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9

到春秋时，猛禽鹰华飞集陈国宫廷被射死；就是枪矢（箭）射穿的，石馨长一尺八寸（咫为古火长度单位，周制八寸），有人向孔子请教。 孔子回答时不就近取荆州、梁州为例，而取远处的肃慎（古族名，居长白仙北，东滨大海，北互黑龙江中下游，从事狩猎。周初曾以‘楛矢石馨”来贡）来说明，那么，荆、梁二州不贡此物已很久了。唐人颜师古说：“楛木可做箭杆，现在幽（陕西省构邑县西）以北地方仍然都用它．’凭此话考证，用楛木做箭，到唐代仍旧这样，但是用石做箭傲，却从春秋以来没有人懂得了。”按《 晋书• 挹娄传》 （挹娄，古族名，源出肃慎，居长白功北、松花江、黑龙江中下游）记载：有石砮、楛矢，国内有座山出产的石头锋利得可刺入铁中；周武王时，挹娄族曾进贡矢、砮；魏元帝景元末年也来进贡。晋元帝中兴，又来贡石砮；后来，他们又与后赵王石虎往来，向他进贡石砮，这就是石虎用来向成汉王李寿夸耀的事情。《 唐书• 黑水靺鞨传》 （黑水靺鞨，古族名，来源于肃慎，北魏时称勿吉，隋唐称勒瀚，分布于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日本海。分七部，黑水（黑龙江）部居最北方〕 记载：他们的箭，装有石砮有二寸长。看来是在古代制作楛方法的流传，那么苏东坡所说春秋以来没有人懂得，恐怕是不加考证的过错．我家有一个石砮，正好二寸长，难道是黑水靺鞨部的产物吗？

 

《卷八·陶渊明》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缾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20. 译文

 

陶渊明高超、闲静、淡远，是晋宋间第一流人物。说到饥饿，他是饭瓢常空，家无存粮。说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葛衣，没有替换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难以遮蔽寒风和太阳。穷困之状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读他的《与子俨等疏》说：“我常恨家中没有楚国老莱子之妻那样的贤内助来开导我，只有自己怀抱这样的一片苦心了。你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也应该思索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义，齐国的管仲、鲍叔二人是朋友，在经商赢利分财时，多少并无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况你们是同父的兄弟呢！”这样看来，陶渊明还是妾生的儿子。他的《责子》诗说“雍、端两人年龄都是十三”，看来这两个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渊明在彭泽县作县令时，下令公田全都种成高粱，说：“这样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满意足了。”但妻子和儿子坚决请求种粳稻，他就下令让二顷五十亩种高粱来酿酒，五十亩种粳稻供食用。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自叙也说：“公田的收成，足够做酒，所以顺便求了彭泽令这个小官。”他本希望种的庄稼熟了，一年后离任。然而从仲秋到冬天，他在官仅八十几天，就自动免官离职。所谓的高粱粳稻，都没有能吃到一颗一粒，可悲啊！

 

《卷八·东晋将相》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20. 译文

 

西晋南渡之后，国势十分衰弱，晋元帝是中兴之主，已遭到“雄武不足”的讥讽，其余的君主都是童年甚至幼年时继承帝位，更不值一提，然而东晋国百年之久，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侵袭骚扰，竟不能窥视江、汉地区，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竟是到沈水送死来了。后来因为强臣专权，皇位才转移，但东晋政权在江左的势力长期安然自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考察分析过，东晋把国家政事交给宰相，不设副职，把军事大权托付方伯，权力很重。文武两方面的权柄，既能得到合适的安排，其余的问题可以想见了，东晋百年之间，会稽王司马呈、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凭着是宗室执政，王敦、二桓（桓温、桓冲）则以悖逆掌权，姑且置之不论；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办事；真正能托付国事的，不过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罢了。军事上的方伯之任，没有比荆、徐二州更重要的，荆州是国家的西大门，荆州刺史常总管七八个州的事情，实力雄厚强大，占天下一半。自晋元帝渡江即位到晋孝武帝太元末，八十余年，担负统兵将帅责任的，不过王敦、陶侃、庚家的亮、翼，桓家的温、豁、冲、石民八人罢了，非死在军中不轻易调动，所以将士在下熟悉服从他，敌人在外敬重惧怕他，不是那种忽去又忽来，兵不适应将，将不适应兵的情况可比拟的。不久前我曾为皇上论及这个问题，蒙皇上高兴地肯定并采纳了，只是因为时代有所不同，不能实行罢了。

