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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随笔》7
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而，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 译文
《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时常以为从魏、晋以来，做文章的人拘泥于对仗，而对经典的思想意义，不再提倡，所以做文章抒发意见讲大道理，自己成为一家的新说法。后辈的学人多取他的榜样，当时这样做文章的很多，但是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为‘韩文’。”而又说：“韩愈常常依仗自己的才华随意写作，也会违背孔子、孟子的精神实质。举例说吧：南方人很随便很轻率地把柳宗元称作‘罗池神’，韩愈就撰写碑文予以记载，使之成为事实。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不应该考进士，而韩愈为李贺作《讳辩》，叫他应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讽世态不近人情。这些是文章中很错误的。所作《顺宗实录》，繁简不妥当，记事情的取舍不当，很受当代人的非议。”裴晋公（裴度）有《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我早就知道他了，这人的确有才能。近来有时听朋友们说：他依仗出群的才华，往往肆意逞才，不用文章去建立法制，而以文章为游戏。这可以吗？现今一些不及他的人，应当为此提防着。”《旧唐书》说韩愈有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且用不着指责的。但裴度也这样说是为什么呢？因为裴度写这封信时，名誉地位都还没有。信的最后写着：“昨日小弟来，是想能及时在功名上有所进取。我虽然名为‘度’，也不敢自视甚高。现在孤零潦倒到这个地步，出外做官又是为了什么呢？因此，我不能听从老朋友的勉励，今后只去致力于耕种田园，苟且地过日子罢了。”可是到了后来，裴度出征淮西时，请韩愈作他的行军司马，还让他写过碑文。这些事都在许多年之后，二人相互了解已深，与未成名之前二人的关系是不能相比的。
《卷六·诞节受贺》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大辰。其日，百僚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僚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 译文
唐穆宗李恒登皇帝位的那年，下诏书说：“七月六日，是我的寿诞之日。到了那天，百官和诰命妇人把名字递上去，表示参加了朝贺，我可以在门内与百官见面。”第二天，又下诏说，诞辰受百官朝贺的仪术停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起初是尚书省总辖吏、户、礼三部的左丞韦统上奏幸。要求寿诞受贺，因之允准下诏；接着总揽政务的大臣又以古代就无寿诞受贺为理由，上书要求停止贺礼仪式，于是又下诏停止。但是到了第二年，又开始寿诞贺礼。皇帝寿诞之日举行贺礼的制度，开始于唐明皇。当时，唐明皇在他寿诞之日下令百官集中设宴庆贺，休假三天，之后，唐肃宗也照此办理。后来，代宗、德宗、顺宗三朝都没有设置这一节日名目。直到唐文宗以后，才象玄宗时一样盛宴百官。由此可知，寿诞受贺之礼，大致从唐穆宗长庆年间一直演用到现在。
《卷六·左氏书事》
《左传》书晋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观此一节，正如狱吏治囚，蔽罪议法，而皋陶听之，何所伏窜，不待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之形见矣。晋历公绝秦，数其五罪，书词铿訇，极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实皆诬秦。故《传》又书云：“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杜元凯注云：“据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观秦、晋争战二事，可窥一斑矣。
- 译文
