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51

方以丰。

　　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诸军伐吴将诸葛恪，焚其积聚，恪弃城遁走。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夫百姓年丰则用奢，凶荒则穷匮，是相报之理也。故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理财钧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废久，天下希习其宜。加以官蓄未广，言者异同，财货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岁而上不收，贫弱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平议，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厉精于稼墙。四年正月丁亥，帝亲耕藉田。庚寅，诏曰：“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是岁，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诏以“司隶校尉石鉴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遇年普饥而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以劝教，时同功异者矣。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农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属令史，有所循行。”帝从之。事见《石苞传》。苞既明于劝课，百姓安之。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顷。

　　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促处当之。”杜预上疏曰：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硗脊，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兗、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

　　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预又言：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

　　朝廷从之。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廕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辄开仓廪赈之。元帝时使黄门侍郎虞斐、桓彝开仓廪振给，并省众役。百官各上封事，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古人言曰，饥寒并至，虽尧舜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并兼，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何尝不务农重谷。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籓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升平初，荀羡为北府都督，镇下邳，起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僭号于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帝。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也。至光武中兴，除莽货泉。建武十六年，马援又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于是事下尚书通议。尚书硃晖议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以布帛为租，则吏多奸。官自卖盐，与下争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为是，得晖议，因发怒，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

　　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 之义，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 谬延逮及。

　　盖以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百姓之至贵也。窃以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百姓可百年无货，不可以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

　　夫欲民财殷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列火之上。木水，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也。

　　帝竟不铸钱。

　　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

　　《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

　　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

　　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

　　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人时，各从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同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此以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

 

• 译文

 

　　过去先王以丈量土地来建造城邑，根据水土来安置人民，顺应天、地、人三方面的条件来规划他们的工作，尊重四季的特点来成就他们的事业，了解歌谣风俗以便纠正他们的纲纪制度。勤勉致力于农业、蚕桑之类的根本事务，疏通水产、食盐等商贸渠道，登上宝山开采符玉，泛舟大海捞取珠玑。太阳当顶时设置集市，汇总天下各类物品，起初用布帛，后来用货币，互通有无，各得其所。根据《周礼》，正月开始和暖，于是在城阙门楼上发布教令。于是就有那些一个成年男子，十亩大小的宅院地，三天的徭役，各种贡物赋税等，通过施行乡射饮酒之类的礼仪来提倡谦让，举行春耕前祭祀土神的仪式来勉励农民耕种。天所看重的是人，智慧所追求的是学习，研读经籍而获得官职，就是君子的做法。《诗经》说：“三之曰于耜，四之日举趾。”因此负责农业生产的官员和负责水产沼泽管理的官员，各有自己的岗位，父亲兄长常做的事情，不用钻研就会了，十五岁就能跟着做事，开始穿起成人的衣服，乡里之间没有游手赋闲的人，村邑裹家家不误农时，正是所谓厥初生民，各从其事的景象。因此太公使市井之间货物流通，从而导致齐国的强盛；鸱夷子皮范蠡善于掌握抛出和屯积的时机，所以使他在陶的家业昌盛。以往在金天氏少昊帝的时代，对百姓的事情勤勉努力，吩咐春天的乌儿出现时要耕地播种，夏天的鸟儿出现时要耘禾锄草，秋天的乌儿到来时要收割敛藏，当冬天的鸟儿到来时就封盖储藏。《尚书》说：“根据天象曰月星辰的运行变化，认真地告知人们时令的变迁。”史书上说：“大禹、后稷亲自耕种而拥有了天下。”至于九州土地都已经在管辖之下，四方人民秉承轨范制度，束吴有大量的象牙犀牛角，西蜀有丰富的丹沙，兖州、豫州就像是油漆和生丝的仓房，燕地、齐地就像是珍异石料的府库，秦地、耶地盛产可以装饰旌旗的羽毛，此外还有像玉一样的美石，荆州、郢地有很多桂树林，另外盛产细竹子，长江两岸的橘子袖子，黄河以南出产的船和车，辽西是毛毯的故乡，葱岭以西有名为蒲梢的骏马，物产奇异错杂，在哪裹没有。至于对上依从星辰历象，对下料事不遇到例外，顺应天时地利的好处，而汇总山林湖海的物产，百亩大的田地，十成取一的税收，连续九年亲自耕种，从而有三年的积蓄，就可以抚养孩子，供养老人。依靠人民，用到邦国大事上，宫室建筑有限度，旌旗装饰分等级。朝会访问依据有关的准则，宴会请客顺从有关的制度，百姓殷实国家昌盛，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乐业。救助遭受水旱灾害的人，安抚普天下的困窘的人，然后大王的平常膳食，才时而有笙歌乐舞相伴。商朝、周朝的兴盛，用的是这个方法。辛纣为人残暴肆虐，开支方面随意挥霍，用金子装饰巍峨的宫殿，绵延上百里，用玉石装饰鹿台，高达上千仞，宫中有九个市场，分别有女子官员掌管。增加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财，大肆征敛来增加钜桥仓的粮食，征发大量妖冶女子来充当巍峨宫室裹的美色，广泛收集珍宝玩物放到沙丘宫以备游赏。悬挂的肉像树林一样，积聚的醪糟像沼泽一样，使男男女女在那裹面赤身裸体地互相追逐，趴到酒池裹俯身而饮的人达三千多，宫中用锦缎罗绮做席子，用绫罗白绢做垫子。直到周王诛杀了纣，庄严祭告了殷商的先祖，于是把鹿台的财产全部拿出来，和钜桥的粮食一起散发给大家，上天降福，殷商的百姓非常高兴。到王赧即位时可以说是末世，迁都到酉周王城，丧失了九鼎，周公、召公当年的故地荒废殆尽，向百姓借贷，没有用来偿还的，竟逃上高台去躲避他的债主，周人称周王所住的地方为逃债台。过去周代的姬公用六典治理天下，各地奉献自己的各种贡品，将财物送到天于的仓库裹，作为一种永远不改变的制度。到了法制政令衰败的时候，菁茅之类的贡品很少被送来，鲁国的国君开始实行按田亩收税，秦国的国君收取大半的收入，前代帝王的规矩榜样，没有一点儿被保留。史官说：班固写《食货志》，从上古三代到王莽被诛，包括前代各朝，他的记录详尽完备。

