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77

后勿复尔。”累除同知漕运司事，尝奏言：“漕户顾直太高，虚费官物，宜约量裁损。若减三之一，岁可省官钱一十五万余贯。”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员外郎，条上便宜数事，世宗谓宰臣曰：“玑言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及言官钱利害，甚可取。前后户部官往往偷延岁月，如玑者不可多得，卿等议其可者行之。玑向言漕运省费事，尽心公家，不厚赏无以劝来者。”乃赐钱三千贯。擢濰州刺史，徙知济州。未几，迁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诉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谓宰臣曰：“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曰：“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曰：“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转国子祭酒，寻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珫。

　　珫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补阁门祗候，遭父丧求终制，会海陵篡立，不许，改充护卫。海陵忌宗室，珫坐与往来，斥居乡里。世宗即位，珫昼夜兼驰上谒，世宗大悦，以为护卫十人长。往招宗叙、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皆相继来附。还报，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谓之曰：“太平所至，庶几能赞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进。与乌居仁等往南京发遣六宫百司，珫建议留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经略淮右，余皆北来，诏从之。丁母忧，起复，三迁武库署令。车驾幸西京，留珫为中都总管判官。再转近侍局使，迁太子少詹事，兼引进使，赐袭衣。未几，为陕西统军都监，赐厩马、金带，皇太子以马与币为赆。召为同知宣徽院事，迁太子詹事、右宣徽使，与张仅言典领昭德皇后园陵，襄事，太子赠以厩马。转左宣徽使，以疾求补外，除定海军节度使，以其弟太府监玮为同知宣徽院事。珫朝辞，上曰：“卿旧臣，今补外，宁不恻然。东莱濒海，风物亦佳，卿到必得调养。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见卿也。”仍赐厩马、金带、彩十端、绢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珫柩过京畿，敕有司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

　　康元弼，字辅之，大同云中人。幼敏学，善属文，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汝阳簿，改崇义军节度判官。由垣曲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累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召为大理丞。

　　大定二十七年，河决曹、濮间，濒水者多垫溺，朝延遣元弼往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出为弘州刺史，阅岁授大理少卿。先是，卫州为河所坏，增筑苏门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乐迁，欲复归卫，于是遣元弼按视，还言治故城便，遂复其旧。转秘书少监，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领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为皇太后，以元弼旧臣诏充副卫尉。再转大理卿，以丧去，起复为尚书刑部侍郎，兼郓王傅，迁南京路转运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也。以荫补国史院书写，积劳调徐州录事，召为枢密院知法，三迁翰林修撰。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御史台举益刚正可任，遂兼监察御史。未几，改户部员外郎。明昌三年，畿内饥，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谢，诏谕之曰：“亲民之职，惟在守令，比岁民饥，故遣卿等往抚育之。其资序有过者有弗及者，朕不计此，但以材选，尔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饥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递出粟以佐之，且命属县视以为法，多所全活。郡东南有堤久颓圮，水屡为害，益增修之，民以为便，为益立祠。升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诏以泗州当使客所经，守臣宜择人，宰臣进拟数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御使。召为尚书户部侍郎，寻转兵部。属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点检兖往招降之。承安二年，边鄙弗宁，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议，益谓“守为便。天子之兵当取万全，若王师轻出，少有不利，非惟损大国之威，恐启敌人侵玩之心。”出为山东西路转运使。有敕使按鹰于山东，益奏：“乞止令调于近甸，何必惊远方耳目。”书闻，上命有司治使者罪。迁河东南北路按察使。旧制，在位官有不任职，委所属上司体访。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益上言以为：“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纠劾，似为得体”。又言：“随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公通献遗，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纳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赞曰：阎公贞定金律令，杨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称之，难矣。焦旭畿内小官，听断不受御史风指，遂罹深宪。大臣请人主游猎，劾奏其非，为之罢猎，诚有古人之风焉。李完、康元弼无他足称，完论台令史一事，元弼论曹、卫两城，各当其可。马百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珫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 部分译文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提为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调任崞县丞。改任东京市令。世宗让他兼任留务，非常喜爱看重他。海陵修汴京，用大节主管此工程。世宗在辽东登位，有人劝大节去跟他，富贵荣华即刻可以到手。大节说：“命运注定，何必着急呢！”按例补为尚书省令史，升秘书郎、大理司直。正好遇上左警巡使空缺，世宗对宰臣说：“我得到任此职的人了。”于是授职给大节。不久因为杖杀恶霸被有司弹劾，削一级官职。没过多久，授予同知..州防御使事。

