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17

秘阁；次一等的，称集贤院或秘阁校理；低的，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这些，都被称为馆职。修起居注的官员出现空缺，肯定从馆职官员里挑选递补，不经过记注官的阶段，没有直接任命为知制诰的。官阶到了员外郎那一级就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官，朝廷内外都称他为学士。等到元丰年间新官制颁行，凡是兼任其他职事官的，都官升一级但去掉馆职，可是设置秘书省的官员，阶官却大抵与职事官相等，反而呈现出升迁迟滞的局面。政和之后，增加修撰、直阁的贴职，形成九个等级，贴职是科加恩兼职，并不担任馆阁职务，于是乎有治理之才的官吏、乳臭未干的贵族子弟都染指于此，车载斗量，馆职的名声更加低轻。南渡以后，开始任命为校书、正字之官的时候，往往召集起来进行考试，虽说是给职不能轻易予人，但是他们的以序升迁，反而没有其他寺监部升迁的捷径。升币孚决。至于递次推举为郎，失去了原来的少骤，和其他官员混同无别了。

 

《卷十六·南宫适》

 

南宫适问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贱而德可贵。其义已尽，无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叹其为君子，奖其尚德，至于再言之，圣人之意斯可见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当也。杨龟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于躬稼而已，孔子未尽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之者，不责备于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与所谓‘雍之言然’则异矣。”予窃谓南宫之问，初无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为有是言？若龟山之语，浅之已甚！独谢显道云：“南宫适知以躬行为是，是以谓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当时发问间，必有目击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说最为切当。

 

20. 译文

 

南宫适问孔子请教羿、奡不得好死而禹、稷却得到天下的问题，声言武力不值得重视而光明的道德才最为可贵，他的话已经把道理说完了，没有什么可以解答的，所以孔夫子等他出去之后叹他是位君子，褒奖他崇高美好的道德，以至于说了两次，圣人的意见从这里就可看出来了。可是明道先岁（程簇，私遂明道先生）说：“把禹、稷同孔子相比，所以不回答。”范淳父（范祖禹，字淳夫。夫、父通）认为禹、稷得到了天下，所以孔夫子不敢回答，是不敢当的意思。杨龟山（杨时，号龟山）说“禹、稷得到天下，并不只是靠着亲自种庄稼一件事，孔子不认为南宫适的话全对，所以不回答。可是没有纠正他的话，是为了不对他的话求全责备。不阻止他崇高道德的志向，这同其他场合所说的‘雍（即冉仲弓）的话正是’之类全然肯定是不同的。”我私下以为南宫适的问话，全无拿禹、稷比孔子的意思，不知道二位先生为何说这种话！象杨龟山的意见，浅陋之极！唯有谢显道说：“南宫适知道把亲身施行当成大事，因此称他为君子。知道他说话的要点，是说若非崇高道德的人不难做到躬稼，在发问的当时，肯定有用眼神示意的情况，表示了首肯的意思，并非只是不回答。”他的说法最为恰当。

 

《卷十六·吴王殿》

 

汉高祖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吴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赵佗先有南海，后击桂林、象郡。则芮所有，但长沙一郡耳。按芮本为秦番阳令，故曰番君。项羽已封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复侵夺其地。故高祖徙之长沙而都临湘，一年薨，则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犹指郡正厅为吴王殿，以谓芮为王时所居。牛僧孺《玄怪录》载，唐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因止州宅诞育，为神人击死，后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汉鄱阳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皆非也。

 

20. 译文

 

汉高祖五年的时候，用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数郡之地册立番君吴芮作长沙王。十二年，用包括豫章在内的其中三郡册封了吴王刘濞，又加上赵佗原先有南海，后来又攻占了桂林、象郡。那么，吴芮所占据之地，仅长沙一郡罢了。据查吴芮本来是秦时番阳县县令，所以称番君。项羽已经把他封为衡山王，建都于邾。邾，就是现在的黄州（治所在今黄冈），后来又侵占夺取了他的土地．所以汉高祖把他迁移到长沙做了长沙王，都于临湘（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一年就死了，那么，他离开番阳已经很久了。可是现在找家乡的人还指认郭府官署的正厅为吴王殿，把它说成是吴芮为王时所居住的。牛僧孺《 玄怪录》 记载：唐代元和年间，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因为宿止在州府官宅里生小孩，被神人击死，后来有道士办理这件事，说：“这是西汉邹阳王吴芮为祟，现在的刺史官宅，是吴芮过去的居住地。”这都是错的。

 

《卷十六·王卫尉》

 

