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37

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击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后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邵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邵为不得礼意，荀彧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邵论灾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而邵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察，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引此，可谓失其义旨。刘邵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误矣，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

　　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邵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侥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议。

　　《尚书》“禋于六宗”，诸儒互说，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时疑其事，以问王肃，亦以为易六子，故不废。及晋受命，司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应特立新礼，于是遂罢其祀。其后挚虞奏之，又以为：“案舜受终，‘类于上帝，系于六宗，望于山川’，则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灵也。《周礼》肆师职曰：‘用牲于社宗。’党正职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师之宗，与社并列，则班与社同也。党正之禜，文不系社，则神与社异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则贵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则《周礼》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汉光武即位高邑，依《虞书》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礼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议其神，朝士纷纭，各有所执。惟散骑常侍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是时考论异同，而从其议。汉魏相仍，著为贵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兴之，则莫敢废之。宜定新礼，祀六宗如旧。”诏从之。

　　《礼》，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大厉、户、灶。仲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诗》《丝衣篇》，高子曰灵星之尸。汉兴，高帝亦立灵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汉仪》云，国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礼颇轻于社稷，则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星庙。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坛心星庙。元康时，洛阳犹有高禖坛，百姓祠其旁，或谓之落星。是后诸祀无闻，江左以来，不立七祀，灵星则配飨南郊，不复特置焉。

　　左氏传“龙见而雩”，经典尚矣。汉仪，自立春到立夏，尽立秋，郡国尚旱，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皁，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已，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之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则禜祭，赤帻硃衣，闭诸阴，硃索萦社，伐硃鼓焉。

　　《周礼》，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社稷、五土、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兆四类四望，亦如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长安，使使者以璧币礼祠华山。

　　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顺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祗，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及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纪，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也，旧台选百户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又复隳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缺，礼俗穨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繁滋。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众，咸蒙德泽。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袄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黩。”时不见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车而封先代之后，盖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圣而终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汉元帝，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后。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

　　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礼改以孟秋之月，以应秋政。挚虞以为：“案《虞书》，皋陶作士师，惟明克允，国重其功，人思其当，是以狱官礼其神，系者致其祭，功在断狱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学之设，义重太常，故祭于太学，是崇圣而从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轻也。律非正署，废兴无常，宜如旧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义取重生，改用孟秋，以应刑杀，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礼，皆如旧。”制：“可。”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案汉仪则仲夏设之，有桃印，无磔鸡。及魏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鸡特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魏明帝青龙元年，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曰：“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愧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袄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案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袄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差，礼文详矣。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鄴，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奠，如家人礼。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鄴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

　　文帝甄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归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祀，非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别立寝庙。”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鄴。四月，洛邑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鄴庙。

　　魏元帝咸熙元年，进文帝爵为王，追命舞阳宣文侯为宣王，忠武侯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谥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庙。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议奏：“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祗。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辩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远旨。昔舜承尧禅，受终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七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祗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任茂议以为夏侯初嫔之时，未有王业。帝不从。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祔于太庙，周汉未有其准。魏明帝则别立平原主庙，晋又异魏也。六年，因庙陷，当改修创，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自宜如礼。”诏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尔。庙成，帝用挚虞议，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及武帝崩则迁征西，及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世愍怀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孙臧、冲太孙尚并祔庙，元帝世，怀帝殇太子又祔庙，号为阴室四殇。怀帝初，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阳陵侧，别祠弘训宫，不列于庙。

　　元帝既即尊位，上继武帝，于元为祢，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毁主权居别室。至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恆议：“今圣上继武皇帝，宜准汉世祖故事，不亲执觞爵。”又曰：“今上承继武帝，而庙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并以为惠、怀及愍，宜别立庙。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骠骑长史温峤议：“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剑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务神其事，以应九世之谶，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蒸尝，于经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常恆欲还二府君，以全七世，峤谓是宜。”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峤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世，则不祭祢，反不及庶人。”帝从峤议，悉施用之。于是乃更定制，还复豫章、颍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怀、愍三帝自从《春秋》尊尊之义，在庙不替也。

