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103

姓诛杀除掉暴乱之人，受命于天，做了皇帝，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孝文皇帝在封国是代王，吕氏的人叛乱，天下混乱震动，然而群臣百姓都一个心思，要归顺文帝；可文帝还十分谦虚，坚决辞让。然后才即位做了皇帝。文帝消除像当初秦国那样的混乱局面，重振三代的和美风尚，所以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都蒙受了文帝的恩惠，文帝的功德仁义没人能比。我认为应该尊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代代接受后人祭祀，永远传下去，我十分高兴这样做。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的后代，从礼义角度来说都是一样的。孝景皇帝的祭庙与皇考庙因为都是亲子孙已死尽，应当按礼法规定予以毁弃。”韦玄成等人上书说：“祖宗的祭庙世世代代不毁弃，从祖宗以下，传五代祭庙就相继毁弃。现在高皇帝是太祖，孝文皇帝是太宗，孝景皇帝排次序是昭，孝武皇帝是穆，孝昭皇帝舆孝宣皇帝都排为昭。皇考庙因为亲子孙没有死尽不该毁弃。太上、孝惠庙因亲属关系都已疏远，应该撤除。太上皇庙中的神主应该埋在陵园中，孝惠皇帝为穆，神主迁到太祖庙中，陵寝园邑都不要再修建了。”他们的奏书得到了许可。

　　议事的大臣又认为《清庙》诗中说过祭祀神主的礼仪没有不要求清静的，可现在每月一次抬先皇帝的衣冠在陵寝与祭庙间游行，有众多的车马，有风有雨，不符合清静的要求。《礼记》上说：“祭祀不要次数太多，太多了就是亵渎，亵渎就是不尊敬祖先了。”因此应当恢复古代的礼制，按四季在庙中祭祀，另外那些陵寝园邑或几曰一次或几月一次不时地祭祀，都可以不必再修建。皇帝也就不再改变。第二年，韦玄成又上书说：“古代制定礼法，是为了区分尊卑贵贱，国王的母亲如果不是嫡氏就不能与先皇帝一起受祭于庙，那么就在陵寝献上食物进行祭祀，皇帝死了也就停止。陛下您十分孝顺，秉承天意，建立祖庙宗庙，制定相继毁弃祭庙的制度，排列昭穆，大礼已定好了，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陵寝园邑应该按照礼法，不再修复。”他的奏书得到许可。

　　一年多以后，韦玄成去世，匡衡做了丞相。皇上卧病在床，梦见祖宗谴责自己毁弃了各封国的祭庙；皇帝的小弟弟楚孝王也梦见了这事。皇帝下韶向匡衡询问怎么办，商议着想要重新在各封国建立祭庙，匡衡极力劝阻，认为不能这样做。皇帝的病很长时间不能好，匡衡很害怕，在高祖、孝文帝、孝武帝庙中祷告说：“后代曾孙皇帝继承先代伟大的功业，日夜勤劳，不敢好好享乐，想着发扬光大祖宗的基业，来昭明祖宗的伟大功绩。所以一举一动，迎接神主，都一定要遵从古代圣人的经术。以前的时候，主管官员认为先前在皇帝到过的地方建立宗庙，是为了笼络海内人心，并不是为了尊奉祖先父辈。现在靠宗庙的神灵，天下没人敢不归附，因而祖宗祭庙应当统一建在京城，由天子亲自主持祭祀，各封国的祭庙可以停止不再修建了。皇帝崇敬过去的礼制，敬重祖先的神明，便上告于祖宗，不敢失礼。现在皇帝害了病，久不能愈，又梦见祖宗用毁弃宗庙的事告诫他，楚王的梦也有这样的意思。皇帝十分害怕，便韶令我重新修建祭庙。我恭敬地认为上代帝王在主持祖宗神主祭祀的时候，最大的礼节是必须亲自到场。诸侯国的官吏地位卑贱，祭祀祖先的事不能让他们单独承办。另外，祭祀的要义是以百姓为根本准则，以前几年屡次没有丰收，百姓生活贫困，各封国的祭庙没办法修建。《礼》上说，不好的年景就不要举行祭祀，因为那样祖宗神主不高兴，所以不敢举行。如果确是因为朝廷做事不合礼义，违背了祖宗的心意，那罪过全在匡衡我一人身上，我应当受灾祸，害大病，掉到沟裹死去。现在的皇帝十分孝顺诚敬，应该得到祖宗的保佑与赐福。希望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能够明察，保佑孝顺的皇帝，开恩赐予皇帝高寿，让他的病早些好，恢复平常的样子，永远奉保宗庙，那么天下百姓便十分幸运了！”

