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89

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才兼众长，身兼数职，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当时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高汝砺进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办到底，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种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进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这绝非好办法。宋人多狡诈不实，虽然彼此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难以撤除，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出言不逊，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现在有何不可？’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难以同等而言。原来海陵王出师无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报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不再奏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土，双方成为兄弟国家。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斩首五万级，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被杀过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何必计较细节问题，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以当时堂堂之气势，又无边境的祸患，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侵我边境，是对方理曲。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于理为顺，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只怕不仅无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民众以财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国家征收赋税，以河南为最重，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又要增收两倍钱。河南的人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而此令再发出，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有易，时势有缓有急。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办的是钞票，它通行于国家，变化无穷。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宝，如果难以交出，就会逃亡。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详察臣下的意见，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一时暂当队长，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知晓礼仪，懂得名份。贪婪暴虐，不守法纪，本不足为怪。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秋，暂且笼络住他们加以任用，是要使遗留下来的民众能稍得安宁。他们相互攻打则实力越来越弱，势力弱小则朝廷容易制约。如今如果将土地分开交给他们，州县官员他们就能自己委任，民众的租税他们就能自行征收，这样地大的就会越加强大，地小的就会越来越弱。长久以后，弱的就会被强的兼并，而强的所占地盘朝廷就难以再收回，这样朝廷就越难约束。过去唐朝分开河朔的土地来给那些叛将，史官们认为这是保护和养育孽根使之萌长而成大祸，这事应当成为今日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对他们加以牵制笼络，多方制约使他们的野心不能得逞。将来边疆战争稍息，国力恢复，如此鼠辈又何足为患！”于是，原来议论被中止。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见您侍立朝班时，总是担心您受不了这种辛苦，让您坐在殿下，而您总是不肯听从，这是什么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贵在诚实，谨小慎微的区区小事我向来是不计较的。”高汝砺便说君臣的名份区别十分严格，自己不敢听从命令。

　　兴定三年(1219)，河南颇获丰收，民间多有存粮，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要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如今屯守的军队越来越多，而修建新城的耗费也很大，何不趁此丰年多方经营办理，以防秋季时可能出现军用不足。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一下物价的高低，暂设规定，凡是朝廷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荫人，免于试用充任监官给予报酬，或者僧道的官师要求德号度牒、寺观院匾额等，都可以让他们来买。任县官的如果能够劝导人交粟米达到三千石的，将来优先予以晋升，五千石以上的晋升一级官阶，一万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职务，并且立即补给现缺。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多有收获。”皇帝听从了。

　　同提举榷货司的王三锡建议朝廷实行油类专卖，高琪因为正急需用钱，劝皇帝实行。高汝砺上奏说“：古时没有专卖法，从汉以来才设置盐、铁、酒榷，都将收入交公，以助经费开支。末流的甚至有算计到车、船、建构房屋等，其征税的方法也用尽了，但是还没有听说榷油的。这是因为油料是世人所共用的东西，利归于公家就会有害于民，所以古今都对此置之不论，也是厌恶过于苛刻而轻易不愿烦扰民众的缘故。国家自从征收军需物资以来，河南一路每年交纳的租税何止加倍，又有额外征收的各种钱财，横加的各类杂役，无非都从民众所出。而再提议征收油税，一年征收几十万两银。国家以民为本，当此之时还能再让民众受困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就是把举世通用的货物变成国家专卖的货物，私人家里常用的物品成为禁物，自古以来不实行的办法当成好的方法，这实在是圣朝所不应采取的。如果真的实行，其害处有五条，请让我加以说明。河南各州县就必须设立油务九百多所，设官一千八百多人，这还不算那些小吏和工人们。这样费用不可计量，而且要新建房屋，夺人买卖，制作器具，公私两方均受烦扰，这是说不完的。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的方法，如果征收的赋税不足就必定要想法强行抑制或者配给，以此而产生弊端，小民百姓受苦就更加难以忍受，这是害处之一。油价的贵贱各地不同，只有依靠商人转运贩卖互换有无的物品，所以其价格能时常保持比较平稳，人们都容易得到它。如今既然设立官务，各管一地，相互侵犯就有罪，这就会使价贵的地方经常很贵，而价贱的地方又总是很贱，这是第二条害处。民众家庭日常使用时不能亲自去灌，而转卖的人就要增收利息，这样价钱不能不贵，而使用起来也就不能不难，这是害处之三。盐、铁、酒、醋，公家和私人所制作的不相同，容易区分，只有油却不同，难以辨认。而今私造者有罪，捕告者有赏，那些无赖之流因而可以诬陷和给良民构罪，这是害处之四。油户所建的房屋、器具，原来已用钱很多，有关方面按照行业推定物力，摊派了赋税。如今夺其器具，废其产业，而要征收的赋税如前，他们怎么生存下去，这是害处之五。只有停止才是好办法。”皇帝表示赞同，但又觉得难以违背高琪的心意，便下诏聚集百官到尚书省商议。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见都和高琪相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蠧、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都认为不行。皇帝说“：古代所不实行的今天却加以实行，这是多生一事，停止了吧！”

