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61

有变通之体焉。欲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

　　夫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雕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之。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焉。

　　是时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又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

　　及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又上言曰：

　　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输财，解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

　　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后，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戳，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数闻明诏，谓肉刑宜用，事便于政。愿陛下信独见之断，使夫能者得奉圣虑，行之于今。比填沟壑，冀见太平。《周礼》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黔黎不属逮者，此非为恶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于自非此族，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后世，以时嶮多难，因赦解结，权以行之，又不以宽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积狱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数而狱愈塞，如此不已，将至不胜。原其所由，内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积，且为恶无具则奸息。去此二端，狱不得繁，故无取于数赦，于政体胜矣。

　　疏上，又不见省。

　　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陈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恆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宫掖陵庙有水火毁伤之变，然后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内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日，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按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邪十五处。或是始瓦时邪，盖不足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禁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从臣言，禁止太常，复兴刑狱。

　　昔汉氏有盗庙玉环者，文帝欲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抔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后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后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内，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禁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得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頠虽有此表，曲议犹不止。时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遇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恆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克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卫其身。断当恆克，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恆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事以闻也。”

　　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按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

　　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

　　及帝即位，展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内外通议。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议，以：“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暢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肉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于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

　　尚书顗、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议，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余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能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以诱人于罪，残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囚，此则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邪！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丑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以杀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

　　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咸康之世，庾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存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长贞一以闲其邪，教禁以检其慢，洒湛露以流润，厉严霜以肃威，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人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岂能反于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于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

 

• 译文

 

　　传说：“用礼来治理天下，老百姓就会有廉耻而且会纠正过错。”让老百姓不触犯刑法，不如让老百姓不逾越礼法，如此说来，帝吴的时代舆伏牺氏的时代相比，应该说是有所不如了。至于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万物运动变化其形体就显示出它的喜怒哀乐，承受天地之气而显示出它的善恶，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狱刑罚被看轻，恩泽仁政先施行，是为了摒除灾害，使老百姓达到安逸和谐，好像琴瑟一样，不忘记准则，类似于春秋化成万物，好像尧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战阵，轩皇有辔野的军队；像雷鸣电闪一样显示威势，这是高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战场上摆开阵势杀敌和把罪犯杀死后在市朝陈列示众，都是要严肃天刑，惩罚为首作乱的人，推论他们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兴起仁义之师，羽山一带全部归服。但是世人心存侥幸，世事败坏，国政混乱，礼教衰落，诉讼和刑罚不断出现，于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了才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藏起各种武器，师法大自然养育人民的原则，效法尧禹的做法，在治理国政中施行恩泽，威权之中含有礼乐，有时是通过观察言词来弄清楚旨趣，有时是通过仔细听取言词来察看言外之意，有时是通过彰明善行来激发真情，有时是通过铲除恶行来推崇根本。至于用威势来确定霸业，把天下纳入正轨，用成王、康王的事来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造就是所说的酌取遣存的善行来爱民治国。至于败坏伦常，行道违背了明察审慎，造就像夏癸残害百姓，商辛祸害四海，卫鞅无容身之地，韩非的暴虐让人无法忍受，与那《甘棠》诗所咏唱的，并没有达到一致。秦文当初创造了诛减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抽胁一项，牢狱裹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汉王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用来安抚他们，汉文帝用刑措之道统治，于是百姓欢悦，感到交了好运气。但是监狱随着主意的变化而变化，法令和心意一样变动，在宫阙下被迫交出玉杯，皇后宫妃也走在出逃的垦路上，像王迂倒掉肉酱那样悲痛，身被刑罚，全宗族都被系入狱。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禁在京兆，在长安的市肆上被示众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个跟着一个，京城裹囚犯相继到来，也是经常有的。而在即将灭亡的国家，刑法全都废弃，刊削律条以应法令之急需，为了适意而放宽执法，在涅桓帝、漠灵帝那样的末世，不就是那样的吗!毯明帝时，宫室大规模地兴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严厉，有超过规定期限的，皇帝亲自把那些人召来审问，那些人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已经搬了家。王肃上疏写道：“陛下按刑罚杀掉的，都是些该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恐怕会做出叛乱的事来，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交给官吏，宣布他们的罪行。这样，同样是处死犯人，但是不弄脏宫廷，不会引起官员们的惊恐和惋惜，不会引起远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杀死容易，要活过来难，气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圣人很看重这种事。盂轲说：“杀死一个无辜而夺得天下，这种事仁者不会去做。”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统的妙法，采取自古以来的刑法，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制定法律。当时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新法，国家统一了法律，人民感到十分安适。颁布的法律虽然分条纲设立，但是人们说它简明实用，对上昭示了皇帝的眷爱，对下匡救民心，道因为有法律而不衰败，德因为有刑罚而长久建立。到了晋室策划南迁以后，有一百零二年，向往从前的法度，酌取流布的恩泽，江左都不例外，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树结的党羽，卖宫并私自设狱，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败坏，晋室的法度完全乱了套。