　　又就毁庙的事祷告说：　“以前，大臣们认为先前的帝王秉承祖宗传下的美好的法典，模仿天地之事，上天的序列有五行，人亲近的是五服之内，天子遵从天意，所以顺从其意而尊崇其制度。所以谛祭尝祭的次序，没有超过五代的。受命于天的开国君主亲自接近了上天，所以他的祭庙万世不毁。继承基业的后代君主，他们的祭庙经过五代就要变迁，其神主迁到太祖庙中，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合祭，这种方法上应天意，所以能享尽福禄，终其天年。太上皇不是受命于天的开国君主，亲子孙死尽后，他的祭庙按礼法之义就该迁移。又认为最大的孝道就是尊崇父亲，所以父亲所信奉的事情他的儿子不敢不秉承，父亲不赞同的他的儿子也不敢赞同。礼法规定，公子为尊父不许为母亲过分伸扬，做了宗族的后代，儿子可以祭祀，到孙子辈就不要祭祀了，这是为了尊敬祖先、父亲。陵寝每H要上四次祭品，陵园中的庙不时的祭祀，都可以不再修建。皇帝思慕先君，伤悼畏惧，不敢完全按礼法行事。衹是想到高皇帝崇高的仁德，受命于广大的上天，敬善乐古，顺承天意，后代子孙承受广厚的赐福，世世无穷。实在是认为把祖庙的神主迁到一起进行合祭是长久之计，高皇帝的旨意，后代敢不听从？造就选择吉H，把太上皇、孝惠帝的神主迁入宗庙，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神主迁入陵寝，用来昭明祖宗的仁德，顺应天人之序，安定世代无穷的基业。现在皇帝没有蒙受这样的赐福，却害了病，不能处理政事。皇帝希望能再修宗庙，主持祭祀，我和大臣们都认为这不符合礼制。如果我们的建议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意愿，那么罪过都在于我们这些臣子，我们应当受责备。现在皇帝还没有病愈，下诏命令朝中大臣就毁庙之事详细撰文上覆先祖。臣子匡衡我与朝中大臣回答了天子，都认为天子的祭祀活动从礼义上来说要有所依据，从礼制上来说要有所秉承，如果违背传统，违背礼制，那就没法奉祀先祖。皇天不会保佑他，祖宗在天之灵也不会享用他的供品祭物。《六经》上记载的礼制，都说各地建庙不合适。我们没有什么依据顺应先祖之意，来写作这篇毁庙之文。祭祀方面的事如果不合先祖们的旨意，那么罪过都在臣匡衡身上，我应当遭受惩罚灾祸。皇帝应该受到祖先的赐福，运气越来越好，疾病痊愈，让他能够永远奉祀宗庙，与天地一样长远，使天下万物之神，有所归息。”各个宗庙用的是同一篇祭文。

　　过了许久，皇帝连年害病，于是下诏全部恢复了以前撤销的那些陵寝、祭庙、园邑，还像以前那样修葺祭祀。当初，皇帝制定相继毁庙的制度，衹尊奉孝文庙为太宗庙，而孝武庙因为亲子孙没有死尽，所以没有毁弃。皇帝于是又重新申明说：“孝宣皇帝尊奉孝武庙为世宗，增加或减少其间的礼节，我不敢参与进去。其他祭祀方面的事，都按原来的制度办理。”衹是各封国的宗庙终于废弃了。

　　元帝死后，匡衡又上书说：　“先前的时候，因为皇帝的身体有病，所以才完全恢复了被撤销的那些祭庙，但是皇帝最终也没能蒙福长寿。据察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他们的亲子孙还没有死尽，可以保留，孝惠庙、孝景庙亲子孙都已死尽，可予以毁弃。以及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的祀庙，请一起撤销，不再供奉。”他的奏书得到许可。当初，高后的时候担心臣子们妄自非议先君先祖的宗庙陵寝园邑，所以制定明令，有敢擅自非议的处以弃市之罪。到元帝时改易制度，撤销了这条律令。成帝时因为没有继承人，在河平元年又恢复了太上皇的陵寝祭庙园邑，世代供奉祭祀。把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的神主一起归到太上皇的陵寝祭庙裹，像以前那样受供奉祭祀。又恢复了擅议宗庙之事杀死弃市的律令。