汉高祖怒萧何，谓王卫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轻魏王，责之曰：“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踬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耳。”魏郑公曰：“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非礼，寻皆罪黜，不可以为法，亦何足道！”观高祖、太宗一时失言，二臣能用其所言随即规正，语意既直，于激切中有婉顺体，可谓得谏争之大义。虽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听乎！

 

20. 译文

 

汉高祖对相国萧何感到很恼火，于是对王卫尉说：“李斯辅佐秦朝皇帝，有了好事归国君，有了坏事自己承担，现在相国萧何竟然请求开垦我的上林苑荒地以便自己讨好老百姓，所以我将他收身治罪。”王卫尉说：“秦朝皇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丢了天下，李斯分担失误责任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做法哪值得后人学习呢？”唐太宗李世民怀疑三品以上官员轻视自己的儿子魏王李泰，便责备他们说：“在隋朝，我看见一品以下官员见到诸王时无不毕恭毕敬地行礼，我当然是不会允许皇子们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的。”魏征听后说：“隋高祖不知礼义，过分地宠爱放纵自己的儿子，使他们多行非礼，不久诸王就都因罪被罢免，这种做法是不值得学习的，也不值得一提！”汉高祖和唐太宗一时失言，王卫尉和魏征二臣听到后随即规正，直截了当，但激切又不失婉转恭敬，可谓深得谏争之大义。即使不是汉高祖和唐太宗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他人谁能不虚心听取、诚恳接受呢？

 

《卷十六·前代为监》

 

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又曰：“我不可不监于有殷。”又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公作《无逸》，称商三宗。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喻。贾谊请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观之。魏郑公上书于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监。”马周云：“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张玄素谏太宗治洛阳宫曰：“乾阳毕功，隋人解体，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若此役不息，同归于乱耳！”考《诗》、《书》反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

 

20. 译文

 

臣僚引述古代的事例规劝君主时，应当选取时代较近的前代史实，这群事势相接，说的人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据，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 诗经》 说：“殷监（同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即商朝）。”《 尚书》 说：“现在商朝已经葬送了自己的江山，我们周朝难道不深深地引以为鉴吗？”又说：“我不能不以商朝为信鉴。”又说：“谈乍爪幼天命的年欲不少了、只为不敬天事，不修其德，以致过早地亡了国。”周公旦作《无逸》 ，文中称颂商朝的中宗、高宗和祖甲三位国王，汉高祖命群臣谈论自己为什么能得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天下，又命陆贾撰文论述秦朝之所以灭之的原因。张释之为汉文帝讲解秦、汉之间的历史，以此证明秦朝之所以失败，汉朝之所以成功的根源，贾山借秦朝作比喻，来说明朝代交替的原因。贾谊建议君主阅读有关商朝、周朝和秦朝历史的书籍。魏征给太宗上书说：“当隋朝尚未乱的时候，自以为必定不会灭亡；当隋朝尚未亡的时候，自以为必定不会亡。我希望现在的珍惜应以隋朝为鉴。”马周说：“隋炀帝嘲笑齐、魏亡国，今天看隋炀帝，也如同炀帝看齐、魏。”张玄素谏唐太宗整修洛阳宫说：“乾阳宫修成，隋朝瓦解，我担心陛下的过失比隋炀帝更甚。如果这项工程不停，我朝也将与隋朝一样陷于动乱！”《诗经》 和《 尚书》 所载，以及汉唐诸名臣的论述，是有国家之人的借鉴、负责谏议的大臣们也应当深入地学习，用心的体会。

 

《卷十六·治盗法不同》

 

唐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到官不诘盗。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乃出库钱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予每读此事，以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择治齐州事，则又不然。齐素多次，公择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刺为兵，使直事铃下。间问以盗发辄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由富家为之囊。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盗贼遂清。予乃知治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如安潜之法可谓善矣，而齐盗反恃此以为沈命之计，则变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20. 译文

 