　　传说“三皇作出规定后人民不违反，五帝刻画刑罚图像而人民知道了禁令”，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为治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这样，那么对犯了罪该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头巾，对该施劓刑的人就染红他的衣服，对该施膑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双脚，对该施宫刑的人就让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样，犯了死罪是最严重的刑罚，用布做衣裾，没有领边，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弃他。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治其罪，五类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处执行。犯有五刑罪宽判为流放各有处所，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与前代相比起来，刑罚已经多了三倍了。夏后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五刑之类一共有三千种。殷朝沿袭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减。周朝用轻、中、重三种刑法治理国家，用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于是设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问群臣，二刺是问群吏，三刺是问万民；一宥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乱嫡庶顺序的耍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讨，穆王变得昏乱，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乱总是出现，造就是所谓“夏有乱政而创制《禹刑》，直有乱政而创制《汤刑》，固有乱政而创制《九刑》”。古时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从此以后，诡诈越来越多。武皇壶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国家，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当时刚好在离乱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梁统于是上疏说：

　　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减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乱。因此，五帝时有流放和诛杀遣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祸乱。因此孔子说 “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盲辞，禁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高帝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减省肉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强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国家，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元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日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强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乱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根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把初元、建平年间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足以了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交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办理的事，不能同意。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官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我认为高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梁统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革。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阳各种诉讼。明帝天性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奸邪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刑。因此唐尧著书说‘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因过失造成灾害，可以缓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宽判为流放的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都要严明恰当，。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禁囚犯地方的断决；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各种狱讼的事情上犯错误。陛下登上皇位以后，沿袭了这些指导思想，但是有关官员在办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审理案子的人急于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执法的人多做欺诈放肆的公文，违背事实，依靠拷打做奸邪的事，有的人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治理国政就像把琴弦调紧，大弦太紧了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抨击臧孙施行严酷的法令，赞扬郑侨施行仁政。当今圣德充盈，施及上下，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光大先前圣王的事业。清除烦法苛政，减轻杖刑，用来济助众生，增广至德。”皇帝采纳了陈宠的话，在定罪和行刑时，尽量从宽。后来又韶令有关官员，禁绝使用钴钻等各种使人极端痛苦的旧法令，解除妖异邪恶的禁令，消灭舞文弄法使人获罪的情况，议定了五十多个事项，明确地写在条令上。此后诉讼秩序稳定。

　　永元六年，陈宠又接替郭躬担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请求删除，说道：“臣下听说礼经共有三百种，讲礼仪细节的有三千处，因此《甫刑》上规定了死罪二百种，五刑之类共有三千种。礼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入的，礼中去掉的就归到刑中，相为表裹。现在的律令，犯罪应该处死的有六百一十种，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种，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种，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种，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种，耐罪多一千五百种，赎罪多七十九种。《春秋保干圆》说：‘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无穷无尽。而且法律有三家说法，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刑法繁多，应该命令三公、廷尉统一律令，应合经义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为三千种，典礼相应。其余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删除。要使百姓改变看法，用以实现广远深入的教化，达到没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并无穷无尽地流传下去。”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施行，恰好陈宠抵罪，建议于是无声无息。陈宠的儿子是陈忠。陈忠后来又做了尚书，大略依照陈宠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条，写成《决事比》，用以减除议罪的弊端。又上疏请求删除蚕室刑，解除脏吏三世禁锢，因神经失常导致狂暴杀人的可以减重罪，母子兄弟在替对方死时判决赦免替代的人，这些建议都采纳施行。虽然时常有所删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杂，没有经过纂集。