　　成帝死后，哀帝登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说：　“永光五年朝廷颁布制书，命令称呼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颁布制书，命令称孝武皇帝为世宗。对这些重大礼制的增减，我们不敢参与。我们认为相继毁庙的次序，应当按照当时情况来决定，这并不是要人们擅自非议宗庙的意思。请允许我与大臣们一起商议此事。”奏书得到许可，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都认为从祖宗以下的皇帝们，都应该在五代以后毁弃祭庙，后代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也不能与祖宗并列。子孙后人虽然想为了宣扬光大他而为他立庙，他的神灵也不会来享受祭祀。孝武皇帝虽然功绩卓著，但亲子孙死完后祭庙也应毁弃。

　　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商议后上奏皇帝说：“我们听说周室衰落后，四方少数民族一起入侵，而以殓狁最为强盛，就是现在的匈奴。到周宣王时攻伐他们，诗人写诗赞美说‘攻打殓狁，到达了太原，，又说‘军队众多又强盛，出击迅速如雷霆，方叔昭明仁德，攻打捡狁，南荆的蛮夷也畏服来朝拜，，所以宣王被称为中兴之主。等到了周幽王时，犬戎来攻打中原，杀了幽王，夺走了宗庙祭器。从此以后，南蛮与北夷交相侵伐中原，中原王朝不绝如缕，危险万分。《春秋》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称赞说：　‘如果没有管仲帮助齐桓公攻打蛮夷，我们这些人都要散发、衣襟左开，成了蛮夷之人了。，所以孔子放过了齐桓公的罪过而记录他的功绩，作为五霸之首。等到汉朝建立，冒顿单于刚刚强盛起来，攻破东胡，擒杀月氏国王，吞并了他们的土地，地广兵强成为中原的祸害。南越王尉佗统领百粤诸国，自称皇帝。所以中原虽然平定了，汉朝还是有四边少数民族入侵的忧患，还没有安宁的El子。如果一方有紧急战事，三方面的人众都要去救援，因此牵动天下，都遭祸害。孝文皇帝拿出许多财物送给匈奴，与他们和亲结盟，可他们仍然不停地侵略中原。特别严重的时候，匈奴出动十余万军队，逼近京城驻扎，围困四周边境；朝廷每年发兵防备匈奴，匈奴危害中原由来已久，不是一代形成的。诸侯国的郡守勾结匈奴、串通百粤，背叛朝廷的不止一人。匈奴杀害的汉朝郡守都尉，抢走的百姓也不可胜数。孝武皇帝哀怜中原人民疲惫困顿，没有安宁的Et子，于是派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等人，向南攻灭百粤，建立了七个郡；向北攻打匈奴，俘获了昆邪十万人，建立了五个属国，建起朔方城，夺取匈奴肥饶的土地；向东攻打朝鲜，建起玄菟、乐浪郡，切断匈奴的左臂；向西攻打大宛国，吞并了那裹的三十六个小国，连结乌孙国，建立了敦煌、酒泉、张掖诸郡，来隔断蜡羌，切断匈奴的右肩。单于孤立无援，远远地逃到了大漠以北。