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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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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之理。寻求之理绝,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绝,王政不可废故也。犹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庆之事,待中寿而服之也。若境内贼乱清平,肆眚之后,寻觉无踪迹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适南平郡陈诜为妻,产四子而遭贼。姊投身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姊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领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平议,时议亦往往异同。司马王愆期议曰:案礼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诸侯犹尔,况庶人乎!《士丧礼》曰,继母本实继室,故称继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诜不能远虑避难,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见绝于诜。始不见绝,终又见迎,养姑于堂,子为首嫡,列名黄籍,则诜之妻也。为诜也妻,则为晖也母,晖之制服无所疑矣。礼为继母服而不为前母服者,如李比类,旷世所希。前母既终,乃有继母,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也。然陇亩之夫,不达礼义,考之传记不胜。有施孝叔之妻失身于郤犨而不弃者,以非其罪也。诜有两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临危请活姑命,险不忘顺,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诜虽不应娶妻,耍以严为妻,妻则继室,本非嫡也。虽云非嫡,义在始终,宁可以诜不应二妻而己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嫡后继,有自来矣。众议贬讥太峻,故略序异怀。亮从愆期议定。

  《五经通义》以为有德则谥善,无德则谥恶,故虽君臣可同。魏朝初谥宣帝为文侯,景王为武侯,文王表不宜与二祖同,于是改谥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晋王之号,魏帝又追命宣文为宣王,忠武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陵男郭奕为景侯。有司奏云:晋受命以来,祖宗号谥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为景,与景皇同,不可听,宜谥曰穆。王济、羊璞等并云:夫无穷之祚,名谥不一,若皆相避,于制难全。如悉不避,复非推崇事尊之礼。宜依讳名之义,但及七庙祖宗而已,不及迁毁之庙。成粲、武茂、刘讷并云:同谥非嫌。号谥者,国之大典,所以厉时作教,经天人之远旨也。固虽君父,义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显。故能使上下迈德,罔有怠荒。臣愿圣世同符尧舜,行周同谥之礼,舍汉魏近制相避之议。又引周公父子同谥曰文。武帝诏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谥景不相当耳,宜谥曰简。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之嫌同谥,尚书奏以欣之言为然。诏可。

  骠骑将军温峤前妻李氏,在峤微时便卒。又娶王氏、何氏,并在峤前死。及峤薨,朝廷以问陈舒:三人并得为夫人不?舒云:《礼记》其妻为夫人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夫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然则夫荣于朝,妻贵于室,虽先夫没,荣辱常随于夫也。《礼记》曰妻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其亲者。如礼,则三人皆为夫人也。自秦汉已来,废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复继室之礼,先妻卒则更娶。苟生加礼,则亡不应贬。庾蔚之云:贱时之妻不得并为夫人,若有追赠之命则不论耳。《峤传》,赠王、何二人夫人印绶,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求谥。博士曹耽之议:夫妇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谥谥妇。《春秋》妇人有谥甚多,经无讥文,知礼得谥也。胡讷云:礼,妇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谥。《春秋》夫人有谥,不复依礼耳。安平献王李妃、琅邪武王诸葛妃,太傅东海王裴妃并无谥,今宜率旧典。王彪之云:妇人有谥,礼坏故耳。声子为谥,服虔诸儒以为非。杜预亦云礼,妇人无谥。《春秋》无讥之文,所谓不待贬绝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谥耳。

  太尉荀顗上谥法云:若赐谥而道远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属,遣所承长吏奉策即冢祭赐谥。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国为侍中。安国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有司议云:名终讳之,有心所同,闻名心瞿,亦明前诰。而《礼》复云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无私讳。又云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岂非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哉!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讳,求解职,明诏爰发,听许换曹,盖是恩出制外耳。而顷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启,莫知其极。夫皇朝礼大,百僚备职,编官列署,动相经涉。若以私讳,人遂其心,则移官易职,迁流莫已,既违典法,有亏政体。请一断之。从之。

 

  • 译文

 

  五礼的分支,第二叫凶礼。从天子直到平民,身体皮肤毛发,都是得之于父母,其道理既然一致,其感情也相同,生则奉养,死则守孝,所以说三年服丧,是天下通行之礼。漠的礼制,天子崩,从生病到登天而去以及安葬,丧事的制度,与三代有所改变。魏、晋以来,大体舆漠相同。然而从汉文改变丧礼的仪制,后代遵行,不再有守孝三年之礼。到魏武临终时,遣令说天下还没有安定,还不能遵循古制。百官应当到殿中哭丧者,分两批哀哭,安葬完后就除去丧服。率兵屯守的将领,不得离部。魏武于正月庚子曰崩,辛丑日停放灵柩,当月丁卯日安葬,这是不过月。

