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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随笔》6
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姤》：“九四，包夫鱼。”注：“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云：“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丧匕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云：“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云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惧”字。《杂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误作“杂”字。予顷于福州《道藏》中见此书而传之，及在后省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书也。
- 译文
唐代时，苏州的司户参军郭京著有《 周易举正》 三卷，作者自己说：“我曾得到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的注定传授真本，考校当今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发现它们或者将经文误入注文，或者将注文误作经文，或在《 象》 一词中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文内移，前后倒置，还有脱漏，两字颠倒谬误的，所有这些，我都依定本改正过来，总共有一百三十条。这里，我姑且选取比较简明易懂的二十条摘录如下：
《 坤》 卦初六爻的象词说：“履霜坚冰至。《 象》 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象文‘霜” 字下误增‘坚冰”二字。《 屯》 卦六三爻的《 象》 说：“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去“何”字。《 师》 卦的六五爻说：“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即无凶）。”原本“之’字为行书，笔脚向下廷伸，有点象“言”字，经过辗转传抄，结果误作“言”字，而且从注文的意思看，也根本未作“言”解释。《 比》 卦九五爻的象词说：“失前禽，舍逆取顺也。” 今本错误地把此句的前后次序搞反了。《 贲》 卦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是以止，人文也。” 注释说“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漏“刚柔交错”一句。《 坎》 卦中“习坎”二字之上脱漏一个‘坎”字，《 姤》 卦：“九四，包失鱼。”注释说：“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 蹇》 卦说：“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 困》 卦初六爻的象词说：“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面多一“幽”字。《 鼎》 卦的象词说：“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释说：“圣人用之，以上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出“而大亨’三字，因而注文也误增‘大亨’二字。《 震》 卦的象词说：“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去“不丧匕鬯”一句。《 渐》 卦的象词说：“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释说：“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 今本正文脱漏“风”字。《 丰》 封九四爻的象词说：“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脱漏‘志’字。《 中孚》 卦的象词说：‘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出“豚鱼”二字。《 小过》 卦的象词说：“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漏“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爻的象词说：“密云下雨，已止也。”注释说：“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文也误作“阳已上故止也。” 《 既济》 卦的象词说：“《 既济》 ，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漏一“小’字。《 系辞》 说：“二多誉，四多惧。”注释说：“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二字为正文。而注文中又脱漏“惧”字．《 杂卦》 说：“蒙稚而著。”今本“稚”字误作“杂”字。我前不久在福州《 道藏》 中见到此书，并且加以传播。后来又在翰林院中见到晃公武所进献的《 易解》 ，其中大量引用该书，而一般世人很少能够见到此书。