 

《卷八·赏鱼袋》

 

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他处末之见也。

 

20. 译文

 

衡山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所建立的《 南岳真君碑》 ，碑文是衡州司马赵颐贞所撰写，禅字是荆府兵曹萧诚所书写。碑末还记载道：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这个词儿不可懂，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卷八·浯溪留题》

 

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州，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按《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20. 译文

 

在永州（治今湖南零陵）浯溪的石间，唐代人留下的题名石刻很多，其中有一条写道：“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宣宗太中二年路过这里。我于文宗大和年间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被贬请到康州（今西藏昌都地区）作官，至今已十六年。去年冬天在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吁始以东，宝应、盐城以北地区）刺史任上被罢官，今年二月又接到赴桂林作官的任命，在桂林才刚几个月，又蒙朝廷授职改任，行路停在灵川（今属广西）时，得到通知又改任此官，分司是个待遇优厚又悠闲的职务，确实令我感到有幸。”按《 新唐书》 记载：“韦瓘接连任中书舍人，他与宰相李德裕十分友好，所以监察御史李宗闵很憎恶他，德裕罢相后，他被贬为明州（治今浙江省郸县）长史，死于桂林观察使任上。”现在用石上题名来证实，韦瓘是从中书舍人被贬请到康州，又不是死于桂林，正史的错误竟到这种地步。韦瓘所说的十六年前，正相当于大和七年，这时，李德裕正在宰相位上，到大和八年十一月才罢相，既然如此，韦瓘的离开京都，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啊！

 

《卷八·皇甫湜诗》

 

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为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20. 译文

 

皇甫湜和李翱，虽然是韩愈门下的弟子，却都不太会写诗，在永州浯溪旁的石刻间有皇甫湜的一首诗，是为元结而作的，内容是：“次山（元结之字）有很好的诗篇，可惜失之于碎而不全。但是他长于寄托和描叙，写得筒洁而形象。他也擅长以质直古朴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诗中的警句也常常出人意外，不朝诗人众多，将出类拔萃的诗人排成队伍，在中间那一行众多的诗人里，次山你仍以精粹优美的诗篇盖过他人，陈子昂的感遇诗虽好，也不如你的大作。退之（韩愈之字〕 的诗文全而、优美而神奇，只能往前与千年以术的名家相比。李白、杜甫的才华是大海翻腾的波涛，其高下不是我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古往今来，诗文以气为主，没有比‘气’更重要的了，自《 诗经》 以来诗歌反映现实的道路不容荒芜，岂不要仰仗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吗？浯溪岸边的石屏排列成行，溪口扬起白芭的急流。我的思索什么人知道呢，我徘徊踌躇在久久地等待。”玩味这首诗是在评论唐代诗文，但在风格上却没有什么特色可取。

 

《卷八·人物以义为名》

 

人物以义为保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日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鸟、义鹰、义鹘。

 

20. 译文

 

人和物用“义”为名的，分门别类最多。主持正义、维护百姓利益的叫义，如义师、义战。大众所尊重拥戴的叫义，如义帝。与大众共享或共同从事的叫义，如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至高无上、超过常人的行为叫义，如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外来而不是正统的叫义，如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衣裳器用之物也是这样，如在头上的叫义髻，在衣服叫义襕、义领，盒子里有小盒子叫义子之类。把多类物品相混合，就有义浆、义墨．义酒。禽鸟牲畜中有善行的，就叫义犬、义鸟、义鹰、义鹘。

 

《卷八·人君寿考》

 

三代之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候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20.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前，国君寿命有超过百岁的。从汉、晋、唐三国、南北朝下至五代，总共有一百三十六位君主，只有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享年七十一岁，唐玄宗七十八岁，梁武帝八十三岁，其余的活到五六十岁的也很少。就这五个长寿之君而论：梁武帝自己招致侯景叛乱之祸，都城被攻破后饥渴而死，不久亡国；唐玄宗自己招致安史之乱，被迫流亡四川，返京后郁郁寡欢，含恨而死；皇位长久，反是祸害，本来也不值得再说。汉武帝末年，巫蛊事件发生，株连许多人，从皇太子、公主到皇孙都死于非命，汉武帝悲伤、忧愁、沮丧到极点。群臣为他祝寿，他竟然不举酒杯，临终不得不把天下交给八岁的小孩子刘弗陵。吴大帝废除了太子和，又杀掉了爱子鲁王霸。唐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发动宣武门之变的缘故，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同一天被杀，不得已才禅位给秦王，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由此看来，这五个长寿之君虽然有至高的帝位，又享有七八十岁的寿命，最终又有什么好处呢？像光尧太上皇帝（宋高宗赵构）这样的福气，真是只能在天仙中寻找了。