  到宣帝、景帝崩时,都依权宜之制。文帝崩时,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依照漠、魏的制度,安葬后就除去丧服,然而还是穿深衣戴素冠,不设宴席。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颢、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枯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典法度,隆盛还是减省依当时的情况而定,虞、夏、商、周,都不相沿袭,大概是有理由的。大晋继承漠、魏,有变化有因袭,衹是期望足以振兴教化而已,所以未能全都返回质朴,与上古相同。陛下既已屈尊依照汉、魏降低丧礼规格的旧典,以救助世事,而躬临大孝,感情极其悲哀,戴素冠穿深衣,不设宴席,即使是武丁在殷代守孝,曾、闵当百姓守孝,也不过如此。现在荆蛮未平,各种政务还没治理好,天下大事繁忙,劳累神虑,哪能得暇完全遵从圣旨,以满足极悲哀的感情呢?臣等认为陛下宜割舍感情以匡时济世,即令御府改变服饰,内省改换座席,太官复膳,各种仪式,都如旧制。下诏说:每每思念死者,而不能服满三年之丧,以宽慰悲痛的心情,况且还食稻衣锦,确实是换了方式刺激心情,不是用来解脱的好办法。我出身儒家,接受礼的教育已久,怎么能一日之间就改变对父亲的感情呢!这件事来回说得很多了,可试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要再纷纭不停地说了。说到悲伤的事情,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司马孚等又奏道:伏读圣韶,臣等受感动而伤怀,就想到了仲尼用来责备宰我的话,圣思之所以不能止息的原因,很深切很笃厚。然而当今兵甲未停,战事未息,国家大事极繁重,天下极大。陛下以万乘的尊贵,履行平民百姓的礼节,使用粗劣的荐席,喝冷水,吃粗蛎的饭食,内心充满重忧,伤害了身体。而亲自为天下大事劳累,坐而待旦,抑制心志接见臣下,日西斜还来不及吃饭,如此辛苦劳累。因此臣等惶恐不安,确实担心神气因而受损,以损害大事。就敕令有关官员,改换座席恢复常度,完全依照老规矩行事。希望陛下考察采纳愚诚,以宽慰皇太后之心。又下诏说:再览奏议,更加悲伤,不能克制自己,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服丧三年,是自古以来共通的礼制,确实是圣人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适当的礼法。明信宽厚地行事。死者的灵魂一天天离得更远了,虽然感情不够笃厚,但是吃美味的食物穿华丽的衣服,也是受不了的。不宜改变恢复,更加伤害他的心,因此而与我隔绝,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皇帝于是用这种礼服丧三年。后来为太后服丧也是这样。

  台游二年八月,下诏说:这个月上旬,是先帝弃天下而去的日子,就到了周年。我孤独无依,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一叙人子之情呢!思慕之情烦扰酷烈,想去陵墓瞻仰奉侍,以表达哀痛之情。主管者做好出行的准备。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道:陛下极其孝顺,哀思无边。孝服虽然已经除去,但是悲痛损伤身体,吃粗榍的食物,有损精神。现在虽然是秋季,但还有余暑,去谒见山陵,悲痛摧伤身心,群下因此惶恐而屏息,认为应当抑制圣情,以宽慰天下。下诏说:孤独无依地忽然一年已满,悲痛思慕之情,总是不能满足。想要瞻仰奉侍山陵,以叙悲伤之情,身体精神自然就好。天又凉快了,就可出行,不能按所奏的办。主管者就可做好出行准备。又下韶说: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也是帝王极谦逊的心意。将要谒见山陵,怎么能不穿丧服呢?将穿丧服而行。司墨垩等又奏道:臣听说上古服丧期没有确定的时间,后代才逐渐规定了年月。汉文帝根据时世之宜,规定缩短服丧期限,传于后代。陛下以国家宗庙之重,天下百姓之故,已依照权宜之制,去除了丧服,群臣百姓都穿礼服,现在谒见陵墓,以叙悲哀思慕之情,如果穿上丧服,举止不当。不敢奉韶。下诏说:我也知道并不在于丧服的缘故。然而作为人子的心情,衹是以身穿丧服表达人情之常情。群臣自然都照旧制。司马垩等又奏道:臣听说圣人制定典章制度,必因时制宜。所以五帝的音乐不同,三王的礼法有异,造就是古今不同,质朴和文采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因时制宜,克制自己,实行权宜之制,除去了丧服,而行心丧之礼,现在又要恢复丧服,没有可依据的义理。如果君穿丧服而臣不穿,也不会心安。参与议论宜如前次奏章所言。下诏说:祇担心感情不能达到,穿什么衣服关系不大。诸君恳切至诚,怎么能随便违背呢?”

  四年,皇太后崩。主管部门奏请:按前代的旧例,在守丧住的倚庐中用白缣帐、蓐、素床,用布巾裹块草,韶辇、版舆、细犊车都用缣裹。诏书不同意,衹让用布装饰车辆,其他服丧的规矩,不改变礼法的规定。主管部门又奏:刚去世的皇太后应当在四月二十五安葬。旧例,既葬而祭穿丧服,祭后就除去丧服。内外官僚都就朝时晡时哭丧之位,皇上除去丧服后,各自回去除丧服。下诏说:守丧三年,是天下共通的礼制。接受父母终身之爱,而没有数年的报答,怎么能安葬后就除去丧服,这是感情不能忍受的。主管部门又奏道:世事有艰险和平易,政局有衰落和隆盛,各自的时代不同,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并不是忽略礼法。当今戎马未散,国事繁忙,都需要处理,以使各项事业兴旺。从前周康王刚入翼室,还戴冕上朝。到了汉、魏时,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帝王守丧之礼,从古代就废除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那样的礼制,依从当前的时宜。下韶说:三年守丧,是用来表达感情推行礼法的方式,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是不能忍受的事。将以此表达我悲哀的心情,如果在天之灵因此与我隔绝,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主管部门又再三奏请。下诏说:衹担心不能做到真正的孝顺,不要担心因此损害身体。我确实知道穿什么衣服是小事,然而现在一心想要守丧,一概用吉礼之物替换,是使至诚之心受到伤害的事,不是表达思慕之情的方式。各个朝代的礼典质朴华丽都不相同,为什么限定依照近代的礼制,使共通的丧礼废缺呢!”群臣又再三奏请,皇帝长时间流泪然后同意了。文明皇后和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哀悼三天后停止。

