。世隆又采隋代旧事， 撰为《东都记》三十卷。迁著作郎。寻卒。

　　顾胤者，苏州吴人也。祖越，陈给事黄门侍郎。父览，隋秘书学士。胤，永徽 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馆 学士。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帛五百段。 龙朔三年，迁司文郎中。寻卒。胤又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行于代。子琮，长 安中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 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预撰《晋书》，寻转御史台主簿，兼 直国史。延寿尝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历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寻卒。调 露中，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延寿 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 十卷，颇行于代。

　　李仁实，魏州顿丘人。官至左史。尝著《格论》三卷、《通历》八卷、《戎州 记》，并行于时。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也。祖硕，后魏南台丞。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 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 《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 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 家，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 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 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属隋乱，避地 于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 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 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 谓也？”颖达对曰：“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