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112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

　　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

　　会宣帝崩，元帝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荐。高充位而已，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莫府，海内莫不卬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官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宠于皇后、太子。衡复上疏曰：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已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

　　陛下秉至考，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上敬纳其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语在《郊祀志》。

　　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奏显，追条其旧恶，并及党与。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诏勿劾。衡惭惧，上疏谢罪。因称病乞骸骨，上丞相乐安侯印绶。上报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劳公家，朕嘉与君同心合意，庶几有成。今司隶校尉尊妄诋欺，加非于君，朕甚闵焉。方下有司问状，君何疑而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烛也。传不云乎？‘礼义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专精神，近医药，强食自爱。”因赐上尊酒、养牛。衡起视事。上以新即位，褒优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久之，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越骑官属与昌弟且谋篡昌。事发觉，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而有司奏衡专地盗土，衡竟坐免。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

　　子咸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也。至禹父徙家莲勺。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宫。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说《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

　　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宽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秋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是时，帝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辅政专权。而上富于春秋，谦让，方乡经学，敬重师傅。而禹与凤并领尚书，内不相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报曰：“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禹惶恐，复起视事，河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

　　为相六岁，鸿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优再三，乃听许。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见礼如丞相，置从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

　　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

　　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阳侯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坏旧亭，重非所宜。孔子称‘赐爱其羊，我爱其礼’，宜更赐禹它地。”根虽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虽切，犹不见从，卒以肥牛亭地赐禹。根由是害禹宠，数毁恶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因归诚，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其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宫，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

　　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而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自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曲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禹见时有变异，若上体不安，常择日洁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有忧色。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谥曰节侯。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顺，顺为魏相。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博。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

　　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贡禹卒，及薛广德免，辄欲拜霸。霸让位，自陈至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及霸薨，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曰烈君。

　　霸四子，长子福嗣关内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诸曹。光，最少子也，经学尤明，年未二十，举为议郎。光禄勋匡衡举光方正，为谏大夫。坐议有不合，左迁虹长，自免归教授。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数使录冤狱，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光，帝师傅子，少以经行自著，进官蚤成。不结党友，养游说，有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势然也。徙光禄勋为御史大夫。

　　绥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无继嗣，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学多材，子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故皆劝上。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傅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中山王宜为嗣。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光以议不中意，左迁廷尉。

　　光久典尚书，练法令，号称详平。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虒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用长事发，丞相方进，大司空武议，以为：“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讫也，长犯大逆时，虒始等见为长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后乃弃去，于法无以解。请论。”光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弃去虒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是岁，右将军褒、后将军博坐定陵、红阳侯皆免为庶人。以光为左将军，居右将军官职，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居后将军官职。罢后将军官。数月，丞相方进薨，召左将军光，当拜，已刻侯印书赞，上暴崩，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赏大臣，益封光千户。时，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国邸，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直道行。顷之，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倾邪，上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光与大司空师丹奏言：“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免归故郡。’复有诏止。天下疑惑，无所取信，亏损圣德，诚不小愆。陛下以变异连见，避正殿，见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应天戒。”卒不得遣，复为侍中。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群下多顺诣，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师丹与光持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猗违者连岁。丹以罪免，而朱博代为大司空。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后数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为御史大夫，辅翼先帝，出入八年，卒无忠言嘉谋；今相朕，出入三年，忧国之风复无闻焉。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数以问君，君无怵惕忧惧之意，对毋能为。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书》不云乎？‘毋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罢归。”

　　光退闾里，杜门自守。而朱博代为丞相，数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杀。平当代为丞相，数月薨。王嘉复为丞相，数谏争忤指。旬岁间阅三相，议者皆以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蚀之，后十余日傅太后崩。是月，征光诣公车，问日蚀事。光对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朓、侧匿，甚则薄蚀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岁之朝曰三朝，其应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变见三朝之会。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皆谓不惧者凶，惧之则吉也。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甚。《书》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顺天也。又曰‘天棐谌辞’，言有诚道，天辅之也。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至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