《 左传》在写到晋惠公背弃秦穆公一事的时候说：“晋惠公要回晋国的时候，秦穆公把帮助惠公归国的事托附于贾君，并且说：要让各位公子都回晋国，可是晋惠公后来对贾君也不好，又不让群公子归国，因此，秦穆公已有怨恨；晋惠公曾许诺中大夫里克，事成后，把汾阳一带给他为封地，后来也背弃了诺言；回国前他曾答应秦穆公，一旦在秦的帮助下得到王位。要把黄河以南的王城割给秦国，东面包括国（今河南三六峡、灵宝，山西平陆一带）的大部分，南边到了华山，黄河以北包括了解梁城（今山西西南部），可是后来又不给；晋国遭到了饥荒，秦国给送去了粮食，可秦国遇到饥荒的时候，晋国则把买进来的粮食也封存起来．由于这些原因、秦国的国王才去讨伐晋国。”看了这段叙述，真如法官审判犯人，以罪绳之以法，想逃遁是办不到的，就是古代最贤明的执法官皋陶听了，也会服气的。不必等到秦晋两国的韩原（一说为今陕西韩城西南，一说为今山西苟城）大战，其间的是非曲直也就一目了然了。晋厉公与秦断交时，曾罗列秦的五条罪状，言词铿锵有方，极尽其夸张美饰之能卒，但其中的事实却全是编造的。于是《 左传》 写道：“秦桓公已经与晋厉公订立了令级（今山西临待西）之盟，仍然要与北方，的狄人和南方的楚国商议讨伐晋国的事。”对于上面这些记载，杜元凯加的注是“根据上述的三桩事实，就可以认定秦国伐晋并无罪过。”左丘明在《 左传》 中的文章真是有起有伏，但没有一件事不是追根求源，以事实证其是非的。这只要看看上面叙述的关于秦、晋之间的这两次战事，也就可以见其一斑了。
《卷六·狐突言词有味》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以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载狐突所叹八十余言，而词义五转。其一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之癝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其五曰：“癝凉，冬杀，金寒，玦离。”其宛转有味，皆可咀嚼。《国语》亦多此体，有至六七转，然大抵缓而不切。
- 译文
晋献公十七年让太子申生去讨伐东山的皋落氏，并命他十二月出兵，穿上左右不同颜色的衣服，佩带上镶金的玉佩，对于这件事《 左传》 上记载了狐突说的八十多个字的一段话，内容竟有五个层次的转折。第一层说：“时间是事情的征兆；衣服是身体的花纹；佩饰是内心的旗帜。”第二层说：“真正把拳情看得严肃重大，要命他在一年的开头行动；要想让他驯服，应穿纯色的衣服；用他的内心的忠诚，佩饰也应适度。”第三层说：“现在让他在年终出征，是想让他的事业就此终了；使穿杂色的衣服，是想让他远征，疲劳其身体；让他披带上镶金的玉佩，就是要舍弃他内心的忠诚。”第四层说：“让他穿混杂的服色表明要把他放逐的很远；让他出师的时间表明要让他就此完结。”第五层说：“杂色意味着凄凉；冬天意味着肃杀；金属意味着寒气，块佩意味着火一般的燥热。”《 国语》 中也有许多这种体式的文字，有的转折达到六七层意思，但是大多数都不是十分切紧内容。
《卷六·宣发》
《考工记》：“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颢落曰宣。《易》：“‘《巽》为宣发。’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为寡发。”《释文》云：“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宣发二字甚奇。
- 译文
《 考工记》 上说：“做车的工匠把半个方矩称为‘宣’。” 里面的注解说：“头发又白又脱落叫‘宣’。《 易经》 说：‘《 巽》卦 为宣发， ‘宣’字本来也有人当作‘寡’。”《 周易》 说：“《巽》 为寡发。”《 释文》 的解释是：“‘寡’字本来又当作宣，黑白颜色相混杂的头发就是宣发。”“宣发”这两个字实在太奇怪了。
《卷六·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敬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未几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玦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縠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终不蒙福，天道远而不可知如此。
- 译文
郭国的国君郭文公要史官占卜，把国都从郭（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限村）迁到绎（今山东邹县末南纪王城）吉凶如何？史官答说：“有利于老百姓，可是对国君却不利。”郭文公听后说：“国君的使命就在于让老百姓得到好处，我个人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只要对老百姓有利，迁了就是最大的吉祥。”于是迁到了绎，不久，郭文公就死了。有德行的人都说郭文公是“了解天命”。 楚昭王末年，有块云彩像一群红色的鸟模样，围绕太阳接连飞了三天．于是周朝的太史说：“红云挡住了太阳就挡住了国王的身体，与国君不利。应当举行祭典，祷告上天，就可把灾难降到令尹和司马的身上。”楚昭王说：“把心里和腹腔中的疾病移到四肢上能有什么益处呢？假如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何必让我早死？如果我有了罪应当受到惩罚，又何必移给另人？”所以不去举行祭典。对子这件事．孔子评价说：‘楚昭王是知道大道理的，他是不应该失去国家的。” 考究一下此中的道理，当年宋景公连续发表过几次国君应当发表的英明言词，结果那些企图去迷惑他的小人都不得不退避三舍。可是郑文公、楚昭王说的话是同样性质的，竟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天理不可猜测竟然到这种地步。