  穆帝崩,哀帝即位。皇帝是穆帝的叔伯兄弟,堕帝之舅褚歆上表,中书答覆朝廷没有这样的礼仪,韶令交付朝廷议论。尚书仆射江彭等四人都说,闵、僖是兄弟,而像父子一样继承,那么哀帝应该是皇帝的继承人。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说:成帝对自己的亲人不偏私,越过天伦之亲传授帝位,康帝受命于显宗。社稷之重,已转移了,从继承的次序看,宜继承康皇。尚书谢奎等六人说:继承的正宗,应当依据天生的关系,从人情上考察,应当继承显宗。诏书听从王述等人的议论,上继显宗。

  二年七月,崩后第二个周年遇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说: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其实是闰月而说是十二月,是因为附于前面正式的十二月。丧事以远为先,那就应当采用博士吴商的话,在闰月举行祥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的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而还没到八月,岂能说是过了周年之时。如果肯定搞不清楚,就应当顺从更重的。袁宏说:如果碰上闰十二月而不取,那么遣一年就没有终结,本来是不合适的。《汉书》以闰月为后九月,表明这道理相同。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崩,大祥期满除去丧服的改变都用闰的后月。先朝尚且用闰的后月,现在闰月附在七月之后,用这个月有什么疑惑,也符合以远为先表达哀情的说法。再说闰月是后七月而不是八月,岂有过月的嫌疑!”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司马恬、右丞戴谧等有不同的议论,王彪之说:吴商是个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贤大儒、公辅重臣、作为时代的楷模的人。再说取闰没有证据,衹是持着远El的义理,越过祥忌之日,限于外取,不合于卜远的道理。又丞相桓公曾经论道,《礼》记载二十五个月大祥。为什么越过周年取闰,而成了二十六个月呢?”于是启奏说:有人认为闰月附在七月后,宜用闰月除丧服。有人认为闰月之名虽然附在七月之后,但实际上三旬就是一个月,所以应该在七月除丧服。臣等与中军将军桓冲参酌详审,一代的大礼,应当依据经典。三年守丧,十三个月练祭,二十五个月结束,这是《礼》上的明文。《阳秋》之义,闰月在年内,就略去不计。表明闰月在年外,那就不应该取闰月以越过周年忌日的重要祭礼,这是礼制中大祥期满除去丧服必用正式的周年的原因。月末己酉,皇帝除去丧服穿礼服。徐广评论说:凡是辨明义理,如果没有明显的依据和明文可以用来作为准则决定取舍,那就一定有疑难。礼法有疑义时从重,治丧之制有疑义宁可更悲哀,顺于事理人情,本来有现成的论断。王彪之不能援引正确的义理,用来说服人,衹是用名位压人,君子虚心接受,心中没有厚薄,难道是这样吗!执政者因而施行,大概是不对的。

  魏武于正月崩,魏文在造年七月设各种伎乐歌舞表演,这是魏不因丧事而取消娱乐活动。从武帝以来,国家有大丧,就取消娱乐活动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之丧未除丧服,到元旦朝会群臣也取消乐舞。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陵墓没有修复,连年元旦朝会群臣都取消乐舞。这时太后临朝听政,太后父褚裒薨,元旦朝会群臣又取消乐舞。孝武太元六年,因皇后王氏之丧,也取消娱乐活动。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司马道子议论说:先帝崩后,结婚嫁娶不准作乐,以一周年为限。

  汉代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崩,由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持丧事,三公负责丧葬制度事宜,其他依礼仪规定。魏、晋也与天子之礼仪相同。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到时将迁到峻阳陵,依旧制,安葬完毕后,皇帝及群臣除去丧服穿礼服。在此之前,尚书祠部奏请按照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规定一起除丧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现在所依照的制度,是汉皇帝的权宜之制,这种规定出自有关部门,不是正礼。皇太子没有国事,自然应当服满丧期。下韶再详审讨论。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父母之丧开始与齐縯斩缭相同,安葬之后除去丧服,住在服丧之处,不穿孝服守丧直到服丧期满,不与士入平民同礼。漠氏承秦制,普天下为天子穿丧服三年。汉文帝看到下民服丧不能时间太长,却不知道古代的礼制,另外按自己的意旨制定祥掸之祭,除去丧服穿礼服。魏氏衹以到下葬为限,继位之君不在居丧之所服满丧期。学者们很久以来就认为这样不对,然而终究不从经传中去推究,考察其中的行事,祇说王者三年的服丧期,应当穿缭麻满二十五个月。继位之君如果这样,那么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有志于专心服丧,受到各种因素的交替制约而不能实行。到现在君王都依照汉文的轻典,是由于居丧守孝的人不守礼制。现在皇太子与皇上同体,应恢复古制,卒哭之祭后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服满丧期。从义理上说既不应该不除丧服,又不取法,是使丧礼纯正的方式。于是尚书仆射卢敛、尚书委凿蟹问丝预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丝预说:古书说三年之丧期从天子起,这是说天子没有一年的丧期,衹有三年的丧期。不是说居丧三年穿丧服,与士人平民同礼。所以皇后、太子之丧,而叔向说有三年之丧两件。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在居丧之所守丧三年,这是解释不穿丧服守丧的文字。叔向不讥刺景王除去丧服,而讥刺他宴饮奏乐太早,表明安葬之后应该除去丧服,可是违反了居住在守丧之所守丧的礼节。《春秋》中,晋侯设宴招待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郑国简公还未下葬,请求除去丧服以后再听取命令,君子说这样很符合礼义。宰晅前来馈送惠公仲子的助丧之物,传中说吊慰活着的人没有赶上葬后的安神礼,。这都是安葬之后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的证明,先儒原有的说法,也常常可以见到,衹是学者没有好好考虑。《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穿斩绩,难道能说一直穿满三年吗?向上考察七代,不知道帝王君臣上下穿丧服三年的有谁;向下推论将来,恐怕百代帝王将是同样的道理罢。并不是一定办不到,而是情况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仲尼说礼法的增减即使是百代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于是卢钦、魏舒认为他说得对,就让杜预写奏议,奏道: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叩首说: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论,认为孝文权宜之制规定三十六天的服丧期,用代替月,道有盛有衰,礼不可能完美,皇太子应割舍哀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议论,认为三年的服丧期,是人子用以表达哀情的方式,所以圣人制定礼法,从上到下都通用。因此现在规定,众将吏遭父母之丧者,都给假二十五个月回家服丧。这是为使孝道笃厚,用来风化天下的方式。皇太子内心以极孝著称,可是外表上却要除去丧服,遣不是礼所说的与情相符的做法。不宜除丧服