　　光武帝宽厚仁慈，奉行天命讨伐有罪的，诛减王莽之后，接着打败赤眉，虽然一再予以关心，但全国各地一片萧条，直到平定甘肃控制四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从此开始行用五铢的钱币，田租实行三十抽一的税制，百姓中有生儿子的免除三年的赋税。显宗即位的时候，天下安宁，人民没有额外的徭役，连年丰收。水平五年设立“常满仓”，在城东设立粮食市场，一斛粟米值二十钱。草木繁茂，牛羊遍地，赋税特别少，府库仓廪还堆得满满的，人们没有坏心，专讲礼义。当时东方天一亮，百官就上朝，皇亲贵戚和各家王侯，互相往来，车如流水，马如飞龙，映照轩室廊廉，使先朝也光彩。文献上说：“三代的历法，包含有天地阴阳五行在裹面”，正是天地之间恒常不变的道理。安帝永初三年，天下遭水灾和旱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皇帝把鸿陂的土地借给贫民。据说因为经费不足，三公又上奏请求让小吏百姓中交纳出足够钱粮的可以成为关内侯。桓帝永兴元年，全国近半敷地方遭受蝗灾，黄河泛滥几千里，流亡人口达十多万户，有流亡灾民的地方都开仓救济。到建宁永和初年，西羌人造反谋叛，二十多年战事连绵军队疲敝，军费花了三百二十多亿，国库空虚，影响到内地各郡。汉冲帝、汉质帝在位期短，汉桓帝、汉灵帝没有法度。中平二年，南宫火灾，一直烧到北阙。于是天下田地每亩加收十钱，用来营造宫室。汉灵帝出身于侯爵之家，在贫困的时候即位，常常说：“桓帝不能持家，竟然没有私房积蓄。”所以在西园建造万金堂，作为私人的库藏。又让小黄门寄存私房钱，家产资金达到亿万之巨。遣时候开始在鸿都门张榜，开辟了卖官的路子，从公卿往下，都有不同的差价。担任廷尉的崔烈交钱五百万来买司徒之职，刺史二千石的任命，都要求资助修治宫室的钱，大的郡达到二千万钱，不能完成的人有的甚至自杀。汉献帝时制作五铢钱，有四条直道连到边缘。有见识的人指责说：“难道是京城要受到破坏，这种钱将流散到四方去?”