　　汉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编成《汉议》，上奏说：“国家的大事，莫遇于载籍。载籍这东西，能决断嫌疑，明辨是非，奖赏和刑罚应有之义，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后来的人们永远有所借鉴。因而胶束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辞官回家，朝廷每当讨论政事，总是派廷尉张汤亲自到小巷子裹，向董仲舒询问利弊，董仲舒于是撰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条，动辄用《春秋经》来回答问题，说得很详尽了。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焚烧，什么都没有遗留下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现在皇上东行，巡省许都，排除险难，运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写《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复，节写成文。又集《议驳》三十篇，按照事类编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见于《汉书》的有二十五篇，见于《汉记》的有四篇，全都进行删叙润色，用以保全本来面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创作的。《左氏》说：“即使有姬姜这样的名门望族，也不舍弃穷苦人；即使有丝麻，也不舍弃茅草。，大概是用来在短缺的时候代用的。因此臣下斗胆显露愚钝之才，厕身于明哲之士的后面，虽然不足以治理国家，普遍地有利于时世安定，希望加以审视，增加和阐明圣德。希望陛下在处理纷繁政务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献帝认为很好，于是过去的做法保存了下来。

　　当时天下即将动荡，百姓违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样，刑罚已经不足以惩治恶行，于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辽东太守崔蹇、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都认为应该恢复肉刑。汉朝既然不商讨这些法令，所以就没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辅佐汉室，尚书令荀或广泛地询问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认为：“古时人民敦厚笃实，好与坏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简单，一点儿过失都没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动接受惩罚。末世社会逐步衰落，风化败坏，政令扰乱了民风，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说‘在高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乱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用古刑法来治理人民，用废弃的东西来对付百姓，这不是所谓的和时代一起消长。纣王砍了早晨涉水人的脚胆，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国君，如果每个国君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寻求天下安宁，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罚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门心思想死，大约多是逐渐变坏，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旦丝搅乱变玺，坦庭祸害塞厘，蛊遗、茎查成为社会的大祸患。不能制止人最终为非作歹。即使像鳖圣那么忠心，像主塑那么诚信，像逐堕那样足智多谋，像巷伯那样受尽冤屈，像史迁那样有才，像王巫那样达观，一遭受刀锯之刑，就永远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国称霸，速荡赴任壑整，§必镇守边关，都不再施行这种刑罚。莲塑打开改恶的道路，都是为了这一原因。因此德性完美的国君，深谋远虑，弃短就长，不随便革除政令。”朝廷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最终没有改。

　　到了魏国建立时，陈纪的儿子陈群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肉刑，让陈群申述他父亲的观点。速登极力陈说恢复肉刑的好处。当时钟逊任相国，也赞同助成这个意见，但是奉常王恺不同意这一观点。魏武帝也难以凭一个藩国改变塑目的制度，这一建议就放置起来没有施行。于是就制定甲子科，犯了钳左右脚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当时缺少铁，所以用木来代替。又嫌汉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论处的判决可以减半，使罪人按减半判决。

　　魏文帝受挥后，又讨论肉刑问题。仔细讨论还没有结果，适逢有战事，又停下了。当时有大女刘朱，拷打儿媳非常狠毒，前后有三个儿媳自杀，判处刘朱减免死刑送到尚方关押起来，因此下了怨毒杀人减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变士人庶人罚金的法令，男犯判决罚金，妇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责罚之例，因为她形体裸露的缘故。