  臣卢钦、魏舒、杜预谨考察张靖、陈逵等的议论,都衹看到所学礼法的一个方面,不懂得帝王服丧之事古今的共通之礼。从上到下,尊卑贵贱,事物各有自己所适宜的道理。所以礼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下为贵的,都衹能根据本身所适宜。不然的话,那就本末不正,就不能长期实行。天子与群臣,虽然哀乐的感情相同,但所处的地位实在有别,所以礼也不能相同。《易》说上古之时丧期没有规定的时限,《虞书》说三年之中天下不奏乐,这以后就没有别的文字记载了。到周公旦,才说殷的高宗住在守丧之所三年不说话。注解说谅,确实;合,沉默。过了五百多年,子张对此有疑虑,就去问仲尼。仲尼回答说:不仅仅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君王薨,百官都听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皇后、太子的丧事,安葬之后除去丧服而宴饮奏乐。晋叔向讥刺说:三年服丧期,即使贵为天子也要服满,这是礼法。现在王即使不能服满丧期,宴饮奏乐太早,也不合礼法。这些都是古代文献中关于天子的丧事的记载。称高宗时不说服丧三年,而说在居丧之所三年,这是解释脱去丧服守丧的文字。讥刺景王时不讥刺他除去丧服,而讥刺他宴饮奏乐太早,表明安葬之后应该除去丧服,可是违反了在居丧之所守丧的礼节。尧崩,舜在居丧之所守丧三年,所以说不奏乐。由此而言,天子居丧,齐縯斩縯之服,菲杖绖带,应当服满丧期。安葬之后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期满,三年不改变其父的为政之道,所以百官都听命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所以称美不说话,表明不再枕着土块睡在草垫子上,而荒废国家大政。《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开始。又说:父母之丧,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丧服的上衣、丧车都不分等次。这都是说天子居丧,衣服的规定与凡人相同,不穿丧服心存哀悼三年,也没有服丧三年的记载。然而继位之君,还是常常懈怠荒废。自从废止在居丧之所守丧之制后,就使得高宗在古代大为出名,使子张在那时产生疑问,造就是贤圣之所以讥刺的原因,而不是讥刺天子不穿丧服守丧期满。

  秦焚烧书籍,任意行事,违背古礼影响后世。汉祖草创,因袭不变。以至于全天下都穿重服守丧期满,早晚哀哭,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吃肉,其制度不合情理。因此汉文临终下韶,入殓后就下葬,安葬之后制定了穿各种丧服的人祭祀除丧服的期限。造虽不合高宗在居丧之所守丧的义理,但与古制接近,所以传于后世。当时预先修建陵庙,所以入殓下葬能在十二天内完成,因而定局制度。近到明帝,没有陵庙存放牌位,五十天才下葬,哪裹还说得上三十六天的服丧期呢?这是因为当时经学疏略,不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氏应从天命改朝换代,以安葬后为限,与古制相合,但是不注重在居丧之所守丧,舆前人所讥刺的毛病相同。自从泰始开元以来,陛下追效前代崇尚在居丧之所守丧之礼,自始至终谨慎地诚笃居丧,确实符合古制,超过了殷宗,天下歌颂,这确实不是张靖等人所能追溯到的。

  天子诸侯的礼制,应当是很完备的。诸侯厌恶这种礼法妨害自己而删削典籍,现在保存下来的衹有《士丧》一篇,而戴圣的记载又参杂在其间,也难以作为准则。天子之位极尊,国家政务极大,群臣的人数极多,与凡人是不同的。所以刚去世的皇帝安葬之后,就在庙中柑祭,然后除去丧服。自己不除丧服群臣就谁也不敢除,因此委屈自己除去丧服。而在居丧之所守丧期满,天下之人都说我们君王仁义。委屈自己顺从权宜之制,都说我们君王孝顺。不穿丧服守丧,我们君王还是如此纯笃。所有的臣子,又怎么能不勉励自己崇尚礼制呢。这本是圣人的礼制,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导致和乐升平的原因,哪裹是仅仅穿着丧服而已呢!