武帝终于使四边不再有战事，拓展了中原的领土，建起了十多个郡。建立功业后，武帝封丞相为富民侯，来安定天下，使百姓富裕，那规范法式还可见到。武帝又招集天下贤人俊才，与自己协助共同谋划，建立制度，改定正朔历法，改变人民衣服颜色，建立天地祭祠之处，封禅泰山，改易宫号名称，保存周朝的杰出方法，制定分封诸侯的制度，使他们永远不生背叛争位的心思，到现在几代人还依靠它。单于称臣做汉朝守卫，百蛮服从汉朝命令，这是万世的基业，中兴之类的功绩没有比得上这的。高皇帝建立汉朝大业，做太祖；孝文皇帝仁德至厚，做文太宗；孝武皇帝功绩最大，做武世宗；这是孝宣帝制定的宣扬仁德的声音。《礼记。王制》以及《春秋谷梁传》说，天子要有七座祭庙，诸侯五座，大夫三座，士二座。天子死后停柩七天，七月后入葬；诸侯王死后停柩五天，五月后入葬；这是办理葬事的尊卑次序，与庙的数量是对应的。那文字是：‘天子的祭庙有三个昭庙、三个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有七个；诸侯的祭庙有二个昭庙、二个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有五个。，因此仁德至厚的人流芳后世，德行浅薄的人传福不厚。《春秋左氏传》说：　‘名称地位不同，礼节上也就不一样。’从上边的皇帝到下边的诸侯等，每降一级减少二个祭庙，这是礼制。七个庙是正法数，也是常数。宗不在这数中。宗是可以变通的，如果有功绩德行就把他当做宗，不能先在宗庙数中为他留设。所以在殷朝，太甲是太宗，大戊叫中宗，武丁叫高宗。周公做《毋逸》之文劝诫成王，列举了殷朝的三宗。从这方面来说，宗是没有在宗庙定数内的，然而它用来劝勉帝王的功绩德行却是十分博大的。按天子应有七座祭庙来说，孝武皇帝的祭庙不应当毁弃；从对他称宗的角度说，也不能说他没有功绩德行。《礼记》的祭祀法典部分说：‘圣明的君王制定祭祀之礼时，对功德广施于民的就祭祀他，对凭劳苦安定国家的要祭祀他，对能救民于灾难的要祭祀他。’我们考察孝武皇帝的一生，功绩德行兼而有之。异姓有功有德的人，还要特别的祭祀他，何况是先祖皇帝？有人说天子要有五庙，却没有见文字记载，又说中宗、高宗，崇尚他们的功德而毁弃他们的祭庙。这样做名实不符，就不是尊崇仁德、重视功绩的意思了。　《诗经》上说：　‘茂盛的甘棠，不要砍伐它，这是邵伯种下的。’思念有功德的人甚至爱护到他种的树，又怎能崇尚他的仁德却毁弃了他的祭庙？相继毁弃祭庙有惯常的法式，没有特殊的功绩仁德，当然要按亲近疏远来推算而轮到它。至于祖宗的次序，祭庙的数量，经传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祭祀先皇帝这样至尊至重的大事，很难凭虚空的有疑问的说法来决定。当初孝宣皇帝称举公卿大臣们的议论，采纳众位儒士的谋划，已经认定建立武帝的世宗之庙，传到万世之后，已宣告天下。我们认为孝武皇帝功业那样盛大，孝宣皇帝又这样崇尚他，因而武帝的祭庙不应该毁弃。”皇帝看了他们的建议后，予以采纳。颁布制书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计议可以施行。”

