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39

人。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立之谓之等杖。取身与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闲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试补之。又设控鹤二百人，皆以备出入者也。

　　大将府治之称号。收国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军帅司，以经略辽地，讨高永昌，置南路都统司，且以讨张觉。天辅五年袭辽主，始有内外诸军都统之名。时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隶焉，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每司统五六万人，又以渤海军为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然时亦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称亲管猛安者。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太宗天会元年，以袭辽主所立西南都统府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三年，以伐宋更为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及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金制，都元帅必以谙版孛极烈为之，恒居守而不出。六年，诏还二帅以镇方面。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凡州府所募射粮军、牢城军，每五百人为一指挥使司，设使，分为四都，都设左右什将及承局押官。其军数若有余或不足，则与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设指挥使，若百人则止设军使，百人以上立为都，不及百人止设什将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员。十年，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以镇高丽。后又置统军司于大名府。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府。九月，罢大名统军司，而置统军司于山西、河南、陕西三路。以元帅府都监、监军为使，分统天下之兵。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以婆速路统军司为总管府。三年，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诏曰：“太祖开创，因时制宜，材堪统众授之万户，其次千户及谋克。当时官赏未定，城郭未下，设此职许以世袭，乃权宜之制，非经久之利。今子孙相继专揽威权，其户不下数万，与留守总管无异，而世权过之。可罢是官。若旧无千户之职者，续思增置。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正隆末，复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东北路者，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应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宣宗贞祐三年，征代州戍兵五千，从胥鼎言，留代以屏平阳。兴定二年，选募河南、陕西弩手军二千人为一军，赐号威勇。及南迁，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从事，沿河诸城置行枢密院元帅府，大者有“便宜”之号，小者有“从宜”之名。元光间，时招义军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也。然又外设一总领提控，故时皆称元帅为总领云。

　　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里、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在抚州)、斡睹只、蒲速碗、(蒲速碗本斡睹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为板底因乌鲁古。)瓯里本、(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者言滋息也。)合鲁碗、耶卢碗。(在武平县、临潢、泰州之境。)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敕诸所，马三岁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时遣使阅实其数，缺则杖其官，而令牧人偿之，匿其实者监察举觉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四千。明昌五年，散騬马，令中都、西京、河北东、西路验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它路民养马者，死则于前四路所养者给换，若欲用则悉以送官。此金之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于民，及取群官之余骑，以供战士焉。宣宗兴定元年，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马一匹银五十两，中下递减十两。不愿酬直者，上等二匹补一官，杂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陈首，限外匿及杀，并绞。”又遣官括市民马，立赏格以示劝，五百匹以上钞千贯，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两官。

　　养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正月，诏岁给辽东戍卒绸绢有差。正隆四年，命河南、陕西统军司并虞候司顺德军，官兵并增廪给。六年，将南征，以绢万匹于京城易衣袄穿膝一万，以给军。世宗大定三年，南征，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官府止有二百万贯，外可取于官民户，此军须钱之所由起也。时言事者，以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循宋、齐旧例，州县司吏、弓手于民间验物力均敷顾钱，名曰“免役”，请以是钱赡军。至是，省具数以闻，诏罢弓手钱，其司吏钱仍旧。四年六月，奏，元帅府乞降军须钱，上曰：“帅府支费无度，例皆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会计军须支用不尽之数，及诸路转运司见在如实缺用，则别具以闻。”十年四月，命德顺州建营屋以处屯军。十七年七月，岁以羊皮三万赐西北路戍兵。承安三年，以军须所费甚大，乞验天下物力均征。拟依黄河夫钱例，征军须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临潢、全州则免征，周年三限送纳。恐期远，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输纳。