　　到董卓兴起刀兵，火烧宫室，竟劫持皇帝，西去长安，完全销毁五铢钱，改为铸造小钱，彻底没收长安和洛阳的铜人铜鸟之类的铜器，来充当铸钱的材料。而且钱没有边轮，也没有纹饰。当时人认为秦始皇在临洮见到高个的巨人，就铸造了铜人。董卓，是临洮人，兴造和销毁虽然不同，凶暴谬误却相类似。到董卓被诛杀，李催、郭汜互相攻伐，把长安城中作为战场。当时一斛谷值五十万钱，一斛豆麦值二十万钱，人吃人，白骨堆积，残骸余肉，使道路上满是臭味和秽物。皇帝派侍御史侯汶拿出太仓的米和豆，给饥民作粥，连日施行可是死的人更多。皇帝于是开始怀疑有关官员盗窃国家粮食，就亲自到衙门前自己动手施送，饥民人人都流泪说：“今天才得到了呀!”皇帝回束都的时候，李催、郭汜等人追赶到曹阳打坏皇帝乘坐的车子，夜间悄悄渡过黄河，六宫随从的都步行。开始走出营栏，皇后手中拿着几匹缣，董承让符节令孙徽用利刃胁迫夺走，杀死旁边的侍者，鲜血溅到皇后的衣服上。到达安邑以后，皇帝的衣服破了，衹能用野枣和园子裹的菜作为粮食。从此长安城裹全空了，都四散离开，两三年裹，关中不再有行人。建安元年，皇帝的车驾到达洛阳，宫殿建筑完全被毁掉了，百官除掉荆棘安身落脚。州郡长官各自拥有强大的军队，可是给朝廷的贡赋都不送到，尚书郎官们自己出去找野生庄稼，有的没有能力自己返回，死在废墟里巷中。

　　魏武帝的时候，九州动荡，攻占城池抢夺地盘，保护这些希望安定的人民，军队的经费，根据当睁晴况调剂供给。当时袁绍的军队人人都吃桑葚野枣，袁术的战士用赢蒲作为补给的粮食。魏武帝于是就招募良民到许都附近屯田，又在州郡设置田官，每年收入有几千万斛，用来充当军费的开支。到初步平定了袁氏，从而确定了邺为都城，下令收取田租每亩四升粟，每户两匹绢和二斤绵，此外都不许擅自增加名目，庇护强者而向弱者抽税。魏文帝黄初二年，因为谷子价格贵，于是停用五铢钱。当时天下还没有统一。兵车每年都要出动，孔子说，“加给他战争，接着给他饥荒”，这话说的是战争方面的考虑而使灾害不祥之气会相应产生。那时候三个方面的人，一心想吞并消灭对方，战而能胜攻而能取，农夫放下锄头，红进一带，尤其缺少储备。吴国上大将军堕逼提出意见，请求让各处的将军分别扩大他们的耕地。孙权回答说：“很好。如今我家父子亲自负责田地，驾车的八头牛，可以作为四组耕地的牛用。虽然还赶不上古人，也算是和民众同样地劳作。”呈国的务农重谷，从逭时候开始。魏明帝不在乎这些，纵情于宫室禁苑，百官看重的是写文章，天下不再用心耕种。后来关东遭遇洪水，人民没有了家产，却要兴兵攻打辽堡，军队滞留在辽阳一带，都因为国家缺乏经费度用，怎能一一说尽。