　　当时沿用秦汉的旧刑律，刑律的文词是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起草的。李悝编集各国的刑法，着成《法经》。认为帝王治理国政，没有比解决盗贼问题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从《盗贼》开头。盗贼必须揭发收捕，所以着《网》《捕》二篇。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造些问题写成《杂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减去的条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关于罪名的法令。商君学习了以后，用以辅佐秦国。汉朝沿袭秦朝的旧制，萧何确定律令，删除参夷连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见知的律条，加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加旧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又把汉朝的时候判断狱讼，编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以及司徒鲍公撰著嫁娶辞讼确定为《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个朝代都有增减，全都是把同类的结集成篇，把相关的条律编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数十条律令，事类虽然相同，但是判罪轻重并不一样。而整个的遣词造句，前后相承，虽然总体上看不是同一篇，实际上是把以前的采入了。《盗律》有贼伤的条例，《贼律》有盗章的文辞，《兴律》有上狱的法令，《厩律》有逮捕的事，诸如此类，杂糅没有准则。后人发挥文意，各自撰著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儒生撰的章句共有十多家，每家都有数十万字。凡是判罪所应当遵循的条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字敷越来越多，读者阅读的难度越来越大。天子于是下韶，衹用郑氏的章句，不得杂用其他人的。

　　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国家很注重，而人们私下评议时所轻贱的；狱吏是老百姓的性命所托，而选用的人看不起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请求设置律博士，一批批地教授学生。”这意见很快就施行。但是刑律文字繁多，事例数量大，舍本求末，断狱的官吏如廷尉狱吏范洪接受囚犯绢布二丈，就比附轻法论处，狱吏刘象接受属下偏辞拷打囚犯张茂致死，比附重法论处。范洪、刘象虽然都被处死，但是得以从轻或受冤枉的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太傅钟繇又上疏请求恢复肉刑，皇帝诏令把这个意见交给下臣讨论，司徒王朗的意见又不相同。当时讨论的有一百多人，意见和王朗相同的居多。皇帝以吴蜀还没有平定为理由，又把这件事压下了。

　　后来，天子又下令改定刑律，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说等删减旧法令，广泛地采用汉朝律令，制定为魏律，创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它们的序言大略是说：

　　从前的律令之所以难以了解，是因为六篇篇少的缘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类就少，事类少有的罪行就会被漏掉。因此后人逐渐增加，更与本体相分离。现在制定新律令，应该包括全部事类，增加篇幅条目。

　　旧刑律沿袭秦朝《法经》，仅仅增加三篇，但是《具律》没有改变，仍在第六。犯罪条例既不在开始，也不在末尾，不是篇章应有之义。因此编集犯罪条例，写成《刑名》，放在刑律的开头。

　　《盗律》中有劫略、恐猖、和卖买人，科条中有持质，都不是偷盗的事，所以分开，写成《劫略律》。《贼律》中有欺馒、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所以分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和各种逃亡痕迹，《金布律》中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所以分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中有告反逮受，每科中有登闻道辞，所以分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的方法，《兴律》有上狱的事，科条有考事报谳，应该另外成一篇，所以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中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中有呵人受钱，科条中有使者查验贿赂情况，这些事情相近似，所以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自征发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条中有擅作修舍事，所以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乏兴，以及旧典法中有奉韶不谨、不承用韶书，漠氏施行有小过错不改正不听从命令，每每用不承用诏书乏军腰斩，又用《丁酉诏书》来减罪，《丁酉诏书》是汉文帝颁布的，不应该再用作刑法了，因此另外作为《留律》。秦代原来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朝初年沿袭秦朝不改，后来因为费用太多逐渐减省，所以后汉祇设置驿骑而没有车马，但是刑律上还写着先前的文字，那么这是形同虚设了，所以删除《厩律》，把其中值得采用和符合法令的撷取出来，写成《邮驿令》。那些控告谋反抓住检验的，另外归入《告劾律》。向上反映事变的，写成《变事令》，拿惊人的事向上告急，与《兴律》烽燧以及法令相合的，写成《惊事律》。《盗律》有把脏物归还失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报偿，法令有平庸坐脏事，把它写成《偿脏律》。刑律开始创制时，没有免于连坐的条文，张汤、趟禹开始创制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的条例。那些看见而且了解罪犯却故意不检举揭发的，全都与罪犯同罪，罪犯逃跑了不检举揭发的，都按赎罪论处，没看到又不知情的，不算犯罪，因此条文简约但条例宏通。科令制度中，每条有违科，不知不觉，与免于连坐，不再分别，但是免于连坐的情况很多，应该写一个总的免坐条例，以便少写一些条文，因此又制定坐免的条例，作为《免坐律》。律令中各有教制，本条没有从坐条文的，都从此取法。确定增补的有十三篇，加上原来的五篇，合起来共十八篇，对正律九章来说算作增加，对旁章科令而言则是减省了。