　　十月，赏赐给高汝砺一只金鼎、多彩的锦帛三端。四年三月，拜为平章政事，不久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为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不得许可。九月，皇帝对高汝砺说：“昨天上朝听政，直至午时才罢朝。您年老了，不能长久站立，等奏事结束，使用印玺的时候，你就可以先退出坐下，只恐积劳成疾，反而妨碍了参议朝政。”当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说：“丞相您已经尽礼了，然而今日朝臣之中，谁能比得上您，又何必一定要求离去呢？暂且留下来再辅佐我吧！”十月，越级晋升为荣禄大夫，皇帝仍对他说：“丞相几次请求离任，我因社稷责任重大，所以坚持再让你留任。丞相老了，而官阶还不到二品，所以特地晋升了两阶。”十二月，皇帝又对他说：“以前因为你年老，听政时久立辛苦，让你在使用印玺时退下坐在廊下，而你却不听我的话，仍站立直到罢朝，莫非有关方面没有给您设下坐榻吗？您要尽量听从我的意见。”元光元年(1222)四月，高汝砺跪着奏事，皇帝让他站起来，并说“：您是大臣，所进言的都是事关国家的大计。我要求您的只是尽忠国事，何必在小事上这样谨慎，从今以后不要这样。”

　　七月，皇帝对宰辅们说：“以前有人说世宗过于俭朴，有的说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广于积蓄。章宗时支出很多，却没有觉得匮乏，也是因为先朝有积蓄遗留下来！”高汝砺便进言说“：俭用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说到这事，就是天下的福份了。”九月，皇帝又对宰辅们说：“有功劳的人虽然有小的过失也应当宽免他，没有功绩的人怎么能够宽恕呢？但是有功劳的人容易受到人们的诽谤。凡是有功劳的人别人向我说起他的过失的，我必定要深加究察，看是否符合事实，即使是亲近的侍臣们所说的也不敢轻信，但是也未曾因个人的爱憎而徇私情的。”高汝砺说：“公正就会明察，偏听就会暗昧。平常人大多容易根据个人爱憎而徇情，不合公论。陛下圣明之君，所以才能这样。”

　　二年正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当面对他说：“今日如果听从您的话，善始善终之道也就尽情了，于你心安，在我也是一件好事。但时局正多事，而我又无德，正要依赖旧人来辅佐，所以未能满足您高洁的志向啊！”高汝砺坚决请求，宣宗始终不肯答应，并对他说：“我每当听人说别人的好坏时，必定深究真实情形。”高汝砺回答说“：过去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身边那些毁坏人家名誉的人，于是群臣都恐惧不安，不敢再说假话，齐国大治。陛下能够谈到这事，大治安定的局势可以预期实现了。”二月，皇帝因高汝砺年纪大，免去朝拜之礼，站立久了就让他到殿下休息，仍令有关方面设立坐榻。三月，高汝砺又请求退休，皇帝仍优诏劝谕不许可。皇帝对群臣们说：“人有才干能够做事，但心术不正的，毕竟不足为贵。”高汝砺回答说：“他心术不正而又有才干，正像所说的老虎而添翼，这种人就是古代圣人贤君也难以深知了。”皇帝赞同他的看法。过了些时候，皇帝又对宰辅们说：“凡是为人处事心地善良而办事忠实的，这是最为难得的。如果巧于言语心怀奸诈，又有何用？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往往被人认为是平庸的。”高汝砺回答说“：人才难以十全十美，还是根据他的专长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赞同。五月，皇帝问宰辅大臣们有关修建好京城城楼上的高台事。高汝砺上奏说：“所使用的都是大木，而现在比较难找，正让他们想办法。”皇帝说“：我宫中别殿里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砺回答说不应拆毁。皇帝说“：除了居住的地方外，拆毁点又有什么害处？不然岂不是更有劳民众从远方送来吗？”