　　大节入朝后担任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侵蚀安次，奉命护视城堤。提为修内司使，编排东京路户籍，人们信服他的公平。升工部郎中。那时阜通监铸造钱币的方法有弊病，大节和吏部员外郎麻皀管理这事，见堆积的铜都粗劣有毛病，有人想收回原先付给百姓的钱。大节说“：这是有司收进的过失，老百姓怎么能参与呢？”把这事报告了上去，终于免于追究。随即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的辞职官吏捏造说县民藏铜的有十八村，大节查访到事实情况，判吏有罪，百姓刻石歌颂他。皇帝召见并授予他工部侍郎，又改任户部。世宗东巡时，任太府监，对他说：“侍郎和太府监同品，因随行供给与应付要凭借你办罢了。”不久担任宋生日使，回来授予横海军节度使，经过皇宫到东宫拜谢，显宗安抚慰问很久，说“：一切事只要中就行了。”因而把“惟中”写在自己公堂的匾额上。郡内有大盗长久没被捕获，大节用计擒住了他。后来黄河在卫决口，横流向东，沧境内有不少黄河故道，大节立即相应采取修补河堤的措施，使洪水没有造成灾害。

　　章宗即位，大节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就说河东赋重应减，商议的人有的不同意，大节用其他路的田赋标准质问他们，于是章宗命令减少它。大节请求辞官退休，皇帝不允许，任知太原府，因为并、代是他家乡的郡，所以优待他。有次，靠城墙一男子被杀，大节听他妻哭声不悲痛，叫来审问，果为奸夫所杀，百姓把他看作神。西山有晋代叔虞祠，原来祠中施舍来的钱交公使库，大节还给寺里用作供给、建造和修缮的费用。他被选任河东路提刑使，未赴任，留当知大兴府事，他治理能力很有名。

　　经过几年，改任知广宁府，又请求告老辞官，授予震武军节度使。辖区内有银矿可冶炼，有司认为争斗抢劫由此产生，交给河东、西京提刑司和州官一同商议，都认为官府专营有利，大节说“：山川河泽的利益应当和百姓一起分享，况且贫而无业的人严惩能禁止他们偷拿吗？应明确告诉百姓，给他们地交纳赋税，那么那些游惰无法从事生产的人有了生活的保障，对官府也有利。”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他再次请求退休，被允许了，仍然提拔他儿子尚书刑部员外郎严叟为忻州刺史，以便有官俸供养。承安五年(1200)，张大节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节一向廉洁勤奋好学，能鼓励后辈，自以为从任倜那里得到学问，对待任倜的儿子比亲生的还好。又善下棋，当世推为第一，曾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下棋。世宗曾对宰臣说“：人们大多说王袺是有才能的官，依我看，他凡事不肯尽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张大节禀性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远在王袺之上，可惜用他太晚。”又多次告诉近臣说“：某某不是没有才干，然而赶不上张大节忠实。”世宗对大节的了解就是这样。

　　韩锡，字难老，他的祖先从析津迁移到蓟州的渔阳。祖父贻愿，是辽宣徽北院使。父亲秉休，归附朝廷，任忠正军节度使。

　　韩锡因为先代当官补任..门祗候。天会中，讨伐宋朝，锡随军掌管礼仪，不久因母亲年老于是成了监差。过了较长一段日子，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朝为宫苑使。天德元年(1149)，提拔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管理燕都的建造修缮。特别赏锡他为胡砺那一榜进士及第，四次调动为尚书户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

　　随后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给金牌一面、银牌十面，到山东登记水手。当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赶到杭州，让锡统率三百战船在广陵会合，恰好保衡战败回来，丧失船只过半，命令韩锡补足数量。当时水浅，船只不能前进，海陵派使者加急责问他，众人稍有逃亡，锡召见各部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说“：现在连坐法很严，逃跑后将要到哪里去？即使一人偶然逃脱，那把妻子儿女怎么安置？”众人醒悟，逃跑的慢慢停止。