　　刘歆又认为“依照礼，处理丧事要有等差区别，所以《春秋外传》说：　‘每H一祭，每月一祀，时时举行享祭，每年一贡，王死大祭。，祖宗要每H一祭，曾祖、高祖每月一祀，远祖要时时享祭，坛珲等祭祀场所要每年贡物品，王死了要进行大祭。德行盛大流被广泛，其间也有尊崇不同祖先亲人的区别；越是远祖越要尊崇，所以柿祭特别重要。后代子孙死后神主放到王父那裹，要正昭穆，那么后代子孙与祖先常要左右相代换，这是迁到祖庙裹要有的区别。圣人祭祀祖先，是出于真情，礼节没有不顺应的地方，所以不毁弃祭庙。自从贡禹主张祭庙要相继毁弃，孝惠帝、孝景帝以及太上皇的祭庙都废弃为丘墟了，这就与礼义不符合了。”

　　到了平帝元始年间，大司马王莽上奏说：“本始元年时丞相蔡义等人计议，把孝宣皇帝父亲的祭祀地谧称为悼园，设置三百家食邑。到了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人上奏，说父亲是一般的士人，儿子做了天子，对父亲的祭祀也应按天子礼仪，悼园应该尊称为‘皇考’，建立祭庙，增加原来奉守的园民到一千六百家，建成一县。我认为皇考庙本来不应当建立，世代奉守，是不正确的。另外孝文太后的南陵、孝昭太后的云陵园，虽然以前按礼法不再修葺，但陵寝的名称不正。我谨敬地与大司徒晏等一百四十七人计议，都认为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哥哥的孙子，继位为皇帝，按礼数，过去孝元帝时因为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亲子孙都没有死尽，所以庙不毁弃。这样国家有两个根统两个国父，不符合礼制。那时蔡义奏请皇父谧号为(。阵’，裁定设置奉守的园邑，都符合经义。魏相奏请称悼园为‘皇考，，建立祭庙，增加奉守陵园的邑民成为县，远远背离了祖先的本统，与礼义不符。父亲为一般士人，儿子做了天子，就要按天子的礼仪祭祀他的父亲的情况，指的是像虞舜、夏禹、殷汤、周文王、汉高祖那样的受命于天，称王建国的人，不是指继承祖先基业做后王的人。我请求皇高祖考庙奉明园应毁弃，不再修葺，撤销南陵、云陵，建成为县。”王莽的奏书被许可。

　　司徒掾班彪说：汉朝在秦朝灭绝学术之后建国，祖宗的制度都是因时宜而定。自元帝、成帝以后继起的学者越来越多，贡禹提议相继毁弃宗庙，匡衡改定郊兆，何武议定三公，后来都有多次反覆，纷纷乱乱，没有定制。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礼制文献文字缺损，古今制度不同，自成一家，要都制定下来不是容易的。考察那些儒士们的计议，刘歆可称得上博大精深。

 

 

《传·魏相丙吉传》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论弃客市，茂陵大治。

　　后迁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会丞相车千秋死，先是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还。相独恨曰：“大将军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当世贵人非我，殆矣！”武库令西至长安，大将军霍光果以责过相曰：“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后人有告相贼杀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关吏以闻。大将军用武库令事，遂下相廷尉狱。久系逾冬，会赦出。复有诏守茂陵令，迁杨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相与丙吉相善，时吉为光禄大夫，与相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居部二岁，征为谏大夫，复为河南太守。

　　数年，宣帝即位，征相入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四岁，大将军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事。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就第，亲属皆出补吏。于是韦贤以老病免，相遂代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户。及霍氏怨相，又惮之，谋矫太后诏，先召斩丞相，然后废天子。事发觉，伏诛。宜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上从相言而止。

　　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朝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曰：“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则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备位，不能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民多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为陛下之忧，臣相罪当万死。臣相知能浅薄，不明国家大体，明用之宜，惟民终始，未得所由。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亡六年之畜，尚谓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于此，赖明诏振救，乃得蒙更生。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早图其备。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上施行其策。

　　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

　　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皃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

　　相数陈便宜，上纳用焉。

　　相敕掾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时，丙吉为御史大夫，同心辅政，上皆重之。相为人严毅，不如吉宽。视事九岁，神爵三年薨，谥曰宪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

　　丙吉字少卿，鲁国人也。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坐法失官，归为州从事。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敕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以私财物给其衣食。

　　后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昭帝崩，无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览其议，遂尊立皇曾孙，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赐吉爵关内侯。

　　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节三年，立皇太子，吉为太子太傅，数月，迁御史大夫。及霍氏诛，上躬亲政，省尚书事。是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征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制诏丞相：“朕微眇时，御史大夫吉与朕有旧恩，厥德茂焉。《诗》不云乎？‘亡德不报’。其封吉为博阳侯，邑千三百户。”临当封，吉疾病，上将使人加绅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忧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愈。吉上书固辞，自陈不宜以空名受赏。上报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后五岁，代魏相为丞相。

　　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于官属掾史，务掩过扬善。吉驭吏耆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遂不去也。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府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琐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吉乃叹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长。向使丞相不先闻驭吏言，何见劳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贤吉。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五凤三年春，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吉辞谢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无所能识。”上固问，吉顿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前为九卿十余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国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许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征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会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国代为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国为丞相，太仆陈万年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居位皆称职，上称吉为知人。

　　吉薨，谥曰定侯。子显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官至卫尉、太仆。始显少为诸曹，尝从祠高庙，至夕牲日，乃使出取斋衣。丞相吉大怒，谓其夫人曰：“宗庙至重，而显不敬慎，亡吾爵者必显也。”夫人为言，然后乃已。吉中子禹为水衡都尉，少子高为中垒校尉。