《卷六·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为相。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庆出书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秦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公庆去，悰谓两枢密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今主上新践阼，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悾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及延英开，上色甚悦。此《资治通鉴》所载也。
《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处大明宫，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他宰相毕諴、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秦，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语之如前所云，庆色沮去，帝怒亦释。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绹、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到是时唯有伸在，三人者罢去矣。諴及审权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事。盖野史之妄，而二书误采之。温公以唐事属之范祖禹，其审取可谓详尽，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难哉！
- 译文
唐懿宗咸通二年，任命杜悰为宰相。有一天，有两个枢密使来到中书省，接着宣徽使杨公庆也来了，杨公庆单独向杜徐传达皇帝的意见，另外三位宰相都回避了．当时，杨公庆拿出一封信交给杜悰。杜悰打开一看，里面是宣宗病重之时，宦官们请郑王监国的奏章。杨公庆还对杜棕说：“当时宰相没有在奏章上签名的人，应当以反对皇上处置。”意在暗示杜棕弹勤没有签名的宰相。杜悰反复读了奏章的以后，又封起来交还给了杨公庆，对杨说：“皇上要是想治那些宰相的罪，应当在延英殿当面发布圣旨。” 拒绝了对他的暗示。杨公庆走后，杜悰对两位枢密使说：“内（指管理内务的宦官）外（指管理国家大李的其它大臣）大臣所办的事情目标是一致的，现在皇上刚登上皇位，应该把仁爱放在前面，怎么能赞成杀宰相这类事。如果这类事习以为常，连中尉、枢密这些官员中的大臣也得忧虑自己的命运。”两位枢密使相互看看，默默无言。停了一会就慢慢地说：“我们应当把你的话告诉皇上，你对大局的重视是没有人能够赶上的。”枢密使走后，另外三位宰相来到杜悰的面前，想知道宣徽使来说了些什么，杜悰不言语。三位宰相惶恐不安，恳求杜悰替他们求情以保全家族，杜说：“不必忧虑太多。”之后又沉默了。等到延英殿召见群臣时，皇上满面喜悦之情。这件事是《 资治通鉴》 的记载。
《 新唐书》 的记载是：唐宣宗时，夔王住在大明宫，那王住在十六宅，待宣宗病重时，立下遗诏要夔王继承皇位。可是，总领御林军的中尉王宗贯却把那王迎回来立为皇帝，这就是唐懿宗。停了很久以后，就派枢密使杨庆到中书省单独见杜，另外三位宰相毕诚、杜审权，蒋伸不敢走近，于是杨庆把宦官请皇上监国的奏章交给杜悰，并转达皇上的意见，要他弹劾没在奏章上签名的大臣，于是杜惊就说了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一段话，杨庆泄气地走了，皇上的愤怒也随之消失了。我根据考证的结果是：懿宗在位的时候，原来的令狐绹、萧邺、夏侯孜、曰蒋伸四位宰相，只有蒋伸还在职，其余三人都已免职。毕诚和杜审权是唐懿宗自己选用的宰相，因之前面叙述的那件事，根本没有可能发生，这大约是野史中胡乱记载，《 资治通鉴》 和《 新唐书》 又把它们选进来造成的错误。司马温公能把唐朝的史事交给范祖禹来撰写，足见对材料的鉴别是十分严谨详尽的，即使如此，也会发生这类错误，可见，写历史实实在在是太难了。
《卷六·唐书世系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戊，戊生诸梁，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宋书》沈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为蔡所灭。秦末有逞者，征丞相不就。”其后颇与《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国，与沈子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之师于鸡父，沈子逞灭。定四年，蔡灭沈，杀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为晋所灭，是文王之子寿五百余岁矣。逞为吴所杀，而《表》云奔楚，《宋书》云秦召为丞相。沈尹戊为楚将，战死于柏举，正与嘉之死同时，而以为嘉之子。尹射书于《左传》，三十四年始书诸梁，乃以为其子。又春秋时人立字皆从子及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汉列侯表》岂有所谓敷德、彭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者？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 译文