 

《卷八·韩文公佚事》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槖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20. 译文

 

韩文公（韩愈谥号）自监察御史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两部《 唐书》 都认为是因为论宫市得罪。按文公《 赴江陵途中诗》 看，他自叙原因很详细，他说：“这年京师大旱，田地不收。官吏只顾向百姓勒索，百姓连孩子也养不起，弃在水沟里。我亲眼看到饥饿的人群拥挤在大道上，当时我刚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实在是我应当直言进谏的时候．我写好奏疏时，想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个人打算。我在奏疏前面陈述酷吏剥削、人民苦难，要求让百姓存活下去，在奏疏后面提出京师是国家根本，对京师的百姓要加倍体恤，眼下的瑞雪预兆明年的丰收，请宽限到明年蚕熟麦收时再收租税。天子看了奏疏感到悲伤，司空也叹息应早作安排。我一心以为朝廷将采取应急措施．没想到反把我放逐到南方。”皇甫湜为他作的神道碑写道：‘关中大旱饥荒，饿拜遍地、官吏仍苛索万姓以求恩宠。先生上疏说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百姓遭灾如此严重，请求朝廷放宽瑶役，免去田租。执政者为此很憎恶他，便将他贬贬諦下去。”这样看文公之被贬不因论宫市事是很明白的。神道碑又写了三件事说：“文公任河南（今洛阳）令时，魏州（今河北大名、魏县）、郡州（今山东郡城县）、幽州（今北京市）、镇州（今河北正定）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蓄养暗中调来的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文公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布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人民的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立即停上活动。这件事后那州留邸果然谋反，还妄图血洗东都（今洛阳），以响应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阳一带）叛乱。等到文公跟随统帅裴度任行军司马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想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文公惋惜。文公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使用兵力了。于是找到了布衣拍者。亲自口授了致王承宗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来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摄于兵威，就上表请割德、棣二州献上，表示服从中央朝廷．”李翱作文公行状，所记载的与上述事迹大致相同，新旧《 唐书》 也都未记载此事，而且把收服镇州，一概归功于柏者，岂不是未曾见皇甫湜的文集吗？《 资治通鉴》 亦仅仅说柏耆以计策进见韩愈，韩愈替他宾告裴度，写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镇州去了。

 

《卷八·论韩公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了，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文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风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涨，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20. 译文

 

刘禹锡、李习之、黄甫持正、李汉，都极为诚恳地称赞韩愈的文章，刘禹锡的诗说：“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风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李习之的诗说：“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赢，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他又说：“韩公常认为从杨雄以后，就没有真正的作家出现，他所作的文章未曾模仿过前人，却总是能和前贤的并驾齐驱。有志于学习古文的年轻人，没有不把他的文章看做楷模的。”黄甫持正说：“先生的文章，无论什么形式，都十分高妙。他深入研究六经的精髓，掌握圣人权衡事物的观点，与天下作家为友，坚决抵制异端邪说，以辅助孔子，捍卫伟大的儒家经典。他的思想包古含今，无边无际。他的文章笔力雄健，辞藻华丽，震惊天下，内容充实缜密，章句妥帖美妙，登峰造极，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从周代以来，仅此一人而已。”又说：“先生作文章，立意、语言似乎都是出自天然。他学习孔子、孟子并以文章发扬他们的思想，鲜明壮美，是唐代散文的大家。”又说：“先生的文章，如长江秋天的洪流，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但如用于灌溉，则可能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如同不了解韩公似的。李汉说：“韩公文章的奇诡如蛟龙在飞翔，文采像是虎凤在跳跃，语言铿锵有力如韶乐鸣奏，文章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像宝玉那样晶莹璀璨，表现出孔子的思想，周代六经中的感情，千姿百态，最终是对道德仁义的润泽、表现，这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对韩公的推崇可谓到极点了。及至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一问世，所有的评说都销声匿迹了。苏东坡说：“一个普通的人却成为百代宗师，说出一句话能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的成就可以和天地的化育万物并论，和国家命运的盛衰有深切的关系。从东汉以来，儒道衰丧，文风败坏，经过唐朝贞观、开元两个兴盛时期也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谈笑着挥斥邪说，天下人狂热地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重新回到正道上来。他的文章使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得以振兴，他宣扬儒道，把天下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来，这难道不就是赞助天地、关系盛衰、浩大独立的正气吗？”在碑文后面，苏东坡又写了一首骑龙遨游白云乡的诗，慷慨激越，直追《诗经》中雅、颂的风格，正所谓象捕龙蛇，搜虎豹似的，宏大啊！苏轼的语言！