　　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言：“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是时，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吉仁心感动，涕泣凄恻，选择复作胡组养视皇孙，吉常从。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后遭条狱之召，吉扞拒大难，不避严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谓守丞谁知，皇孙不当在官，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顾组，令留与郭徽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亡诏令’。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孙。吉即时病，辄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视省席蓐燥湿。候伺组、徽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荡，数奏甘毳食物。所以拥全神灵，成育圣躬，功德已无量矣。时岂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报哉！诚其仁恩内结于心也。虽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教宣皇帝时，臣上书言状，幸得下吉，吉谦让不敢自伐，删去臣辞，专归美于组、徽卿。组、徽卿皆以受田宅赐钱，吉封为博阳侯，臣尊不得比组、徽卿。臣年老居贫，死在旦暮，欲终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显坐微文夺爵为关内侯，臣愚以为宜复其爵邑，以报先入功德。”先是，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千余万，司隶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请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旧恩，朕不忍绝。”免显官，夺邑四百户。后复以为城门校尉。显卒，子昌嗣爵关内侯。

　　成帝时，修废功，以吉旧恩尤重，鸿嘉元年制诏丞相御史：“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昌为博阳侯，奉吉后。”国绝三十二岁复续云。昌传子至孙，王莽时乃绝。

　　赞曰：古之制名，必繇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50. 译文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后来迁徙到平陵。魏相年轻时学习《易》，做郡裹的卒史，被举为贤良，因为对答策问名次在前，做了茂陵县令。不久，御史大大桑弘羊的宾客来到茂陵，诈称桑弘羊要到客舍来了。县丞没有按时去谒见这个宾客，他就把县丞绑了起来。魏相怀疑是这宾客捣鬼，把他抓了起来，拷问他了解到了他的罪行，判决这个宾客在街头处死。因此茂陵治理得非常好。

　　后来魏相迁升为河南太守，禁止坏人恶事，地方豪强十分畏服。正巧遣时丞相车千秋死了，此前车千秋的儿子做雒阳兵器库的长官，他自己看到父亲死了，而魏相治理郡事十分严峻，恐怕时间长了会受罪责，于是就自己辞了官。魏相派佐助自己的掾属追去喊他回来，终于没有回来。魏相自己遗憾地叹道：“大将军听到这个武库令辞了官，一定会以为我是因为丞相死了而不礼遇他的儿子。也会使那些当世的权贵责备我，危险啊！”车千秋这个做武库令的儿子到了长安，大将军霍光果然因此责备魏相说：“年幼的新皇帝刚刚即位，认为函谷关是保卫京城最坚固之处，武器库是精良的兵器聚藏的地方，所以让丞相的弟弟做函谷关的都尉，丞相的儿子做武器库的长官。现在河南太守魏相不深切思考国家的大计，衹是看到丞相死了就斥逐他的儿子，这是多么浅薄啊！”后来又有人状告魏相杀戮无罪的人，这事下到了主管的官署。河南戍卒中的都官共二三千人，阻拦大将军霍光，自己说愿意再留守一年来赎太守魏相的罪。河南的老弱百姓一万多人守着函谷关要求入关向皇帝上书，守关的官吏把这事上报。大将军霍光因为武库令的事，于是就把魏相交给廷尉治罪。魏相被关在监狱里很久，过了冬天，正巧碰上朝廷赦免犯人。又有诏书命令魏相再做茂陵县令，将其升迁为杨州刺史。后来朝廷考查郡国的国相们，许多人被贬退。魏相与丙吉要好，当时丙吉的官职是光禄大夫，写信给魏相说：　“朝廷已深切了解了你的成绩与行为，就要起用你了。希望你处事谨慎自重，修炼自身的才能。”魏相认为丙吉的话说得很对，因而把自己的威严收敛起来。任刺史二年后，被征召为谏大夫，又转为河南太守。