　　世宗在辽东改元大定，锡跑到世宗所在地方，下诏恢复原先的职务。第二年，授予同知河间府事，世宗在香..接见他，告诫他说：“听说皇族住在那儿的十分放纵，你应当依法纠正他们。”锡下车宣布皇帝的话，之后没有打扰政事危害百姓的人。升任孟州防御使，累进拜为绛阳军节度使，改任知济南府事，告老，允许他辞官。明昌五年(1194)死，享年八十三岁。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历任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城靠近滹沱河，当时是秋天庄稼成熟时，河水忽然暴涨，仲洙竭力护堤查堵缺口，终于没有造成灾害。有强盗夜间出现，居民震惊，仲洙率领县卒活捉其中一个，其他歹徒于是散逃，白天乘其不备进行搜捕全被抓获。随即因廉洁有才能升官一级，升任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朝为刑部主事，第六次提升为右司员外郎，不久转到吏部。世宗对宰臣说“：人有说话敏捷动听却平庸不正直的，有言辞笨拙迟钝而才智通达、一心向正的，像刘仲洙颇因才能品行突出被赞许，可是说话不善表达。”右丞张汝霖说“：人中像这样的人多了，希望皇上深层地观察。”二十九年(1189)，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来教育民众，百姓被感化。

　　章宗即位，授予刘仲洙为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珏等因为结党的罪名被黜废禁止做官的有三十多家，仲洙知道他们冤枉，上书极力申辩，皇帝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恢复了田珏的官爵，并解除了对这批人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授职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任平阳，调任德州防御使。转运使郭邦杰、节度使李晏都推荐刘仲洙代替自己。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这年饥荒，仲洙上表请求开仓济民，没等答复，先行救济出借粮食，有司弹劾他，判他用财物赎罪。当时仲洙兄仲渊因罪被责罚到石州，仲洙上书请求用莱州换石州，朝廷议论了没有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日子，因为年老请求辞官，多次上表才被接受。泰和八年(1208)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仲洙性情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尤其善长治理百姓，任职的地方都有功绩，是当时的能吏。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因祖上当官补任国史院书写，累积功劳后调为徐州录事，接着召任枢密院知法，第三次升为翰林修撰。当时北边有紧急情况，皇帝诏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太尉克宁力主用兵，益说天时不利，应等待以后再谋划。御史台推荐益刚强正直可担重任，于是兼监察御史。没多久，改为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1192)，京城地区饥荒，提拔任命益为霸州刺史，同授刺史的有十一人，不久入朝谢恩，下诏告诉他们说：“亲近百姓的职务只有郡守县令，连年百姓饥荒，所以派你们前去安抚养育他们。你们中的资历有超过的有没有达到的，我不考虑这些，只按照才能选用，你们应知道这些。”不久移剌益到达霸州，首先拿出俸禄中的粮食给饥饿的人吃，于是副职以下和郡中人依次拿出粮食来帮助饥民，而且命令属下县视之为法，多处地方百姓全活了下来。郡东南有河堤长久坍塌，大水多次成灾，益加修了它，百姓生活变为安逸，为益建立祠堂。升任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1194)，宋主刚登位，皇帝下诏说泗州处在使臣经过的地方，防守的官员应挑选好，宰臣拟定几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说“：特末阿不在什么地方？这人可以。”马上授予防御使。

　　移剌益被召任尚书户部侍郎，不久转兵部。隶属的众牧人反叛，命令益和殿前都点检兖前去招降他们。承安二年(1197)，边疆不安宁，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四品以上朝官来商议，益提出：“防守有利。天子的军队应取得绝对安全，如果我军轻易出动，稍遭受不利，不只损害大国的威严，恐怕引发敌人轻视及侵犯之心。”他出任山东西路转运使。有皇帝的使者在山东试鹰，益进言说：“请求只在都城郊外训练，何必惊动远方人呢？”听到报告，皇帝命有司惩处使者。升任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原先制度，在职的官员有不胜任的，委托他的上司据实查访。州府的正副职和幕府官员，允许互相举报申述。益上言认为“：这损害礼让之风，也恐怕同官为此不和，另外生出弊病来。请求仅令按察司纠正揭发，似乎更为恰当。”又说“：随路点军官和富人饮酒聚会，公开通报进献赠送，应得到准许由监察官在所部内追究当事人的犯法行为。”皇上都采纳了。泰和二年(1202)，在官任上去世。

 

 

《列传·卷三十六》

 