《卷五·其惟圣人乎》
《乾》卦：“其惟圣人乎？”魏王肃本作“愚人”，后结句始作“圣人”，见陆德明《释文》。
- 译文
《 乾》 卦的卦词说；‘难道只有圣人吗？”曹魏王肃的本子作“愚人”，最后的结句才作“圣人”，这见于陆德明的《 经典释文》 一书。
《卷五·易说卦》
《易•说卦》荀爽《九家集解》《乾》“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后有八，曰：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后有三，曰：为王，为鹄，为鼓。《巽》后有二，曰：为杨，为鹳。《坎》后有八，曰：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后有一，曰：为牝车。《艮》后有三，曰：为鼻，为虎，为狐。《兑》后有二，曰：为常，为辅颊。注云“常，西方神也。”陆德明以其与王弼本不同，故载于《释文》。按：《震》为龙与《乾》同，故虞翻、干宝本作“駹”。
- 译文
在《 易•说卦》荀爽的《 九家集解》《乾》“为木果”之下，又有四种性质，即：为龙，为车，为衣，为言。《 坤》 卦后有八种，即：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 震》 卦后有三种，即：：为王，为鹄，为鼓。《巽》 卦后有二种，即：为杨，为鹳。《 坎》 卦后有八种，即：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离》 卦后有一种，即：为牝车。《艮》 卦后有三种、即：为鼻，为虎，为狐。《 兑》 卦后有二种，即：为常，为辅颊。注释说：“常，为西方神。”陆德明因为苟爽的说法与王弼本不同，因而将它记录在《 经典释文》 一书中．按：《 震》 为龙与《 乾》 为龙相同，所以，虞翻、干宝本作“駹”。
《卷五·元二之灾》
《后汉•邓骘传》：“拜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章杯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学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汉碑有《杨孟文石门颂》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轲，人民相食。”赵明诚《金石跋》云：“若读为元元，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论衡•恢国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盖章帝时事。考之本纪，所书建初三年以后诸瑞皆同，则知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称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为非灾眚之语，益可决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年，谓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汉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岂有《范史》一部唯独一处如此！予兄丞相作《隶释》，论之甚详。予修国史日，撰《钦宗纪赞》，用靖康元二之祸，实本于此。
- 译文
《 后汉书• 邓鹭传》 说：“邓鹭被任命为大将军，当时正好遭逢元二之灾，饥荒严重，饿死的人触目可见，在这种形势下，盗贼蜂起，四方的少数民族也乘机反叛、入侵。”章怀太子注释说：“元二即元元，在古书中某字应重复时，就在第一个字下写一个小小的‘二’字，表明这个字应读两遍。后人不懂，于是读作元二，有人解释为阳九，有人附会为百六，实际上都是因为不懂才导致这样的错误。现在岐州的《 石鼓铭》 上，凡是重复的地方都写一个“二”字，便是明证。”汉碑《 杨孟文石门颂》 说：“中遭元二，西夷虐残。”《 孔耽碑》 说：“遭逢元二轗轲，人民相食。”赵明诚的《 金石跋》 说：“如果读作元元，文理不通，怀疑当时的确有元二的说法，《 后汉书》 的注释未必正确。”按：王充的《 论衡•恢国篇》 说：“当今的皇上继位后，元二之间，恩德遍布四方。三年，零陵长出了灵芝草。四年，甘露降于五县之地。五年，又发现了灵芝。六年，黄龙现形。”这是汉章帝时期的事情。查考《章帝本纪》 ，可以看出，本纪中所纪的从建初三年以后各年的祥瑞，与王充所记的完全相同，显而易见，所谓的元二，乃是指建初元年和二年。既然说恩德遍布四方，则元二不是指灾祸，也就一目了然，无庸置疑了。汉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叛乱，全国许多地方发生地震、大水。邓鹭于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可见所谓的元二，乃是指永初元年、二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汉碑中重复字都用小“二”字，难道只有范晔的《 后汉书》 一书中如此，而且唯独一处？我的哥哥宰相洪遵曾著《 隶释》 ，对这个问题论述得非常详尽。我编纂国史的时候，撰《 钦宗纪赞》 ，其中有“靖康元二之祸”一句，其根据就在于此。