《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都是取自各家家谱的材料，错误很多，其中关于沈姓的记载最可笑。里面这样写：“沈姓是来自姬姓的。周文王的儿子聃叔季，字子揖，封地在沈，也就是现在汝南平舆沈亭这个地方。鲁成公八年，被晋国灭掉。子揖的儿子叫逞，字修之，逃亡楚国，就姓了沈。沈逞生儿子沈嘉，字惟良，沈嘉生儿子尹戊，尹戊生儿子诸梁，诸梁生儿子尹射，字修文。后来到了汉代，有的当了齐王太傅敷德侯，有的当了骠骑将军，有的当了彭城侯。”沈约修《 宋书》 时，曾在里边写了一篇《 自叙》，里面写着：“沈国是金天氏的后代，在汝南平舆一带，鲁定公四年，被蔡国灭掉。秦朝末年，有个叫逞的人，皇帝请去做宰相，被他拒绝了。”后面的叙述与《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 相同。
认真考究一下，聃叔季所封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与沈国毫无关系。根据《 春秋》 的记载，鲁成公八年，晋国侵犯沈国，俘虏了沈子揖。鲁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又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县南）这个地方打败了顿、胡、沈、蔡几国的军队，沈子揖的儿子逞被灭。鲁定公四年、蔡国又灭了沈国，杀了逞的儿子沈嘉。可是现在的《 世系表》 上却说：聃季字子揖，鲁成公八年，被晋国灭亡。如果是这样，作为文王儿子的聪季就活到五百多岁了，这怎么可能呢？沈逞是被吴国杀掉的，可是《 世系表》 上说他逃奔到了楚国，沈约在《 宋书• 自叙》 中又说，秦国还想召他为丞相。沈尹戊是楚国的大将，战死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县境），这个时正与沈嘉死的时间是大致同时的，可是《 世系表》 却说尹戊是沈嘉的儿子。尹戊在《 左传》 中先写的尹射，三十四年开始写成诸梁，可是《 世系表》 把诸梁当作了尹戊的儿子。还有，春秋时代人立字的时候，都从子和兄弟，怎么会有修之、惟良、修文的叫法呢？《 汉书• 列侯表》 怎么会有敷德侯、彭城侯？《 汉书•百官表》 怎么会有骠骑将军沈达？
沈约被称为一代文章约宗师，胡乱地谱写自己上代表人的姓名、官职、爵位．已经令人嗤笑了，还分不清两个沈国的界限。实际上，作为金天氏的后代的沈姓，是现在沈、姒、蓐、黄各姓先人的沈。他们的封地在汾川（汾河流域），被晋国灭亡，春秋时代的沈姓，封于汝南，被蔡国灭亡。沈约把两个沈国的两个沈姓写成了一个，难道就没有读过《 左传》 ？欧阳修编撰《 新唐书》 的时候，不去加以考证删削，也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卷六·鲁昭公》
春秋之世，列国之君失守社稷，其国皆即日改立君，无虚位以俟者。惟鲁昭公为季孙意如所逐而也于齐，又适晋，凡八年乃没。意如在国摄事主祭，岁具从者之衣履而归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丧还故国，然后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国无此比也。岂非鲁秉周礼，虽不幸逐君，犹存厥位，而不敢绝之乎？其后哀公孙于越，《左传》终于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时立也。
- 译文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一旦失去了王位，这个国家马上就另立新君，没有把王位空在那里等人。唯独鲁昭公是例外，他被擅权的季孙意如驱逐后，先逃亡齐国，又到晋国，流亡了八年才死去。这八年间季孙意如在国内总揽大权，主持祭祀，并且每年都把参加祭祀的人的衣物交给乾侯。鲁昭公死后第二年，灵柩又回到了鲁国，然后他的弟弟公子宋才开始登上王位，这在别的国家没有的事。这大概是因为鲁国坚持了周朝的礼仪，即使国君不幸被驱逐了，他的国君的位置仍然存在，没人敢使之中断吧！后来鲁哀公也逃亡到了越国，但是《 左传》 记事到这时为止，此后鲁悼公究竞何时继承了哀公的王位，也就不知道了。
《卷六·州县失故名》
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 译文