 

《卷八·治生从宦》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20. 译文

 

韩愈的诗说：“闲居吃不饱饭，做官又难以胜任，两件事都对人性有害。一生为此常常苦恼。”然而经营家业和做官，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来没有人能兼得的。张释之用钱财买了个郎官，十年不能升迁。他说：“长久做官耗费了兄仲不少财产，却又得不到升迁，真是太窝囊了。”于是打算辞职回家。司马相如也是用钱买了个郎官，因为生病免官后，家里穷得无法谋生，不得已跟随老朋友到了临邛。等他带着卓文君从临邛回到成都时，家里穷得只有四堵墙壁了。

 

《卷八·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20. 译文

 

真宗末年接连有病，每逢上朝不多说话，所下命令间或不能周密，前辈人的笔记杂传多认为是专权大臣假传圣旨，其实不是。钱惟僖（谥文值）在翰林院学士任上，有天禧（真宗年号）四年《 笔录》 一部，按日记载琐碎细小的家事和奏答皇上的话，还有他听到的话，现大概记一些在这里。寇准罢相那天晚上．钱公值班起草制书（皇帝的诏令）。皇上问：“给寇准代么官合适？”钱回答说：“王钦若最近罢相出去，授与太子太保。”皇上说：“再高点儿是什么”回说；“太子太傅。”皇上说：“给寇准太子太傅。”又说：‘再给一什么良好的待遇。”钱回奏只请封他国公而已。当时枢密院有五个官员，而中书只有参政李迪一人，一个多月后，真宗召翰林学士杨大年，命令说：“冯拯与他吏部尚书，李迪给他吏部侍郎。”也没说别的话。杨回奏说：“如果只升官，应当是中书省起草制书， 枢声使、平章事的任命，才需要翰林学士院下达圣旨。”皇上说：“给他枢密使、平章事。”杨对皇上的御旨十分忧虑。皇上也不再审查，他只好退下来起草制书，任李迪为吏部侍郎兼集贤相（即集贤股大学士的简称），冯拯为枢密相（宰相兼枢密使）。又过了四天，皇上召见知制诰（即翰林学士，皆加知制谱官衔）晏殊，晏殊退下来，才召见钱。皇上问：“冯拯的事怎么商量的？”钱回说：“外面议论很好。只因为枢密院竟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政事堂）依旧只有一员，因此外面的人感到怀疑惊讶。”皇上说：“那怎么安排？”钱回奏说：“如再叫冯拯入中书，就是明显表示原来错了。只在曹利用、丁谓两人中选一个过中书去，却不妨事。”皇上说：“谁可以？”钱回奏说：“丁谓是文官，应进入中书。”皇上说；“入中书。”钱就奏说应授同平章事，又奏说应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馆）。又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给平章事。”

按，这时的大授职、大拜相，本是真宗开的头，至于更改变动的曲折过程，则权柄在词臣手里，他们可以舞文弄奸，皇上和一般人都不会察觉的。寇准罢相四十天后，周怀政事件（周为真宗宦官，权力很大。真宗病时，他潜召杨崇勋、杨怀吉等密谋杀丁谓等人，立仁宗，以真宗为太上皇．为二扬告发、被处死。）才发生。温国公司马无的《 深水记闻》 ，苏子由（苏辙之字）的《 龙川志》 、范蜀公（范缜）的《 东斋记事》 都误以为寇准因周怀政的事情被罢相，是错误的。我曾把钱帷演的《 笔录》 给李寿看，他在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时采用了，却又误以为皇上召晏公那天为寇准罢相之日，也是不对的。

 

《卷九·霍光赏功》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候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候。盖霍交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璟抑郝灵佺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候之，则为非是。盖明友，光女婿也。

 

20. 译文

 