《卷五·圣人污》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赵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识圣人。污，下也。言三人虽小污不平，亦不至于其所好，阿私所爱而空誉之。”详其文意，足以识圣人是一句。“污，下也”，自是一节。盖以“下”字训“污”也，其义明甚。而老苏先生乃作一句读，故作《三子知圣人污论》，谓：“三子之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说窃谓不然，夫谓“夫子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未有”，可谓大矣，犹以为污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为阿好而言。”其说正与赵氏合。大抵汉人释经子，或省去语助，如郑氏笺《毛诗》“奄观铚艾”云：“奄，久。观，多也。”盖以久训奄，以多训观。近者黄启宗有《补礼部韵略》，于“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观也。”亦是误以《笺》中五字为一句。
- 译文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等三人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如果圣人有了污点，不至阿其所好，阿谀奉承。”赵岐注释说：“三人的智慧足以识圣人。污，下也，指三人虽小污不平，也不至于投其所好，偏心所爱而违心地吹捧别人。”仔细审核其文意，可以肯定“足以识圣人”后为一句号。‘污，下也’自然是另一句。此处是用“下”字来解释“污”，其意思非常明白。而苏沟竟认为这两句乃是一句话，因此特意写了一篇《 三子知圣人污论》 ，文中说：“三人的智慧无法达到圣人高深幽绝的境界，最多只不过是仅得其下而已。”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既然说”孔子比尧、舜更贤，自古以来绝无仅有”，可以说是伟大之极了，然而又说他尚有‘污下”，这是怎么回事呢？程颐先生说：”有若等人当然能够知悉孔子之道，假使污下，必定不会为投其所好而虚美人。”这种说法与赵岐的看法正好相同，大抵汉代人解释经书与诸子著作时，往往省略语气助词，如郑玄解释《 毛诗》 中的：“奄观铚艾”说：“奄，久。观，多也。”也就是以“久”训‘夸”，以“多”训“观”。近来，黄启宗著有《 补礼部韵略》 一书，在“淹”字下又增添一个“奄”字，并且注释说：“久观也”。他也是错误地把郑玄《 毛诗笺》 中的五个字当作一句了。
《卷五·廿卅卌字》
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词》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
- 译文
今人把二十写成‘廿’，三十写成“卅”，四十写成“卌”，都是《 说文解字》 上的本字。“廿”音入，是两个十合在一起。“卅 ”音先合反，是三十的简化，即古文。卌音先立反，数名，今天称之为四十。据考，秦始皇凡是刻石颂德的辞句，都以四字为一句。《 泰山辞》 上说：“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 琅邪台颂》 上说：“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之罘颂》 上说：“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 东观颂》 上说：‘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 会稽颂》 上说：“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这都是《 史记》 所记载的，每次称“年”，总是五个字为一句。我曾经得到《 泰山辞》 的石本，却写着“廿有六年”，想着其余都是如此，而太史公司马迁无意之中写错了，或者后人传写的错误罢了，其实是四字一句啊！
《卷五·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为礼，以處为处，以舆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与字云：“赐予也，与与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
- 译文
今人写字时都简化，把“禮”写成“礼’，把“處”写成‘处”，把舆写成‘与’。大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都不敢用简化字，然而，其实都是《 说文解字》 的本字。许慎解释‘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将几而止．或周凝。”“与”字云：“赐予也，与舆同。”既然这样，那讼应当以简化的字为正确。
《卷五·负剑辟咡》
《曲礼》记童子事曰：“负剑辟咡诏之。”郑氏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公作其父《泷冈阡表》云：“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用此义。今庐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晓，遂易剑为抱，可叹也！
- 译文
《曲礼》 记载童子事时说：“负剑辟啊诏之。”郑玄注释道：“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修作他父亲的《泷冈阡表》 中说：“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用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庐陵石刻保存下来，衢州所刊的《 六一集》 ，已经得到它真实的含义，有的人不明白此词的含义，遂改“剑”为‘抱’，可惜啊！
