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64

　“过去审核农户交纳情况，发现田租赋税既轻且少。我所管辖的齐州，百姓交纳的租粟只够官吏的俸禄，入仓的数量很少。虽然对老百姓有好处，却不可以长久这样下去。假如遇到战争或天灾，恐怕救济的东西都无处获得。请求朝廷减少征收绢绸和布匹的数量，增加谷物的数额。丰收年景就多积存一些，遇到荒歉就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说的把私人的粮食寄存在官仓，官仓有积蓄，则老百姓就不会再有灾荒年了。”

　　韩麒麟性情恭敬谨慎，经常将国家的律令放在座位旁边。临去世的时候，家中惟有数十匹作为俸禄的丝绢。他的清贫就是这样。

　　韩子熙，字元雍。从小就能自我约束，颇有学问见识，任清河王元怿的郎中令。最初，他的父亲韩兴宗把父亲韩麒麟的封爵让给弟弟韩显宗继承，显宗不接受，子熙仍然成全父亲的意愿，自己始终不继承。显宗去世，子熙蒙受朝廷别的封爵，又把封爵让给了兄弟韩仲穆。他同兄弟之间就是如此友爱亲密。他的母亲去世，守丧完全按照礼节。他被清河王元怿所信任，为母亲守丧期间，元怿将他的职位空着也不找人代替。等到他守丧完毕，又重新任用。元叉害死了元怿，很久没有下葬。子熙十分忧虑憔悴，住在野外替元怿守灵。声言如果元怿的王号不重新恢复，尸体不按朝廷大礼迁葬，自己终身不再做官。后来，灵太后又掌握朝政，任元叉为尚书令，解除了他领军的职务。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瞯、宾客张子慎向朝廷上书，申诉元怿的冤枉，斥责元叉、刘腾对元怿的诬蔑。灵太后看到奏章进行廷议，又任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剖开刘腾的棺木，处死了元叉。不久，子熙奉命修撰国史。建义初年，他兼职黄门，不久正式任黄门职务。

　　子熙清廉自守，不随便与人联络交结。他早年丧父，叔父韩显宗将他收养。显宗去世，儿子伯华年幼，子熙对于这位从弟十分友爱，就像同父同母所生的一样。经常住在一起，自己的车辆马匹钱财，任他享用，脸上从未表现出不愉快的表情。他又上书朝廷，请求赐给伯华官职，于是，伯华被任为东太原太守。伯华在任上，被刺史元弼侮辱，子熙便哭着在朝廷上诉说这件事，明帝下诏调查，元弼受到了指责。

　　尔朱荣擒获葛荣后，将他送到京城。庄帝想当面斥责葛荣。子熙认为葛荣既然是罪魁祸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处死，恐怕很不顺从，不宜再去看他。尔朱荣听说后十分恼怒，请求加罪子熙。庄帝饶恕了他。邢杲叛乱，朝廷命子熙去招抚，邢杲假称投降，子熙相信了他。回到乐陵，邢杲再次反叛。子熙回到京城，坐罪交付廷尉处理，判以大辟罪，朝廷饶他不死，免去了他的官职。孝武初年，任著作郎，因奉命册封勋臣，被封为历城县子。

　　天平初年，为侍读，任国子监祭酒。子熙生活俭朴，安贫乐贱，喜好清静闲散。京师刚迁到邺城，朝廷给各部司配有兵丁，以供驱使，当时人们都认为祭酒是一个闲散职务，只给了两个人。有人劝子熙奏请朝廷多给几个人，子熙说：“朝廷不愿意多给祭酒配备兵丁，关我韩子熙什么事？”议论的人都称赞他。元象年间，加封他为卫大将军。

　　原先子熙给他的兄弟娶王氏为妻，王氏是他姑母的女儿，生了两个孩子。子熙还没有娶妻，后来与寡妇李氏苟合，生了三个孩子。王氏和李氏不和睦，经常互相争吵，子熙因此惭愧气愤，积郁成疾。死后，遗嘱后代不要向朝廷请求谥号。他的儿子没有遵行，便向朝臣请托求谥。武定初年，朝廷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韩显宗，字茂亲。为人刚直，敢当面向皇帝直言谏诤。也十分有才学。和尚法抚，在三齐一带被称为聪明过人，曾与显宗比试。抄了一百多个人的名字，每人各读一遍，随即背诵，法抚记错了一两个，显宗却没有一处错误。法抚叹服，说“：贫僧有生以来，只佩服你这个年轻人啊！”太和初年，显宗被举荐为秀才，朝廷对策，取为甲等，任命为著作佐郎，后又兼任中书侍郎。朝廷决定迁都洛阳，显宗给孝文帝上书说：

　　“一、听说皇上今夏如不巡视三齐，也要出游中山，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啊。当今徭役应当早日停止，洛阳应早日建成。节省费用开支，徭役就可以减少；将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合并，洛阳就可以早日建成。希望您的车驾及早回到京城，这样可以省去各州郡供应的费用，南部州县可以免除各项徭役的纷扰，北都可以停止骨肉分离的叹息。洛阳可以马上迁入，群臣百姓会高兴得像回到家里一样。