　　书奏，上说，赐光束帛，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诏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光谢曰：“臣以朽材，前比历位典天职，卒无尺寸之效，幸免罪诛，全保首领，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窃见国家故事，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踔绝之能，不相逾越。尚书仆射敞，公正勤职，通敏于事，可尚书令。谨封上。”敞以举故，为东平太守。敞姓成公，东海人也。

　　光为大夫月余，丞相嘉下狱死，御史大夫贾延免。光复为御史大夫，二月为丞相，复故国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复免傅嘉，曰：“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诉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倾覆巧伪，挟奸以罔上，崇党以蔽朝，伤善以肆意。《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

　　明年，定三公官，光更为大司徒。会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是为平帝。帝年幼，太后称制，委政于莽。初，哀帝罢黜王氏，故太后与莽怨丁、傅、董贤之党。莽以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备礼事光。所欲搏击，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诛伤。莽权日盛，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明年，徙为太师，而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有诏朝朔望，领城门兵。莽又风群臣奏莽功德，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百官统焉。光愈恐，固称疾辞位。太后诏曰：“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德行纯淑，道不通明，居四辅职，辅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国之重，其犹不可以阙焉。《书》曰‘无遗耇老’，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其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赐太师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十七物，然后归老于第，官属按职如故。”

　　光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张，谏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太后迹遣中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辒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辆，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将作穿复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谥曰简烈侯。

　　初，光以丞相封，后益封，凡食邑万一千户。疾甚，上书让还七千户，及还所赐一第。

　　子放嗣。莽篡位后，以光兄子永为大司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莽更封为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师丹荐宫行能高洁，迁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见称。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为太师薨，宫复代光为太师，兼司徒官。

　　初，宫哀帝时与丞相、御史杂议帝祖母傅太后谥，及元始中，王莽发傅太后陵徙归定陶，以民葬之，追诛前议者。宫为莽所厚，独不及，内惭惧，上书谢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诏赐宫策曰：

　　太师、大师徒、扶德侯上书言：“前以光禄勋议故定陶共王母谥，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臣知妾不得体君，卑不得敌尊，而希指雷同，诡经辟说，以惑误上。为臣不忠，当伏斧钺之诛，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领。伏自惟念，入称四辅，出备三公，爵为列侯，诚无颜复望阙廷，无心复居官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为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如君言至诚可听，惟君之恶在洒心前，不敢文过，朕甚多之，不夺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义。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以侯就第。

　　王莽篡位，以宫为太子师，卒官。

　　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云。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50. 译文

 

　　匡衡，字稚圭，柬海承县人。祖父世代务农，到匡衡时喜好读书，因家贫，匡衡当雇工获取报酬支付费用。匡衡的精力超过常人，许多儒者赞美说：“不要讲《诗》，匡衡就要来；匡衡来讲《诗》，使人开心大笑不已。”

　　匡衡得中甲科，因为不中甲科条令，衹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选任为平原郡文学。很多学者都上书推举匡衡精通经典，当世无双，应任命为文学，去京师为官；后学之辈都愿跟从匡衡到平原郡学习，匡衡不应该在远离京师的地方作官。皇上把这件事交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前往询问，匡衡用《诗经》大义回答，回答得十分深刻、精彩。萧望之上奏匡衡精通经学，讲说有师道传承，可供观览。宣帝不大任用儒者，便遣匡衡回原地。但是，皇太子看到匡衡的问对后，私下裹赏识他。