　　金哀宗刚即位，谏官们便进谏说高汝砺欺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天下人所共恨，应当罢免他以督责百官。哀宗说“：以前汉惠帝曾说，我比不上高帝，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则。汝砺是先帝立为丞相的，又怎么可以罢黜呢？”又有人写了匿名信说“：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杀死他。”高汝砺因此而又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许可。正大元年(1224)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让他在宣宗庙里配祭。

　　高汝砺为人谨慎，严守机密，廉洁，能够使国君了解和信任他。但是他固守旧法，看着国君脸色办事，回避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没有受到过责备。他贪恋官职地位不肯离开，当时的士人在议论时颇以此来讥讽他。

　　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为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累官至铜山县令。明昌元年(1190)，因为廉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1203)，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又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张行信便向皇帝进言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换吏官以除民害，一是徐、邳一带土地适宜种麦，收粟时应当允许他们交纳麦子使民众便利。皇帝同意他的建议，让尚书省商议后实行。

　　崇庆二年(1213)，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免职为民，但他仍贿赂朝中权贵，想要重新起用。满朝官员没人敢表态。张行信便上奏说“：胡沙虎为人残忍凶狠，骄横跋扈，献媚于近臣，妄图让他们加以称赞。自从被罢免以来，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为害更超过往日，况且还会有比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连上书奏告，但没有回音。当胡沙虎弑君谋逆时，人们都替他担忧，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不以为意。

　　当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张行信因为当时没有立皇太子，没有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上疏说：“自古国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为储君，必然下诏布告中外。我私下见皇长子每当到朝廷的时候，用的是东宫的仪仗和护卫，可是到殿堂时，又和诸王排列在一起。况且已经任命了侍臣，可是至今却没有定下礼节，可说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啊！在汉文帝元年，首先就立皇子启为太子，这是用以表示尊从祖先，注重社稷。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详细商议，斟酌前代的故事，早下明诏，以确定其地位，谨慎地选任官员，辅佐他成为有德行有器度的继承人，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胡沙虎被杀后，张行信上密封奏书主张端正刑赏之事，有关言论记载在《胡沙虎传》中。他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请陛下让重臣各举荐所了解的人员，如果确是可用之才，立即加以召见，公开奖赏，让他们自愿报效国家，必定有舍命报国的人。以前李牧在当赵国将军时，军功爵位封赏都能自己做主，出兵进攻退守等不需听从朝中复议，因而能够北破大敌，西抑强秦。现今任命将领如果不再采用条文旧法将他们约束，由朝中意旨来牵制他们，而是委以全任，责其成功，让他们能够全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则克敌恢复国土的功业可望有成了！”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这时刚刚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当将领，他们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家大事，便上疏说：“《易》中写道：‘开国和继承大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话说得这样严厉。如今大兵纵横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敌军兴国理政如非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难以成功的。狂滥庸俗之辈，承蒙提拔，参预机要大事，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于是，皇帝把他们都罢免了。

　　代理元帅右都监皇族讹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护粮，遇到敌军立即溃败。张行信上表奏道：“领兵之道，无过于赏罚二字，当派兵对敌时必须让他有所思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成。像讹可败退，就应当公开明确他的罪责，朝廷如果加以宽容，一点不追究，我担心领兵之道未能尽用了。”朝廷下诏回报说“：你的意思已经清楚，讹可等人已经下狱治罪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威胁，朝廷刚刚派使者前去议和，统率军队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是“担心破坏和议”。张行信上书进言说：“和跟战两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专心于议和，领兵的人要一心考虑作战，怎么能以议和作为不战的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都是因和议而误事，如果我军肯努力作战，略略打败敌军的锐气，那么和议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来，但他们的军队仍然攻破东京，入侵河东。如今我方的使者刚派出，将帅们就马上按兵不动，这对和议是毫无益处的。形势越是危急，粮草就越是困难，和议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么能够闭门坐守待毙呢？应当乘兵马还强壮的时候，挑选精兵猛将，防卫运输通道，往来和敌军作战，稍微挫败敌人，那么附近储存的粮草就能运进京城，和议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不能实行。