　　“二、自古以来，圣哲开明的皇帝都把勤俭节约当成美德，昏庸淫乱的君主必会因奢侈腐化留下祸患。我朝先代帝王都节减皇宫的开支而致力于经略国家大事，所以能够使基业开拓广大，国运兴隆平安。今天洛阳的城址，是魏明帝营造的，却被前代所讥讽。望陛下对旧城城址尽力缩小。过去北都的富豪人家，比着看谁的府宅豪华，现在借着迁都的机会，应该申明禁令，让穷人和富人的住宅都有一定标准，不能超过国家的规定。街道要宽广笔直，沟渠要往来交通，寺庙和官衙要有区别，官民不要杂处，要永远成为百代不磨的典范。

　　“三、听说您的车驾到洛阳，只带领着数千名骑兵，我认为您很不应该这样做啊。富贵人家的孩子，还不坐在危险的房子下面，更何况您是拥有万乘大国、富有四海的帝王呢！扫清道路再行走，还恐怕会有车辆倾覆的闪失，更何况跋涉万水千山而不多加考虑呢。

　　“四、陛下您耳中经常听的是佛法的声音，眼中经常看到的是经典巨著，口中说的是国家的各种法律，心里考虑的是天下纷繁的事务，日过中午才吃上饭，夜半三更才能就寝。再加上对双亲十分孝敬思念，随着年岁的增长，倾注的感情越来越多。又用力于文章大业，每日挥成数篇。虽然您智力过人，不感到这些事情烦难，然而，不爱惜精神，存养性情，就不能有无疆的寿命。庄周说过‘：身体有限度，而智慧却无穷尽，用有限度的身体，去役使无穷无尽的智慧，体力会消耗完的。’这使愚臣我常常忧虑不安啊。”

　　孝文帝对他的意见颇愿采纳。

　　韩显宗又上表说：

　　“前代选拔人才，必先正定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现在各州郡察举的人才，徒有才干优秀，孝敬父母的名声，而没有优秀和孝敬的事实。朝廷只看他们的出身姓氏，不再考虑其他条件。如果这样，可令州郡另外察举出身望族的人作为做官的人才，何必让他们假冒优秀与孝敬的资格呢？所谓门阀望族，只是他们祖上的功绩，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呢？对国家有用的，是贤良卓越的人才。假如他有才干，虽然出身像屠户、渔夫、奴仆、俘虏那样卑贱，圣上您也要不耻于以他们为臣；假如他没有才干，虽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的后代，也会自己沦为皂役奴仆啊。有些论者可能会说：‘现在世上没有有才干的人，不如在望门大族选拔人才。’这也是错误的。怎么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虎，便撤掉宰相的职务而不再设置呢？只有通过考核，认为他有寸长铢重般的能力，就可先叙职任用，这样贤才就不会遗失。”

　　又说“：皇帝之所以能够高居尊位而驾驭天下，在于威望；百姓所以改恶向善，是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建国立家，一定以刑法去治理。救活人的生命，靠的也是刑法。有了罪就应当受到惩罚；惩罚那些犯了罪的，虽然用的是木板和鞭子一类较轻的刑具，而人们也不敢再犯。有了法律制度而不执行，人们心存侥幸，那么，虽然用夷灭三族的重刑，也不能肃清犯罪行为。自太和年以来，没有过多地对盗贼处以斩首弃市的重刑，而天下却太平无事。由此看来，止息犯罪在于严格执行法律，不在于加重刑罚。现在州郡的官员，只图博取一时的虚名，滥肆实行刑罚；朝廷的官员，也都认为严酷苛峻为执法无私，认为仁恕宽厚为放纵容忍罪犯，互相仿效督促，便成了风气。陛下居于九重深宫之内，视百姓有如赤子；朝廷各个部担当处理各种事务的重任，对百姓却有如仇敌。所以尧和舜这样圣明的皇帝只有一个两个，而像夏桀、殷纣这样的暴君却数以千百。天地畅和之气不出现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应该告诫百官群僚，要施恩惠于黎民百姓。”

　　韩显宗又上奏章说“：过去周平王因被犬戎族进攻，将都城向东迁至河洛一带，镐京仍然称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帝刘秀虽号称中兴，对洛阳实在是草草创建，西京仍设置京兆尹，也不废除旧时的建制。现在陛下您发扬光大祖先开创的基业，迁往中原，根据古制恢复汉族礼仪，这实在是盛大的举动。根据《春秋》一书的意思，有皇族宗庙的城市叫都，没有的称邑，这是不容改动的典章。况且在北部的代都，有皇族的宗庙和先王的坟墓，王业的基础，天子的依托，但如果说那里是神乡福地，也差得太远了。现在，代都只同于一般的州郡，我为此感到很不安。我认为代京建立辅地，设置京兆尹一职，都应该和过去一样。尊崇根本，重视旧制，以光耀史册。”

　　他还说：“我见洛阳的规定，居住按照官位的高低划分，不按照姓氏宗族。然而，官位是不稳定的，有的早晨荣耀而晚上就已败落，那么，士大夫就会与庶民住在一处，偷盗的赃物就会在富饶之区查获，事情的颠倒，或许就像这样。古代圣贤的帝王，一定要让职业不同的人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是想让他们职业稳定，志向专一。职业稳定就不会三心二意，志向专一就不会任意胡来。所以，让他们耳濡目染，不用监督就能成功；父兄的教育，不用严厉施行，就能产生作用。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然而，还让官民分开居住，不使他们混杂在一起。作坊、屠户、酒店都有固定的场所，各行各业的商人也都住在一起，不设立律令，可以自由买卖。居住不能混杂，假如在一处弹筝吹笙，轻歌曼舞，一处有严厉的教师在授课，背诵《诗经》，讲解《礼记》，让学童们自己选择，那么，到歌舞场上的会数以万计，而到学馆的却没有一人。这就是手艺人不能杂居，读书人不应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住在一起的最好证明。所以，孔子说居必择仁，孟母利用三迁作为训诫，圣贤者明哲的教诲，如此重要。假如让工匠之家学习士大夫的风度礼仪，恐怕一百年也学不成；让士大夫家的孩子仿效匠人的音容仪态，一天就可以学会。让读书人在一起，那么，礼教就容易兴盛；与工匠们住在一起，风气习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门第高的人，则察看他的婚姻情况和祖上的官阶，据此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考虑得是多么周密啊。至于有技艺的人进入仕途，能够与富室贵族房宅相连，又多么简略啊。现在根据古制建立标准，划分好住宅的区域。凡是迁居的都是公家的土地，分别工匠和士大夫的住处，在于朝廷一句话，有什么可犹豫的，而影响了迁都这件盛大壮美的事情？”

