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53

后三迁，元和三年，拜为廷尉。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躬上封事曰：“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已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肃宗善之，即下诏赦焉。躬奏谳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亦明法律，至南阳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镇。

　　镇字桓钟，少修家业。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为尚书。及中黄门孙程诛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济阴王，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传》。再迁尚书令。太傅、三公奏镇冒犯白刃，手剑贼臣，奸党殄灭，宗庙以宁，功比刘章，宜显爵土，以励忠贞。乃封镇为定颍侯，食邑二千户。拜河南尹，转廷尉，免。水建四年，卒于家。诏赐冢茔地。

　　长子贺当嗣爵，让与小弟时而逃去。积数年，诏大鸿胪下州郡追之，贺不得已，乃出受封。累迁，复至廷尉。及贺卒，顺帝追思镇功，下诏赐镇谥曰昭武侯，贺曰成侯。

　　贺弟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

　　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建宁二年，代刘宠为太尉。禧子鸿，至司隶校尉，封城安乡侯。

　　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辨，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

　　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字，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丰炽，官至颍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称。孙安世，鲁相。三叶皆为司隶，时称其盛。

　　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

　　论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夫贤人君子断狱，其必主于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狱必察焉。原其平刑审断，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议物，舍状以贪情，法家之能庆延于世，盖由此也！

　　陈宠字昭公，沛国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咸乃叹曰：“《易》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宫，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孙曰：“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建武初，钦子躬为廷尉左监，早卒。

　　躬生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宠常非之，独勤心物务，数为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

　　三迁，肃宗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政，常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误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交，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

　　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人俗和平，屡有嘉瑞。

　　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

　　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异自为它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

　　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

　　宠性周密，常称人臣之义，苦不畏慎。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皇后弟侍中窦宪，荐真定令张林为尚书，帝以问宠，宠对“林虽有才能，而素行贪浊”，宪以此深恨宠。林卒被用，而以臧污抵罪。及帝崩，宪等秉权，常衔宠，乃白太后，令典丧事，欲因过中之。黄门侍郎鲍德素敬宠，说宪弟夏阳侯瑰曰：“陈宠奉事先帝，深见纳任，故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瑰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为太山太守。

　　后转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诛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先是，洛县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十年。宠闻而疑其故，使吏案行。还言：“世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傥在于是？”宠怆然矜叹，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声遂绝。

　　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后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郴太仆，顺左冯翊。

　　永元六年，宠代郭躬为廷尉。性仁矜。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未及施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诏特免刑，拜为尚书。迁大鸿胪。

　　宠历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见称当时。十六年，代徐防为司空。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奏议温粹，号为任职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

　　勤字叔梁，笃性好学，屏居人外，荆棘生门，时人重其节。后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户。永初元年，以雨水伤稼，策免就国。病卒，无子，国除。

　　宠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迁廷尉正，以才能有声称。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初，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忠以为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于是公车礼聘良、燮等。后连有灾异，诏举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曰：

　　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敦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咨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

　　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延后位至太尉。

　　常侍江京、李闰等皆为列侯，共秉权任。帝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忠内怀惧懑而未敢陈谏，乃作《搢绅先生论》以讽，文多，故不载。

　　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忠独以为忧，上疏曰：

　　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书》曰：“小不可不杀。”《诗》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盖所以崇本绝末，钩深之虑也。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觉，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B23F蹐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冠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覆车之轨，其迹不远。盖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纠增旧科，以防来事。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觉，一发，部吏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便可撰立科条，处为诏文，切敕刺史，严加纠罚。冀以猛济宽，惊惧奸慝。顷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水涌为变。天之降异，必有其故。所举有道之士，可策问国典所务，王事过差，令处暖气不效之意。庶有谠言，以承天诫。

　　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请依此制。”太后从之。至建光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闻之《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贵贱，其义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于怀抱。先圣缘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虽要绖服事，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凋损。大汉之兴，虽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祀之礼，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大臣终丧，成乎陛下。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

　　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遂著于令。

　　忠以久次；转为仆射。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而伯荣负宠骄蹇，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又霖雨积时，河水涌溢，百姓骚动。忠上疏曰：

　　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故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兗、豫蝗滋生，荆、杨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牛轩軿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贿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泄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已，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