《卷五·国初人至诚》
真宗时，并州谋帅，上谓辅臣曰：“如张齐贤、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尝历枢近，或有固辞，宜召至中书询问，愿往则授之。”及召二人至，齐贤辞以恐为人所谗。仲舒曰：“非敢有辞，但在尚书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赐都部署添给，敢不承命？”辅臣以闻，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强之。”王元之自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祐献书于中书门下，以为：“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某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予谓仲舒尝为二府，至于自求迁转及增请给；元之一代刚正名臣，至于公移笺书，引例乞转。唯其至诚不矫伪故也。后之人外为大言，避宠辞禄，而阴有营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风俗使然也。
- 译文
真宗时，谋求并州将帅的人选，真宗对辅政大臣说：“象张齐贤、温仲舒都可以胜任此职，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枢密院供职，有时会坚决推辞，应该把二人召至中书省询问二下，如果他们愿意前往就授予官职。”等到把二人召至中书省，张齐贤以恐怕被别入进谗言来推辞。温仲舒说：“不敢有推辞之言，只是我在尚书之位已经十年了，如果改任我为执政大臣，赐给都部署之职，增添体禄，敢不听命吗？”辅政大臣把他们的话传达给皇上，皇上说：“这是不打算前往任职，不要勉强他们。”王元之自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派遣他的儿子嘉祐到中书门下献书，认为：“朝廷设官，是进是退必按照礼节，一但失当，错误派官，罪责在于朝廷决策大臣。我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按照本朝的惯例来说，或者得给事中，或者侍郎，或者为谏议大夫。唯独我不一样，离开官位后没有转升一级，和管理钱谷的俗吏，混然没有差别，执政大臣不说，别人将怎么信服？”我认为温仲舒曾经为二府大员，至于自己要求升迁及增加体禄；王元之乃是一代刚正名臣，至于公开献书，援引石例，请求升级。是由于只有他们的至诚，从不掩饰虚伪啊！后来的人表面大言不惭，避宠辞禄，而暗中孜孜以求，失去真诚的人太多了，风俗使然啊！
《卷五·史馆玉牒所》
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于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于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他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由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僭赏，此最甚焉。
- 译文
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没有著作局，所以设里史馆，设修撰、直馆的职位。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有秘书官，那么其取权归于秘书监、少监及著作郎、著作佐郎。而绍兴年间又设里史馆修撰、检讨的职位，这和秘书省一分为二。宗正寺中修玉牒官也是这样。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它的职权归于寺卿、寺丞。而绍兴年间再次差侍从为修牒官，又以他官谦任检讨，这和宗正寺一分为二。今天有户部，可是另外设里三司，有吏部、刑部，可是另外设置审官、审刑院。另外，按照玉牒旧制，每十年，进献一次玉牒，如果甲子年进献玉牒、那么甲戌年、甲申年也都进牒。如今，从建隆年间以来，再次进行修补，每十年进献一次，所以不过三、二年总是统一行赏，秘书局不按惯例行赏，以此为最厉害了。
《卷五·稗沙门》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穟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此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 译文
《 宝积经》 中说那些没有德行的和尚们时，有这么一段话：“譬如麦苗，中生稗麦，形状象麦，不能分别。那时田农会这样想，认为稗麦都是好麦，后来发现穟长出来了，才知不是好麦。好象和尚，在大众之中，好似持戒甚严行德积善的人。施主见时，认为都是和尚，而他却是痴呆之人，实非和尚，这称为稗沙门。”这个比喻非常好，而文人学士很少曾经引用，姑且在此记载下来。
《卷六·建武中元》
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 译文
