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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 概述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时期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一、编撰始末
经过、原因
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
二、特点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第四个特点是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三、评价
（一）总评
《四库全书》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于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征引。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于众论者乎。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于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诔》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于《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于家。’”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而《晋书》亦削而不载。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黄朝英《缃素杂记》诋其引《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中，又以峤字相同，并载入《温峤传》中。颠倒舛迕，竟不及检，犹其枝叶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耳。《音义》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称东京人。杨齐宣为之序。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旧本所载，今仍附见于末焉。
（二）优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三）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例如《干宝传》中记载干宝之父妾陪葬十余年，开棺后仍能复生之事。《张华传》中提到吃“龙肉”之事，并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 。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晋书》中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文帝纪》记载曹髦被杀之后，成倅兄弟的结局是“太后从之，夷济三族。”而《荀勖传》中荀勖的上表却又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也就是荀勖的上表体现出成倅并未被诛灭三族，两条史料自相矛盾。
在唐人修晋书以前“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其中到唐初时能为世人所见尚有19种。这么多家记述晋史的旧史文献就成为了唐修《晋书》时主要的前源文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篆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18家晋书之名由此而立，但唐初所存的晋朝史书实际为19家。其中用编年体撰写的有11家，分别是：
（一）陆机《晋记》4卷
（二）干宝《晋纪》23卷
（三）曹嘉之《晋记》10卷
（四）习凿齿《汉晋阳秋》47卷
（五）邓粲《晋纪》11卷
（六）孙盛《晋阳秋》32卷
（七）刘谦之《晋记》23卷
（八）王韶之《晋记》10卷
（九）徐广《晋纪》45卷
（十）檀道鸾《续晋阳秋》20卷
（十一）郭季产《续晋记》5卷
用纪传体撰写的有8家，分别是：
（十二）王隐《晋书》93卷
（十三）虞预《晋书》44卷
（十四）朱凤《晋书》14卷
（十六）谢灵运《晋书》36卷
（十七）萧子云《晋书》102卷
（十八）萧子显《晋史草》30卷
（十九）臧荣绪《晋书》110卷
这19家中包括西晋和东晋全部史实的仅臧荣绪一家。臧荣绪的《晋书》乃唐初以前唯一完整的一个本子，因而唐初所修撰的《晋书》主要以臧氏之书为蓝本，并通称为《新晋书》，以区别于臧氏之《旧晋书》。自臧氏之书亡佚，《新晋书》才独居《晋书》之名。《史通》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之前原有一句，“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所以后面才说，“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于此可知唐初所称的18家晋书是指臧荣绪《晋书》以外的诸家史书而言：《史通》的话是依据贞观中的诏书而说的，所以较为简略，从唐初各家流传的情况和修撰《晋书》的过程看，这样理解是无可怀疑的。
除上述19家外，还有4家纪传体晋书，它们是：
（廿）谢沉/谢沈《晋书》（卷数不明）
（廿一）郑忠《晋书》7卷
（廿二）沈约《晋书》110卷
（廿三）庾铣《东晋新书》7卷
上述23家晋书各有不少缺憾，诸如有的属于未完成的史稿，如谢灵运、沈约、萧子显等所撰；有的受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做到载录完全，成为晋朝的通史；臧荣绪《晋书》虽说志传俱备，较为完整，但与东晋一代并立甚至比东晋更久的十六国史又未能录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64），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贞观二十年书成，凡130卷。到安史之乱发生时，作为“御史”晋书编写时的主要蓝本臧荣绪所撰《晋书》已下落不明，其余的22家晋史书也皆散佚。
总结：臧荣绪《晋书》110卷为最全面的旧晋书，而现行《晋书》实为新晋书（添加《十六国春秋》等十六国历史编入“载记”条目）。
五、旧史辑录
后世的辑录：清人汤球、黄奭辑有唐代以前的诸家晋史和十六国书。1937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史学丛书》本将汤球的《九家旧晋书辑本》、《晋纪辑本》、《汉晋春秋辑本》、《晋阳秋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三十国春秋辑本》等排印出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新出版的《众家编年体晋史》一书也有较多收录。
六、正统意识
《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为《晋书·载记》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启发了《晋书·载记》的正统观。一方面，《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皆以东晋为正统；另一方面，二书都对十六国的地位有所认同，前者不废其年号，后者称僭主为王。《晋书·载记》虽未沿袭后两条书法，但对十六国历史的认同，是有二书之影响在内的。
唐朝时已然华夷一体、天下为家，宽广胸襟的唐人多少还是把十六国历史载入正史之中，撰写正史《晋书》更创造性地采用本纪、列传与载记并列的形式，将十六国时的政权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对立的霸史，赋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适当的历史地位，尽管仍称僭伪，其实已经淡化了华夷观念下的正统意识。显示出唐人对十六国史较为开明的态度。
后世对《晋书》正统观的评价：《晋书》以前凉张氏、西凉李氏为列传，其理据颇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与僭伪的界限，或者说，打破了正史与伪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的区分，是正史与伪史的区分；浑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晋书》这部正史。“载记”之体确实蕴涵着褒贬并存的复杂性。尤其是《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以“伪”入“正”，可以说是伪史的“僭越”。
陈寅恪（kè）先生曰：“唐以前诸家《晋书》，可称美备。而太宗复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汉世古文经学者于《左氏春秋》中窜入‘汉承尧后’之文，唐代重修《晋书》特取张轨为同类陪宾，不以前凉西凉列于载记，而与捌柒《凉武昭王传》中亦窜入‘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为恒农太守’一节，皆藉此以欺天下后世。夫刘汉经师，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关。而其择术用心，遥遥符应，有如是者，岂不异哉!”唐前所修《晋书》，相传有十八家，而唐修《晋书》之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可以说，“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是唐修《晋书》与前代《晋书》的最大不同，而不仅仅限于以前凉、西凉入列传之一端。
七、补充考释
（一）补表补志
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徙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晋将相大臣年表》；《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伪成将相大臣年表》；《伪赵将相大臣年表》；《伪燕将相大臣年表》；《伪秦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南凉百官表》；《西凉百官表》；《北凉西官表》；《夏百官表》；《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晋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二）著作批注
张熷《读史举正》
清季民国人吴士鉴、刘承干合注《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采集众说以辨异、证同、纠谬、补遗，此书在1928年由吴兴嘉业堂刊行。
八、原文
《帝纪·第一章》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仰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仰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于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既而从讨孙权，破之。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硃乐号曰四友。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修、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
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从之。其后诸亡者悉复业。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
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帝固辞。天子曰：“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
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帝留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帝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迁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乃劝农桑，禁浮费，南土悦附焉。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埸，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蜀将姚静、郑他等帅其属七千余人来降。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屯于宛。
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于是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
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
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帝弟孚书问军事，帝复书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
三年，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万斛于京师。
四年，获白鹿，献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岂非忠诚协符，千载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征帝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行何计？”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是时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帝将即戎，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
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