唐朝的崔安潜被委任为西川节度使，到任后并不先去整治社会上的盗贼，他说：“如果没有所经之处人们的通容，盗贼就无法达到目的。”于是，他从公家仓库里拨出巨款放到三个市场上，并且张贴告示宣布：“告发和捕捉到一名盗贼，赏钱五百缗（一千文为一缗）。如果同伙告捕，则免其罪，赏钱和一般人一样多。”不久，有人送来了一个盗贼。盗贼很不服气地向捕捉他的人嚷道：“你和我一同为盗十七年，赃物都平分，你怎么能捉我呢？”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已经出了告示，为什么不将他捉来？如果你把他捉来，那么他应当被处死，而你则要受到奖赏。现在你既然已经被人家告发了，就应当处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随即下令付给捕盗者赏钱，让盗贼亲眼看见，然后将这个盗贼在街市上处死。于是，盗贼们与其伙伴们相互猜疑，竟然在一夜之间纷纷散逃出境，从此境内再无一人为盗。我每读此事，总认为崔安潜的做法的确是治盗贼的上策。后来，当我读了李公择治理齐州（今山东济南）的事迹，才知道还有更高明的办法。齐地一向多盗贼，李公择严加治理，但是屡禁不止。有一次，一名狡猾的惯犯落网，李公择发现他可以利用，便在他的脸上刺字编入军队，分在自己帐下听差。李公择询问齐州盗贼大量被捕却屡禁不止的原因，那个盗贼回答说：“这是由于富裕之家为他们作掩护的缘故。假如使盗贼自相为甲乙，而管理巡捕上门搜查，捉住一个窝藏犯予以重罚，借此杀一儆百，这样不久之后，就可以没有盗贼之患了。”李公择说：“我有办法了！”于是，便下令凡是窝藏盗贼的人家被发现后，一律拆除房子。没过多久，盗贼就绝迹了。我从上述两件事中认识到，世上的事情，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记载。像崔安潜的办法可以说是高明的了，但齐地的盗贼反而借此作为保命之计，可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关键还是事在人为。

 

《卷十六·和诗当和意》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以《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岸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跂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爱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簴，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20. 译文

 

古人联称诗歌，必定要答其来意，不象当今的人在和时拘泥于原诗用韵的次序。从《 文选》中所编的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指陆机，兄东）、三谢（指南朝的谢灵运、谢惠连、谢跳）等人的赠答，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唐人的例子尤其多，无法一一具载，这里姑且从杜甫集中选取几首，略纪于此。高适寄给杜甫的诗说：‘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说：“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说：“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说：“草《 玄》 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给杜甫的诗说：“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回答：“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甫寄给严武的诗说：“何路出巴山”, “重岸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的答诗说：“卧向巴山落月时”, “篱外黄花菊对谁，跂马望君非一度。”杜甫送韦迢的诗说：“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韦迢的答诗说：“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甫又说：“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给杜甫的诗说：“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说：“药裹关心诗总废。”这些诗都铿锵有力，如柑在钟磐之上，叩之则应，往来反复，因而余味无穷。

 

《卷十六·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

 

20. 译文

 

“周族的祖先后稷亲自耕作因而拥有天下”,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多次辞让天下”, “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古书中的这些说法都是以子孙之事追述。当时，后稷刚被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古公直父（即太王）刚刚在梁山下修筑城邑，周文王刚据有岐周（今陕西岐山县）之地，还远远谈不上天下。夏禹不曾亲自耕作，因而通过同时代的后稷而称赞他。

 

《卷十六·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駟、国、游，鲁之季、孟、藏、展，楚之斗、蒍、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20. 译文

 

一世人才，自然可以满足一世之用。只要能够网罗人才，不必计较取士的途径、方法如何。当今以经义、诗赋取士，有人认为诗赋浮华无根底，不能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因而住往推崇经义而贬低诗赋，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西周初年直至战国时代，官员都是世卿世禄制，也即世袭制。周朝的刘、单、召、甘，晋国的韩、赵、荀、魏，齐国的高，国、陈、鲍，卫国的孙、宁、孔、石，宋国的华、向、皇、乐，郑国的罕、駟、国、游，鲁国的季、孟、藏、展，楚国的斗、蒍、申、屈等著名家族，都是世代不乏贤才，直至其国覆亡。汉代以经术及察举，魏、晋时代以九品中正制，东晋、南朝以门第，唐朝及本朝以进士取士，而参用任子之法（即因父兄的功绩，得保举授予官职），这些方法都足以取尽一世之才。由此可见，所谓的取士科目，不过是被用来作为阶梯而已！至于是以经义为主，还是诗赋为主取士，完全可以不必过问。

 

《卷十六·王逢原》

 

王逢原以学术，邢居实以文采，有盛名于嘉祐，元丰间。然所为诗文，多怨抑沈愤，哀伤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寿，逢原年二十八，居实才二十。天畀其才而啬其寿，吁，可惜哉！

 

20. 译文

 