　　及元帝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颖川又迁，犹十室也。于时续广太庙，故三迁主并还西储，名之曰祧，以准远庙。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庙，配飨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

　　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昔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冯怀表续奉还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谟议：“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议：“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立别室藏之，至殷禘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帝庙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祫太庙，征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曰：“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暢，替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议：“《礼》‘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岁祫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墠。”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答曰：“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是时简文为抚军、与尚书郎刘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及祭，如先朝旧仪。”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宜思其变，则筑一室，亲未尽则禘祫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博士张凭议：“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之毁主，凭案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于是京兆迁入西储，同谓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室犹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为兄弟，无所登除。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继元皇，世秩登进，于是颍川、京兆二主复还昭穆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中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辩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盖谓支胤援立，则亲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耳。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禘祫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方圆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辩。案《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车胤议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从俗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时朝议多同，于是奉行，一无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庙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六间，栋高八丈四尺。备法驾迁神主于行庙，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四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异也。诸主既入庙，设脯醢之奠。及新庙成，神主还室，又设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义熙九年四月，将殷祠，诏博议迁毁之礼。大司马琅邪王德文议：“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设，理可推矣。宜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绝也。”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时刘裕作辅，意与大司马议同，须后殷祠行事改制。会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禄终焉。

　　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后不作乐。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1111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

　　魏故事，天子为次殿于庙殿之北东，天子入自北门。新礼，设次殿于南门中门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门。挚虞以为：“次殿所以为解息之处，凡适尊以不显为恭，以由隐为顺，而设之于上位，入自南门，非谦厌之义。宜定新礼，皆如旧说。”从之。

　　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秦汉久废。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谥策于南郊。自是迄晋相承，告郊之后仍以告庙，至江左其礼废。至成帝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都，温峤等立行庙于白石，复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海内。臣侃、臣峤、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惟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降鉴有罪，剿绝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籓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宠籓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

 

• 译文

 

　　人类包含着天地阴阳之间的灵气，有着悲哀欢乐喜悦愤怒的情感。圣人传下典范，作为人民的准则。节制他们的骄淫，来防止他们暴乱；崇拜天地，虔心敬奉鬼神，排列尊卑位序，定下夫妇道义，然后对国家对家族，就能够治理好了。《传》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至于从开天辟地以来，燧人氏钻木取火，志向重在谦恭俭朴，情怀不在乎玉帛财物，而是在春天的溪涧岸边酌饮清流，在秋天的森林附近放火驱赶封豕，也没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轩辕颛顼依从神灵，唐尧虞舜查考古制，传到兴隆的周朝，典章制度大为完备。既留下了设置百官的榜样，制定了不可更改的法规；又有关于礼的规章三百条，各种仪式三千种，都是用来弘扬传布上天的意旨，调整规范人类的行为。周代末期世风浇薄讹变，王道衰微，事情违背了美好国家的传统，礼仪中连治家之道也已丧失。趟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周旋的礼节，回答说：“那祇能叫做仪式而不是真正的礼。”天经地义的道理，从此更加无人理会。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探究三代的典范，传写百王的教训，当时没有明君，他的主张无法施行。

　　如果任情发展，则仁必然被抛到一边；如果听任异端作怪，则儒学之风可能被排斥在外。因此汉文帝废除了两年的丧制，光武帝将郊祀并成一次进行。这种迎合时俗的做法，是不值得肯定的可是西汉元鼎年间，束汉永平时代，推行教化尊重士绅，倡导儒学任用儒生，两漠时代的兴盛，在造时期最为美好。到后来山中小鱼成了庙堂的供品，沼泽的野猪也一反常规，礼乐制度长期被弃，世风崇尚浮华，不过祭祀的礼仪，大体上还保存着。曹魏时期，典章制度很好。王盛、高堂隆等人，博学通晓前人的记载，像三千条的《周礼》，十七篇的仪礼等学问，分别根据旧有的文献整理后行于当世，这岂不是常称道的帮助国君遵循尧舜的原则吗。人们希望天下大治，可当时赶上的却不是善政，周代传下的典章，行用太多就违反了当时的习俗，但是残留下来的篇章典册裹还是有可供参考的东西的。景初元年，在洛阳南边的委粟山营造圆丘，祭祀的那天用始祖帝舜配飨，玉制的祭器中盛着鲜鱼，陶制的容器中装着清水，不是士大夫们为他策划，那么谁能够做到这些事呢!