　　更改汉朝旧律，凡是在魏朝时无法施行的，都废除，另外依据古义制定五刑。死刑有三种，髡刑有四种，完刑、作刑各有三种，赎刑十一种，罚金六种，杂抵罪七种，共三十七种，作为律令的开头。又改动《贼律》，衹以言语冒犯宗庙园陵，称为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但不涉及祖父祖母、孙子。至于谋反大逆，则在事发的时候收捕，有的污潴，有的枭菹，诛灭三族，不写在律令中，是为了严格禁绝这种丑恶行为。残杀格斗杀了人，因为被揭发而逃跑，可以依照古义，判决死者的儿子兄弟可以追杀他。赶上赦免和过失杀人，不得报仇，这是用来阻止互相杀害。惩治杀害继母，和杀害亲母的罪行一样，这是防止与继母闹矛盾。删除异子的律条，是要使父子没有异财。殴打哥哥姐姐加到五年的刑罚，用以申明教化。囚徒诬告别人谋反，罪行牵涉到亲属，和善人不一样，这是用来为难囚徒，使他减省刑罚不再诬告。修改投书弃市的律条，这是为了减轻刑罚。订正篡囚弃市的罪行，这是为了断绝凶暴强横做义事的行为。二年以上的刑罚，删除家人乞鞫的法令，这是要减省烦琐的狱讼。修改为各郡不得白行选择伏日，这是要统一风俗。

　　这些都是魏世所修改的，大略就是这个样子。在正始年间，天下太平，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最终也没能有结果。其中文字非常多，不载录了。

　　到了景帝辅佐国政，当时的魏法，犯了大逆不道罪的，诛杀范围直到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忸丘俭被诛死时，他儿子母丘甸的妻子苟氏应该连坐处死，她的堂兄荀颛和景帝是亲家，上表给魏帝，要求饶她一命。皇帝判他们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册丘芝，是颖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连坐处死，因为怀孕而收捕在狱中。荀氏致辞司隶校尉何曾请求开恩，请求没为官婢，用来赎母丘芝的性命。何曾可怜她，让主簿程咸上书说：“司寇修订法典，建立三等的法制；甫侯制定刑法，叙述轻重的法律。衰落的时代变动多，秦朝设立重刑，汉朝又修改了。大魏沿袭秦漠的弊病，没有来得及改革，施行的追加杀戮已经出嫁的女儿之法，实在是想诛灭丑类的亲族。这样，那么法律贵在能够适中，刑罚要注意别超越制度。臣下认为女人有三从的道义，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出嫁到了别的宗族，回来为父母奔丧时降低服纪，这是用来表明女子出嫁的礼节，区别在室的恩情。而父母有罪，追加处罚已经出嫁的女儿；丈夫的党族被诛罚，又要跟着受到杀戮。一个人的身体，在内在外都受刑罚。女子既然出嫁，就成了异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孩子，就做了其他宗族的母亲，这是推究罪恶时所忽视的。杀戮无辜的高昂代价，对于预防犯罪来说不足以惩戒奸乱的源头，对于情理来说则有伤孝子之心。男子不因其他宗族而获罪，女子反倒会因两个宗族而被杀戮，追不是用来怜悯柔弱女子，彰明法制的恰当做法。臣下认为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应该跟从父母受诛杀；已经出嫁的妇人，就应当跟从夫家受处罚。应该更改原来的法律，并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皇帝下诏改定律令。

　　文帝做晋王时，为前代的律令条文和注释烦杂而发愁，虽然经过了陈群、刘邵删改，但是科条非常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