当今的州县，国为各个朝代州县政府所在地的变化，区域划分的改动，所以不少州县或者原来的名字都没有了，或者州县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建昌军在江西，可是建昌县却属于南康军；南康军在江东，可是南康县却属于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南安军在江西，可是南安县却属于泉州；韶州属于始兴郡，可是始兴县却运离始兴郡属于赣州，在南康郡管辖下，而南康县又远离南康郡属于郁林州，郁林县又远离郁林州属于贵州；桂阳是个军，可是桂阳县则不属桂阳军而属于州。这类例子是数不完的。
《卷六·严州当为庄》
严州本名睦州，宣各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 译文
严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本来的名字叫睦州。北宋宣和年间因为方腊起义的原因改为严州。之所以改为严州，虽然也有表示威严的意思，实际上则是因为东汉严光避居之地严陵滩在此地，所以才如此改的。其实，大家并未认真考究，严光（字子陵）姓庄，东汉时汉显宗孝明皇帝的名字叫刘庄，严家为避其讳，把‘庄’字改为‘严”字。于是史学家的就写成了严光，后代的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件事。
《卷七·孟子书百里奚》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 译文
柳宗元在《 复杜温夫书》 中说：“生在写文章时，使用助字，不应当受到约束，人们常用的所谓乎、欤、耶、哉、夫等、是疑问字，表示疑问的意思。所谓矣、耳、焉等，是判断字，表示判断的意思。而今，生则认为这些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仔细查考前人对这些字的使用，与我上面所说的是不同的，从此进行认真的思考分析是有益的。”我在读《 孟子》 一书时，见到关于百里奚的一段记载，说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的所得来干求秦穆公，这话可信吗？其回答是：“他竟不知道用饲养牛的方法来干求秦穆公是‘为污也，可谓智乎？’他预见到虞公不可以劝阻，便不去劝阻，‘可谓不智乎？’他又预知到虞公将要灭亡，因而早早离开，‘不可谓不智也？’当他在秦国被推举出来的时侯，便知道秦穆公是一位可以帮助而有作为的君主，‘可谓不智乎’？”仔细辨别所使用的助字，开合变化，使人思绪飞动，这段话对温夫之辈来说是非常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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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韩柳为文之旨》
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
- 译文
唐代韩愈曾说：写文章时，应该师法上古的名著名篇，诸如《尚书•盘庚》、《尚书•诰》《春秋》、《易经》、《诗经》、《左传》、《庄子》、《离骚》，以及司马迁、杨雄、司马相如的文章。柳宗元则认为，写文章时，首先应以《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易经》为根本，然后参照《谷粱传》的写法，可使文章思路开阔，气势磅礴。参照《孟子》《荀子》，可使文章语气流畅，说理精当。参照《庄子》《老子》，可使文章酣畅淋漓，妙笔生花。参照《国语》，可使文章情趣横生，耐人寻味。参照《离骚》，可使文章意境幽远，发人深省。参照《史记》，可使文章语言优美，简洁精练。韩愈、柳宗元二人为唐代文学大家。他们的写作方法和经验，学习写作的人应当高度重视。
《卷七·李习之论文》·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 译文
李习之所写的《 答朱载言书》 ，论述写文章最为明白、周到详尽。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诗经》 、《 书经》 、《 礼记》 、《 乐经》、《 易》 、《 春秋》 六经，立意用语，各有特点，富于创造，不相互仿效引用。所以在读《 春秋》 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 诗经》 的。在读《 诗经》 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 易经》 的，在读《 易经》 的时候，就见不到其中有引用《 书经》 的。甚至，在读月屈原、庄周的著作的时候，也见不到其中有引用《 六经》 的。譬如高山，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共同的一点是高大，至于说山上草木的茂盛如何，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又如河川，有济水、淮河、黄河、长江，它们共同的一点是从发源地流出，一归于大海，至于说河道的曲直，河水是深是浅，则是不完全相同的。现在评论文章，有六种说法．有崇尚奇特的人说，文章语言词句，要奇特惊险；有喜好辨论的人说，文章叙事论理，要通顺流畅；有拘泥时尚的人说，文章必须讲求对仗；有厌恶时尚的人说，文章不应当讲求对仗；喜爱难的人说，主张文章应当难，而不应当浅显；喜爱容易的人则说，文童应当通顺不应当难。