　　晋世祖武皇帝左尘元年，平定逐壁之后，收纳百万人民而统掌三呈的物资，承接千年基业而总括酉蜀的财物，收藏干戈到仓库襄，凿破战船在垦辽深谷，河边海岸，山丘湖泽，没有用犁锄开发的地方，人人都受到恩泽。农业发展风调雨顺，随着耕作的时令先后，扛着锄头带着干粮的农夫，像云一样布散开来。加上顺应天时而利用季节时令，顺应地利而开发各种物产，世道称得上繁荣太平，物资汇聚到仓廪府库，宫殿门窗增加装饰，服饰玩好互相辉映。因此王君夫、王亘迂、五塞等人争相夸耀推崇，车马服饰饮食的盛况，可以和皇帝家相比，用钱铺设界沟，击碎珊瑚实树，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微，本来就是这个道理。丞宁的初期，盗中还有锦帛四百万匹，珠宝金银一百多斛。惠帝北征成都王司马题，在菱渣被打败，用秋天才成熟的桃子充饥，仅有一只鸡做菜，当时衹有两条布被，囊中衹有三千钱，作为出行的费用。晋怀帝被刘曜围困，王师屡次战败，仓库裹的财物已经用尽，百官饥饿过度，连片的房屋看不见炊烟，饥饿的人们自相啖食。晋愍帝即位后，饥荒更多，一斗米价值二两黄金，饿死的人遇半数。刘曜摆开军队，使城内外断绝联系，十个曲饼，弄成碎屑米供给皇帝，君臣相顾，没有不流泪的。晋元帝渡江以后，军事方面从头开始，南方和东方的蛮夷部落上贡的财物，没有固定的准则，宫中仓库所储存的，约四千匹。当时石勒勇悍而有锋芒，扰乱淮南一带，皇帝畏惧他的侵夺威逼，非常头痛他，就下韶给各个方镇说，有能斩得石勒首级的人，赏给布一千匹。

　　汉代自董卓作乱以来，百姓流离失所，一石谷子价格达到五十多万，人吃人的现象多有发生。魏武帝打败黄巾军以后，想要管理好国家，可是苦于军粮不足，担任羽林监的颖川人枣祗提出屯田的建议。魏武帝就下令说：“安定国家的办法在于使军队强大使粮食充足，秦国人因为重视农业而兼并天下，汉武帝因为屯田而平定西域，这些是先世的好榜样。”于是任命任峻担任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到许都附近屯田。得到粮食上百万斛。各郡国都设置田官，几年之内，各个地方都积存了粮食，仓库都是满的。枣祗死的时候，魏武帝后来追念他的功绩，封给他的儿子爵位。建安初年，关中的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多万家，等到听说家乡安宁了，都盼望着想回去，但是没有用来谋生的家业。于是卫觊提议说“盐是国家最宝贵的，自从动乱发生以来就放任自流了，如今应该像过去那样设置使者监督贩卖，用它的收益购买农具和耕牛，供应给百姓中回来的人。勤劳耕作积存粮食，从而使关中丰足，远方的人听说了这样的事，必定有很多人争相回来。”于是魏武帝派遣谒者仆射担任监盐官，调司隶校尉到弘农。流亡的人果然回来了，关中一带丰足殷实。不久又任命沛国刘馥担任扬州刺史，镇守盒胆，广泛开展屯田，修整董腔、苞壁、±置、县擅等地的堤堰，以便灌溉稻田，公私都有蓄积，使好几代受益。贾逵在豫州的时候，南边和吴地相邻，修整防守和作战的用具，为汝水筑堤堰，修造新陂，又开通运输水渠二百多里，人称贾侯渠。在黄初年间，四方各郡太守开垦的田地又有增加，因此国家的用度没有匮乏。当时济北人颜斐担任京兆太守，京兆一带自从马超作乱以来，百姓不专心于农耕种植，竟然没有车子和牛。颜斐又督促百姓，下令在农闲时候准备造车的材料，辗转相互传授制造方法。让其中没有牛的人养猪，拿到市场上高价卖出再买牛。开始的时候都认为麻烦，一二年后在编的农户都有了车和牛，下地劳作时很省力，京兆一带于是因此而丰足起来。郑浑担任沛郡太守，当地地势低下潮湿，水涝成灾，百姓饥饿贫困。郑浑在萧、相这两个县兴造堤坝，开垦稻田，当地人都不认为有好处。郑浑却认为最终会有长久的好处，于是亲自率领百姓动工，一个冬季就都完成了。第二年大丰收，土地亩产量连年递增，租税收入比往常翻了一番，郡中百姓托赖他的好处，刻石碑颂扬他，称为郑陂。魏明帝时代徐邈担任凉州太守，当地雨水少，常常苦于缺乏粮食。徐邈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用来收购胡人的粮食。又广泛开垦水田，招募贫民佃耕，家家丰衣足食，仓库裹满满的。在供应当地边防军用开支之外。还用来购买金锦犬马，供给内地。西域人来朝贡，使资财货物能够流通，都是徐邈的功劳。后来皇甫隆担任敦煌太守，敦煌的风俗是不用缕犁等农具，并且不懂得用水，耗费了人力物力，可是收获的粮食很少。皇甫隆到了以后，就教当地人使用楼犁，又教他们掌握灌溉技术。年终核算下来，节省了一半的劳力，收获的粮食增加了五成，西部地区因此丰足。