　　宣帝驾崩，元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兼任尚书，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手。萧望之是名儒，是皇帝的恩师，皇帝重用他，在推荐人才方面颇多贡献。而史高则不问政事，徒有名位，和萧望之产生隔阂。长安县令杨兴劝说史高说：“将军以亲戚关系辅助政事，名位高贵，举世无比，然而在众人的议论中，好的名声、荣誉不全在将军身上，是何原因呢？在于他们听说将军不能荐贤及有才能的人。作为将军的幕府，世人没有不仰望羡慕的，而将军所推举的人不过是私家宾客，乳母的子弟。将军因为人情的缘故忽视了众人的议论，而不知道有自己不对的地方，但是衹要有一个人在私下议论，就会流传天下。您虽然富贵在身，但士人却不称赞，好比反穿着纯白的狐皮大衣一样，华而不实。古人很忌讳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屈尊费心，以寻求贤能的人作为己任。经传上说：因为贤人难得，所以说办事不能坐等贤人到来；因为食物难得，所以饱食就不能坐等食物送来。还有比这种等待更严重的情况。平原文学匡衡的才能智慧都绰绰有余，经学造诣超群绝伦，因为在朝廷无阶升迁，衹得随着选补的文牒转到远离京师的地方作官。将军如果召匡衡到幕府任职，天下学士一定纷纷跟从他，让他参与议论政事，根据他的特长，推荐给朝廷，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您将这件事做给众人看，您的美名也就会在世上流传。”史高认为杨兴讲得有理，就任命匡衡为议曹史，将他推荐给皇上，皇上让他做郎中，后升为博士，兼任给事中。

　　这时，发生了H食、地震等灾异变化，皇上询问这些变化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匡衡上疏说：臣听说五帝礼不相同，三王的政教各异，民情风俗很不同，原因在于时代变化了。陛下亲施圣德，开启天下太平之路，怜悯触犯了法律禁令的愚昧官吏和百姓，年年大赦，让百姓改正行为，自我革新，遣确是天下幸事。臣看到大赦之后，巧佞奸邪没有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紧跟着又入狱，这大概是劝导百姓不得要领吧。一般说，教养百姓，如《孝经》所说：“陈述道德仁义给他们听”，“公布好坏标准给他们看”，观察他们的失误而明确行为规范，因此行动就会和睦相处，抚慰就会安宁无事。现在风俗是贪取财利鄙视仁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轻视廉耻，放纵荒淫，纲纪失去秩序，关系较远的妻妾娘家超过了同姓骨肉的本家，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藉婚姻结党之风盛行，相互之间苟且徼幸行事，卖身求荣。他们仍不改其本来的面目，虽然每年都大赦一次，刑法也很难置而不用。以臣愚见应该彻底地改变这种风气。孔子说：　“能以礼节谦让治理国家，靠什么呢？”朝廷是支撑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间相互遵循礼节，恭敬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互相争斗；大臣们爱好仁义，乐于施舍，那么百姓就不会使用暴力；上面崇尚高风亮节，那么百姓就会注重品行；上面温柔宽大，那么百姓就会相互爱护。以上四点，是开明的君主之所以不行严厉的刑法而能改变天下的风气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上有冲动无理的争论言行，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独断专权的人，下面就会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争胜的大臣，下面就会有相互伤害之心；上面有贪财好利之臣，下面就会有偷盗行窃之民：造就是时俗变化的根本原因。当今俗吏治理国家，都不根据礼节谦让的原则，而推崇强暴取胜，贪取财利并倾慕权势，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不能制止；即使用严厉的刑法，仍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由于当政者没有教化好。