成都有一通汉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碑文最后写着：“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晔所写的《 后汉书• 本纪》 记载：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只到三十一年，第二年改年号为中元，直接写为“中元元年”。这个碑上年号的写法是，虽年号已改为“中元”，仍在上面加上“建武”，就象汉文帝、汉景帝中元、后元一样。再看看《 后汉书• 祭祀志》 所载的《 封禅后赦天下诏》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以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为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 后汉书• 东夷倭国传》 也写着：“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来汉朝朝贡”写为“建武中元”根据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宋莒公作的《 纪年通谱》 却说：“《 本纪》 与《 祭祀志》 记载不同，必定是传抄过程中出了错误。．”这是作学问的人没有认真研究，按自己的理解把“建武”二字删去，这也是没有认真考证的结果。本朝韩庄敏家有一铜斗，上边的铭文是：“王莽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还有宋高宗绍兴年间有个叫郭金州的人得到一个钲（古乐器名），上边的铭文也写着“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王莽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始建国”，后改为“天凤”，再改为‘地皇’，这两件器物上都把第一个年号写在前面，是王莽时代的制度就是如此，就好象有些郡名改的时间不久，每下诏书还把原来的郡名写在上面一样，这与“建武中元”的写法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卷六·带职人转官》
绍兴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乞磨勘，吏部拟朝议大夫。时相以为既带职，则朝议、奉直为一等，遂超转中奉。其后曾慥踵之。绍兴末，向伯奋亦用此，继而续觱复然。后省有言，不应蓦三级，自是但得朝议。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时，前行郎中迁少卿，有出身，得太常；无出身，司农；继转光禄，即今奉直、朝议也。自少卿迁大卿、监，有出身，得光禄卿；无出身，历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若带职，则自少农以上径得光禄，不涉余级，至有超五资者。然则浚明等不为过，盖昔日职名不轻与人，故恩典亦异。又自承务郎至奉议词人，但三转，而带职者乃与余人同作六阶不小异，乃有司之失也。
- 译文
宋高宗绍兴年间，一个叫王浚明的人以右奉直大夫的身份在收藏珍贵图书的秘阁中任直秘阁，掌管图书管理工作。当时他向审官院请求考核他的政绩，予以升迁，吏部打算授以四品的朝议大夫。当时的宰相以为既然是带着职务迁升为官的，朝议和奉直属于同一级别，于是就超越了朝议转为中奉。之后，曾慥也按此办法给转了官。宋高宗绍兴末年，向伯奋也按这一办法转了官，紧接着，续觱也给予了同样的办理。后来中书省里却有人说，不应该跳越三级，只能得到吏部原议的朝议大夫之职。经过认真考察，我了解到，过去的惯例是：前行郎中升为少卿时，过去有做官的经历的，得太常；没有做官的经历的，得司农；然后再转而为光禄大夫，就是现在的奉直和朝议一级。从少卿升为大卿和监的人，有做官经历的得光禄卿；没有做官经历的，经过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再至光禄大夫。如果是带着职务升迁的，自少农以上可以直接得到光禄大夫的品级，不必经过别的级别，以至于有一次超越五级的。由此可知，王竣明等人的越级并不过分，这是因为从前的职务名分不轻易给人，因而得到的待遇自然也不同。有人从承务郎升到奉议词人，经三次转升，可是带职务的人与别人一样，这是掌管升迁的机关人员工作中的失误。
《卷六·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穷竟。正杂庄，列、释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说也。《列子》：“商汤问于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经》：“‘风住何处？’曰：‘风住虚空。’又问：‘虚空为何所住？’答言：‘虚空住于至处。’又问：‘至处复何所住？’答言：‘至处何所住者，不可宣说。何以故？远离一切诸处所故，一切处所所不摄故，非数非称不可量故，是故至处无有住处。’”二家说，如是而已。
- 译文
上下四方无穷无尽，没有边境，即使是《庄子》《列子》和佛教经典中的一些含义很深的寓言，也不能说清楚。《列子》记载：“商汤问夏革说：‘上下八方有穷尽吗？’夏革说：‘不知道。’商汤坚持要问，夏革就说：‘无就是没有终点，有就是有个范围，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终极。不过，在无终点以外，就不再存在没有终点之说；在没有范围的说法之内，也不存在没有范围。没有终点之外不再没有终点，没有范围之内不再没有范围，所以我只知道没有终点，没有范围的存在，而不知道有终点有范围的存在。既然如此，怎么能知道在看得见的天地之外，有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东西存在呢？’”佛教的《大佛经》却是另一种说法：“‘风住在什么地方？’答：‘风住在虚空那里。’又问：‘虚空又住在哪里？’回答说：‘虚空住在至处。’又问‘至处是远离一切地方的地方，是任何地方都约束不了的地方，是任何数字、任何称号都无法估量的地方。所以，至处没有住的地方。’”两家的说法，也不过如此而已。