汉武帝对外治理少数民族，利用爵位鼓励奖赏将士，只要有了军功，不论出身显贵或低贱，没有不封侯的。等到汉昭帝时，掌管外交礼仪的大鸿胪田广明平定益州少数民族，斩杀并捕获俘虏了三万人，只被赏赐关内侯的爵位。因为霍光处理政务，力求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不企求在边地建立战功。益州之战，是不得已的，这跟唐代宋璟抑制郝灵佺斩杀突厥可汗默啜的情况相同。但是几年之后，范明友攻击乌桓，傅介子刺杀楼兰王，都马上给他们封侯，这就不对了。大概是因为范明友是霍光的女婿吧。

 

《卷九·棰取半》

 

《庄子》载惠子之语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虽为寓言，然此理固具。盖但取其半，正碎为微尘，余半犹存，虽至于无穷可也。特所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如是之类，非词说所能了也。

 

20. 译文

 

《 庄子》 中记载了惠子的话说：“一尺长为棍棒，每天截去一半，千秋万代也截取不完。”这虽然是寓言，但所说的道理本来就有的，因为每次只截取棍棒的一半，截到细碎如同微小的尘埃，剩下的半截仍然是存在的、即使截到无穷小也是可以的。不过，所谓的蛋有毛、鸡三条腿、狗可以化为羊、马会生蛋、火不热、乌龟比蛇长、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动，象这一类的命题，不是用言辞解说所能够明了的。

 

《卷九·汉文失材》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为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五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20. 译文

 

汉文帝召见李广说：“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如果处在高祖时代，封个万户侯又算什么！”贾山上书谈论治理乱世的方法，借用秦朝的事打比方，他的言论忠烈正直、明白畅晓，不比贾谊差，可他竟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但是史官们仍然称誉赞颂汉文帝，认为贾山的言辞过于激烈热切，最后也没有受到责罚，这是汉文帝用来广开劝说帝王的言路的方法。考察这两件事，汉文帝丧失人才太多了。吴国、楚国反叛时，李广以都尉的身份在昌邑作战，因而名声显赫，但由于梁王授予李广将军之印，因此没有详列奖赏。汉武帝的时侯，李广五次作为将军攻打匈奴，没有为他建立任何功名，最后自杀。李广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却没有得到知遇，这真是命啊！

 

《卷九·陈轸之说疏》

 

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张仪欺楚怀王，使之绝齐而献商於之地。陈轸谏曰：“张仪必负王，商於不可得而齐、秦合，是北绝齐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谓善矣。然至云：“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是轸不深计齐之可绝与否，但以得地为意耳。及秦负约，楚王欲攻之，轸又劝曰：“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此策尤乖谬不义。且秦加亡道于我，乃欲赂以地；齐本与国，楚无故而绝之！宜割地致币，卑词谢罪，复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轸之说于是疏矣。乃知鲁仲连、虞卿为豪杰之士，非轸辈所能企及也。

 

20. 译文

 

战国时的权谋之士，进行游说，合纵连横，都追求一时的利益，根本不考虑道义正理是非曲直在哪一方面，张仪欺蒙楚怀王，让楚国和齐国断交并把秦国的商於之地献给楚王。陈轸劝谏说：“张仪一定会背弃大王，商於也不能得到。齐国、秦国却会联合，这样做就是在北边断绝和齐国的交往，在西面又滋生对秦国的忧患。”这些话可以说是正确的了。但是当他说到 “不如暗地里和齐国保持联合，而表面上跟它断交，派人跟着张仪，如果给我们土地，再跟齐国断交不迟”，这就是陈轸不去认真考虑齐国的邦交是否可以断绝，仅仅把得到土地放在心上而已。等到秦国背弃盟约，楚王想攻打秦国。陈轸又劝阻说：“不如因此而送给秦国一个大城市，和它合兵攻打齐国，这是我们丧失土地给了秦国，却在齐国得到补偿。”这条计策尤其荒谬背理不合于道义。而且秦国把无道的行为强加于楚国，却要送给它土地；齐国本来是盟国，楚国却无缘无故和它断交，本应割让土地送去财物，用恭敬谦虚的话向它谢罪，再次恳求它的支援，而反倒要攻打它。陈轸的劝说在这里就是疏漏谬误了。这才知道鲁仲连、虞卿是豪杰之士，不是陈轸之流所能赶得上的。

 

《卷九·颜率儿童之见》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请借救于齐。乃诣齐王许以鼎。齐为发兵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鼎，周君又患之。颜率复诣齐曰：“愿献九鼎，不识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将寄径于梁、于楚，率皆以为不可，齐乃止。《战国策》首载此事，盖以为奇谋。予谓此特儿童之见尔！争战虽急，要当有信。今一绐齐可也，独不计后日诸侯来伐，谁复肯救我乎？疑必无是事，好事者饰之乎，故《史记》、《通鉴》皆不取。