　　孝文帝认为这些意见很好。

　　孝文帝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箈说：“著书立说的重任，由撰写国书的人担任。你们的才华，我很了解。中书省的情况，你们都听说了。如果与古人相比较，像班固、司马迁那样的人才，自然很少。如果与当代的人相比较，你们应该首先推举崔光。”孝文帝又对显宗说“：比较你的才能，可居于中等。”对程灵箈说：“你与显宗，也有差别，可居于下等中的上乘。”显宗说：“我才识短浅，但与崔光相比，实在要强得多。我认为陛下您过于尊崇过去而轻视现在。过去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还不免被人讥刺为只能作盖酱罐的毫无价值的废品。二百年以后，其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的著作。现在我所撰写的，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事业，然而万代之后，却可以从中了解先帝们的辉煌业绩和陛下您昭彰后世的道德，这既不次于《唐典》，也不逊色于《虞书》。”孝文帝说：“假如我无愧于虞舜，你同尧的臣相比，会如何呢？”显宗说：“您可以和尧、舜相提并论，公卿大臣难道不都是高阳氏的八个杰出人才吗？”孝文帝说“：你的著作，仅仅是奉行职务，并不是优秀的史书啊。”显宗回答说“：我生逢您所治理的开明盛世，直笔写来，毫不惧怕，又不接受别人的金钱，睡得安稳，吃得有味，这又比司马迁、班固优越呀。”孝文帝听了很不以为然。显宗后来又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修订朝廷礼仪。

　　孝文帝曾下诏对朝臣们说“：近代以来，出身的高贵与卑贱，常有固定的划分，我认为这样既可以，又不可以，应该认真考虑。”李冲说“：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官位，是为了那些出身富贵的膏粱子弟安排个位置呢，还是为了参赞政治，有益于当时呢？”孝文帝回答说“：都是为了百姓。”李冲接着说；“如果是为了百姓，陛下您现在为什么专门看重门第的高低，而不下达选拔人才的诏书？”孝文帝说“：如果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然而，那些生于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假如还没有被录用，只要道德清纯笃厚，我可以任用他。”李冲问：“像傅岩、吕望这样的人才，难道可以用门第出身决定他能否被举荐？”孝文帝说“：像这样济世治国的旷世奇才太少了，许多朝代才会有一两个。”李冲对诸位公卿大臣说“：正想向各位求救。”秘书令李彪说：“军队中人才少，不足以作为证明。如果我有什么想法，能不向圣上畅所欲言？陛下如果仅仅以地域门望裁量人才，不了解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虽任三卿，哪里赶得上孔子所要求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项人才的标准呢？”孝文帝问：“这如何解释？”显宗答道：“陛下迁都洛阳，各项礼仪制度都得到革新，国家能否兴旺，在此一举。从国事考虑，不要问他是否是中秘监、令的儿子，就一定任为秘书郎。历来任中秘监、令的，儿子们也一定能胜任吗？”孝文帝问“：你为什么不主张让当世的权门贵族任监和令的职务呢？”显宗回答：“陛下认为物不可类聚，不应该老是让贵族的后代继承前代的职务，卑贱的就永远只能承袭卑贱的职务。”孝文帝说：“如果有远见卓识，才能杰出的，我也不拘泥于这个成例。”韩显宗后来任本州的中正官。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亲自南征，任命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军队到达赭阳，南齐守将成公期派他的部将胡松、高法援等率领齐军和蛮军进攻魏军大营，显宗率军迎战，将齐将高法援斩首。显宗率军到了新野，孝文帝问他：“为什么不张贴布告？”显宗回答说：“我过去见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二三个贼兵，几匹驴马，就写露布表功。我在京城的东观，私下里常常嘲笑他。最近我仰伏您的神威，得以摧垮敌兵。由于兵少力单，擒斩敌兵的数量不多，如果因此甩动长长的衣袖舞之蹈之，张扬功劳，仿效王肃过去的做法，罪过更重。所以，我收起毛笔，卷起白绢，不发露布，只将战况呈报给您就行了。”孝文帝说“：像你建立的功勋，可以封为王侯。等到赭阳平定后，再一并封赏。”新野平定，任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咨议参军。显宗在给孝文帝的奏章中，颇有矜持骄傲的口气，自己诉说过去的功劳。孝文帝下诏说“：显宗进退失度，行为不检，有损朝廷清纯的风气，交付尚书按律处分。”兼任尚书职务的张彝奏报免除显宗的官职。孝文帝下诏命他以布衣的身份任咨议，以观后效。

　　显宗失意丧志，遇到往洛阳写信的机会，便写了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以抒发郁结在胸中的愤懑。太和二十三年(499)去世。