《卷六·魏相萧望之》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延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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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大巨赵广汉向以执法不遵权贵著械后来却被杀，这事与魏相有关；曾任颖川、东郡太守的林延寿，也是政绩卓著，后来也被诬陷身死，这又与萧望之有关。魏相、萧望之都是非常贤明的公卿大臣，怎么会忍心以个人的恩怨把二位有才能的贤臣里于死地呢？
杨恽也是一位为朝廷立过大功劳的大臣，他因为被免为庶人后，竟因给友人写信时说了儿句牢骚话，就被掌别狱的廷尉认为是大逆不道，判处以斩刑。这个廷尉又恰恰是于定国，历史上曾经称道于定国为廷尉、民间就没有冤案了，果真是如此吗？并不尽然，以宣帝时法制很严，而魏相、萧望之、于定国三人又是辅佐皇帝的得力大臣，也曾有过这类失误，实在是天大的遗憾。
《卷六·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亦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高氏有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碏，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 ，周有石尚，宋有石彄。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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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到底是怎么来的？后世真是茫茫然不可考究，就是以史书传记来加以考证，也难以搞得十分清楚，在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姚、虞、唐、杜、姜、田、范、刘几姓之外，其余的根源出处，都很复杂混乱。就以《 左传》 中的记载来说吧：申姓原出于四岳，系黄帝后援的后代，以后周朝有申伯，可是郑国又有申侯，楚国有申舟，有申公巫臣，鲁国有申繻，申帐，晋国有申书，齐国有申鲜虞。姓贾的源出于姬姓国家、以国名为姓氏，可是晋国有贾华，一个叫狐射姑的人也叫贾季，齐国有贾举。姓黄的属于嬴姓国家的人，可是金天氏的后代中有沈、姒、蓐、黄四姓，里面也有姓黄的，晋国又有黄渊。孔姓源出于商部落，孔子就是商的后代，可是卫国有孔达，宋国有孔父，郑国有孔叔，陈国有孔宁，齐国有孔虺，而且郑国子孔的孙子又叫孔张。姓高的源出于齐国，可是子尾的后代也叫高强，郑国有高克，宋国有高哀。姓国的也是源出于齐国，可是邢国有国子，郑国子国的孙子名叫国参。晋国有庆郑，然而齐国有庆克、陈国有庆虎。卫国有石碏，可是齐国也有石之纷如，郑国有石 ，周地有石尚，宋国有石彄。晋国有阳处父，然而楚国又有阳丐，粤国有阳虎．姓孙的源出于卫，于是楚国却有孙叔敖，齐国有孙书，吴国有孙武。姓郭的源出虢，可是晋国则有郭偃，齐国有郭最，还有个叫郭公的人。几千年来，各个姓氏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又怎么能搞得清楚呢？
《卷六·畏无难》
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胜。”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苻坚不平凉取蜀，灭燕翦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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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英明的帝王并不害怕困难多，而是害怕没有困难，一旦没有了困难就容易责图安逸，不恩危亡，所以说：“只有圣明的国君才能始终保持住胜利。”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发面例证：假如秦国不吞并六国，天下一统，秦二世也未必会很快灭亡；假如不是隋文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又征服了四周的少数民族，隋炀帝也没有条件大兴土木，骄奢浮逸，终致灭亡；如果十六国时的前秦皇帝符坚不去平定凉国（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带），攻取蜀国（今四川西部一带），灭掉燕国（今北京以北以西的地方），铲除代国（今内蒙中部和山西北端），也不会头脑膨胀，征集九十万人马去攻晋国，招致肥水大战的失效；五代时后唐庄宗如不灭粱国，攻蜀国，也不致口出狂言，荒淫专横，终致李嗣
《卷六·绿竹青青》