　　魏太和四年，关中阐饥荒，宣帝司马懿上表迁移冀州的农民五千人到上邹种地，开发京兆、天水、南安的盐池，用来增加军费。魏青龙元年，开造成国渠从陈仓到槐里；在临晋陂修筑堤防，引沂水、洛水的水灌溉三千多顷盐碱地，国库因此充实起来。魏正始四年，宣帝司马懿又统率各军讨伐吴国将领诸葛恪，焚烧他积聚的粮草，诸葛恪放弃城池悄悄逃走。宣帝司马懿因此想扩大耕地积蓄粮食，作为兼并天下的准备，就派邓艾到陈、项以东，抵达寿春一带。邓艾认为田好而水少，不足以完全发挥地利，应该开挖河渠，才能够积蓄大量军粮，又疏通漕运的水道。于是写了《济河论》来阐明他的思想。又认为过去打败黄巾军，是因为屯田，积蓄粮食在许都，用来控制四方。如今三面都已平定，衹在淮南有战事。每逢大军出征，运粮的兵丁超过半数，花费敷以亿计，是巨大的工程。陈蔡一带，土地很好，可以省去许昌附近那些稻田，将水引向东。命令淮北的二万人、淮南的三万人轮流休整，一边种地一边防守。水源充足，平常的收获将是西边的三倍，算起来除去各种费用，每年上缴五百万斛作为军费。六七年裹，可以在淮北积蓄起三千多万斛，这是十万大军五年的口粮。凭藉这个攻打敌人，就没有不能战胜的了。宣帝司马懿认为很好，完全按照邓艾的计划施行。于是北起淮水边，从钟离往南并从横石往西，直到沘水之间四百多里，每五里设置一个营，每个营六十人，一边种地一边防守。同时修治扩大淮阳、百尺两个水渠，上引黄河流水，下通进回和垣塞，在题南、垄北大规模整修各个堤坝，开凿水渠三百多里，灌溉农田二万顷，淮南、淮北都互相连接起来。从寿春到京师，一路都是务农的官员和士兵耕种的田地，还有鶸犬的声音，田间小路连绵不断。每当东南方面有战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直到江淮，物资粮食都有储备，而且没有水灾为害，都是邓艾所建树的。