王逢原以学问，邢居实以文采，在宋仁宗嘉佑、神宗元丰年间享有盛名。然而，他们所作的诗文，多怨抑沉闷、哀伤涕泣，好象是辛苦憔悴却没有得到公正待遇，因而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结果这两个人都未得长寿，王逢原活了二十八岁，邢居实仅仅活了二十岁。老天赐给他们非凡的才能却舍不得给他们寿命，实在是令人深感痛惜啊！

 

《卷十六·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绝可笑者。如文官批书印纸，虽宫、观、岳、庙，亦必云不曾请假；或已登科级，见官台省清要，必云不曾应举若试刑法。予在西掖时，汉州申显惠侯神，顷系宣抚司便宜加封昭应公，乞换给制书。礼、寺看详，谓不依元降指挥于一年限内自陈，欲符下汉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别令勘当，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礼恩泽改奏一岁儿，吏部下饶州，必欲保官状内声说被奏人曾与不曾犯决笞，有无翦刺，及曾与不曾先经补官因罪犯停废，别行改奏；又令供与予系是何服属。父之于子而问何服属，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

 

20. 译文

 

由于公文行移只用定本、因而有极为可笑的。如文官批写印纸，即使是提举宫、观、岳、庙等事务的闲散官员，也一定要说“不曾请假”；有些人已经科举及第、现任政府要职，却一定要说不曾应举及考试刑法。我在中书省任职时，汉州（今四川广汉）申奏：本州的显惠侯神以前是由宣抚使司临时加封为昭应公，请求换成皇帝下发的诏书。礼部和有关的寺卿审定，说显惠侯神未依照先颁布的诏令在一年的期限内自行申诉、因而准备给汉州下符，告示本神知委，我向宰相建议重新审核，才得以改下诏书。宋孝宗淳熙六年，我因为大礼恩泽改奏一岁的儿子为官，吏部却转交给饶州，要求在保官状内必须说明被奏人是否曾被判处若刑，有无剪刺，及是否在此前已经补百却因罪被免，于是另行改奏；吏部还要求被奏人说明与我是什么亲属关系．我们是亲父子而吏部却间我们是何种亲属关系，我的儿子是个一岁的幼婴而吏部却问他是否曾做官犯罪，岂不令人笑破了肚皮？

 

《卷十六·靖康时事》

 

邓艾伐蜀，刘禅既降，又敕姜维使降于钟会，将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围燕于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至数千人，相率请于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为慕容麟沮之而罢。契丹伐晋连年，晋拒之，每战必胜。其后，杜重威阴谋欲降，命将士出陈于外，士皆踊跃，以为出战，既令解甲，士皆恸哭，声振原野。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20. 译文

 

曹魏大将邓艾攻打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后命令姜维向魏将钟会投降，将士们无不切齿痛恨，以致拔刀斫石。十六国时期，魏国长期围困燕国的中山郡（今河北定县），城中的将士们都渴望出战，纷纷向燕王请战，慕容隆求战心尤切，结果都被慕容麟所拒绝，只得作罢。五代时，契丹人连年攻打后晋，晋人奋起抵抗，每战必胜。后来，元帅杜重威阳谋降敌，命将士们出营列阵，晋军士气高昂，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及至下令放下武器投降，军士皆恸哭不止，声振原野。我在编纂《 靖康实录》 时，私下里对靖康之难感到万分痛心，大宋朝作为一个堂堂大国，拥兵数十万，竟然不能向北方的金国发一箭，俘获一个敌兵，却只是端坐都城，束手待毙！数十万精兵强将云集京师，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祖国惨遭蹂躏，以致国破家灭，没有谁听说过他们之中有人因此而象蜀、燕、晋的将士那样痛哭流涕的。不久前，我读《朱新仲诗集》 时，看到其中《记昔行》 一诗，正是叙述此事的。诗中说：“老种（指种师道）愤死不得战，汝霖（宗泽字）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并不是没有，只是大宋朝的时运不济罢了。

 

《卷十六·并韶》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20. 译文

 

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名叫并韶的交趾（今越南）人，富于词藻，才能非几，他来到吏部求官，吏部尚书蔡撙鉴于姓并的人没有前贤，因而任命他为广阳日郎，并韶深以为耻，于是回归故里，准备起兵反叛。众所周知、以门第和家族声望的高低来决定选举等级高低，乃是东晋、刘宋以来的弊法，蔡撙是位贤者，却不能摆脱流俗，这是什么原因呢？

 

《卷十六·谶纬之学》

 