　　二年三月，因为朝廷搜括民间的存粮，张行信害怕失去民心，便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的胥鼎根据方便的办法筹划军粮，胥鼎便奏请允许人们交粟米买官。接着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员和民众的粮食，每户存粮两个月，其他全部交给官府，用官爵品级银钱来作为报酬。当时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经报数字给了胥鼎，但还没来得及送到官府。奥屯忠孝想多搜粮食来表明自己功劳大，凡是胥鼎已经记载上的数字他也不扣除，民众甚为痛苦。如今米价飞涨，无处可购，民众所存的两月粮食又被夺走，他们将不单归罪于有关方面，也要埋怨朝廷没有明察。大兵已经压境，人人已觉危险，如果再干这种不该干的事，只怕会发生其他变故，那就得不偿失了！”皇帝十分赞同他的话，当即命令近臣前往审视并加以处置。皇帝对奥屯忠孝说“：我已深知你尽心国事，但国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粮食，如今粮已获得，就暂且让民众自行安排吧！”四月，任命张行信为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代理本路宣抚副使。他将要离京时，请求入见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见了他。他上奏说：“我观察奥屯忠孝这个人虚伪不忠，遇事惨毒残酷，和胡沙虎是同党。”他历数奥屯忠孝的罪状，并且说：“平时无事还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没有才干的，何况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能够让这样的人参政吗？希望能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即位，选用和罢免大臣应当合乎礼节，你可以告诉他的亲信，转劝他辞去就行了。”张行信便告诉了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忠孝却不在乎。

　　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便上书奏四件事，其一是说：“杨安儿贼党早晚就可以抓获，不须忧虑。今日急务，在于收用民心而已。以前官军讨贼，不分好坏，一概杀掉，抢劫财产，掳掠妇女，这就更让居民怀疑和害怕，逃走聚集山林。如今应当明令有关方面，严加管制，不让劫掠平民百姓。这样百姓安心，坏人的诈骗和威胁就不起作用，他们的实力就大减。”其二说“：自从兵乱之后，郡县官吏豪族，大多能够纠集义兵，攻打土匪，朝廷虽然委任他们本地的职务，但不久又派人代任。那些旧官员是当地民众所一向信服的，而新派去的人却未必有才干，危急之时，就会引起事端坏了大事。从今以后，郡县缺少官员，请让尚书省在选人时特别注意，原官吏能使民众感到方便和安定的，就让他们延长任期，如果因为资格品级不够，就先让他们代理，等有功绩以后授予正职，这样才能人尽其才，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说“：目前掌管军队的将官勇敢善战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如有敢于作战的人，就应当督责他们建立功勋，不应当任命他们担任其他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需物资都是出卖爵位获得的，可是当这些人带着证书请求任职时，选用官员的选曹往往以有的等级不应当出卖为理由来驳回他们。卖爵位不合适，这是有关方面的罪责，他们个人有什么责任？况且山东为海岱重地，群寇尚未讨平，田地无所收获，仓库毫无积蓄，一旦军饷不足，要再卖给爵位，还有谁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八月，召回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以前的职务。这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进言，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是高辛氏、黄帝的后裔。原来汉代始祖陶唐氏，唐朝先祖老子，都被立庙祭祀。我朝至今已有百年，不替黄帝立庙，岂不是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刚刚开始兴盛时，旗帜为赤色，这是因火德而兴是很清楚的。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论，也不合礼经里重祭祀的意思。这是我听王浍所说的，请朝廷商议这件事。”皇帝诏问有关部门。张行信奏道：“查《始祖实录》，只说是从高丽而来，并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如今据其所说要建黄帝庙，黄帝为高辛氏的祖先，借以绍继，那就应当是木德，而今却说是火德，又从何而言呢？况且建国初期太祖有遗训，因为完颜部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变色，便以大金为国号，并没有议及德运的问题。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议，而以继承被灭的宋国之后，定为土德，并用以告祭宗庙诏示于天下了。可见王浍所说是狂妄无知。”皇帝赞同他的看法。