　　几年后，宣帝即位，征召魏相进入朝廷做大司农，后来又升迁为御史大夫。四年后，大将军霍光死了，皇帝思念他的功劳与德行，让他的儿子霍禹做右将军，让霍光的侄子乐平侯霍山又掌领尚书省事务。魏相通过平恩侯许伯向皇帝上书，说：“《春秋》讥讽世世为卿相的人，憎恶宋三代人都做大夫，到鲁季孙的专权当道，都曾使国家处于危难祸乱。从武帝后元年间以来，王室子弟能得到俸禄，国家的政事却要由冢宰来决定。现在霍光死了，他的儿子又做了大将军，他哥哥的儿子做尚书掌握政要，他家的兄弟女婿们掌有兵权，很有权势。霍光的夫人显和他们家的女眷都在长信宫有名籍，可以自由出入，有的夜裹从禁门出入，骄横奢侈，放纵不羁，恐怕将来会慢慢的无法驾驭控制了。应该想法削弱他们的权势，打消他们的阴谋，来强固大汉万世的基业，也使功臣霍光的声名得以保全。”另外按过去的规定凡上书给皇帝的人都要把奏书写成二份，其中一份为副本，掌领尚书省事务的官员先开阅副本，如果奏书的内容不当，就搁置起来不上报皇帝。魏相又通过许伯，抽去了副本，以避免被霍氏的人阻挡下来。宣帝看丁魏相的奏书认为很好，诏令封魏相为给事中，完全采纳了魏相的奏议。霍氏谋杀许太后的事才被皇帝知道了。于是就罢免了霍禹、霍云、霍山三人的侯的封号，命令他们回到宅第，他们的亲属被迁出补为官吏。在这个时候韦贤因为年老有病免去丞相职务，魏相于是代替韦贤做了丞相，并被封为高平侯，赐食邑八百户。到后来霍氏的人怨恨魏相，又畏惧他，打算假称太后有诏令，先把丞相魏相召来杀了，然后废黜天子。事情被发觉，霍氏的人被杀了。宣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朝廷政事，励精图治，选择贤臣，考核名实，魏相作为丞相，总管各官署的事务，很得皇上的欢心。

　　宣帝元康年问，匈奴派兵攻击汉朝在车师屯田的军队，没有攻下来。宣帝和后将军趟充国等人商议，打算趁匈奴衰弱的时候，派兵攻打他们右边地域，使匈奴不敢再骚扰西域。魏相向皇帝上谏书说：　“臣听说，拯救危乱，诛除凶暴，称之为义兵，仁义之师所向无敌；敌人来攻击你，不得已起来抗击，称之为应兵，抗击侵略的军队定能战胜；在小事上争胜斗恨，不能克制一时愤怒的，称之为忿兵，争气斗忿的军队会失败；认为别人的土地货宝有利可图的，称之为贪兵，贪婪的军队一定会被击败；凭藉国家面积大，以人口众多相夸耀，因而想在敌人那裹表现自己的威风的，称之为骄兵，骄傲的军队会被消灭：这五个方面，不仅是由人事决定的，也是天道决定的。不久前匈奴曾经向我们表示了善意，抓到汉族的人总是好好地送回来，没有侵犯我们的边境，虽然这次他们争夺我们屯田的车师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现在我听说各位将军想起兵攻入匈奴境内，愚臣不知道这样的军队该叫什么名称。现在边境上的州郡十分贫穷，父亲与儿子共同穿用一件羊皮袄，吃蓬草的果实，经常担心会活不下去，再也经不起战事的扰攘。‘战事过后，一定会有灾年’说的就是人民会有愁苦怨气，会破坏阴阳之间的平和。即使出兵得胜，也还有后患，恐怕灾难变故会因此而产生，现在州郡的太守、封国的国相大多不得其人，风俗浅薄，风雨不调。考查今年的统计，子杀父、弟杀兄、妻杀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愚臣认为这决不是小变故。现在您身边的大臣不以此为忧，却想派兵攻打边远的少数民族来报纤介小仇，逭大概就是孔子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于颛臾而在宫墙内部’啊。希望陛下您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远见的大臣仔细商议才行啊。”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没有发兵。