　　书奏不省。

　　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忠以为非国旧体，上疏谏曰：

　　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是故临事战惧，不敢穴见有所兴造，又不敢杀意同僚，以谬平典，而谤读言日闻，罪足万死。近以地震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贲丽纳说方进，方进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城。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害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礼。其九卿有疾，使者临问，加赐钱布，皆忠所建奏。顷之，迁尚书令。延光三年，拜司隶校尉。纠正中官外戚宾客，近幸惮之，不欲忠在内。明年，出为江夏太守，复留拜尚书令，会疾卒。

　　初，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忠父宠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护羌校尉邓训，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争之连日不能夺，乃从二府议。及训追加封谥，禹、防复约宠俱遣子奉礼于虎贲中郎将邓骘，宠不从，骘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邓氏。及骘等败，众庶多怨之。而忠数上疏陷成其恶，遂诋劾大司农朱宠。顺帝之为太子废也，诸名臣来历、祝讽等守阙固争，时忠为尚书令，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隶校尉虞诩追奏忠等罪过，当世以此讥焉。

　　论曰：陈公居理官则议狱缓死，相幼主则正不僭宠，可谓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风，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然其听狂易杀人，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谬矣。是则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进退无所措也。

　　赞曰：陈、郭主刑，人赖其平。宠矜枯胔，躬断以情。忠用详密，损益有程。施于孙子，且公且卿。

 

50. 译文

 

　　（郭躬、陈宠）

　　◆郭躬传，郭躬字仲孙，颍川阳翟人。家中世代做官。父郭弘，学习《小杜律》(注：杜延年明法律，宣帝时做御史大夫。其父杜周，武帝时为廷尉、御史大夫。故称杜延年为小杜。)太守寇恂用郭弘做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公平。凡是被郭弘所判案子，退后没有怨恨之情，郡内将弘比为东海于公(注：于公，东海人，丞相于定国之父，决狱极公平)。郭弘九十五岁死去。

　　郭躬年少时即继承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来做了郡吏，召入公府。永平年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打匈奴，骑兵都尉秦彭做副帅。秦彭在别处驻扎而常按法杀人，窦固奏称秦彭专权，请求杀掉他。显宗于是引公卿朝臣评定秦彭的罪科。郭躬因为明白法律，召入朝参加评议。议论的人都同意窦固所奏，郭躬独自说：“在法律上，彭该斩首。”帝说：“军队出征，校尉一统于都督。彭既无斧钅戊，可以专权杀人吗？”郭躬答道：“一统于督，是讲部曲(注：大将军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专军别将，和这有些不同。兵事很紧迫如人之呼吸一般，不允许事先关照督帅。况且汉朝的制度，螷卓戈就是斧钅戊，在法律上不算有罪。”皇帝听从郭躬的意见。又有兄弟一起杀人的，而罪行不好归在谁身上。皇帝认为兄不管教弟，所以报称兄宜重判而弟减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称孙章假传旨意，罪当腰斩。帝又召郭躬来问，郭躬答道：“孙章应罚金。”皇上说“：孙章假传诏书杀人，怎么说只罚金？”郭躬说“：法律上有故意杀人和误杀人之分，孙章传达命令的错误，属于误杀，误杀人在条文上就轻些。”皇上说：“孙章与囚犯同县，疑他是故意。”郭躬说“：‘大道如砥之平，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以天为法，刑不可以委曲生意。”皇上说：“好。”授躬为廷尉正，后因犯法免职。

　　后来三次升迁，元和三年(86)，拜为廷尉。郭躬家世代掌法，务在宽平，当典理官时，决狱断刑，多依矜恕的原则办事，于是依照重刑可从轻发落的四十一件事奏之皇上，事都施行，著于法令。

　　章和元年(87)，赦天下在狱囚犯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不用笞刑，到金城，而文中没涉及逃亡未发觉的。郭躬上封事道“：圣恩减死罪使戍边的原因，是重在人命。今死罪亡命的大概有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罪犯甚多，而诏令没有涉及，都应重罪论处。想到天恩没有不宽厚，死罪以下都得到再生，而逃亡后被捕的却不沾恩泽。臣以为赦免以前犯死罪而囚系在赦后的，可以都不用笞刑到金城，以保全人命，也有益于边疆。”肃宗认为很好，立刻下诏赦免。郭躬奏谳法科，多所保全性命。