　　到晋朝承受天命，晋武帝想平定统一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粮食便宜而布匹丝帛很贵，晋武帝想设立平耀法，用布匹丝帛买粮食，作为粮食储备。提意见的认为军费还少，不应该用贵的换便宜的。泰始二年，晋武帝就下诏说：“百姓在收成好的时候就花费过度，在凶年荒年的时候就缺钱少粮，这是互相报应的缘故。所以古人权衡国家的用度，从有富余的地方取用而分散给欠缺的，形成了轻重平耀的制度。管理财政平均使用，有益而不浪费，是最好的治理。但是这样的事情被废弃了很久，天下人希望按照习惯了的做法行事。加上官府的积蓄还不充分，讨论时的意见不一致，还没有能够理顺财物流通的制度。更加使得国家的宝物在丰年流散而皇帝收不到，贫穷羸弱的人在荒年遭困而国家没有储备。豪强的人和富裕的商人，带着轻便的资金，购藏大量物资屯积，来谋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农夫认为自己的工作很苦，而从商之类的事情不能禁止。如今减省徭役一心从事农业生产，努力开垦种植，希望让农业生产更加发展，耕种的人更加努力，可是还有人抬高物价，以至于农民们都受到伤害。现在应该买进谷物，以便弥补歉收年的不足。主管的人斟酌商定，具体地制订出条例制度。”但是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当时江南还没有平定，朝廷对农业种植投入大量精力。泰始四年正月丁亥日，皇帝亲自耕种责任田。庚寅日，下诏说：“让四海之内的人民，抛弃经商返回到农业上来，竞相从事农耕生产，并能够奉扬我的志向，让百姓努力劳动乐于务农的，那衹有郡县官员们了!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当想到他们经营本职事务时，那也是很勤勉的啊。就把中典牧和左典牧的种母马，赐给县令的下属官员和在郡国任职的官员每人一匹。”这一年，开始建立常平仓，丰年就买进，歉收年就卖出，以便利百姓。泰始五年正月癸巳日，下敕令告诫各郡国的计吏、各郡国的太守、相等官员，务必尽量开发地利，禁止游食商贩。让休假的官员和父兄一同勤勉劳作，豪强有势力的不可以侵害役使孤寡弱者，私下自相置换名义责任。十月，下韶说“司隶校尉互鉴所上报的太守王塞勤勉安抚百姓，引导教化有方，督促鼓励开荒五千多顷，遇到年成普遍饥荒而郡界以内却独独没有缺粮的，可以说是能够凭藉鼓励教导，时令相同而成就不同的了。特此赐给粮食一千斛，布告天下”。泰蛆八年，司徒亘苞上奏说：“州郡的农桑方面还没有殿最考核的制度，应该增设有关官员，酌情施行。”晋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遣件事参见《石苞传》。互苞善于劝勉和督查，所以百姓能安心生活。泰始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奏修整新渠、富寿、游陂等三条水渠，共灌溉农田一千五百顷。

　　咸宁元年十二月，下诏说：“出去作战回来耕作，虽然是自古以来的常事，不过动用武力的事没有停止，从不曾不把战士放在心裹。如今把邺城的马夫奴婢安置到新城，代替当兵的农民种植稻谷，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每一屯设置司马，使他们都仿照屯田的制度。”咸宁三年，又下韶说：“今年雨水过量，又有虫灾。颖Jl!、襄城自春季以来，大部分不能播种，为此深深感到忧虑。当地负责人怎么替百姓考虑的，尽快提出意见来。”杜预上疏说：

　　臣经常想，如今东南一带水灾特别厉害，不仅五谷没有收获，家居产业也都被损害，低洼的田地到处积着污水，高处的土地又都多半坚硬瘠薄，像这样百姓的困苦穷愁一定会出现在来年。即使诏书谆谆告诫地方官员们就此想办法，而不改变根本大计，确定有关的正确方向，恐怕会徒然具备有文件，真正的益处很少。现在正是秋夏蔬菜食物最多的时候，可是百姓已经有不够的了，往下到冬春两季，野外连青草都没有，就一定指望仰赖官家的救济粮，用来活命。这才是一方的大事，不可不预先考虑的啊。臣认为既然因为水而被困，应当依仗鱼菜螺蚌，而洪水泛滥，贫穷弱者始终无法得到它们。如今应该大规模破坏兖州、豫州束部边界的所有堤坝，根据水流所向而加以疏导。使得饥民们全都能利用丰富的水产品，百姓不用走出本地边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食物，造就是眼下每天供给的办法。洪水退去以后，填塞了淤泥的农田，每亩可以收获好几钟。到春季大量种植五谷，五谷必定丰收，这又是明年的收益了。

　　臣以前上奏说，典牧的种牛不供耕田套车用，直到老了也不穿鼻子L，对于实用没有益处，而白白占用人力粮草的开支，每年送去驾车的很少，又不加调教训练，应该大量出售，用来换粮食和作为赏钱。