这六种情形，都是由于人的情感喜怒爱好不同，未曾涉及文章的主题总旨，有的文章义理说得浮浅不透彻，但是词句离奇华美，像《 剧秦美新》 、王褒的《 僮约》 ，便是如此。有的文章讲道理讲得好，但是不注意修辞，语句粗劣，如王通的《 中说》 、俗传《 太公家教》 ，便是如此。古时候的人，能够在语言文字上狠下一番工夫，但不大明白其词是对仗还是不对仗，是易还是难。‘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是不对仗。‘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是对仗。‘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刘’，是容易。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是不容易。自从《 六经》 出现之后，百家之言纷纷兴起，老耽、列子、庄子，以至于刘向、扬雄，在文坛上都自成一家，学习写文章的人，纷纷以他们为师。由此可见，有的文章虽然道理讲得很深，说理亦恰当，但是语言文字不好，不能成为好文章，亦不能传之于世。”李习之关于文章的论述，大致是这样，作为后学，应当注意他的这些论述。
《卷七·魏郑公谏语》
魏郑公谏止唐太宗封禅，中间数语，引喻剀切，曰：“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夺。此语见于公《谏录》及《旧唐书》而《新史》不载，《资治通鉴》记其谏事，亦删此一节，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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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祭祀天地是古代帝王的一件大事。唐太宗也想效仿历代帝王前往泰山封禅，魏征竭力劝阻。他以确切的比喻、中肯的言词对唐太宗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患病十年，卧床不起，经过治疗，逐渐痊愈。此人瘦得皮包骨头，如果一定要让他背着一石米，一天走上一百里路，那是绝对不行的。隋朝末年，社会动乱不只十年，陛下作为良医，精心调治，虽然取得成效，天下平安无事，但是百姓还不富裕。在这个时候隆重举行封禅大典，敬告天地大功告成，臣我实在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唐太宗听了，无言反驳。魏征的这一段话，见于魏征的《谏录》和《旧唐书》，但《新唐书》中没有记载。《资治通鉴》里载有魏征劝谏的事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删去了这一段话，真是太可惜了！
《卷七·虞世南》
虞世南卒后，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随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宜恤基子孙，厚其恩典可也。斋僧、造像、岂所应作？形之制书，著在国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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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是唐朝初年的大臣，又是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夜里梦见他，如同平常活着一样。第二天，唐太宗下诏书说：“世南随着万物变化而去，很快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昨天因为夜里做梦，忽然见到他这个人，回想起他遗留下的美德，实在是增加了悲伤叹息。应该对他在地下加以帮助，以表示我思念旧臣的心情。可以在他家里设置五百位僧人的斋饭，并且为他制作天尊像一躯。”唐太宗梦见虞世南，是由于他生前与唐太宗君臣关系相处融洽的缘故，按照常理，只要注意抚恤，妥善安置他的子孙后代就可以了，怎么能动用斋僧，并为他造像呢？然而，唐太宗竟然特意颁布诏书宣喻天下，并且载入国史。实在令人遗憾！
《卷七·七发》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闲》，皆屋下回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是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至于近时，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沓，皆托以为东坡，大可笑也。
- 译文