　　程骏，字駘驹。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穷，守丧时以孝著称。拜刘延明为老师，性格机敏，酷好学习，昼夜苦读，没有倦意。刘延明对学生说“：告诉他事物的一个方向，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向，程骏仅次于这样啊。”程骏对刘延明说“：现今提倡名教的读书人，都说老庄的话虚无怪诞，不切实际，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老子著抱一的学说，庄生申述性本的宗旨。如果都能做到这样，世道可以说就十分顺达了。人如果不专一守本，那么烦恼就会产生；过去任性自为，就会流于放荡丧失真性情。”刘延明说：“你还年幼，说话就这样老成，真好啊！”从此，他的声誉远播。沮渠牧健拔擢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439)，凉州平定，程骏迁往京城，被司徒崔浩赏识。文成帝继位，任程骏为著作郎。皇兴年间，任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报程骏实在是一个史才，朝廷正准备修史，请求把他留下。奏章报给献文帝，同意了李敷的意见。献文帝屡次与程骏讨论《易经》、《道德经》的含义，对群臣们说：“我与程骏谈论，思想十分舒畅。”献文帝问程骏的年龄，他回答说“：六十一岁。”献文帝说“：昔日姜太公年纪高迈而遇到周文王，你今日遇到我，难道不是太早了吗？”程骏答道：“我的才能虽然不如姜太公，陛下您的尊贵却超过周文王。如果上天再让我多活几年，我一定像吕望编写《六韬》那样竭尽全力为您效劳。”

　　延兴末年，高丽王高琏请求将女儿送给献文帝做妃子。孝文帝任程骏为散骑常侍，赐给安丰男的爵位，持节到高丽国迎接高琏的女儿。程骏到了平壤城，有人劝高琏说：“北魏过去与燕国通婚，后来又进攻人家，是由于迎亲的使者看见那里山川险要的缘故。现在如果我们将女儿送去，恐怕后果和燕国没有什么不同。”高琏便谎称女儿死去。程骏与高琏反复交涉了一年，用大义批评高琏，高琏十分气忿，断绝了程骏一行人的酒饭，想逼迫和羞辱他们，但由于惧怕北魏而不敢加害他们。恰巧献文帝驾崩，程骏才回来，被封为秘书令。

　　开初，朝廷将神主迁到太庙，有司奏称：按照旧例，庙中的执事官都应该赐给爵位，现在应依旧例。朝廷下诏让朝臣们评议这件事，群臣都认为应该按照旧例。程骏却认为不可以，上表说：“我听说名器被帝王所宝贵，山河为国家所珍重，所以汉代的帝王作出规定，不建立大功，就不分土封侯。没有见过在宗庙料理事务，却能得到疆土的赏赐。虽然也曾有帝王这样作，暂时又被沿袭，然而怎么能将帝王们一时的恩泽当成万世不变的成规呢？”奏报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对群臣们说：“议论事情，应当正直而又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怎么可以依循暂时的旧例呢？”赐给程骏衣服一套，帛二百匹。朝廷又下诏说：“程骏做官清廉谨慎，论事常合朝廷的意见，家里没占有什么财货，室中却有道德高尚的主人。可赐给帛六百匹，以表彰他节俭清正的美德。”程骏得到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亲朋旧友。

　　程骏性格正直，不与世争荣。太和九年(485)正月病重，留下遗言说：“我崇尚节俭，怎么能死了之后厚葬呢？过去王孙实行裸葬，是对厚葬有所感慨才这样；士安用粗席子埋葬，显得过于矫情和严厉。我死了，入殓时可以穿上平时的衣服，随葬的明器遵从古制。”程骏最初病危，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派使者来问候他，命御医徐謇给他诊治，赐给他汤药。临终时，朝廷下诏封他的儿子程公称为中散大夫，从子灵箈为著作佐郎。死后，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十分伤感痛惜，赐给他棺木一口，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赠为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这是孝文帝赐给的名字。家庭贫寒，从小失去父亲，饱受贫困折磨。然而却胸怀大志，好学不倦。最初，受学于长乐的监伯阳，伯阳十分称赞他。后来与渔阳的高悦、北平的阳尼等人想一起隐居名山，没有实行。高悦的兄长高闾学问广博，才干突出，家里藏有很多图书典籍，李彪便到高悦家借阅，天天手抄口念，废寝忘餐。不久回到家乡。平原王陆睿年近二十岁，素怀大志。他娶东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鉴的女儿为妻，迎亲路经冀州、相州，听到李彪的名字，专门去拜访他，两人举行了师友的礼节，为州郡的人们所称道。李彪便被举荐为孝廉，到京城入学馆受业。高闾称赞他不久即可贵显，李冲对他礼遇甚厚，李彪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

　　孝文帝即位之初，任他为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又封为散骑常侍、卫国子，出使南齐。又任秘书丞，参与著作等事。自从文成帝以来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崔浩、高允撰写国史，编年序录采用了《春秋》的体例，遗落了许多重大的时事。李彪与秘书令高..上书，请求按司马迁、班固创立的史书体例，撰写分为纪、传、表、志等目。

　　李彪又写表陈述有关封赏的事情七条，其一说：

　　“古代圣哲的先王创立的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往下再到看门的和打更的，他们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有等级差别。地位低的不得超过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得超过高贵的。这样，才上下有序，人心稳定。现在的风气，人们竞相浮华，情志变化无常，大肆兴办耗费财力人力的事情。耗费财力的，如制造大批的绫罗绸缎和珍奇玩好；耗费人力的，如建造宫殿庙宇，并大加粉饰。这些妨害男子耕作女子纺织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当时朝政可令人长久叹息的事情有六，这便是其中之一呀。