　　凡河南、陕西、山东放老千户、谋克、蒲辇、正军、阿里喜等给赏之例，旧军千户十年以上赏银五十两、绢三十匹，不及十年，比附十年以上谋克支。谋克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蒲辇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及十年银二十两，绢一十五匹。马步正军、阿里喜等勾当不拘年分，放老正军银一十五两、绢一十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头人等同银八两、绢五匹。三虞候千户，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谋克二十年以上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及十年银一十两、绢一十五匹。蒲辇十年以上银二十两、绢一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一十五两、绢一十匹。正军、阿里喜、勾当不拘年分，放老正军银一十两、绢七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头人等同银五两，绢四匹。北边万户、千户、谋克等，历过军功及年老放罢给赏之例(迁官同从吏部格)，正千户管押万户，勾当过一十五年，迁两官与从五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六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六十两匹。正谋克管押万户，勾当一十五年迁两官与正六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七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五十两匹。正千户官押千户，勾当过二十年，迁一官与正六品，不及二十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七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四十两匹。正谋克管押千户以下，依河南、陕西体例。凡镇防军，每年试射，射若有出众，上等赏银四两，特异众者赏十两银马盂。签充武卫军，挈家赴京者，人日给六口粮，马四匹刍藁。

　　诸招军月给例物。边铺军钱五十贯、绢十匹。军匠上中等钱五十贯、绢五匹，下等钱四十贯、绢四匹。黄河埽兵钱三十贯、绢五匹，射粮军及沟渠等处埽兵水手，钱二十贯、绢二匹，士兵钱十贯、绢一匹。凡射粮军指挥使及黄、沁埽兵指挥使，钱粟七贯石、绢六匹，军使钱粟六贯石、绢同上，什将钱二贯、粟三石，春衣钱五贯、秋衣钱十贯。承局押官钱一贯五百文、粟二石，春衣钱五贯、秋衣钱七贯。牢城并士兵钱八百文、粟二石，春衣钱四贯、秋衣钱六贯。边铺军请给与射粮军同。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马军，猛安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马刍粟，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五马刍粟，蒲辇钱四贯、米石七斗、绢五匹、四马刍粟，正军钱二贯、米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两马刍粟，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步军，猛安马二匹、谋克马一匹刍粟。每马给刍一束、粟五升，岁仲青野有青草马可收养则止，惟每猛安当差马七十二匹，四时皆给。又定制河南、山东、河东岁给五月，陕西六月。镇防军补买马钱，河南路正军五百文，阿里喜随色人三百文，陕西、山东路正军三百文，阿里喜随色人二百文。诸屯田被差及缘边驻紥捉杀军，猛安月给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马刍粟，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马刍粟，蒲辇钱二贯、米六斗、二马刍粟，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马刍粟，阿里喜随色人钱一贯、米四斗、一马刍粟。德顺军指挥使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三马刍粟，军使什将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给两马料，长行钱二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给一马料，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绸绢春秋各一匹，给三马料，蒲辇钱一贯、米二石七斗、绸绢同上，给二马料，长行钱一贯、米一石八斗、绸绢同上，饲一马。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千户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饲马六匹，步军饲两马、地五顷，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五马、地四顷，蒲辇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饲四马、地三顷，正军钱二贯、米一石四斗五升、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两马、地二顷，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地一顷，旗鼓司人与阿里喜同，交替军钱二贯、米四斗，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汉军，千户月给钱三贯、粮四石、绢八匹、饲四马，谋克钱二贯五百文、粮一石、绢六匹、饲二马，正军钱二贯、米九斗五升、绢四匹。上京路永屯驻军所除授，千户月给钱粟十五贯石、绢十匹、绵二十两、饲三马，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二马，正军月支钱二贯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一马，阿里喜随色人钱二贯、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诸北边永驻军，月给补买马钱四百文，随色人三百文。贞祐三年，军前委差及掌军官，规图粮料，冒占职役，皆无实员，又见职及遥授者，已有俸给，又与无职事者同支券粮，故时议欲省员减所给之数，俟征行则全给之。及兴定二年，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言：“一军充役，举家廪给，盖欲感悦士心，使为国尽力耳！至于无军之家，复无丁男，而其妻女犹受给何谓耶？”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见屯军户，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语在《田制》。诸屯田军人，如差防送，日给钱一百五十文。看管孝宁宫人，月各给米五斗、柴一车、春秋衣粗布一段、秋绢二匹、绵一十五两。诸黄院子年满者，以元请钱粮三分内，给一贯石养老。