  如果为难,再以权宜之制自己居丧,在屈伸厌降方面有疑问,要以职事判断,那么父亲在为母亲服丧周年,父亲去世服丧三年,这是以至亲屈从于至尊的道理。被父亲休弃的生母之丧,以至亲属属,而长子不得穿丧服,体现至尊之义,升降都跟随,不敢专独。《礼》规定:诸子的职责是掌管国子的聚集训练。国家有事时就把他们交给太子,一切听他指挥。《传》说君王出行就留守,有人留守就随行,随行叫做抚军,留守叫做监国,不算是无事。《丧服》规定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都服丧三年。内宫之主,能说是无事吗?考察汉制,孝文之丧,功禅之祭完毕后,孝景在未央宫穿礼服,薄后、宝后必定不能在另外的宫中穿齐缀斩绶,这是可想而知的。何况皇太子辅佐至尊,与国家一体,本来应该上遵古礼,下与近时之制相符,委屈自己除去丧服以宽缓下人,符合一代现有的礼典。

  君子对于礼,有的是直接奉行,有的是变通减省;有的是按照常规照章实行,有的是采用权宜之计去掉,保存在内心而已。礼不是指玉帛之类,丧事难道仅仅是指缭麻之类的孝服吗?这既是臣等所说的治国的制度之大义,而且更贴近现实,也有不妥之处。现在皇太子至孝笃诚,出自于自然,思念号眺,在停放灵柩的宫中匍匐不起,刚去世的皇后已经祭奠过后,去而不复回,必然会想象她平时的一言一行,在陵墓彷徨。如果不变服在居丧之所守丧,那么东宫的臣仆,从道理上说也不能除去丧服。这是永福官属,将独自穿丧服行事,出入宫禁,也难以实行下去。现在将吏虽蒙恩都有二十五个月的假为父母服丧,但是如果是大臣,也要改变他的丧期。从前翟方进认为自己是漠丞相,服丧三十六天,不敢超过国家典章的规定,何况皇太子呢?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如前面所

  奏,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满三年。

  于是太子就按照厌降的说法,顺从国制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满三年。

  当时内外之人猛一听到杜预的异议,都很奇怪。有人就说他违礼以趋合时事。当时杜预自己也不解释,回去让博士段畅广泛收集典籍中的有关议论,作为证据,要使大义昭彰,足以留传到将来。段畅接受杜预的意旨,于是撰集书传中的旧说,把书籍中记载的事实和成说一条条列举出来,作为确定的证据,以弘扬他的宗旨。传记中有与现在的议论相同的,也列举出来,广泛列举两种说法,以表明所凭藉的准则,以证明这件事。其文辞繁多不载。

  武帝杨悼皇后抚养了怀帝,皇后遇难时,怀帝还年幼,到他即位,亲自下诏书叙述皇后的恩爱。到皇后将要下葬行祖祭之礼时,群官议论皇帝应为她追服丧,有的认为作为庶母慈爱自己,依礼服小功五月之丧,有的认为抚养自己的庶母如同生母服齐线,众人说法不同。间丘冲议论:杨后抚养圣上,这是私情。现在以恩礼追封号,不能拊祭于世祖庙。帝王没有慈养的丧服,认为可在下葬行祖祭之礼时,穿素服三天哀哭而已。于是听从他的说法。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末,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主管部门奏议,至尊满一年应该改服。下诏说:君和亲,是礼教中最重要的,权宜之制衹是近代才出现的。于是照旧穿素服,这本不是汉、魏的礼典。

  兴宁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皇帝想服重孝。江彭启奏:先王制定的礼法,应该是穿鳃服。下韶想降格为周年丧期,江彭又启奏说:压抑私情,就是尊崇祖先。于是穿鳃麻三个月。

  孝武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崩。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对服什么规格的丧有疑问。博士徐藻议论,认为:侍奉父亲与事君恭敬相同。又,礼法规定,其夫属于父亲的行辈的,其妻都属于母亲的行辈。那么夫属于君辈,妻也就是后辈了。为太后服丧应以侍奉母亲的样子。鲁讥刺违反上下位次的祭祀,以表明尊重尊者。现在皇上亲奉康、穆、哀皇及靖后的祭祀,表达的敬意与父相同。怎么能以君辈恭敬他,而因自家的亲戚关系不服丧呢?认为应当服齐缀一年。于是皇帝服一年丧。

  隆室四年,继太皇太后奎压崩,服丧的规格有疑问。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娄胤、孔安国、祠部郎j鑪议论:太皇太后名位很正,与皇帝同体,道理和制度都具备,感情和礼法更加顺畅。《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礼仪丧服就要从正。所以成风称了夫人之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之丧。子对于父亲的生身父母,体尊义重。再说从礼法上说,祖不压孙,本应依礼服丧没有疑问,而根据情理设立制度。如果觉得礼法中没有明文规定,那么有疑问时从重,认为应当像为祖母一样服齐绩一年。永安皇后五服之外无服丧关系,衹要一举哀哭悼,百官也服一年之丧。诏书同意。

  孝武帝左五十五年,淑媛速旦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主管官员参酌母以子贵,赠淑媛眉夫人,置家令主持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丧服传》称以与尊者的关系为准,那就不为私亲服丧。又有,君父不为之服丧的,子也不敢服丧。所以王公之妾之子为其生母服练冠麻衣,下葬后就除去丧服,如果不在五服之内,就不服丧。听取了他的意见。