　　“上边所喜好的，下边一定仿效。所以，越王好勇斗狠，而将士大多轻生敢死；楚王喜欢瘦子，而国内就有人挨饿减肥。现在，太上皇和皇上带头节俭，并下诏命官民都要勤劳。但是，百姓的奢华之风仍未变革，难道是楚国和越国的人就那样容易改变，我们魏国的人民就这样难以变化？这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宣传，人们没有被感化所造成的。我认为住宅、车辆、服装，自百官以下到普通百姓，应该规定出等级式样。使高贵的不至于使用卑贱者的，卑贱者不至于违制使用高贵的，人人都不能任意奢侈，有违典章制度。”

　　其二说“：《易经》上称‘：掌管国家神器都不如天子的长子。’《左传》说‘：太子继承王位，庄稼就长得好。’然而，无人祭祀则皇室宗庙就没有供品，太子被废除国家的神器就无人可传。圣贤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立下诰书作为世代遵奉的法典。过去周代的天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推崇儒术以教育太子，太子因此养成美德，施行政治对于黎民百姓大有好处，所以世代拥有天下，前后历经八百年。到了嬴政当了秦国的皇帝，不用做人的正道教育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于是养成凶恶的品质，对待百姓肆虐横行，因而国运短暂，立国只有两代便被灭掉。灭亡与兴盛，其原因在于前代对后代如何教育。所以，《礼经》上说：‘太子出生后，要举行大礼，让人抱着他，有司的官员严肃端庄，在南郊拜见。’表明太子身份的重要，要被上天知道。‘经过宫阙就下车马步行，经过家庙就去叩拜’，这是申明孝敬尊长的道理。然而，古时候的太子，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子民百姓，所以，教育能稳固地在他身上施行。这是古代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呀。高宗文成皇帝，感叹幼年时老师对他不勤加教诲，曾对群臣们说：‘我刚开始读书时，年纪很小，不能专心。到称帝后，每天面临着繁重的政务，又无暇温习。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过失，也是因为老师不勤勉教育。’尚书李讠斤赶快跪下来免冠谢罪。这是近代给我们提供的借鉴。

　　“太皇太后帮助高宗文成皇帝料理朝政，又将显祖献文皇帝培育成材。丰功伟绩远远地超过前代帝王。陛下您从小就蒙受她的教诲，您对她的尊敬也日益增加，到了太子出生后，您亲加抚育教导，日日检查，月月考课，实在劳心费神。今天，应该按照古制聘请老师，用以教导太子。教导正确太子就行为端正，太子端正就是皇家的福分，皇家有福则天下万民就享受太平。”

　　其三说：“《礼记》上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不能叫做国家。光武帝刘秀因一亩地不实在，就加罪于地方长官。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谷，是那样殷勤，不舍昼夜；开明的君主体恤百姓的生活，劝农耕桑，是这样热切。近年山东饥馑，去年京城歉收，百姓们纷纷出走逃向丰收地区。他们既荒废了所经营的产业，遭受疲劳饥饿的折磨，又使国体遭到损伤。如果先多积蓄些粮食，按人口发给他们，他们怎么会扶老携幼，流浪到千里之外逃荒要饭？拿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实在可怕呀。

　　“我认为应从州郡常年的租赋收入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每年费用开支的剩余部分，各立专门机构管理。丰年则鼓励百姓粜粮，积聚在官仓中；遇到荒年则加上二成利润，粜给百姓。这样，人们一定专心务农耕田以购买官府的布绢，又注重积存财物以买取官仓的粮食。丰年则积存，荒年则卖出。另外，设立管理农业的官员，从州郡人户中抽去十分之一作为屯户。根据水陆交通的便利情况，估计田亩的数量，把从犯人那里追赃，或出钱赎罪和其他收入中余剩的钱用来购买耕牛，租给屯户，令他们尽力耕种。一个农夫每年要求他交纳六十斛粮食，除了征收正课之外，再让他们服一定的杂役。做好这两件事，数年之内就会积存粮食，人民丰足，虽然遇到灾荒也不会受侵害。

　　“我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帝王都一定关怀远方的人才，礼贤下士，拔擢沉滞不起的英才。所以，汉高祖经过旧时的赵国，访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拥有天下，却表彰吴、蜀之地的俊才。我认为应在黄河以南七州中选拔人才，让他们到京城中，按照中原官吏的标准，根据能力加以任用。这样，一可以表明我朝对新旧占领区的人才一视同仁，二可以怀柔长江、汉水一带士民百姓归顺我朝的感情。”

　　其四说：“汉朝制度，过去断狱决囚在冬季，至孝章皇帝时改在十月，用以孕育在地下萌动的万物。后来遇到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断狱，阴气微弱，阳气散泄，所以导致旱灾发生。朝廷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定夺。尚书陈宠说‘：冬至时阴气才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等草木初动，周代以这一天为春天的到来。十二月阳气向上涌动，所以，山鸡鸣叫，家鸡抱雏，殷代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十三月阳气已经降临，蛰伏在地下的虫子都已苏醒，夏代当作春天的到来。三个朝代把动植物的萌动现象，分别演化成人统、地统、天统三历。在三统一月处决囚犯，是不顺应天意的。’孝章帝同意他的意见，定在十月断狱。