枚乘的《 七发》 ，创意新颖，语言优美，已与名篇《 离骚》 相近，作为文章的典范，这是十分可喜的。其后，继之而来的，如傅毅所写的《 七激》 、张衡写的《 七辩》 、崔骃所写的《 七依》 、马融所写的《 七广》 、曹植所写的《 七启》 、王粲所写的《 七释》 、张协所写的《 七命》 等等，都是依仿《 七发》 ，亦步亦趋，毫无新意。傅玄又将上述文章进行汇集，取名为《 七林》，由于格调一样，使人读起来感到无味，还没读到最后一篇，就往往略过数页而不读，束之高阁。但是，柳宗元则不同，他所写的《 晋问》 一文，亦是采用《 七发》 的文章格式，但他并不受其约束，而是站在新的高度，大胆创新，文章构思新颖，布局奇巧，高亢激烈，清秀雄伟。汉、晋之间，文坛上那种华而不实的弊病，为之一扫而光。东方朔所写的《 答客难》 一文，自认为是文章中杰出的一篇，扬雄仿依这篇文章，写成《 解嘲》 ，尚有纵横驰骋自得之妙。至于说崔骃所写的《 达旨》 、班固所写的《 宾戏》 、张衡所写的《 应闲》 ，都是屋下架屋，机械模拟章节和句子，其弊病与《 七林》 相同，待至韩愈《 进学解》 一文问世。文坛上的那种机械模仿华而不实的风气，为之一扫而光。《 毛颖传》 刚刚问世的时候，遭到很多人的讽刺嘲笑，认为写得很怪，即使裴度也有些不以为然，只有柳宗元喜欢这篇文章。韩愈以文为戏，本来就一篇这样的文章，无知妄为的人既将该文附于《 革华传》 。而最近一个时期，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乱，都假托为苏东坡所作，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卷七·将军官称》
《前汉书•百官表》：“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国语》：“郑文公以詹伯为将军。”又：“吴夫差十旌一将军。”《左传》：“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檀弓》：“卫将军。”《文子》：“鲁使慎子为将军。”然则其名人矣。彭宠为奴所缚，呼其妻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东汉书》注云：“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已也。”今吴人语犹谓小苍头为将军，盖本诸此。
- 译文
《 汉书• 百官表》 中载：“将军都是周代末年的官，秦代沿用了这个称号。”据查，《 国语》 里有载：“郑文公以詹伯为将军”，又载：“吴王夫差十旌一将军”。《 左传》 里记有“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 檀弓》 里有“卫将军”语。《 文子》 里亦有“鲁国任用慎子为将军。”可见，将军的称号时间很久了。东汉时，彭宠为奴隶缚捆，他急忙喊叫他的妻子说：“快去为各位将军置办行装。” 《 后汉书》 中在这一句下作注说：“称呼奴隶为将军，是为了要他们释放自己。”现在吴（今江苏苏州）人仍称名叫小苍头的奴隶为将军，其根据也在于此。
《卷七·北道主人》
秦、晋围郑，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盖郑在秦之东，故云。今世称主人为东道者，此也。《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邓晨会光武于巨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弇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后人罕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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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和晋国结成联盟，围攻宋国，郑人说秦国为什么不把郑国留下作为东道主。这是因为郑国位于秦国东部，所以这样说。现在人们称主人为东道主，其由来即在于此。《 汉书》 中载有北道主人，共见三处。
其一是《 邓晨传》 中记载：常山（今河北唐县倒马关）太守邓晨与汉光帝巨鹿（今河北平乡）相会，邓晨（字伟卿），要求跟随光武帝进攻邯郸（令河北邯郸）。光武帝回答说：“伟卿你一人跟随我出战，不如以一郡之地为我的北道主人。”
其二是《 耿弇传》 记载，耿弇跟随汉光武帝来到了蓟州（今河北蓟县），听说敌方的军队已到邯郸，光武帝想率师南归。于是便召集各位将领共同研究议论这事。在议论中，诸说不一，耿弃不赞成光武帝南归，认为只要调集渔阳（今河北密云）、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两郡的兵力，邯郸是不必多虑的。而光武帝的部下心腹们则不赞成这一意见，光武帝在进行盘决时，指着耿弇说：“你是我的北道主人。”
其三是《 彭宠传》 记载，彭宠投归汉先武帝后，投予大将军。不久，又想举兵反叛。光武帝问幽州（今北京市）牧朱浮：“彭宠为什么相叛？”朱浮说：“ 当初，彭宠率众来归，你赠送他衣服佩剑，依靠他为北道主人，二人亲切握手，交欢并坐。如今不是这样，所以令人失望。”这里三处提到北道主人，但后人很少有人引用北道主人一词。
《卷七·洛中盱江八贤》
司马温公《序赙礼》，书闾阎之善者五人，吕南公作《不欺述》，书三人，皆以卑微不见于史氏。予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