　　完颜匡 完颜纲 完颜定奴

　　完颜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孙。事豳王允成，为其府教读。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余岁，显宗命詹事乌林答愿择德行淳谨、才学该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阅月，愿启显宗曰：“豳王府教读完颜撒速、徐王府教读仆散讹可二人，可使教皇孙兄弟。”显宗曰：“典教幼子，须用淳谨者。”已而召见于承华殿西便殿。显宗问其年，对曰：“臣生之岁，海陵自上京迁中都，岁在壬申。”显宗曰：“二十八岁尔，詹事乃云三十岁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谓臣出入宫禁，故增其岁言之耳。”显宗顾谓近臣曰：“笃实人也。”命择日，使皇孙行师弟子礼。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因赐酒及彩币。顷之，世宗诏匡、讹可俱充太子侍读。

　　寝殿小底驼满九住问匡曰：“伯夷、叔齐何如人？”匡曰：“孔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辈学古，惟前言是信。夷、齐轻去其亲，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国，叔齐不苟从父之志亦去其国。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纣死，殷为周，夷、齐不食周粟，遂饿而死。正君臣之分，为天下后世虑至远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时，世宗如春水，显宗从，二人者马上相语遂后。显宗迟九住至，问曰：“何以后也？”九住以对，显宗叹曰：“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称善者良久，谓九住曰：“《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达，务辩口以难人。由是观之，人之学、不学，岂不相远哉。”显宗尝谓中侍局都监蒲察查刺曰：“入殿小底完颜讹出、侍读完颜撒速，与我同族，汝知之乎？”对曰：“不知也。”显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孙。讹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

　　显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词曰：“我祖睿宗，厚有阴德。国祚有传，储嗣当立。满朝疑惧，独先启策。徂征三秦，震惊来附。富平百万，望风奔仆。灵恩光被，时雨春旸。神化周浃，春生冬藏。”盖取宗翰与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陕西大破张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万春节，显宗命章宗歌此词侑觞，世宗愕然曰：“汝辈何因知此？”显宗奏曰：“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儿子知创业之艰难，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数四，酒行极欢，乙夜乃罢。

　　二十五年，匡中礼部策论进士。是岁，世宗在上京，显宗监国。三月甲辰，御试，前一日癸卯，读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御使把内刺、国史院编修官夹谷衡、国子助教尼庞古　鉴进禀，策题问“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兴教化，措刑罚，振纪纲，施之万世，何术可致？”匡已试，明日入见，显宗问对策云何，匡曰：“臣熟观策问敷教、措刑两事，不详‘振纪纲’一句，只作两事对，策必不能中。”显宗命匡诵所对策，终篇，曰：“是亦当中。”匡曰：“编修衡、助教鉴长于选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显宗惜之，谓侍臣曰：“我只欲问教化、刑罚两事，乃添振纪纲一句，命删去，李晏固执不可，今果误人矣。”谓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读二十一年府试不中，我本不欲侍读再试，恐伤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乐。”是岁初取止四十五人，显宗命添五人，仆散讹可中在四十五人，后除书画直长。匡与讹可俱为侍读，匡被眷遇特异，显宗谓匡曰：“汝无以讹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岁，显宗薨，章宗判大兴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为皇太孙。匡仍为太孙侍读。二十八年，匡试诗赋，漏写诗题下注字，不取，特赐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读如故。”

　　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长，历本局副使、局使，提点太医院，迁翰林直学士。使宋，上令权更名弼，以避宋祖讳，事载《本纪》。迁秘书监，仍兼太医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迁签书枢密院事，兼职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抚州。河北西路转运使温昉行六部事，主军中馈饷，屈意事匡，以马币为献，及私以官钱佐匡宴会费，监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边事，遂寝其奏。三年，入奏边事，居五日，还军。寻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

　　章宗立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当时号为外台，匡与司空襄，参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圣朝旧无提刑司，皇统、大定间每数岁一遣使廉察，郡县称治。自立此官，冀达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烦圣听。自古无提点刑狱专荐举之权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采访廉能之任。岁遣监察体究，仍不时选使廉访。”上从其议，于是监察体访之使出矣。

　　初，匡行院于抚州，障葛将攻边境，会西南路通事黄掴按出使乌都碗部知其谋，奔告行院为之备，迎击障葛，败其兵。按出与八品职，迁四官。匡迁三官。匡奏乞以所迁三官让其兄奉御赛一，上嘉其义，许之。改枢密副使，授世袭谋克。