　　“现在京城和各州郡断狱决囚，常常放在冬季，不根据《三统历》推算万物萌动发育的情况。对囚犯宽大赦免的情况，现在远超过了从前，按照典章法律的要求，则是很大的缺陷。今天这种做法，难道就是所谓的帮助阳气发生上升，对万物奉献一点仁爱之心吗？实在应该借鉴周代的典章，采纳汉代的规定，将全国断狱的时间定在初秋开始，初冬结束。不在《三统历》确定的春天施行斩首、绞死一类的刑罚。这样，道德就会施及人世和阴间，仁爱能够流传于后代。”

　　其五说“：古代的大臣有因为不廉洁坐罪被处罚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盛食物的罐子不注意装了别人家的东西。这是国君对显贵大臣礼貌，不直接说明他的罪过。大臣犯了罪，则洗净官帽，帽缨上加剑，请求自杀，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不敢逃脱刑罚呀。我朝礼遇大臣，礼仪崇尚前代。自太和年以来，有犯罪当被砍头的，大多让他回家自尽。颁发命罪臣自裁的圣旨时，陛下您恻隐沉痛，言语悲切，热泪双垂，朝臣们有目共睹，天下士民有耳皆闻，实在能够感动将死者的心灵，慰勉罪臣亲友的感情。然而，只是恩泽发于您的内心，并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所以我敢陈述自己的浅见。

　　“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朝廷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中，对他的拷打羞辱与仆役一样。贾谊便上书，极力陈说君臣的大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周勃。对于朝廷重臣，天子应该为他改变自己一向严肃的表情，十分礼貌地接待他，下级官吏应该毕恭毕敬地敬重他。他有了罪过，可以免除官职，可以将他赐死，不应将他捆绑起来，送给司法部门鞭打他，让衙役辱骂他，更不应该让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呀。行刑时，犯罪的大臣跪向北面，朝着宫庭的方向再次叩拜，然后自裁。天子则说：‘你们犯了罪啊，我待你们够有礼节了。’朝廷不用派人就将刑罚执行了。

　　孝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以后大臣犯罪，都让他自杀而不再受刑。到了孝武帝时，又恢复了下狱的做法。这是由于孝文帝只在自己在位时这样执行。并没有作为制度确定下来的缘故。”

　　其六说“：《孝经》称遵循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这表明父子同体同气，可以永聚而不可以分离。犯了罪而不株连，是帝王的仁恩厚德。而有些没有感情的人，父兄被关押在监狱，子弟们却没有痛苦悲伤的表情；子弟受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的容色。依然宴欢享乐，悠游自在。车马和过去一样豪华，衣冠和从前一样鲜艳。这难道是父子兄弟同体共气，安危与共，福祸同担的道理吗？我认为如果父兄犯了罪，应该让子弟穿着素淡的衣服，袒露着脊背，到宫门请罪；子弟如果犯罪，应该让父兄引咎自责，乞请将自己解押到司法部门问罪。如果职务重要，不适宜允许他到有司接受处罚的，可宽慰勉励，将他挽留。这样，足可以严厉地警醒浅薄的世风，使人们知道什么叫耻辱。”

　　其七说：“《周礼》上说：臣子家遇到大的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里呼唤他做事。这是圣人们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礼节，让孝子尽完自己对父母的哀悼之情。周代末年国家混乱，丧礼渐渐消亡，所以，只在腰里扎上丧带就算穿孝，戴上白帽子就算哀悼。到了暴虐的秦国，丧礼几乎全部泯灭了。汉代初年，屡次兴兵打仗，没有能够遵循古制。到宣帝时，人们如果是军屯户，遭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丧事，守孝不满三个月，都要服徭役。朝臣们的丧礼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父母去世这类重大的丧事，才能够离开官职度完丧期。到三国魏武和孙、刘时，每天战争不断，前代的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朝时，鸿胪寺官员郑默失去亲人，坚决请求离任服完丧事，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便下令作为定制。

　　“我朝立国之初，拨乱反正，还没来得及建立守丧的制度。现在四方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被推广、礼教制度兴行的时候。然而，我所思虑的还没有完。朝臣们服完父母们的丧期，回朝任职，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宽敞的车子，到郊庙祭祀；身上的玉器相撞，声音清脆；帽带飘逸，潇洒风流，就如同参加节日的庆典。这样作实在伤害了为人子的道德，亏损了天地的根本。我认为大臣们如有遭遇父母丧事的，都要服满丧期。如果有空缺的官职却因为这个人去守孝，无人能替补，则可以用特殊的诏书对他慰勉，让他回来继续任职。但只能在自己的官衙内活动，和进行一般性的交往，国家的吉庆大典，一概不让他参预。军事上出现紧急情况，穿着孝服从征，虽然与礼仪有碍，按道理应该这样啊！”