 

 

《志·卷二十六》

 

　　◎刑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闲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处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养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爱。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爱以兴仁，廉以兴义，仁义兴，刑法不几于措乎？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天会以来，渐从吏议，皇统颁制，兼用古律。厥后，正隆又有《续降制书》。大定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当浸备。既而《泰和律义》成书，宜无遗憾。然国脉纾蹙，风俗醇樗，世道升降，君子观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百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虽然，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近古人君听断，言几于道，鲜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尝亲民事，当宁裁决，宽猛出入虽时或过中，迹其矜恕之多，犹有祖风焉。简牍所存，可为龟鉴者，《本纪》、《刑志》详略互见云。

　　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篸，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牌，亦论以违制。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以减死论。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求盗不得。命点检司治之，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诬伏。上疑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事觉，伏诛。上闻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赐死者钱人二百贯，不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是岁，断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九年，因御史台奏狱事，上曰：“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复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旧法。已而，上谓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复旧。今闻民间有不欲者，其令罢之。”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十一年，诏谕有司曰：“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十二年，尚书省言：“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今遇赦当叙，仍免征赃。”上以贪伪，勿叙，且曰：“乞取之赃，若有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还其主，惟应入官者免征。”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可皆除名。”先是，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十五年，诏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十七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

　　时济南尹梁肃言，犯徒者当免杖。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恶，不从。尝诏宰臣，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又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御批送尚书省曰：“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勿复尔。”又曰：“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犹当念之，况其小过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轻哉！”上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綎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统、正隆之《制》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伦其轻重，删繁正失。制有阙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阙及疑而不能决者，则取旨画定。《军前权宜条理》内有可以常行者亦为定法，余未应者亦别为一部存之。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

　　二十年，上见有蹂践禾稼者，谓宰相曰：“今后有践民田者杖六十，盗人谷者杖八十，并偿其直。”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俊以斧击杀之，罪当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二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断便可闻奏。如乌古论公说事，近取观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断，再送司直披详，又送阖寺参详，反覆三次，妄生情见，不得结绝。朕以国政不宜滞留，昨虽炙艾六百炷，未尝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阖寺披详，荀有情见即具以闻，毋使滞留也。”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尚书省奏招讨司官及秃里乞取本部财物制，上曰：“远人止可矜恤，若进贡不阙，更以兵邀之，强取财物，与盗何异？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惩。”又曰：“朕所行制条，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岂能一一尽之。必因一事奏闻，方知有所窒碍，随即更定。今有圣旨、条理，复有制条，是使奸吏得以轻重也。”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上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坐受草畔子财，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罚俸一月。上曰：“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上以法寺断狱，以汉字译女直字，会法又复各出情见，妄生穿凿，徒致稽缓，遂诏罢情见。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妇人在囚，输作不便，而杖不分决，与杀无异，遂命免死输作者，决杖二百而免输作，以臀、背分决。时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宰臣曰：“古所以议亲，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异于宗室，汉外戚权太重，至移国祚，朕所以不令诸王、公主有权也。夫有功于国，议勋可也。至若议贤，既曰贤矣，肯犯法乎？脱或缘坐，则固当减请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与皇家无服者、及贤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议。上谓宰臣曰：“法有伦而不伦者，其改定之。”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既而事觉，法司奏，当徒二年半。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二十八年，上以制条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词，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晓之。