  立五二十一年,耋亘瞳崩,孝武太后服三年之丧。

  元年三月,皇太孙司马尚薨。主管官员奏,御服齐缭周年。下韶交群臣议论。散骑常侍邀堕认为:诸侯的太子,是否接受了天子的爵命,其尊卑是不同的。《丧服》说为嫡子服长殇之丧,说的是没有接受爵命的,接受了爵命就不算殇了。中书令卞粹说:太子一出生,本来就很尊贵,不须等接受爵命后才尊贵。像谢衡所议的接受了爵命后不算殇,那么无丧服之子应当服斩缭三年;没有接受爵命而夭折,那即使是十九岁也服大功九个月。是否接受了爵命,其中的升降很细微;斩縯和大功,其中的轻重相差得很远。而现在注解说诸侯不降低嫡子之殇的规格,是重视嫡子。不愿意无丧服之礼,以大功作为重视嫡子的丧服,那么即使是接受了爵命,很明显也不再有三年之丧的道理。男的能保卫国家,女的能奉行妇道,以可成之年而有了已成之事,所以不算殇,不是说的孩童。做夭折者的继承人尊之如父,还是不能加重礼典而衹能服殇丧,何况以天子之尊,而为无丧服之礼的夭折者服成人之丧吗?凡是应该重视的殇丧,士大夫都不穿丧服,而让至尊独自服重丧,从来没有听说过。博士蔡克之议与卞粹同。秘书监挚虞说:太子出生时,就行成人的礼仪,那么殇丧之理就应该去除了。太孙也与君同体传重,依所处的地位服丧,完全不按年龄。天子没有服殇丧的道理,因为没有一年丧。于是采用他们的议论。

  魏氏旧制,国家有大丧,群臣穿孝服,用帛做绶袋,用布做剑衣。新制定的礼法规定,因为传中称除去丧服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佩带,说明服丧时就没有佩饰。另规定齐缭斩缭之丧不佩带剑绶。挚虞认骂《周礼》中武贲氏,是士大夫之职,都执兵器守卫王宫,国家有丧事,就穿丧服执戈盾守门,下葬时跟在车后哭。又有,成王崩,太保命诸大夫执干戈在宫禁内外设警戒。表明在办丧事时,大概要重视宫禁的防卫。除去丧服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佩带,指的是服饰之类的东西,不是说防卫的武器。应制定新礼规定用布做剑衣照旧,其他都依新制度。韶书同意。

  汉、魏旧例,将下葬时,设吉凶仪仗队,都配鼓吹乐器。新礼法因为礼书没有吉驾引导随从之文,臣子不应脱去衰麻丧服而穿彩色衣物,所以除去吉驾仪仗队。又有,丧事不奏乐,禁止各种音乐,所以除去丧事的鼓吹乐器。挚虞认为:下葬有祥车空缺左边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容车。安葬之后,中午回到停放灵柩之室虞祭。迎神而回。《春秋传》中,郑大夫公孙茧去世,天子追赐大辖,让它跟在灵车后面。《士丧礼》中,出葬时有蘗车乘车,用来装载死者生前穿的衣服。这都是不仅有灵车,也有吉驾的明文。既然设有吉驾,就应有引导随从,以像平时活着的样子,以表明不致死的意思。臣子的縯麻丧服不能为自己的原因而脱去,为君父脱去就没什么不可以的。《顾命》之篇的记载足以证明逭点。宜制定新礼设礼服引导随从如旧,穿丧服的鼓吹乐队应除去。下诏书同意。

  汉、魏旧例,大丧及大臣之丧,牵绋的人唱挽歌。新礼法认为挽歌产生于漠武帝时役人服劳役时唱的歌,声音哀切,于是用来做送终之礼。虽然音调凄惨,但不是经典所规定的,违反了礼制衔枚在口中的道理。正在号哭思慕之际,不宜用歌这个名义,取消挽歌。挚虞认为:挽歌因有唱有和而成为凄惨之声,衔枚在口中是为了尽哀,这也是用来感动众人的方式。虽然不是经典中所记载的,但这是历代实行的旧例。《》中说君子作歌,用来告哀,用歌为名,也没有什么妨碍。宜制定新礼照旧实行。下诏书同意。