 

20. 译文

 

秦国发动军队逼近成周城下，索求象征王权的九鼎，周王对此感到忧虑。颜率请求允许他到齐国去借救兵，于是到齐王那儿许诺把鼎给齐国。齐国为此派兵救周，而秦国也就罢兵了。齐国打算索求九鼎，周君又对此感到担忧。颜率又到齐国去说：“我们愿意献出九鼎，不知道该从哪条路送到齐国去呢？”争战虽然紧急，但重要的应当是信义。现在欺骗齐国一次可以，为什么不考虑将来各诸侯国来征讨的时候，谁又肯救助自己呢？我怀疑一定没有这种事，这不过是好事的人假托矫饰的故事罢了，因此《史记》《通鉴》都不采用。

 

《卷九·皇甫湜正闰论》

 

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前人论之多矣。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故司马公于《通鉴》取南朝承晋讫于陈亡，然后系之隋开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纪事，无所抑扬也。唯皇甫湜之论不然，曰：“晋之南迁，与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种实匈奴，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失之远矣。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为得天下统。则陈僭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此说亦有理。然予复考之，灭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时岁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灭，则为周也。

 

20. 译文

 

晋朝、魏朝以来，正统与非正统的意见众说纷纭，前人的主张够多的了。如果以南朝宋为正统接替晋，那么到陈朝就接不下去了；如果由隋朝向上推，以北周、北魏为正统，那么这以前也无法街接，因此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中采取南胡承接晋朝一直到南朝陈灭亡；这以后接着是隋朝开皇九年，只是暂且借它的年号来记载史事，并没有偏重南朝。只是皇甫湜的分析不是这样，他说；“晋朝的南迁，跟周平王因避大戎的威胁而东迁的事相同。而元魏的种族实际上是匈奴，自己建立中国的政权称号。说晋朝灭绝了吧，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成外族；说它被替代了吧，又已经没有了传承，然而以往著书的人有把元姓看作正统皇帝的，现在记录历史的人又都把晋看作非正统的，失误就太大了。晋代转为南朝宋，南朝宋转为南朝齐，南朝齐转为南朝梁，占据江陵一带的南朝覆灭以后，就归为北周统治了。陈氏先自立为帝到丧失政权，不用详述的。因此，从唐朝向上推，唐朝接替隋朝，隋朝灭了北周，北周取得南朝梁的政权，从南朝梁上推到尧、舜时代，这就得出了朝代的系统。那么，南朝陈在南方冒用帝王称号，北魏在北方并不正统，这不是清清楚楚了吗？”这个见解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又考察了这段历史，在江凌一带灭了梁朝的，是魏文帝，时代在甲戌年（公元554 年，此处所说年代与庙号不符。魏文帝在位十七年中没有甲戌年，应是魏泰帝甲戌年之误。）又过了三年，即丁丑年（公元557 年），北周才取代了西魏。不能够说南朝覆灭就转为北周了。

 

《卷九·简师之贤》

 

《皇甫持正集》有《送简师序》，云：“韩侍郎贬潮州，浮图之士，欢快以蛇山鳄水万里之僉毒，若将朝得进拜而夕死者。师虽佛其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犹愈于冠儒冠，服朝服，惑涨于经怪之说以斁彝伦邪？”予读其文，想见简师之贤，而惜其名无传于后世，故表而出之。

 

20. 译文

 

《 皇甫持正集》 中有《 送简师序》 ，写道：“韩愈侍郎被贬官到潮州，信佛的人欢欣地拍手称快，简法师独自愤慨而起，拜访我，请求我写序文送行，资助他到潮州去，不管路途遥远，有毒蛇猛兽的艰险，好象是要早上进见晚上死了也甘心的样子。简法师虽然名义上皈依佛门，但行为上却是儒者；虽然穿着外族的衣装，却有着正常人的智慧。这不更胜过戴着儒者帽子，穿着朝官衣服，却迷惑沉溺于佛经怪异之说而败坏天地人伦的常道的人吗？”我读了这篇序文，想到简师的贤良，因而遗憾他的名字没有流传到后代，所以把他表彰出来。

 

《卷九·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绝优。开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岁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二十七年，赦。百岁以上，下州则史，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马，妇人县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乡君。天宝七载，京城七十以上，本县令；六十以上，县丞；天下侍老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