　　宣帝景帝戎马征战，没来得及制定造方面的制度。立尘年间平定呈玺，九州统一，礼仪典籍都集中了，乐器祭器归属一处，于是齐鲁一带的儒生们各自携带著书籍来投奔。武皇帝也因为平定寇盗祸乱，想要提倡礼仪规范。那时的祭祀吉礼中，使用的三脊菁茅不加修剪，在日观峰祭天不用大的碹玉；那时的丧葬凶礼中，穿深衣戴布冠，撤宴减膳。宣扬了一谦三益的道理，教化就推行开来了。元帝中兴晋朝时，事务有很多要权宜处置，从前的典章制度，几乎消亡。因此常侍戴邈上朝呈递表章说：“当今天地更新，万物开始兴盛，扫荡近代的流弊，创立千年的表率。因此崇尚忠义的节操，成就文教的风俗；整理好弹琴的仪容，就能引出和谐的共鸣。”他是要用这些来倡导礼仪文明，鼓励皇帝以身作则的。以后，王道衰落，里过掌权，政令由他自己发出，而有关官员玷污斯文，粉饰权臣，皇帝威风扫地，大臣为所欲为。《记》说：“如果没有名位，就不可能推行礼乐。”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置开始有苞塑、堑迚制定出国家典章，墓置时期有苞盗、王协修订朝廷礼仪。《周官》中的五种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其中吉礼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祀，所以《洪范》中的八政，第三位的叫做祀。祀，就是用来表达孝心事奉祖先，和神明沟通的方式。汉朝建立，在秦摧残儒学之后，制度上有很多方面还没有能够恢复古代的样子。历经东京、西京四百多年，故有不少改变。魏室接着汉末的大乱，旧的典章被破坏干净，下令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起草拟定朝廷礼仪。到晋国建立，文帝又命令荀颉接着魏代做过的事，撰修新的礼仪制度，参考当时情况和古代遣制，更改其中的章节条文，羊枯、任恺、庾峻、应贞共同审定，成为一百六十五篇，奏献给皇上。太康初年，尚书仆射朱整上奏请求交付尚书郎挚虞推敲。挚虞就其当改之处上奏章说：臣整理已故太尉荀频所修撰的《五礼》，臣认为开创帝业而传诸后世，是帝王的美事；使礼仪兴隆来引导教化，是治理邦国的大事。因此臣以前上表陈述礼仪方面事宜而被延滞，请尽速施行。又认为《丧服》部分疑缺的最多，应当补充并确定。又认为现在的礼制篇幅太多，应当归类合并。奏章很久没有得到批示，因而害怕受到忽视。凡是冠婚祭会一类的吉礼，有关的制度变化很少；至于《丧服》，生活中很常用，但特别容易丧失要旨。所以子张怀疑高宗居丧三年而不说话的事，子思不允许他的儿子为已被休弃的生母服丧，子游认为异父兄弟之间服大功，可是子夏认为应该服齐衰，到孔子去世后门人就不明白如何服丧了。这些人都是聪明通达研习礼制，上读周朝典章，下从师仲尼，浸润在圣人训诫中，讲习钻研了很多年，可是遇到丧事，仍然还是这样，这说明丧礼容易糊涂，不能不仔细对待。何况从那以后，典章被焚毁散失，离圣人更远，丧制中的错谬，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丧服》一卷，卷帙不足一握，可是争论解说纷然繁多。三年的丧期，郑玄说二十七个月，王肃说二十五个月。改葬后的丧服，郑玄说穿三个月鳃服，王肃说葬事一结束就不穿了。改嫁了的继母去世后，郑玄说应该服丧，王肃说跟着继母寄居别人家中得到养育后才为她服丧。对于不满八岁而夭折的孩子，郑玄说孩子生下后满了一个月就哭他一天，王卢说把哭的日敷改成服丧一个月。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丧服》的本文很简略，必须有注解才能弄明白它的内容；后人的解释欠详，世人说是子夏作的。郑玄王肃以《经》和《传》为本，却各有异同，天下人都弄不清楚，没有谁明白哪个正确。然而荀题衹写下古代的《经》文而已，完全删除了王夏的《传》和前代大儒的注解，那样做是不可能施行的。到了应用到具体事情上时，自然还要出现不同的解释，一个那样说一个这样说，不能用它来确定制度。臣认为现在应当参考《礼记》，适当选取《传》的说法，弥补它的不足，统一其中不同的地方。可以依照王星堡所撰写的《丧服变除》，使事类条例明白无误，以此根除疑问争端，然后使制度没有两种形式，全都根据同样的规定。另外遣部礼规要在天下颁行，所以不应该太繁琐。苞题定为一百六十五篇，每篇为一卷，共十五万多字，臣仍然认为卷数多文辞繁，大部分都是重复的。试看《尚书．尧典》祭祀山川的礼，祇对东岳详细列出了牺牲和币物的数目，陈说了应用的仪式，其余的就祇是说“如初”。《周礼》中记载祭祀天地五帝和供享先王的礼，对事情相同的都衹说“也和它一样”，文辞简约而意思明了。如今礼仪情况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就另立成篇，卷帙繁多而不明白。都应该省略文辞沟通事类，根据情况合并它们，事情不同，就列出它们的不同处。像这样的话，减去的有三分之一。