　　八月，皇帝准备祭祀太庙，下诏依照世宗所定的十六拜的礼仪。张行信和礼官们一起参议确定了礼仪的制度，上奏说应当采用四十四拜的礼节，皇帝表示赞赏，奏言记在《礼志》中。祭完，赐给张行信宝券二万贯、彩锦十端，并对他说：“太庙拜礼，我原想依照世宗时的实行的，您所进的奏章，详细叙述了各室宣读祭文的情况，十分有理。如果不是你进言，我差点失礼了，所以特别奖赏你。从今以后，各事更应当尽心。”当年十二月，张行信因父亲张日韦去世而离职。

　　兴定元年(1217)三月，起任恢复旧职，代理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参知政事。当时高琪当丞相，专权用事，恨那些不依附他的人。衣冠士人动则遭他侮辱，唯独张行信多次引用旧制尽力反对他的胡作非为。适值宋兵入侵边境，朝廷商议派使者前去详问原因。高琪等人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唯独张行信上奏疏说：“如今有人认为派使者不合适，我十分疑惑。评议人的理由不过是说：‘派使者就是先表示软弱，对方或者不回话，或者回话了却不逊，这样就更加丧失国家的体面。’我独不以为然。对方乘我方有机可乘前来挑衅，几次大肆入侵掳掠，边臣用兵打退了以后又重来，我方作为大国不以言辞责问而用兵对抗，难道就不是示弱吗？至于责问之后不回报，或回报却出言不逊，理屈就在于对方，对我有何损害？过去在大定初年，对方曾经不肯顺从，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到汴京设立行省，实际上又命令元帅撒合辇先以言辞责问，对方便表示伏罪。后来宋国国君夺去国书，朝廷又准备派兵问罪，丞相娄室独自认为不行，当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去时，不久对方也就屈服了。在章宗时期，是最为猖狂的，尚且先以理责问然后用兵。可见派使者详问正是国家的惯例，有什么失国体可言？况且目前国家多难，戍兵为时已久，不想法让他们休息，怎么取得民力？我是一个书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但办事应当珍惜机会，不敢不竭力陈述自己愚暗的想法，请陛下明察。”皇帝又让尚书省商议，高琪等奏道：“张行信所说，固然是遵循旧例，但今天的事情和过去不同。”皇帝下诏让暂时等一下。后来，高汝砺也上奏说先派使者不合适，这个动议便停止了，高汝砺的话记在《汝砺传》中。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判罪，张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间，监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赎罪费，或者夺去俸禄，重的降任外地职务而已，偶尔有被判决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这样。当时的辅政大臣程辉已经当面争议认为是不适当的。朝廷又有旨意，监察的职务主要是弹劾官员，看他们是否守法，并非凡失察的都是这样。近来也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判决，认为是大定以来的规矩，先朝的明训，太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确定监察的罪名制度。

　　史馆编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道：“旧规定，凡修史，宰相和辅政大臣都参预。但由女真和汉人各出一人。崇庆年间，既由参知政事梁王堂兼管，又让翰林承旨张行简同管，这是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如今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当兼修官，应当让参知政事张行信同修，如同张行简的时候一样。”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对他说：“当初，我因为朝臣们大多称赞你的才能，因此让你参预机要大事。可是你在朝廷商议时，总是不按正道，乱提异议，很不合为相之道。又听说你近来不把正经事情放在心上，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缘故吗？如今任命你这个职务，你应当知道原因。”起初，皇族的合周逃避敌军不敢出击，并且假称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被逮捕入狱以罪该杀。众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见，并请求赦免，但皇帝不从，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了法没有因哀告而免除的。张行信却说“：事不论古或今。不过合周平时一向忠孝，也许可以宽免他。”又因当时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任命，枢密院收到宋国来书，其中有牵涉到张行信的事情，所以让他离开朝廷。张行信的儿子张莒，当时任尚书省令史，朝廷也让另行任用。