　　我个人研究《国风》，其中的《周南》、《召南》受圣贤之人的教化很深，因此表现得品行忠厚，不淫其色而知廉耻。郑庄公崇尚勇武，其国人就空手搏虎；秦穆公注重信誉，士人就多以死相从；陈夫人爱好巫术，百姓就大肆祭祀；晋侯喜好节俭，他的百姓就积财聚物；周太王躬行仁义，邻国就崇尚宽恕。从以上可以看出，治理国家在于提倡一种可效法的时俗风尚。时下的风俗，虚伪浅薄、嫉妒陷害，不谦让到了极点。我听说教化的普及，并不是要到每一家，去对每…个人进行说教。衹要贤德的人处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适合的职位，朝廷崇尚礼节，百官注重谦让。道德教化，由内到外，从身边开始，然后百姓知道效法的准则，不知不觉就会变得善良起来。这样百姓安乐，阴阳和合，神灵感应，喜庆吉祥的气象就会出现。《诗经》说：　“商都的礼俗昭然可以仿效，是天下四方的榜样。长寿安康，以此来保全我的子孙后代。”这正是成汤之所以实现国家大治，保全子孙，改变异方风俗，使远方之人归附自己的原因。现在长安是天子的京师，亲自承受圣上的教化，但是长安的习俗无异于偏远之地，从郡国来的人无以效法，有的看到奢侈靡乱的风气反而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扭转风俗的关键所在，是应该首先端正的风气。

　　我听说天地与入之间，阴阳之气相互感应，形成灾异或祥瑞，善与恶相互衍化，在下层百姓发生的事情，在上层一定有征兆产生，阴阳之气的变动互有感应，阴变静就转化为动，阳被遮蔽则明就会变暗，洪涝或干旱的灾异也就随着到来。现在关东年年饥荒，百姓贫乏穷困，有的地方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造都是由于赋税太多，百姓上缴的过多，而官吏安顿百姓不称职的缘故。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爱惜怜悯百姓，自己很节约减省，减省甘泉、建章宫的卫兵，停罢了珠崖郡，停止武力，推行文治，将要继承尧舜那样的盛世，而避免像殷周那样的衰落。大家看到罢置珠崖郡的诏书后，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为将要看到太平盛世了。因此，陛下应该立即减少宫殿皇室的费用，省却奢靡华丽的装饰，修定规章制度，整治朝廷内外，重用忠良正直之臣，疏远巧言佞色之徒，禁止郑、卫淫声，宣扬《雅》、《颂》礼乐，推举有卓异才能的人，广开直言相进的渠道，任用仁慈贤良的人，罢免残忍刻薄的酷吏，表彰高洁清白之士，博览《六艺》的大意，明察前代治国的要领，通晓自然变化之道，推广和睦相处的风气，来推崇至高无上的仁政，匡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追求的欲望，让世人都清楚地知道朝廷所推崇树立的榜样，让道德风气在京师弘扬光大，让好的名声远播到国外去，之后，教化就可以实现，礼节谦让也就可以蔚然成风。

　　皇上听了他的话后很高兴，进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这时，皇上喜好儒家的学术和文章，对宣帝时的政治改动很多，上疏谈论政事的人多得到皇上的召见，人人都自以为自己所讲的会称皇上的心意。与此同时，由于傅昭仪和他的儿子定陶王受到皇帝的宠爱，超过了皇后、皇太子。匡衡便又上疏说：我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察自己的用心。一般来说，接受天命委任的帝王，其任务主要在于创业立制并把国家大权不断地延续下去；继承先王体制的国君，其用心应在于继承弘扬先王的美德，褒扬光大先王的功业。过去周成王继承王位，想的是追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来修身养性，功绩美名都归之于周文王、周武王，不敢自己独享功名，因此上天满意，成就他的功业，鬼神都保佑他。记载这事的《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说：　“思念我们的先王文王、武王的美德，继承发扬光大，鬼神都降临到朝廷。”造就是说周成王经常想念先辈的功业，感动天地鬼神来保佑他，帮助他治理国家。陛下圣德覆盖天地，仁爱遍布海内，但是阴阳之气未和，奸邪没有禁止，其原因在于上疏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都争相述说先帝的制度不可以再用了，拼命地加以改变，而改变后的有些制度却又不能够推行，于是又回复过来，造就使得百官是非不清，官吏和百姓没有可以相信的准则。我私下裹很痛恨国家废除百姓已经乐于接受的礼乐和功业，而徒劳地进行各种变更。希望陛下详察国家基业，注重遵循先帝的制度，弘扬先王的功业，以此来稳定百官臣僚的心思。《诗经。大雅。文王》说：“常思念你的先祖，继承发扬他的美德。”孔子把它写在《孝经》的第一章，其原因就在于这是圣德的根本所在。经传上说：“察视善恶，调理情性，而王道也就完成了。”能够调理好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调理好百姓万物的情性；能够调理好百姓万物的情性，也就可以明晓天地变化。治理心性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拥有的特长，然后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一般说来，聪明的人，应注重大的方面的观察；孤陋寡闻的人应避免闭塞不通，勇猛刚强的人应杜绝过于暴烈；仁慈厚爱、温和善良的人应警惕没有决断；沉着、安静、行动舒缓的人应防止错过时机；心思广大的人应戒备遣忘事情。一定要仔细分辨自己应当警戒小心的地方，并在道德义理上不断约束，这样才能实现性情和乐的教化，使得巧佞虚伪之徒不敢相互攀比，企望进升。望陛下明察自己应该有所戒备，以便弘扬圣德。