　　垫虞将新的礼规推敲完毕后，在元康元年呈上。他提出的衹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凶王公方面的制度，共十五篇。有诏令下来批准了他的提议。后来垫廛和坛盛接着从事这件工作，最终没有告成。中原陷落了，挚虞的《决疑注》，就成了那时的遣事。到了东晋时期，仆射刁协、太常苞盛补充整理旧时文献，光禄大夫蔡谟又接着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帝来配享上帝。在当时，两汉郊里的制度都留存着，魏对它进行的增损情况很清楚。四年八月，天子到东部巡枧，路过繁昌，派执金吾臧霸代行太尉的事，用公牛祭受禅坛。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开始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造圆丘。韶令说：“西汉初年，正值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收集残存的文献，以供祭天祀地之用。从甘泉的后土，到雍的五峙，神祇的祭坛和方位，很多都不常见，都因为设置和废除没有常规，一时那样一时这样，四百多年，没有了梢祭的礼仪，古时候历代都有的事，竟然有了缺漏。直压的世系，是从查廛压传下来的。现在祭礼圆丘用始祖帝舜配享，称号圆丘为皇皇帝天。在方丘祭祀的叫皇皇后地，用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在天郊祭祀的叫皇天之神，用太祖武皇帝配享。在地郊祭祀的叫皇地之祇，用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用来配享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日，首次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用始祖直处帝爱配享。从正盘以后，直到魏世结束都不再有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壑迚、兼太尉司隶校尉奎台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策书，禅位给晋。丙寅，武皇帝在南郊设立坛场，烧柴祭天向上帝报告，当时还没有用祖先配享。泰始二年正月，韶令说：“有司以前奏议郊祀时权且应用魏的礼仪，朕想到重新制定很难，便把它作为定制执行，以至于议论纷纭，没有及时确定，不能够按时供飨神衹，用祖考配享。时间流逝就难以追上，减少了对神灵祖先的供飨就难以心安，还是马上郊祀。”当时群臣又讨论，五帝就是天，王气因时而异，所以称号不一样，其实是同一个神。在明堂宗祀和在南郊祭天，应当除去五帝的神位，五郊时改掉关于五方之星的五精的称号，都共同称为昊天上帝、各设一个神位就可以了。地郊时又除去用先后配祀的做法。帝一概同意了。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用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用以配享上帝。这一年的十一月，有司又奏上一个提议，说古时候营造丘和进行郊祀是一致的，应该在南郊北郊都营造圆丘和方丘，另外修建坛场，将夏至冬至时的祭祀合并到二郊去。帝又同意了，完全和宣帝采用王卢的提议一样。这个月的庚寅日是冬至，帝亲自在南郊祭天。从此以后，圆丘和方泽不再分别设置。