　　永元六年(94)，死在官府。中子郭日至，也明法律，官做到南阳太守，政有名迹。

　　◆陈宠传，陈宠字昭公，沛国氵交人。曾祖父陈咸，成帝、哀帝时代以律令做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动汉朝制度，陈咸心里不满。等到王莽因吕宽事杀掉不附自己的何武、鲍宣等，陈咸就叹息道：“《易经》上说‘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译：君子看到细微的苗头就要行动，不要等待一整天。)立即请求离职而去。等到王莽篡位，召陈咸以为掌寇大夫，陈以病为由不肯就职。这时三个儿子参、丰、钦都在官位，于是全部叫他们解除官职，父子一道回到乡里，闭门不出入，还是用汉家的习俗在腊月举行祭礼。人家问他的缘故，陈咸说：“我的先人难道知道王氏的腊祭吗？”后来王莽又召陈咸，就称病重，于是就收敛家中的律令书文，都藏在墙壁里面。陈咸性格仁恕，常告诫子孙道：“替人议法，当依于轻，即使有百金的好处，切莫与人重比。”建武初年，陈钦子陈躬做廷尉左监，早死。陈躬生了陈宠，明习家业，宠年轻时做过州郡吏，被召到司徒鲍昱府。这时三府掾属专好交游，以不肯干事为高尚。陈宠常不以为然，独自勤心事务，几次对鲍昱陈述当代政治。鲍昱肯定宠的能耐，转为辞曹，掌天下的官司。他所判决很公平，没有不满足大家的心愿。当时司徒处理官司，久的拖延几十年，事情复杂，易为轻重，不良的官吏得依附以生轻重。陈宠替鲍昱撰写《辞讼比》七卷，处理案情的科条，都用事类相从。鲍昱奏上这个，后来公府奉之以为榜样。三次升迁，肃宗初年，做了尚书。这时继承永平年间的旧例，吏政提倡严厉，尚书处理案件一般偏于重判，陈宠认为皇上刚即位，应改变前代的苛刻政治。于是上疏道：“臣下听说先王之政，赏不僭越，刑不滥用，与其不得已，宁可僭而不滥。所以唐尧著有《尧典》，主张‘眚灾肆赦’(译：过误有害，应带缓赦)。周公作戒‘，勿误庶狱”(译：不可错判众狱，应以正道理方。)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这样看来，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过去断狱严明，所以从严处置坏人，坏人既平，必须以宽大为好。陛下即位，大都照此办理，多次号召群僚，大肆弘扬温和之政。而有司办事，没有全部照办，典刑用法，还提倡苛刻。审理案件急于严刑拷打，执法的烦于诋毁欺诈放滥之文字，有的还假公行私，作威作福。为政等于弹琴，大弦急了小弦就会断绝。所以子贡否定臧孙的猛法，而赞美郑之乔的仁政。