　　孝文帝看了他的奏章连连赞许，不久都被施行。

　　李彪渐被朝廷重视，孝文帝便下诏说“：李彪虽然不是出身于有名望的门第，上代也没有人在朝廷中做显官名宦可成为他的资本。然而，他性情严谨聪明，学识广博，遍读古代典籍，有刚强舌辩之才，很能被朝廷任用。做官行为优良，受到朝野的赞美，如果不奖赏他的功绩，怎么能激励勤奋而又有才于的人？特提升他为秘书令。”根据他参与制定律令的功劳，赐给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他被封为员外散骑常侍的职务，朝廷派他出使南齐。南齐派主客郎刘绘接待，并摆设酒宴，备有音乐。李彪辞去了音乐。坐下后，李彪说：“刚才辞去音乐，请您体谅。我国皇帝孝性来自上天所赐，追慕过去冯太后的恩泽，所以最近进行有关丧礼的讨论。去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朝臣们才脱掉身上的孝服，但还都穿着素淡的衣服上朝。裴、谢二人在魏，也应该这样。现在辞去音乐，想您不会责怪。”刘绘问“：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根据什么定的？”李彪答道“：高宗文成帝去世时，孝文帝才出生一个月。现在，圣上追忆冯太后对他养育的深恩，感激她教育训诫的厚德，为了深深报答，可以说十分懂得礼仪的变化。”刘绘又问：“如果想遵循古制，为什么不守完三年的孝期？”李彪回答说“：朝廷大事不能长时间无人处理，所以割舍对太皇太后的深情，屈从于群臣的建议。服丧的感情不异于三年，而不拘于时间的长短，难道算得上失礼？”刘绘说“：在这个乱世规矩太多了吧，何必专拿礼节来应酬人！”李彪说“：圣明的国家自然要定立旷古未有的制度，怎么能说是应酬人？”刘绘说：“朝廷百官都听宰相的，朝廷大事交给宰相就行了，何必忧虑无人管理？”李彪说：“五帝时臣子不如国君的能力强，所以国君亲自管理国家大事。三王时，君臣能力相等，所以共同管理国事。我们圣上亲自管理国事，他的能力可与轩辕和唐尧相比。”

　　李彪即将回北魏，齐主亲自对他说：“你前次出使齐国，回去时写诗说‘：但愿能长久得到闲暇，明年再来南朝游览。’果然这次你又来了。你这次回去，还会再来吗？”李彪答道：“请允许我重新赋诗‘：宴乐在这天宫般的都城，但此去就永远不能重来。’”齐主听了颇觉茫然，问“：说齐都如天宫一般可以，一去不再来是为了什么？看你这句诗，好像要成永别。这样，我应当用特殊的礼节为你送行。”齐主便亲自送他到琅笽城，登临山水，命群臣们写诗为他送别。南齐君臣对他如此看重。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齐，南人都很佩服他的诚恳和渊博。

　　后来，他任御史中尉，兼著作郎。李彪既然被孝文帝所信任，性格又刚直不阿，便对朝臣中违法行为多有弹劾，远远近近的臣僚都畏惧他，豪强们屏声敛气。孝文帝常亲昵地称他为“李生”，曾高兴地对群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武帝有汲黯。”他又任散骑常侍，兼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孝文帝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渊博，李彪的正直，是我朝得到的两个贤才。”

　　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留在京城，参与料理朝廷大事。李彪生性刚直豪爽，与李冲等人意见往往不同，便露于形色，没有一点屈从的想法。李冲收集李彪过去的罪过，便禁止他在尚书省出入，又上表请求孝文帝免去李彪的所有职务，交给有司处理。

　　李冲又上表说：“我与李彪相识以来，已近二十年。李彪开始出使南齐时，我见他面色严肃，善于辞辩。我见识愚昧，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他官位升迁，参与朝廷的重大活动，听说他评论今古，讨论人物，发言虽在群臣之后，但赞扬忠贞，崇尚正直，言辞恳切，出语坦诚，从不闪烁其辞。我虽然愚钝，也常常钦佩他的正直无私。等到他任职言官，志向坚定，行为果断，被他弹劾的人都应声而倒。赫赫雄威，震动四方；严肃刚直的称誉，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刮目相看，贪婪残暴都因此收敛。然而，也不断有人私下里对我说他过于威严暴烈，我认为忠贞耿直的言官，常为人忌恨；风行诽谤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所以，对这些议论没有相信。

　　“过去因为河阳发生的事件，曾经与李彪在领军府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等人一起翻阅廷尉所讯问的囚犯的口供，发现不断有人诉说冤枉。太尉、司空和我想少许探听一下，话还没说完，李彪便大发脾气，坐在东面挽起衣袖挥动胳臂，口里喊着贼奴，怒斥左右的人，高声大叫着说‘：去御史台取我的刑具来，打断你们这些囚犯的肋骨！’虽然口中说这些话，终究没有派人去取。他随即又说：‘御史台所审问的犯人，惟恐宽纵得活，始终没有冤枉死的。’当时，大家认为被他所冤枉的情况太严重，有证据的很多，又想不要难为李彪，便都沉默不语。根据这件事，我便怀疑他审问案犯有不实之处，知道他的威风过甚，还想着案子中正确的多，枉滥的少，所以没有向朝廷奏报，实在有失做臣的应该知无不言的大义。

　　“自从去年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朝夕共事，才知道他言行暴戾，自以为是，好责人非，独断专行，横行无忌，惟我独尊，轻视别人。我与任城王在他面前委曲求全，他想办的事无不屈从。根据事实推断，前面讲的都得到验证。如果我所列举的得到证实，应该迅速将李彪送到北方严寒荒凉的地方去，以清除伪装的奸臣，防止他祸乱朝政；如果我列举的事情没有证据，可以把我流放在四周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以止息像嗡嗡的青蝇那样的进馋小人颠倒黑白。”