　　我还听说，如果明了治家之道，也就懂得了治国的道理，因此《诗经》以《国风。关雎》篇为开端，《礼记》以《冠义》、《婚义》为根本。以《国风。关雎》为开端的原因，在于推究人的情性从而明人伦之道；以《冠义》、《婚义》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奠定基础而防患于未然。福的获得无不以家室为根基，而治国之道的衰微也无不是从家室之道开始的。因此圣王一定小心谨慎地注意皇后和妃子之间的界限，确定嫡长子的地位。家内实行礼节，在于地位卑贱的不超越地位尊贵的，晚辈不先于前辈人，逭也就是统揽人的情性、治理家室的道理。尊重嫡系，卑贱庶系，嫡长子在宫廷的主台阶上加冠，举行成人礼，在仪式上饮用美酒，其他的旁支儿子不得与他并排站列，原因就在于推重正体，避免嫌疑。不是无谓地增加礼仪的式相，而是内心裹认为二者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礼仪是用来表明内心的感情，使之表现在行动上。圣人不论是动静游玩宴乐，他接触的事物，无论大小贵贱，都有各自的次序；事物能各自得到自己应处的地位，天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百姓也就听从教化。应当亲近的人反而被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反而被轻视，奸佞乖巧之徒就会趁机而动，来扰乱国家。因此圣人谨慎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把它们禁止在没有发生之前，不因为个人私恩而损害国家的大义。如果陛下具备纯洁的圣德，没有什么事物得不到端正，那么国家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诗经》说：“要治理国家，应当首先治理他的家室。”经传上说：“治理好了家室，然后国家就可以稳定。”匡衡在任太子少傅的几年中，多次上疏陈述皇上应该做的事情，遇到朝廷有政事需要议论，匡衡总是依据经义来回答，言谈多符合法则义理。皇上认为可以担任公卿的职责了，因此任命匡衡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接替韦玄成担任丞相，受封乐安侯，享有食邑六百户。

　　元帝去世后，成帝即位，匡衡上疏告诫皇上慎重处理配偶的选择，讲述经学、礼节的法则，说： 陛下秉性孝敬，对元帝哀悼思慕不已，没有进行游乐、射猎的宴庆，这诚然是谨守孝道，时时刻刻不忘治国的根本。卑臣希望陛下虽然天性已经至孝，还要进一步地加意努力。《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说“多么忧愁啊，仿佛在病中一般”，说的是成王在丧事完毕之后，仍思念哀悼先王，胸中意气久久不能平息，这也正是周成王能够成就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弘扬圣人教化的根本原因。臣又听老师说：“选择配偶的事情，是人生开端，是一切幸福的根本。”婚姻的大礼确定之后，才可以成就万物，并保全天命。孔子论述《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