　　《诗经》上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译：不刚不柔，政治温和)。当今圣德充塞天地，应遵照先王之道，清除烦苛之法。轻用刑罚，以济百姓，推广至德，以奉天心。”皇上恭敬采纳宠的话，每事提倡宽厚。后来号召有司，杜绝惨酷之刑罚，解除妖恶之禁令，革除前人无罪，文饰致于法中的五十多件事，定著在法令之上。从此以后，民俗和平，屡有好兆出现。汉朝惯例断案处死刑，常在三冬之月，这时皇帝才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元和二年(85)，旱灾，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认为断狱不尽三冬，所以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旱灾，事情的根源在此。皇上把他的话交给公卿议论，陈宠奏道：“冬至这个节气，阳气才萌芽，所以十一月有兰花、射干(即乌扇)、芸、荔等物发生。《时令》说‘：诸生荡，安形体’(译：各种生物动荡，君子宜斋戒以安形体)。天以为正，而周朝用为岁首。十二月阳气上通，家鸡野鸡孵化，地以为正，商代把它作为岁首。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都出，蛰虫开始振动，人以为正，夏朝把它作为岁首。三微成著，以通三统。(意译：夏、商、周三代采用正朔，统一岁事。)周以天之始，商以地之始，夏以人之始。如果在这时行刑，那么商、周岁首都该流血，不合人心，不合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说明大刑完毕应在立冬哩。《月令》又说：‘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如果以降威怒，不能说是宁；如果行大刑，不能说是静。议论的人都说：‘旱灾的由来，归咎于改律。’臣以为商、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成康平之世，没有灾害。自元和年间以前，都用三冬，而水旱的灾异，往往为患。由此说来，灾害自为它应，不是因为改动律法。秦朝为虐政，四季都行刑，汉朝刚兴起，改从简易。萧何草创刑律，定在季秋论囚，都是避免立春之月，而不考虑天地之正，及殷、周二王之春，实在有些违背正道。陛下探幽析微，信执中正之道，革除百年的错失，建立永年之大功，上有迎承之教，下有奉承三微之惠，查《春秋》之文字，合《月令》的意思，圣功美业，不应怀疑。”书奏上，帝采纳了，便不再改动了。陈宠性周密，常说人臣的意义，苦不畏慎。自从在枢密机关后，谢遣门人，拒绝知心朋友，只在公家罢了，朝廷十分器重他。皇后的弟弟待中窦宪，推荐真定令张林做尚书，皇帝把这事问陈宠。宠答道“：张林虽有才能，而平日行为有贪污。”窦宪因这深恨陈宠。张林终于被用了，而以臧氵于抵罪。皇帝死后，窦宪等掌权，常常对陈宠衔恨在心。于是报告太后，使宠主管丧事，想找过失中伤他。

　　黄门侍郎鲍德素来敬重陈宠，劝说窦宪之弟夏阳侯窦..道：“陈宠侍奉先帝时，很被信任，所以久留在台阁，赏赐有些特殊。今不受忠能的赏赐，而计较他细微的错失，的确有伤害辅政容贷之德。”窦..也是好士之人，很以为对，所以陈宠得到出为太山太守的机会。后来转为广汉太守。西州豪绅搞并兼，官吏多奸邪贪污，诉讼案每天百数件。陈宠到任，用了良吏王涣、镡显等作为心腹，打官司的日渐减少，郡中清静严肃。行旬雒(洛)县城南，每逢阴雨天气，常有哭声在府中听到，已经几十年了。陈宠听说而疑其必有缘故，派官吏查察案情。吏回来报告说：“世道衰乱之时，这下面多有死亡之人，而骸骨不得埋葬，可能原因就在这里么？”陈宠凄怆地叹惜，即命令县府全部收殓埋葬起来。从此哭声就没有了。后来窦宪做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没有人不派官吏子弟馈赠财物的，而陈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道不阿谀。后来和帝听说了，提升陈宠做大司农，张郴做太仆，应顺做左冯翊。

　　永元六年(94)，陈宠代郭躬做廷尉。性格仁慈矜特。后来做了审判官，多次议论疑案，常亲自上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皇帝常听从他，救活的犯人很多。那些深文刻敝的案件，这时才减少许多。陈宠又清理律令条法，出于《甫刑》的除掉。并且说：“臣听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所以《甫刑》杀头的大辟罪二百，五刑之类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就入刑，相互为表里。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出于《甫刑》的一千九百八十九，其中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说“：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不相同。应该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的，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全部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来改变万人的视听，以致得到刑措不用之美誉，传之无穷的后代。”来不及施行，碰上诏狱吏与囚犯交往抵罪。朝廷下诏免刑，拜为尚书。升为大鸿胪。陈宠经历二郡三卿，所在都有事迹被称于当时。

十六年(104)，代徐防作司空。陈宠虽专法律，而兼通经书，奏议温粹，号为任职相。在位三年死去。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

 

 

《列传·班梁列传》

 

　　班超　子勇　梁慬　何熙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惧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待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

　　是时，于窴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窴。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超守盘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刎。超还至于窴，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居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曰：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城，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为假司马，将驰刑及义从千人就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 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 会徐适至，超遂与F8B5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历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谐超，超因发疏勒、于窴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

　　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猗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窴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求之。超召将校及于窴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窴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窴。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将，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庶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

　　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诘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及北革建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吏士收广、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抄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尉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明年，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