毛公解《卫诗•淇奥》，分绿竹为二物，曰：“绿，王刍也。竹，萹竹也。”《韩诗》：竹字作，音徒沃反，亦以为萹筑。郭璞云：“王刍，今呼白脚莎，即泬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侧人谓之菉竹。”案此诸说，皆北人不见竹之语耳。《汉书》：“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竹为矢百余万。《卫诗》又有“藋藋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所谓绿竹，岂不明甚，若白脚莎、泬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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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鲁郡人毛公（名亨）解释《 诗经》 卫风的《 淇奥》 时，把诗中的‘绿竹’一词分为两种东西，他说：“‘绿’就是王刍，‘竹’就是篇竹。”《 韩诗》（汉初燕人韩婴解释的《 诗经》 ）中也说：“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也以为是篇竹。东晋的文学家、训话学家郭璞解释说：“王刍现在叫‘白脚莎’，就是绿寿豆。篇竹样子象小藜，红茎有节，喜欢生长在路边，可以食用。” 又说：“有一种草象竹子，高五六尺，淇水两岸的人称它为‘绿竹’。”认真研究上边约几种说法，都是北方没有见过竹的人的臆测。《 汉书》 上说：“砍下淇园的竹子作栏（堵塞河提决口使用的材料）用。”东汉初年的寇恂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太守时，曾砍伐淇园的竹子作了一百余万支箭。《 诗经》 卫风的《 竹竿》 一诗有“长而尖的竹竿哟，可作鱼竿钓于淇水之上”的诗句，由此可见，所谓“绿竹”是一种生长在淇水边上的竹子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是白脚莎、绿豆之类的小草，怎么能说是美而且茂盛呢？
源兵变，最后被杀；南唐李景如果不去攻取闽国和楚国，也就不会有淮南的大败了。
《卷六·孔子欲讨齐》
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告于鲁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传》曰：“孔子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伐也。’”说者以为孔子岂较力之强弱，但明其义而已。能顺人心而行天讨，何患不克？使鲁君从之，孔子其使于周，请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予以为鲁之不能伐齐，三子之不欲伐齐，周之不能讨齐，通国知之矣。孔子为此举，岂真欲以鲁之半，力敌之哉？盖是时三子无君与陈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国，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难也。使三子者警，必将曰：鲁小于齐，齐臣弑君而欲致讨，吾三臣或如是，彼齐、晋大国，肯置而不问乎？惜其君臣皆不识圣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逼于三子而也于越，此之简公，仅全其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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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齐简公四年，齐国大臣陈成子弑杀齐简公，拥立齐平公，自任国相。这时，孔子找到鲁国的国君鲁哀公，请求讨伐陈成子。鲁哀公：“这件事你去找‘三子’（当时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跟他们说吧。”孔子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三子”，遭到了拒绝。对此事，《 左传》 的记载是：“孔子请求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比齐国弱已是很久的事实了。你说要讨伐他，结果会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陈成子（即陈常）杀了他的国君，齐国老百姓不拥护的有一半，现在用鲁国的全部力量和齐国的一半力量，共同去讨伐，是可以胜利的。”对于这件事，有人评论说：孔子怎么会去计较实力的大小呢？他重在讲仁义，只要从仁义的角度把道理讲清楚就够了，如能顺乎民心而代天讨伐，还用担心不会胜利吗？假如鲁哀公接受了孔子的请求，派孔子出使周朝天子，请求周天子，给陈成子定罪、天下共讨，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说能否胜齐的实际力量，在孔子看来是十分次要的。
我认为，鲁国因弱小不能讨伐齐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人与陈成子一样居心不良，因而不想伐齐，周天子失去了权威也不能伐齐，这是全国没人不知的道理。那么，孔子的这一举动，难道真的是想以鲁国一半去与齐国相拼吗？不是的。孔子看到，当时鲁国的“三子”目无君主与陈成子是一样的，因此，他的这一作法并不在于去打仗，而在于这样做，上可以使鲁哀公觉悟，下可以警告‘三子”，如果鲁哀公明白了孔子的本意，就会认真看待三臣谋权，谋图不轨的事实，设法加以控制，并且起用孔子执掌国政，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不难恢复了；假如“三子”因孔子的举动而受到震警，一定会说：鲁国比齐国小，齐国的大臣杀了君主，大家要去讨伐；我们三人如去杀君主，像齐、晋这些大国，怎么会置之不理呢？可惜的是，鲁国的君臣都未能明白圣人的这番深意，二年后，孔子死。又过了十一年，鲁哀公竞在三位大臣的威逼下流亡到越国，与齐简公相比，只是落个全尸了，被大臣推舞，其结果是一样的。
《卷六·韩退之》
《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