　　宋主相韩侂胄。侂胄尝再为国使，颇知朝廷虚实。及为相，与苏师旦倡议复仇，身执其咎，缮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边将小小寇钞以尝试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确山界夺民马。三月，焚平氏镇，剽民财物，掠邓州白亭巡检家赀，持其印去。遂平县获宋人王俊，唐州获宋谍者李忤，俊襄阳军卒，忤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贮甲仗，修战舰，期以五月入寇。忤言侂胄谓大国西北用兵连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劝宋主都建康节制诸道。河南统军司奏请益兵为之备。诏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括战马，临洮、德顺、秦、巩各置弓手四千人。诏揆遗书宋人曰：“奈何兴兵？”宋人辞曰：“盗贼也。边臣不谨，今黜之矣。”

　　宋人将启边衅，太常卿赵之杰、知大兴府承晖、中丞孟铸皆曰：“江南败衄之余，自救不暇，恐不敢败盟。”匡曰：“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围城邑，动辄数千，不得为小寇。”上问参政思忠，思忠极言宋人败盟有状、与匡、畏也合，上以为然。及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使宋还，奏宋主修敬有加，无他志。上问匡曰：“于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议云何，今乃中变邪？”匡徐对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职也。《书》曰‘有备无患’，在陛下宸断耳。”于是罢河南宣抚司，仆散揆还朝。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关，取泗州、虹县、灵璧。四月，复诏仆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诸军。顷之，以匡为右副元帅。揆请匡先取光州，还军悬瓠，与大军合势南下。匡奏：“仆散揆大军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窥唐、邓，汴京留兵颇少，有掣肘之患，请出唐、邓。”从之。遣前锋都统乌古论庆寿以骑八千攻枣阳，遣左翼提控完颜江山以骑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统乌古孙兀屯取神马坡，皆克之。匡军次白虎粒，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乌古论庆寿扼赤岸，断襄、汉路。宋随州将雷大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赐诏奖谕，戒诸军毋虏掠、焚坏城邑。匡进兵围德安，分遣诸将徇下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等县，副统蒲察攻宜城县取之。十二月，败宋兵二万人于信阳之东，诏曰：“卿总师出疆屡捷，殄寇抚降，日辟土宇。彼恃汉、江以为险阻，箠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为难事，虽天佑顺，亦卿筹画之效也。益宏远图，以副朕意。”匡进所获女口百人。诏匡权尚书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帅如故。

　　吴曦以蜀、汉内附，诏匡先取襄阳以屏蔽蜀、汉。完颜福海破宋援襄阳兵于白石峪，遂取谷城县。仆散揆得疾，遂班师，至蔡，疾革，诏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围襄阳，士卒疲疫，会宗浩至汴，匡乃放军朝京师，转左副元帅，赐宴于天香殿，还军许州。九月，宗浩薨，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封定国公，代宗浩总诸军，行省于汴京。

　　初，仆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诸盗，乃购得韩侂胄族人元靓，使行间于宋。元靓渡淮，宋督视江、淮兵马事丘灊奏之宋主。是时，宋主、侂胄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以为请，得密奏，即命遣人护元靓北归，因请议和。密使其属刘佑送元靓申和议于揆，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宋主因密谕丘灊，使归罪边将以请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轻佻不可信，移书宋人，果欲请和当遣朱致和、吴琯、李大性、李璧来。侂胄得报大喜过望，乃召张岩于建康，罢为福建观察使，归罪苏师旦，贬之岭南。是时，李璧已为参政，不可遣。朱致知、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远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来，至濠州，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实为请，依靖康二年正月请和故事，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苏师旦等俟和议定当函首以献。柟至汴，以侂胄书上元帅府，匡复诘之，柟恳请曰：“此事实出朝旨，非行人所专。”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诏匡移书宋人，当函侂胄首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于是，宋吏部侍郎史弥远定计杀韩柟胄，弥远知国政，和好自此成矣。

　　于是，廷议诸军已取关隘不可与。王柟以宋参政钱象祖书来，略曰：

　　窃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许以画淮为界。今大国遵先皇帝圣意，自盱眙至唐、邓画界仍旧，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后也。然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已增岁币至三十万，通谢为三百万贯，以连岁师旅之余，重以丧祸，岂易办集。但边隙既开和议，区区悔艾之实，不得不黾勉遵承。又蒙圣画改输银三百万两，在本朝宜不敢固违，然倾国资财，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弃过图新，兼爱南北之意也。