　　孝文帝在悬瓠，看完表章惊叹道：“没想到他留在京城就这样啊！”有司判决李彪大辟罪，孝文帝饶恕了他，只是罢去了官职。

　　李彪不久回到故乡。孝文帝北巡至邺地，李彪穿着村野农夫的衣服，自称是草茅一样的贱臣，到邺城南面跪迎。孝文帝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李彪对答说“：孔子还活着，颜回怎敢死去？”孝文帝很高兴，因而对他说：“我期望你常以坚贞的青松激励自己的气节，在寒冷的冬天磨砺自己的意志，你应尽心尽力，报效国家。近日见到弹劾你的奏章，与我期望的相差甚远。你遭受这种处分，是因为我加予你的呢？还是因为宰相加给你的呢？还是因为你罪由自取？”李彪回答道“：我的罪过已经降临，完全是自己招致，实在不是陛下您加给我的罪名，也不是宰相无端给我捏造的罪状。我既然犯下这些罪恶，应该俯伏在东方的沼泽边上苟且生活，了此一生，不应再来到您的车驾前面。但是，承您不嫌弃，我敢冒惨死的危险来拜见您，不是为了谢罪而来的。”孝文帝说：“我想任用你，恐怕仆射李冲不同意。”孝文帝不久采纳宋弁的建议，准备重新起用李彪。适逢京城留台的表章到来，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审问被废太子元恂一案，颇有诬枉，请求将他关进监牢。李彪申辩自己冤枉，孝文帝也认为李彪没有这条罪状，派人去宽慰勉励他，并派牛车将他送到洛阳。遇到大赦，他得以免除刑罚。

　　宣武帝元恪称帝，李彪向王肃请托，又与朝臣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书信往来，并写诗酬唱应和，互相推崇。因而，李彪请求朝廷给他恢复旧职，参与修史，王肃等人答应替他呼吁。李彪便上表说：

　　“我魏朝据有中华，已有一百多年，历经将近十位皇帝，史官们的叙写记录，没有表现出我朝的强盛。加上东观倾毁，册籍多有损失，前代的美德随着太阳一天天落下而消失，善政伴着月圆月缺渐渐淡薄。所以，有谚语说：一天不记录，所有的事情都会荡然无存。至于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和先太后召请著名的学士和知识渊博、见识高远的人，以充作功臣庙麒麟阁的人选。其时，忘去我的短处，利用我的一片心志，让我出入各功臣府第采访他们的言行，又授给我秘书丞的职务，我担任这个职务，也无所辞让。高祖皇帝下诏对我说：平和你高雅的志向，端正你手中的笔管，写史而没有章法，后代人怎么去读它？我奉诏尽力而为，不敢忘掉高祖的教诲。

　　“孝文帝承受天地的重托，继承祖宗开创的基业，大功还未完全告成，就大驾崩殂。天下万民，有如失天坠地。幸赖陛下您体察先帝圣明睿智的真心，继承他养育万民的胸怀，行为正大光明，可以普照万物；处事宁静平和，可以通好各邦。上天因而气清，大地赖以平静，真可谓圣明无比，是万民之首啊。《礼记》上说‘：善于行路的，想让别人跟着他走；会唱歌的，希望别人跟着他唱。’所以《左传》说：‘文王奠定了周朝基业，周公完成了建周的大业。’然而，孝文帝卓越的才能，伟大的功勋，陛下您美好的道德，圣明的智慧，与古代相比，毫不逊色啊！时间却一年年过去，难道不应昭彰于世吗？

　　“我认为史官中杰出的人才，大的可与日月齐光，小的可与四时并茂，所以，他的声音能够流传无穷，他的思想能照耀后代。因而，金石有可能消失，而文章却不会泯灭的原因，就凭借书籍记载啊！谚语说‘：相门还会出相才，将门还会有将才。’不是因为性情的遗传，而是行为习惯的影响。我认为负责天文、历史的官员，如有合适的人才，应该让他们世守其业。

　　“我朝的史官，职位高贵，俸禄优厚，却成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是福禄使他们没有作为啊！历史之所以不能被弘扬，原因就在于此。已故的著作官员有渔阳的傅毗、北平的阳尼、河间的邢产、广平的宋弁、昌黎的韩显宗，都以才华优秀被举荐，在解释典章，记录事实上作出同等的贡献，因为任职时间不长，都没有做出杰出的成绩。前著作郎程灵箈与他们同时被举荐，共同负责记史写史的任务，现在也调任别的职务，官职却不是他应该从事的。只剩下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然身兼两职，所以没有著作。

　　“我听说史书的繁兴，是由于国家的昌盛；《雅》、《颂》诗歌的出现，是由于统治者道德的完美。过去汉代的史官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好的东西而不记载，是你做史官的过错呀。’所以，人们能长久地看到美好的东西。孔明在蜀国，不重视史官的作用，所以长时间受到舆论的讥刺。《书经》称‘不要使史官空缺’，《诗经》上说‘担任史官一职要忧患国家和人民。’我现在虽然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然而，过去曾任过著作郎，所以，不因自己目前处境低贱而自卑，敢于讲出以上这些话。人们常说：‘最堪忧虑的是在其位的人却不知道干什么，能干的人又不在其位。’我难道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勉强非要再任史官的职务吗？我常常思念孝文帝给我赐名‘彪’的原因，远的把我比作写《汉书》的班彪，近的比成修撰《晋史》的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实义，真使我欲罢不能。现在，我请求在京城中给我一处静谧的住所，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实现我的宿愿。政府给我一定的人力物力，以满足我写史的需要。我虽然不能光大史书的著述，也不至于饱食终日。短则月内可以写就，长则三年就会有成效。史书的正本藏在麒麟阁，副本放在有名的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