  盛宁二年,安平穆王薨,没有继承人,以母弟司马敦上继卢逗之位,递送文书给太常问应该服什么规格的丧。博士张靖答覆,宜依照鲁僖公为盟公服三年丧的例子。尚书用文书责问张靖:壬旺不以司马敦为臣,塱屋圣不继承擅玉之位,与因、堡的情况不同。逐堑、塞旦议论,因为穆王没去自己的封国,司马敦没有在诸侯朝中任职,不应服三年丧。从义理上来看,司马敦应服本来的丧,一年除丧服,主持穆王的丧祭三年完毕后,就吉祭塞逗。逐筮说:《礼》说,君的子孙之所以做兄长的臣,是治理国政的缘故。《礼》中又有替诸侯为兄弟服斩縯的,说的是邻国的臣对邻国的君,有如同本国之君的道义的原因。现在垂旺既没去封国,不以兄弟为臣,司马敦没在诸侯朝中任职,没有邻国之臣的道义,与闵、僖不同,如文书中所说。衹是丧事无人主持,司马敦既然奉诏继国,受重托主持丧事,掌管他的祭祀。大功的入主持别人的丧事,有三年之丧的必须为他祭祀两次,。郑氏《注》说这是说死者的叔伯兄弟来做丧事之主。有三年之丧,是说死者之妻或是子幼小祭祀两次,说的是大祥小祥之祭。疆蛆及国臣从礼法上说都应当服三年丧,这是有三年之丧的人,司马敦应当为他主持大祥小祥两次祭祀。再说哀乐不相混,吉凶不相干。宫禁中还在穿孝,哭泣未止。司马敦忽然之间主持穆王的丧事,而国家丧服还没除去,就不能以自己本身的丧服已经除去了而吉祭献王。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疏,燕公是王之父,王出供奉明帝祭祀,现在是王的伯父,主管部门奏告应服一年丧,不能因亲疏尊卑而降低丧礼的规格。下诏说:王奉魏氏祭祀,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不能以私亲关系服丧。穆帝时,东海国说,哀王去世一年后,继位之王才来继承,不再追服丧,群臣都已恢复了礼服,国妃也应一同除去丧服。下韶说:朝廷之所以依照权宜之制,是因为国事所迫,不是改变礼制。妇人传重之义重大,如果依照权宜之制,义将寄托到哪裹!”于是国妃服满三年之丧。孙盛认为:废弃三年之礼,开启浮薄苟且的源头,这是汉、魏的大失误。如果认为丈夫应该因国事除去丧服,妇人可以服满丧期,造就使吉凶的礼仪在宫中混杂,彩色和素色的服制内外错乱,恐怕是于情于礼都有违失,哀乐都难以得当吧!”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说:谨考察《丧服礼经》,庶子为母服鳃麻三个月。《传》说为什么服鳃麻?以尊者为准则,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这是《经》、《传》的明文,圣贤的格言。而近来开国的公侯,以至于卿士,庶子作继承人的,都各自放肆自己的私情,为庶母服丧,与嫡母相同。这是陋俗的弊病,溺于私情而伤害教化,如果放纵而不革除,那么因循流传下去将难以纠正。再说尊重尊者爱戴父母,虽然是礼的大节,然而压亲于尊,由来已久。 《礼记》说,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因为不祭祀,。还有,礼法规定,天子父母之丧,下葬之前,在服丧期参加祭祀天地社稷的典礼。这都是庄重严肃极为恭敬,不敢因私废尊。现在身受祖宗遣业的重任,而以庶母之私情,废弃祭祀之事。五庙的祭祀废缺,衹因一妾的丧服,从情礼上考求,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了。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没有谁稍加批评。即使看法有所不同,但做事不敢有异。所以正礼于是衰微,而习非成俗。这正是《国风》为之思古,纠、雅》为之悲叹那一类的事情。当今天下渐渐安定,王化曰新,确实应该崇尚宣扬礼训,以统一风俗。请台省机关考察整理经典,宣明国家法度。没有答覆。

  十八年,车胤又上言:去年上言,近来开国公侯,以至卿士,庶子作继承人的,为庶母服丧,与嫡母相同,违反了礼制,应当加以约束抑制。事情奏上一年多,没有得到答覆,不明白朝中议论有什么疑虑。如果认为所陈述的事情可能有谬误,那么经典中有明文;如果认为古今有所不同,那么晋有现成的典章。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请求服齐缤三年,诏书让他依照从前乐安王的旧例,服大功九个月。兴宁三年,故梁王司马琏又是生母去世,也请求服丧三年。《庚子诏书》依照太宰的旧例,同样让他服大功。如果严格按照周礼,那应该服鳃麻三个月;如果奉行晋制,那就是大功九个月。古礼和今制,都没有服丧三年的说法,而近年以来,各自放纵私情,相互比拟沿袭,逐渐成为习俗。放纵下去而不加禁止,那么圣典就要消亡了。尊敬尊者爱戴父母,是人的立身之本。王化所遵循的义理,是两个方面而已。所以先王制定教化,务要弘扬其中的最高准则,尊崇郊社之祭的礼敬,制定了在服丧期参加祭祀天地社稷典礼的规定,崇尚宗庙的祭祀,降低庶子的丧服,这是用来治理礼乐教化,使天下教化成功的方式。为王道而舍弃家事,为祖宗而压抑私恩,难道不是上行于下,父行于子的道义吗?如果尊敬尊者之心可以不时放弃,应该压抑的私情遇到事情就要抒发,对祖宗的恭敬就会衰微,而君臣之间的礼仪就要受到损害了。对祖宗的崇敬衰微,事奉君王的礼仪损害,而想要人民安宁教化隆盛,这不是很难的吗?诚挚之心所痛惜的,实在就在于此。职责之内的事情,不敢不言。请台省机构参详审议。尚书奏:根据上书之言交主管者详细考求。依照礼法,庶子舆尊者骂一体,不敢为私亲服丧,这是尊重祖先恭敬宗庙的义理。近来衰微了,这种礼节就会废弃。封国之君废弃祭祀五庙的重任,士民百姓阙失祭祀之礼,逐渐形成陋俗,应该加以纠正。经过内外参酌详审,认为应当按车胤上疏所说的办,可以依照乐安王服大功为准。请求制定告谕文书如下,颁发到内外,以确定常规,使普遍依照秉承,就可以实行。诏令同意。

  《礼》载,王为三公六卿服踢榱,为大夫士服拟缀,头上戴弁绖。天子诸侯为贵臣贵妾服三个月丧。汉代没听说为大臣服丧的事。汉明帝时,束海恭王薨,皇帝出幸津门亭举行哀悼仪式。