　　太康三年正月，帝亲自在郊祭祀，皇太子、皇子们全都侍从祭祀。十年十月，又下诏说“《孝经》说‘郊祀时用后稷来配享上天，宗祀时在明堂用塞王来配享上帝’。可是《周官》说‘祀天时位列上帝，，又说‘祀地时位列四方山川。山川不等于地，那么明堂上帝就不能是等于天的。以往众人提议去除明堂中的五帝神位，根据礼仪文献考察是不正确的。况且《诗序》说‘塞王亘逗的功业，是从后墨开始的，，因此推出他来配享上天。宣帝凭神武创业，已经配享上天了，又用先帝来配享上天，从道理上来说是不合适的。还是恢复明堂和南郊的五帝的神位。”堕童在旦塞建都，还没来得及建立郊庙就败亡了。

　　五童渡辽以后，主兴二年才开始商议设立郊祀仪规。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提议，应当等回到首都盗昼之后再设置。司徒苞塑根据选麸查一迁都尽量就设立郊祀，认为自然应当在当地施行奉祀。骠骑将军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垣、中书侍郎厘壶都同意茎组的提议，于是这件事情就施行了，在巳地设立南郊。当时的制度都是太常贺遁制定的，大部分依照坠和晋初的仪规。二月辛卯，帝亲自郊祀，飨配方面的礼规一概依从以前亘竖童首次郊祀的情况。当时还没有设立北坛，地衹等神明都和天神放在一起。

　　三年七月，才下诏设立北郊，还没来得及建立而明帝就去世了。到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念前代的旨意，在覆舟山南边设立了它。祭天时有五帝和其他的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共是六十二位神。祭地时有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人帝、五人帝的佐臣、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题山、蓝山、查巡、盒登山、钱卢辽、先农，共是四十四位神。江南各座小山的神位，都是束晋时期设立的，正像汉代西京时期关中的小河流都有祭祀的位次一样。这个月辛未，在北郊祭祀，开始用宣穆张皇后配享，这是魏时就有的先例，不是晋的旧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打算在北郊祭祀，有表示疑惑的议论。太常顾和上表说：“泰始年间，将冬夏二至的祭礼合并到天地二祀的郊祀中去。北郊的时间，古代没有明文规定传下来，有的在夏至，有的在阳气复归的冬至。汉光武正月辛未，开始行北郊礼，逭就和南郊礼同在一个月。到中兴后，各种制度都从简，将七种郊祀礼合并在一处进行，宪章规制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权且应用这样的礼仪，也是随时合宜的事。到咸和年问，议定另外设立北郊，同在正月进行。魏继承{继的制度，在正月祭天而用地配享。当时高堂建等人认为按照礼规祭天时不用地配享，并称道《周礼》中三王的郊祀一概用的是夏历。”于是采纳题塑的提议。当月辛未进行南郊礼，辛巳进行北郊礼，皇帝全都亲自参与行祭。