　　主上仁慈宽厚，谨守信誓，岂有意于用兵。止缘侂胄启衅生事，迷国罔上，以至地斯。是以奋发英断，大正国典，朋附之辈，诛斥靡贷。今大国欲使斩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实本庸愚，怙权轻信，有误国事，而致侂胄误国者，苏师旦也。师旦既贬，侂胄尚力庇之，嘱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师旦已行斩首。傥大国终惠川、陕关隘，所画银两悉力祗备，师旦首函亦当传送，以谢大国。

　　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间。一旦犹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销释，奚必较锱铢毫末，反伤骨肉之恩乎？惟吴、蜀相为首尾，关隘系蜀安危，望敢备奏，始终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无兵革之患，不胜通国至愿。

　　是时，陕西宣抚司请增新得关隘戍兵万人。王柟状禀，如蒙归川、陕关隘，韩侂胄首必当函送，遵上国之命。匡奏曰：“关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当增戍万人，壁垒之役，馈餫之劳，费用必广。祖宗所以取者，以关隘仅能自保耳，非有益于战也。设能入寇，纵之平地，以铁骑蹂之，无一得脱。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负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无一日之安也。必谓兵力得之不可还赐，则汉上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枣阳、光化归顺之民数万户，较之陕右轻重可知，独在陛下决之耳。”诏报曰：“侂胄渠魁，既请函首，宋之悔服，可谓诚矣。”匡乃遣王柟还，复书曰：“宋国负渝盟之罪，自陈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终绝，优示训谕，许以更成，所以覆护镇抚之恩，至深至厚。昨奉圣训，如能斩送韩侂胄，徐议还淮南地。来书言韩侂胄已死，将以苏师旦首易之，饰辞相绐如此。至于犒军银两欲俟归关隘然后祗备，是皆有咈圣训。及王柟状禀，如蒙归还川、陕关隘，其韩侂胄首必当函送。圣训令斩送侂胄首者，本欲易淮南地，陕西关隘不预焉。王柟所陈亦非元画事理，不敢专决，具奏。奉旨‘朕以生灵为念，已贳宋罪，关隘区区岂足深较，既能函送韩侂胄首，陕西关隘可以还赐’。今恩训如此，其体大国宽仁矜恤曲从之意，追修誓书，赍遣通谢人使赴阙。”

　　王柟之归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驱掠，然后割赐淮南、川、陕，及彼誓书草本有犯庙讳字及文义有不如体制者，谕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驱掠散在州县，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农事已晚，边民连岁流离失所，扶携道路，即望复业，过此农时，遂失一岁之望。岁币犒军物多，非旬月可办。钱象祖复以书来，略曰：“窃见大金皇帝前日圣旨，如能斩送韩侂胄首，沿淮之地并依皇统、大定已画为定。又睹今来圣旨，既能送侂胄首，陕西关隘可并还赐。以此仰见圣慈宽大，初无必待发遣驱掠官兵，然后退兵交界之语。誓书草本添改处，先次录本赍呈，并将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纳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发还。欲望上体大金皇帝画定圣旨，先赐行下沿边及陕西所属，候侂胄首至界上，即便抽回军马，归还淮南及川、陕关隘地界。所有驱掠官兵，留之何益，见已从实刷勘，发还，其使人礼物岁币等已起发至真、扬间，伺候嘉报，迤逦前去界首，以俟取接。”

　　匡得钱象祖书，即具奏，诏报曰：“朕以生灵之故，已从所请，称臣割地，尚且阔略，区区小节，何足深较。其侂胄、师旦首函及诸叛亡至濠州，即听通谢人使入界，军马即当彻还，川、陕关隘，俟岁币犒军银纲至下蔡，画日割赐。”匡得诏书，即以谕宋人，使如诏书从事。

　　泰和八年闰四月乙未，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函至元帅府，匡遣平南抚军上将军纥石烈贞以，侂胄、师旦首函露布以闻。五月丁未，遣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奏告天地，武卫军都指挥使徒单镛奏告太庙，御史中丞孟铸告社稷。是日，上御应天门，立黄麾仗，受宋馘。尚书省奏露布，亲王百官起居上表称贺。献馘庙社，以露布颁中外。竿侂胄、师旦首并二人画像于通衢，百姓纵观，然后漆其首，藏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