　　下诏说：“孳生繁育用的，不应减少分散。”这事于是就作罢了。问有关的官员，如今典虞右典牧的种产牛，大小通算在内，有四万五千多头。如果不能有利于实际应用，头数虽然很多，开支也日益增加。古时候成年的马和牛，平时用来耕种，出兵时用来作战，不是和猪羊同类的。如今白白养着可以用的牛，到底是没有用处的开支，完全不符合事物的道理。东南一带以水田为主，人们没有牛犊。如今既然破坏了堤防，可以分发种牛三万五千头，交付给两个州的军民百姓，使他们赶得上春耕。稻谷收获以后，每头牛交三百斛。这是花无用的开支，得到水灾后的稻谷七百万斛，这又是几年以后的收益。加上百姓下山到平地上居住，将来公私两方面的丰饶收益是数不过来的。对于留下的上万头良种牛，可以让右典牧都尉官等饲养。人多畜少，可以同时开垦牧场土地，明确有关的考核。这又是京师附近的地方，每年理当又收入几十万斛粮食，牛又都经过调教，有事时就可以套车备用，都是现在就可以做好的。

　　杜预又说：

　　各种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最便利。并非不是那样，不过这样的方法用在新开垦的田和荒地，和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离的情况下罢了。从前东南一带刚开发而人口稀少，所以拥有可以用火烧荒的便利。近来户口天天增加，可是蓄水塘每年决，良田裹长出蒲草芦苇，人们居住在水泽岸边，水陆失调，放牧绝种，树木枯死，都是堤陂为害。堤陂多导致土层薄而水浅，积水不能往下渗掉。所以每当有洪水大雨，就又泛滥横流，影响到旱田。议论的人不考虑其中的缘故，就说这样的土地不能种植旱地作物。臣统计了汉代的户口，来核验现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当年的陆地。其中有的还有旧陂旧堰，都是坚固完好的，不是现在所说的危害人民的。臣以前见尚书胡威上奏说应当毁掉堤陂，他的话诚恳至极。大臣中又见到宋侯相应遵上书提议，请求毁掉泗陂，改变运粮的路线。眼下都督和度支共同处理，各自根据自己见到的，不听从应遵的意见。臣考察了应遵上书说的事情，运粮路栈往东到寿春，有旧的水渠，可以不经由泗陂。泗陂在应遵管辖的地界内毁坏耕地共一万三千多顷，伤害破败了现成的基业。应遵的辖区裹管理的应有农户二千六百口，可以说非常少，却还担忧土地狭小，不足以尽力，这都是水害造成的。应当共同关心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意见不同，不是难以看出来，仅仅是因为认识不同妨碍了事理。人心所想到的既然有不同，利害关系的情况又有差异。军队方面和地方郡县，士大夫和老百姓，他们的认识没有一点相同的，这些都是因为偏重它的好处因而忘记了它的害处。这正是事理之所以还不被了解，而实际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难的原因。

　　臣又认为，豫州界内二处度支所管理的农户，都是州郡的大军杂士，共用水田七千五百多顷罢了，算起来三年的积累，不超过二万多顷。根据常理来说，没有必要过多积存没有用处的水，何况如今洪水成涝，造成了大灾害。臣认为与其失当，不如泻掉它而不蓄积。应该发布明文诏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凡是汉代的旧陂旧堰以及山谷裹的私家小陂，都应当修缮好以便积水。凡是各代魏氏以来所建造的，以及各种因为雨水冲决后而建的蒲苇马肠之类的小陂，全都拆毁它。长吏二千石亲自到现场鼓励作业，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听从号令，赶在水能冻结之前，能够大致枯涸，其中参加整修有实际功劳的人都加以鼓励。凡是旧的水塘沟渠应当有所修补堵塞的，都查找出微小的迹象，一律按照漠代的做法，预先分类备案，到了冬季，东南一带休兵交接的时候，各自留出一个月来做遗件事。山川河渎有不变的流水，地势形貌有一定的样子，漠代居民众多，尚且没有问题，如今根据遇到的问题而把它宣泄掉，仿效古代的事例而了解眼前的问题，根本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可以很轻易地明白。臣不胜愚意，窃以为实在是如今最大的现实利益所在。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到平定吴国以后，有关官员又上奏说：“韶书说‘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应再有田地住宅。如今还没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