　　三年，窒蜒讨伐但宝，打跑了他。己卯，在南郊以大功祭告于天。这一年，帝落难到没有返回。第二年应该进行郊祀礼，朝中意见认为应该依照《周礼》，由宗伯代行主祭，由三公执行祭事。衹有尚书左丞王纳之说：“既然要祭天，自然是天子南面而治的时候，有国君在那裹，禀承旨意去执行，有什么可讨论的。是否应该郊祀，哪裹能像今天这样商议决定呀!”提议的人又说：“现在就应当郊祀，所以承奉以前的礼制而可以让三公代行其事。”纳之又说：“祭天为至尊之事，衹能由一人为之，所以不是天子不能祭祀。庶人以上的人，没有不是衹行蒸祭尝祭礼的。嫡子在外，就由庶子执行，还没有不是亲身接受丫上天的使命却可以去祭天的人。”纳之又说：“武皇接受禅让，在二月郊祀；元帝中兴，在三月郊祀。如今郊祀的时候还没有过去，天天盼望皇帝回来，不要做那种提前的事，以致皇帝返回以后，再不能亲自奉祭。”于是听从了纳之的意见。

　　郊祀庙祭时用的牺牲币帛玉璧玉器的颜色，虽有明文规定，但是秦多用赤毛黑鬣的聊驹，汉却衹说用牛犊，不管它的颜色。束晋时期南郊祀和北郊祀都用玄色牲口，明堂祭和庙祭社祭都用赤色牺牲。

　　礼规中有如果有事要告诉祖先应该在社庙祭告的条文，没有在郊庙祭告的规章。漠代的仪典中说，天子去世后，让太尉在南郊把给他的谧号祭告给上天和亡灵，其他的就没有听说了。魏文童董翅四年七月，帝将要去东方巡视，因为大军要出发，派太常用一头大公牛到南郊祭天。到塞童崩后，太尉钟逊在南郊告谧于天，都是因为有大事而郊祀。东晋时期废置了这些礼仪。

　　礼的规定，春分时早晨在束边祭太阳，秋分时黄昏在西边祭月亮。汉武帝在泰时祭天，清晨从笪宣出门，朝东向太阳行揖礼，当天黄昏朝西向月亮行揖礼。利用郊祀的日子，并不到柬边或西边去行祭祀礼。以后就在清晨和黄昏进行经常性的拜礼。所以魏文帝的诏书说：“汉氏不在东郊拜祭太阳，而是早晨或黄昏在宫殿的前边朝东或朝西拜祭太阳月亮，烦琐粗俗像是普通人家做的事，不是事奉上天和神交往的正道。”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东门的外面朝祭太阳，逭又违背了在二分的时候祭拜日月的礼规。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在东边的郊外朝祭太阳，八月己丑，在西边的郊外夕祭月亮，这才符合古礼。到了亘逊左尘二年，有司奏报说，春分时依照旧例皇帝要去朝祭太阳，因为气候冷暖不合适，可以不必亲自出城。诏书说：“礼仪应当持之以恒，如果像奏告的那样做了，和已故太尉撰定的礼规不同，又成了没有定制了。以前正逢国难还没有平定，所以常常听从你们的奏议，如今战事已经结束，祇有这些事是最重要的。”根据这道韶书，皇帝又亲自朝祭太阳。这一条后来给废止了。

　　礼的规定，“郊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后，用汉代的明堂礼仪却没有配享的。明帝太和元年，才在明堂宗祀文帝，齐王也实行这种礼仪。