  到武帝咸宁二年十一月,诏令诸王公大臣薨,应该三天举行哀悼仪式的,遇一个月奏乐,一天举行哀悼仪式的,三天不奏乐

  元帝之姨广昌乡君之丧,下葬前,中丞熊远上表说:考案《礼》中说君对卿大夫,到下葬不吃肉,到卒哭之祭不奏乐,,心中悲痛不忍举行吉祥之事。接尚书公文,冬至后两天宴会。臣认为广昌乡君殡丧之日,圣恩哀悼。礼法,大夫死,取消一季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取消,何况其他的事呢。冬至衹要群臣奉贺就可以了,不便举行宴会。诏令把熊远的表章拿给贺循看,又说:咸宁二年武皇帝的先例说王公大臣薨,三天举行哀悼仪式的,过一个月奏乐,一天举行哀悼仪式的,三天不奏乐,这是旧事的明文。贺循答覆说:考案《礼记。杂记》,君对卿大夫之丧,到下葬不吃肉,到卒哭之祭不奏乐,。古代君臣义重,虽然因至尊的地位,降格不服丧,但是在三个月内,还是穿踢榱,不举行吉事。所以春秋时晋大夫智悼子没下葬时,平公作乐,被屠蒯讥讽。熊远的启奏,符合古义。咸宁诏书虽然不与经典相合,然而依据时事制定适宜的规定,作为确定的制度,这确实不是臣下们所应该谈论的事。

  升平元年,帝之姑庐陵公主未下葬,文书询问太常,冬至的宴会应不应该奏乐。博士胡讷议论说:君对卿大夫,到卒哭之祭不奏乐。公主有骨肉亲情,应取消奏乐。太常王彪之说:据逮童诏,三天举行哀悼仪式的,三十天才奏乐;一天举行哀悼仪式的,三天就奏乐。童篮十年春季,长乐长公主薨,叁尘七年秋季,迭肚动型冬薨,亘游都是举行哀悼仪式三天而已。中兴以后,又参详议论不改变这种规定。现在宴会应该奏乐。两种议论最终不知该听取哪种。

  《丧服记》载,公为所寄寓之地之君,服齐绩三个月。新制之礼因现在没有这种事,除去这一条。挚虞认为:《周礼》作于置刑法而不用的时候,却载有赈济饥荒的政令十二条。礼法的规定应完备以适应事情,不能因时局衰落就除去盛世之典,世事隆盛就阙失衰世的教化。从前王司毽失守流亡,自称寄公。当时天下又有很多这类事,追都是礼法中有的。应制定新礼如旧经一样。下诏书同意。

  晋、魏旧例没有五等诸侯的制度,公卿朝士服丧,轻重都依亲属关系远近而定。新礼法王公五等诸侯设置卿的大国,以及朝廷中的重臣,都不为旁系亲属服一年之丧,而旁系亲属为他们服斩缩,卿校位从大夫者不服鳃缭。挚虞认为:古代诸侯统治其国,以诸父兄眉臣,现今的诸侯与古代不同。与古代不同,其尊贵就不全,不宜这样实行不服一年丧之制,而让旁系亲属服斩绩的重孝。诸侯既然这样,那么朝廷重臣也应依旧制。从前垄二适M谴年间曾上表说,挝因袭古礼,事情却与古不同,都不能施行,施行了的记载在垫的法令中。大晋用来编制法令,应规定新礼都依旧制。下韶书同意。

  《丧服》中没有弟子眉老师服丧的规定,新礼法规定弟子为老师服齐縯三个月。挚虞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为老师服丧的制度,所以仲尼去世,门人对丧服有疑问。子贡说:从前夫子失去题旦时,如死了儿子一样而不服丧,让我们也把失去夫子如死了父亲一样而不服丧。于是不穿丧服守丧三年。这是心中有三年的悲哀,而没有齐绩的丧服。住在一起就披麻,不住在一起就不披,这是所谓的吊丧之服加麻。先圣制定礼法,必定容易实行才能流传下来。师生之义确实很重,可是礼书中没有服丧之条,历代相传,不认为有欠缺。再说寻师的人以找到更高明的老师为成功,所以不断地变换老师而不惧嫌疑;学习的人以每天都有新收获为成功,所以弃去旧东西不迟疑。倥星说行,必有我师。王重说,哪裹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老师呢。学问浅陋的老师,衹短时间跟随学习的老师,不能都为他们服丧。义有轻有重,丧服有废有兴,那么褒贬因此而起,是非由此而争执,爱恶相攻,悔恨就要产生了。应制定新礼为老师不服丧依旧。下韶书同意。

  古代天子诸侯的葬礼大致完备,漠代又有许多变革。魏、置以后每代都有改变,大体上与汉制相同。而魏武因礼法中送终的规定中,尸衣的套数,繁琐而没有用处,风俗又超过礼的规定,就预先自制四箱送终的衣服,在上面题上标记,春秋冬夏,一旦不讳,随时可以用来装殓,金珥珠玉铜铁之类的物品,一概不得用来送葬。文帝遵奉遣制,无所增加。到代汉称帝后,刻制金玺,追加尊号,不敢打开墓道,就用石头造了墓室,把金玺藏在墓道前面,以表示墓中没有金银之物。制度随葬的冥器很多,到这时就都省去了。魏塞壶童翅三年,又白作对葬礼的嘱咐说:礼法规定,国君即位就做好内棺,表示不忘死亡。生前预制的陵墓依据山势,不堆土植树,不建正殿,不设守护陵墓的县邑,不修墓道。葬就是藏的意思,想要别人看不见。礼法规定不墓祭,不愿意生死相亵渎。皇后以及不随王到封国去的贵人,终没之后,都葬在涧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