图谶星纬之学，岂不或中，然要为误人，圣贤所不道也。眭孟睹公孙病己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实应之，孟以此诛。孔熙先知宋文帝祸起骨肉，江州当出天子，故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实应之，熙先以此诛。当涂高之谶，汉光武以诘公孙述，袁术、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应之，以取灭亡，而其兆为曹操之魏。两角犊子之谶，周子谅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议牛僧孺，而其兆为朱温。隋炀帝谓李氏当有天下，遂诛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将窃国命，遂滥五娘子之诛，而阿武婆几易姓。武后谓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杀之，而刘幽求佐临淄王平内难，韦、武二族皆殄灭。晋张华、郭璞，魏崔伯深，皆精于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于身诛家族，况其下者乎！

 

20. 译文

 

以文字、图画、星相等预卜言凶祸福的图谶星纬之学；当然也有偶而言中的时候，但是更多的则是使人误入岐途，因而不为圣贤所道。眭孟看到公孙病己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禅让帝位，却不知此举宣帝实应之，硅孟因此被诛。孔熙先知道宋文帝将祸起萧墙，江州当出天子，因此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却不知孝武帝刘驶实应之，孔熙先因此被杀。当涂高之谶，汉光武帝刘秀以此诘问公孙述，袁术、王浚都自以为姓名或父亲的名应之，结果以取灭亡。而其兆实为曹操的魏国，两角犊子之谶，周子谅以此弹劾牛仙客，李德裕以此影射牛僧孺，而其兆实为朱温。隋炀帝听说李氏当有天下，于是诛灭李金才之族，而最终却是唐高祖李渊取代隋朝。唐太宗知女武将篡夺李唐家江山，于是大量地处死姓武的女子，而武则天几乎使李家的江山改换了主人。武则天认为取代武周的乃是刘氏，而刘姓没有强有力的人物，估计大概是流民，于是派六道使者将他们全部杀掉，而最后却是刘幽求帮助临淄王李隆基平定内难，韦、武二族都被诛灭。晋代的张华、郭璞，北魏的崔伯深，都精通天文卜筮，料事如神，却不能保护自己的身家避免被诛灭的命运，更何况是造诣还不如他们的人呢！

 

《卷十六·真假皆妄》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均之为妄境耳。人生万事如是，何特此耶？

 

20. 译文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看到的人必定要说其景色优美如画，因此有“江上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等句子。至于画作之妙，人们叹服之余，又说画得很逼真。如杜甫的“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骼”，“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等诗句都是这样。以真为假，以假为真，都是虚妄的境界。人生在世，万事无不如此，哪里是只限于艺术呢？

 

《卷十六·小贞大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身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之戒，谓当以渐而正之。说者多引鲁昭公、高贵乡公为比。予谓此自系一时国家之隆替，君身之祸福，盖有刚决而得志，隐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而论也。汉宣帝之诛霍禹，和帝之诛窦宪，桓宗之诛梁冀，魏孝庄之诛尔朱荣，刚决而得志者也。鲁昭公之讨季氏，齐简公之谋田常，高贵乡公之讨司马昭，晋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谋宦者，潞王之徒石敬瑭，汉隐帝之杀郭威，刚决而失者也。若齐郁林王知鸾之异志，欲取之而不能；汉献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图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杀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虽欲小正之，岂可得也？

 

20. 译文

 

君主处在尊贵的地位，把权柄授给他人，自己反受其害，政令不能实行，恩德不能施予，自身寄在客坐，受别人的指挥，危急覆亡的情形，就要到了。因此《易经》 有“屯积那些恩惠膏泽，稍作纠正，吉祥；大作改正，凶险”的戒言，说的是应当慢慢地改变地位。谈论的人多引用鲁昭公、高贵乡公作为例子。我认为这即使关系到一个时期国家的兴隆衰替，关系到君王的灾祸福份，却也有刚烈果决而实现志愿的，也有勉强忍耐而遭到危亡的，不能够一概而论。汉宣帝诛杀霍禹，汉和帝诛杀窦宪，汉桓帝诛杀梁冀，魏孝庄帝诛杀尔朱荣，这都是刚烈果决而实现志愿的例子。鲁昭公讨伐季氏，齐简公策划对付田常，高贵乡公讨伐司马绍，晋元帝征伐王敦，唐文宗图谋诛除宦官，潞王让石敬瑭迁徒，汉隐帝杀郭威，这都是刚烈果决却失败了的。象齐郁林王知道萧鸾有叛逆之心，想要收取他却不能够；汉献帝知道曹操不守臣道，想要除掉他却不成功；唐昭宗知道朱温一定会篡夺皇位，想要杀了他却做不到；这些人都反而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虽然想稍作纠正，难道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