　　晋朝初年用文帝配享，后来又用宣帝，不久又用文帝配享，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变革。这样看来郊祀和明堂的礼仪中，在配享方面，情况是不一致的。挚虞的意见认为：“汉魏的旧例，在明堂祭祀五帝的神灵。新礼的规定，五帝就是上帝，就是天帝。在明堂中去除五帝的神位，衹祭上帝。案仲尼说‘郊祀后稷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周礼》上规定，祀天时旅祭上帝，祀地时旅祭四望。望不等于地，那么上帝不等于天，就完全可以清楚了。在郊外圆丘的祭祀，扫干净一块地方就地设祭，贡奉的牺牲用的是蚕茧和栗子，器皿用的是陶器之类，事物返回到它开始的样子，所以用远祖配享。明堂的祭祀，陈列各种物品作为供品，玉器牺牲都献上，篷豆祭器成行成列，礼仪方面人间和鬼神没有区别，所以用较近的祖辈配享。郊丘明堂祭坛神位，居然不一样，牺牲牢畜祭品器物，粗劣和精细完全不同。而且用祖辈一同配享，不是说尊重庄严的美德，三天裹两次祭祀，不是说不过分的道理。那不是一个神，也就很清楚了。以往在上古时期，活着是明王，去世后就和五行相配，所以太吴和木相配，神农和火相配，少吴和金相配，颛顼和水相配，黄帝和土相配。这五位帝王，是配享上天的神，一同在四郊祭祀，在明堂报祭。祀天的时候，穿大裘而戴冕，祀五帝的时候也像这样。有人认为主宰五精的帝王，是辅佐上天化育万物的。前代相传下来，没有人废除它，晋的初期才听从了不同的意见。《庚午韶书》规定，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时去除五帝的神位，衹祭祀天神，新的礼规采用了它。以前太史令韩杨上书提议，应该照旧例祭祀五帝。太康十年，韶令已经施行。应该制定新的礼规，在明堂和郊祀时祭祀五帝就和旧仪一样。”韶令批准了他的意见。束晋时期，没有顾得上施行。

　　汉的礼仪规定，太史每年呈上当年的年历，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宣读关于五时的政令，皇帝穿的服装，分别依从五时的颜色。皇帝就坐，尚书令以下官员各就各位，尚书三公郎将令放在案上，捧着进去，在各自的席位上读完后，赐给一卮酒。魏氏常常施行这种礼。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说：“现在衹看到读春夏秋冬四时的政令，至于穿黄色服装的时令，单单缺了没有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认为“黄色在五行当中，是代表中央土的，在四季中各有十八天。土生于火，所以在火主事的末期穿黄色服装，其他三个季节就不这么做。有关的政令就随着四季发布，不根据五行来发布，因此穿黄色服装却没有政令”。这说明魏氏的时候不读大暑令。

　　到置承受天命，也有那些制度。傅咸说：“立秋这一天，白色的车辆在宫廷中闪耀，白色的旌旗在玉阶前陈列。”那么那一天的旌旗和车辆都是白色的了。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请读秋季的政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反驳说：“尚书三公曹奏请读秋季政令，仪式方面的旧有典章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臣等人根据光禄大夫臣华恒的提议商议，武皇帝因为秋夏盛暑，常常空缺而不读政令，在春冬季节就不取消这一活动。先王之所以随着季节读政令，是因为在天时到来时遵奉天时，是使服色正确并表示尊敬庄严的大事。如今服饰典章多半已不合旧礼，加上天气炎热异常，臣等认为可以按照华恒的提议，依从旧例不读政令。”韶令批准了。六年三月，有司上奏说“本月十六立夏。如今正服逐渐完备，四季都读政令，这是敬述天和使国家兴隆的方法，因此提议现在应当读夏季的政令”。奏议被批准了。

　　《礼》书上讲孟春之月，“于是选择吉日良辰，天子亲自背着耒耜，把它们放置在副车的车夫旁边，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藉田”。到台毁灭学术，那些礼仪长时间被废止。汉文帝以后，才实行这一典礼。魏的前三位皇帝，也都亲自耕作藉田。

　　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请在开始耕作时要祠祭先农神，可以让有司执行这件事。诏令说：“国家的大事，在祭祀和农事方面。因此古代的圣王，亲耕藉田，用来作为郊祀庙祭时的供品，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感化天下的人。近代以来，耕种藉田祇限于下地走几步，空有慕古之名，并无供奉祭祀鼓励农耕之实，不过是兴师动众徒费钱财。如今遵循千亩藉田的周代制度，要和群公卿士们亲自体会务农的艰难，来为天下人做表率。主办的人详细修定有关制度，去河南，在束郊的南面，洛水的北面找好田地。如果没有官田，就根据情况调整更换，不许侵占百姓的田地。”于是皇帝乘坐木辖车去耕作，用太牢祭祀先农神。从惠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