　　起初，张行信进言说：“依今日的法令，官员犯罪，多依照法律判决。我见大定年间世宗下旨，官员犯有故意违反圣旨的罪，徒刑、杖责并判决。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关部门定罪，都不曾引用，这也不是经久而成惯例之事，请详加论定。”张行信离开朝廷以后，皇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尚书省。这时，宰辅们上奏说“：从今以后，凡因违犯所奏条款所指明各项规定的，应当判为违背皇帝圣旨罪的，他们判徒刑年限，责打的次数可允许赎罪。特别送去了诏令圣旨而故意违背的，依照大定年间的条例执行。”皇帝批示同意。张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帝曾经对宰臣们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之后，你们便闭口不说话了，这极不应该。张行信的事情，你们都是很清楚的，哪里是因为进言的缘故？从今以后应当言无不尽，不要有所畏忌。”

　　张行信刚到泾州，立即上书说：“马匹是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事不止，马匹不可延缓办理。我自到泾州，听说陕西的豪强大都去河州买马，转卖到内地，获利百倍。当见到省里派去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到洮州买马时，用百铤的银子买到近千匹马，他说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养了许多马。以前由于派去的官员或者故意压价，或者仗势抢夺，因而产生不和，而且常受到银子少的限制，所以难以多得。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卖马得银买粟米。冬春之际肯定缺少食物，马价很低，请让有关方面运银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选派熟悉蕃邦情形，通达而能随机应变的像桓端这样的人去购买和交换。如果用银万两，就可以得到良马千匹，机不可失，请朝廷尽快考虑。”

　　他又说：“近来沿边的将士们立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赐给官爵，他们无不感激皇恩，愿出死力报国，这也是激励他们的好方法。可是，他们赠送使者的或者马匹，或是金钱，成为惯例了，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大定年间，曾经制定送给宣读圣旨的使者礼品时，凡五品以上官员都有规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废止了。何况目前时局和过去不同，而那些受封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礼，有的没法备办礼物，便向部下收取来应付，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那些将士们拼命立功，朝廷刚给予赏赐官爵，而他们又要因送礼物而发愁，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请令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年间规定，参考目前时局，明确规定数目一律等同，让他们收受之间有限度，这样无伤大体，而上下齐美了！”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他们的俸禄，这也是朝廷对民众的善意。然而从潼关以西，至今还没有到任的，远方的民众不能总是没有指望，难道是举荐的人数少，因而不足吗？请诏令内外官员，增大选举范围，以补其缺，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况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是接近民众之官，却独不增加俸禄，他们既然不够自给自足，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占和牟利呢？有人认为国家经费正紧张，不应当乱花钱，这是很不对的。给官吏俸禄丰厚，正是要让他们不侵扰民众，民众安宁国家就安定，怎么是乱花钱？假如能够裁减那些机构中无事无用的官员，不养那些毫无用处的人，又何必担心费用不足？如今一个人当兵，全家都由国家供给，军人死亡后，又供给他的子弟，以激励军心，为国尽力。至于没有男丁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仍然供给，这是什么原因？自从皇帝车驾南巡以来，已负担几年了，都张着嘴等吃饭，农民就要受困。国家时常担心存粮不足，这也是因为赡养这些老幼几千万人，多人求食，白费的金钱也正在于此。如果立即停止供应，恐怕流离失所，但应当规定时间，让他们各自想办法，到规定期限便停止供应，他们又有什么可说。”皇帝大多采纳他的意见。

　　元光元年(1222)正月，升为保大军节度使，兼任..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州管内观察使。不久，告退离职。哀宗即位，召用旧官员，起用他为尚书左丞，他奏事已略不如以前那样，名望也有所降低。不久，又请求退休回家，日常只是抄书教给子孙们，并在汴城东面修建园林，建一座亭子称为“静隐亭”，他时常跟侯挚等人在里面游览吟咏。正大八年(1231)二月乙丑，死于嵩山的崇福宫，当年六十九岁。他初次游览嵩山时，曾经说：“我多想主管这座山！”果然死在这里。

　　张行信为人品德纯正直率，不喜欢粉饰自己，虽然两次担任丞相，却依然像没有当官一样。他遇事敢于发表意见，无所畏惧和避讳，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时，别人都替他捏一把汗，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他去世时，即使是平日非常嫉妒他的人，也在说一个正派人去世了。初到汴京，他父亲以御史大夫之职退休时身体还很健康，他的哥哥张行简任翰林学士承旨，张行信任礼部尚书，各子侄当中许多人中进士当了官，这是当世所未有过的情况。

 

 

《列传·卷四十六》

 

　　胥鼎 侯挚 把胡鲁 师安名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藩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