　　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

　　明昌元年，上问宰臣曰：“今何不专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曰：“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决之。今国家制、律混淆，固当分也。”遂置详定所，命审定律、令。承安二年，制军前受财法，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符宝局金牌，伏诛，仍除属籍。按虎、阿虎带失觉察，各杖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监察御史史肃言，《大定条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并准已娶为定，若夫亡，拘放从其主。离夫摘卖者令本主收赎，依旧与夫同聚。放良从良者即听赎换，如未赎换间与夫所生男女并听为良。而《泰和新格》复以夫亡服除准良人例，离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并听为良。若未出离再配与奴，或杂奸所生男女并许为良。如此不同，皆编格官妄为增减，以致随处诉讼纷扰，是涉违枉。”敕付所司正之。初，诏凡条格入制文内者，分为别卷。复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及律所无者，各校定以闻。如禁屠宰之类，当著于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名例篇》进，既而诸篇皆成，复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校之。四年七月，上以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两月一巡察，必不敢违法也。”五年正月，复令钩校制、律，即付详定所。时详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当异于律。既定复与旧同颁，则使人惑而易为奸矣！臣等谓，用今制条，参酌时宜，准律文修定，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名曰《明昌律义》。别编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谓：“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后颁行。若律科举人，则止习旧律。”遂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时奏狱而法官有独出情见者，上曰：“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故论者纷纷不已。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但折衷以从法尔。”平章守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罢之。然律有起请诸条，是古亦许情见矣。”上曰：“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见亦岂可无也。”明昌五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

　　承安三年，敕尚书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余创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议之。”四年四月，尚书省请再覆定令文，上因敕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转奏可也。文牍多者恐难遍览，其三推情疑以闻。”五月，上以法不适平，常行杖样，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铸铜为杖式，颁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轻，恐情理有难恕者，讯杖可再议之。”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先尝令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其官就谳之。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还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动经数月，愈致稽留，未便。”诏复从旧，令委官追取鞫之。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言：“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且谓宰臣曰：“长贰官委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命申御史台闻奏之制，当复举行也。”又命编前后条制，书之于册，以备将来考验。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奏，以见行铜杖式轻细，奸宄不畏，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且禁不得过五分。

　　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为七，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增时用之制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自《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百有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曰《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进，诏以明年五月颁行之。

　　贞祐三年，上谓宰臣：“自今监察官犯罪，其事关军国利害者，并笞决之。”贞祐四年，诏：“凡监察失纠劾者，从本法论。外使入国私通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家，灾伤乏食有司检核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考试举人而防闲不严，其罚并决。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治罪，论赎，余止坐，专差任满日议定。若任内曾以漏察被决，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八月，上谓宰臣曰：“律有八议，今言者或谓应议之人即当减等，何如？”宰臣对曰：“凡议者先条所坐及应议之状以请，必议定然后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志·卷二十七》

 

　　◎食货一

　　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唯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

　　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煟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谘及其增减，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罢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侵，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

　　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遗吏境内访察无遣，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

　　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蔇，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飖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於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耶！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褥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耳。其他盐策、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变易靡恒，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无篇，以备一代之制云。

　　户口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设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宰臣谓旧以五家为保，恐人易为计构而难觉察，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尝欲罢坊、里正，复以主首远，入城应代，妨农不便，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更代。)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　

　　当收国二年时，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多隐蔽为奴婢者。太祖下诏曰：“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庐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镇守上京路。既而，上闻昂已过上京，而降人复苦其侵扰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谕之，比至，而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详稳留住所领归附之民还东京，命有司常抚慰，且贷一岁之粮，其亲属被虏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太宗天会元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以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诏曰：“比闻民乏食至鬻子者，听以丁力等者赎之。”又诏孛堇阿实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六百余人。二年，民有自鬻为奴者，诏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岁饥，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直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厘正。”诏从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又谓宰臣曰：“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银山侧民于临潢。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许令婚娉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方许娉於良人。是年八月，奏猛安谋克户口、垦地、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四。迭剌、唐西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子、及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户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凭者为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谓：“凭验真伪难明，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当，令再议。省奏谓不拘括则讼终不绝，遂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是岁，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官兵二年之费，余验口计之，口月食五斗，可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积不多，是力农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道，以闻。”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余户，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户，有役则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户代之，事毕则复业，以致大损不逃之户。令省臣详议。宰臣奏：“旧制太轻。”遂命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实销乏者，内从御史台，外从按察司，体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极盛也。

　　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悬赏募人捕亡户，而复虑骚动，遂命依已降诏书，已免债逋，更招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通检推排

　　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凡规措条理，命尚书省画一以行。”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残暴，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离，甚者即殒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对，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