　　魏相通晓《易经》，有正宗的师法，喜欢观看汉朝旧事和大臣对答机宜的奏章，认为现在与过去制度不同，现在衹是要奉行过去的方法制度罢了。因此他多次条陈汉朝建国以来处理事情的妥善方法，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奏请皇帝予以施行，说：　“臣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贤臣辅弼，那样君主才会安乐无忧而百姓和睦欢畅。臣有幸在朝中做了丞相，却不能遵从祖先圣明的制度，广泛地教化人民，治理好天下，来昭示皇帝的圣明与仁德。致使百姓中许多人背弃农耕之本，去从事商贾末事，有些百姓面有饥寒之色，使陛下担忧，臣魏相我罪该万死，臣我智慧能力不高，不能明察国家大政，提出当前适宜的方法，思考人们做事的动机与目的，没能完全想明白。我私下裹怀着尊敬的心情观看以前的记载，了解到先皇帝是多么圣明仁义，恩德深厚。先皇帝为治理好天下辛勤劳苦，关心百姓，为水旱灾祸而忧虑，对贫穷、饥饿的百姓开仓发放赈济粮；派遣任谏职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观察风俗的好坏，选择举荐贤良人士，平反冤案，办这些事的官员来来往往，不绝于路途。节省诸项用度，减轻租赋，开放山林湖泽让百姓渔猎，禁止用粮食喂马、用粮食酿酒和私人屯积居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周济困乏的人，安抚百姓，便利百姓的方法十分完备。臣魏相不能一一表述出来，冒死罪把先帝处理旧事的诏书共二十三件事项上奏给您。臣我考查先王之法的结果是一定要以农业为本，重视积聚粮食，量入为出以备凶灾之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聚。就叫做危急状况。武帝元鼎二年，平原郡、渤海郡、太山郡、束郡都遭了灾，老百姓饿死在逃荒的路途上。二千石等大臣不能提前考虑到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才到了这种境地，幸亏皇帝发布诏书，命令予以救济，老百姓才得了活路。今年年景不好，谷价猛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还确缺衣少食的人，到了春天的时候，恐怕更加厉害，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救济的粮食。西羌也还没有平定，军队还在外征伐，战乱频仍，臣我十分担心，希望皇帝早些考虑应急的措施。望陛下爱护百姓，遵从先帝仁德的故事，来安抚百姓。”皇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并予以施行。

　　魏相又多次选取《易阴阳》和《明堂月令》裹的章节上奏给皇帝，说：“臣魏相侥幸在朝为官，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责，没能广泛地教化人民。阴阳之气没能调和，灾难祸害不断，罪过在我们这些大臣。我听《易》上说：　‘天地按自然规律运动，所以太阳与月亮不互相经过，四季没有差错；圣明的君主按事物规律行事，所以赏罚分明，百姓敬服。，天地间万物的变化，是由阴、阳交互作用而产生的；阴阳之分别，是以太阳为起始。有了冬夏四季，便有了八方之风的次序，万物的特性得以形成，各自有各自固定的职守，不能互相侵犯。东方的神叫太吴，驾驭着《震》拿着规掌管春天；南方的神叫炎帝，驾驭着《离》拿着衡掌管夏天；西方的神叫少吴，驾驭着《兑》拿着矩掌管秋天；北方的神叫颛顼，驾驭着《坎》拿着权掌管冬天；中央的神叫黄帝，驾驭着《坤》、《艮》拿着绳子掌管大地。这五个神所掌管的，都有各自的时令。坐在东方卦位上的神不能统治西方，南方卦位上的神不可以治理北方。春天到了，《兑》位上的司秋之神去统治就会闸饥荒，秋天到了《震》位上的司春之神去治理就会华而不实；冬天到了，《离》位上的司夏之神去管理天地之气就会泄露；夏天到了《坎》位上的司冬之神去管理就会下雹子。圣明的君主谨慎地遵从上天的旨意，慎重地爱护百姓，所以才让禀性平和仁义的官员去执掌四时节令之事，按节气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事。君主按天道规律行动止息，顺从阴阳和调之道，那样才会日光月明，刮风下雨都按时令节气，冷热均匀适度。造三方面顺当了，才能免除自然灾害，五谷丰登，丝麻成熟，草木茂盛，鸟兽繁衍；百姓才能免除灾病，衣食丰足。如果能够这样，才会国君尊严，人民喜悦，上下不互相埋怨，政治教化顺利，礼让仁义可以兴盛。刮风下雨不按时令，就会毁坏庄稼；农业毁坏了，人民就会饥寒交迫；人民忍饥挨饿，就会不顾廉耻，这是强盗小偷祸乱产生的根源。愚臣认为阴阳之道是国家大事的根本，是百姓命脉所系，从古以来贤人君子没有不遵从它的。皇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认真遵从自然天地法则，并借鉴先贤先圣的经验。记载高皇帝言行的《天子所服第八》上面说：‘大谒者臣襄章在长乐宫接受诏书，高皇帝说：“命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