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qinghuaguoxueyuan.com
《儒释道》2
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嚞(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应的宗教形态在明代的出现既跟社会演变相关，也跟儒家学说的发展有关。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类似民间宗教也好，它们的社会道德取向却来自于儒家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发展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宋明理学，正如很多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结果，也强化了它的宗教气息，"尤其是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无论主诚主敬主静主寡欲主返观内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祷面目"。"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甚至可以说，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故可以说其本身就体现着三教合一。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况。第一，宋明的新儒学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头独大的社会统治意识，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渐在"三教"中沦为配角的地位，这也降低了它们作为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第三，在儒家内部，三教合一的思潮发展也愈来愈强烈。"三教合一"一词开始出现在《四库全书》的明代书文中，并且为数不少，正是此种情况的反映，因为《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宋以后的书籍文献，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
上述三点情况是同时发生的。于是，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上层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上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趋向于完备，但此儒家仍并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诸如在生死问题上给人以终极关怀那样的宗教基本特征。周予同先生谓:"朱熹的祭祀论，不能于理论方面多无发挥，而复返于宗教的解释，实为宋儒哲学思想退化之一证"。这既说明儒家有过适应宗教化的动向，也说明单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来的，朱熹的"退化"也仅此而已。另一方面，虽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间也大力发展了三教合一说，但和社会主流意识依然存在着差距，而且它们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响力都在减弱。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中，主流意识和宗教需求间有着矛盾和缺口。
需要是发明的源泉，解决这种矛盾与缺口的办法之一就是将儒家思想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儒学在明代最风行的王阳明一派的观念中强化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立三教合一之说而阴诋程朱为异端，万历中年，群然崇尚，浸淫入于制艺"。与此同时，理学中王学门徒里向社会下层发展的倾向也明显起来，如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近溪)讲学时，"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奉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这些儒学家的弟子中三教九流都有，这样，以罗汝芳、管志道(东溟)为代表的王学弟子可以说是以"士人阶层为中心，逐渐向其它阶层推广的倾向，既流行于官僚，也流行于农、工、商。这是因为，善书、功过格都不再拘泥于吻合过去型的儒、佛、道的界限，而将三教混合一致，并以自己的实践立场为中心，理解三教的信仰和学问，因而作为新的民众道德而勃兴流行"。于是，在民间广泛受其影响的情况下，真正具备三教合一性质的"三一教"之类就应运而生了。其实，将儒家视为儒教的说法也大多来自此时。这说明，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
（四）王重阳推崇三教合一
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嚞提出过:"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全真道教经过王重阳，马钰，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几代掌教的宣传，以及当时金元两个朝廷的推崇，虽然当中有过被限制发展的历程，但在三教合一的历史推崇做法中，几代全真道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至清朝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道教衰落，但其对于历史三教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应该为后人所记住，不能抹杀。
（五）禅和老庄
胡适曾说:"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铃木大拙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以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
美国作家托马斯·默顿(1915-1968年)曾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
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坐忘"两字的原意，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的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是佛家人士，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深深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六）佛道融合
贞观十二年，皇太子在弘文殿召集三教学者，有纪国寺僧慧净讲《法华经》，道士蔡子晃讲《道德经》，并就《法华经》"序品第一"问题展开争议。稍后，又有太子中舍辛请作《齐物论》，从"心存道术"的立场出发，倡道释齐一玄同之论、论云:"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大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玄同。习智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这里的"大觉"、"智慧"言道教。根据辛请的看法，圣人以一音演说教法，道佛二家各随类解，究其根本理趣是相同的，只不过说法各从俗而异，如果一定要在道佛二家之间强生分别，那就流于"空谈"，不达妙理，所以又说:"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从更高的境界上说:"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后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缮克。"佛教般若以"诸行无常"、"触类缘起"等理论，诱导修持者入于净慧，是资借气力勤求慧觉，所以"有待"于后天心色之用，则于庄生齐物逍遥之旨有所未尽。辛谞的这篇论文保存未全，但仅从慧净所引录的片段看，《齐物论》在唐初代表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他着眼于庄子"绝其有封"、逍遥无待的人生境界，责难般若止观诸说的滞相，认为庄子的理趣境界较般若高妙，这可以说是以庄子的理趣诘难般若，而指佛教熏修之"我净"、缮克而得之"慧定"为"资气涉求"的"有待"，辛谞的道家之说已开慧能南宗禅之风，从慧悟境界上突破般若空宗由观入定的修持方法，是唐初走出般若烦琐哲学的正路，对后世般若学有着重大的启迪与影响。辛谞亦以其理趣"诞傲自矜"，有释子与之对论者，"必碎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针对辛谞之说之行，慧净著论抗争。认为佛法"万善所以兼修"、"一音所以齐应"，不止于《老子》的"绝圣弃智"、"抱一守慈"，老子之道只是"冷然独善，义无兼济"，所以佛道二教优劣无可伦比。至于说到道释齐一玄同，强生分别则为"顽空"，慧净声称:"窃以逍遥一也，鹏踌不可齐乎九万;荣枯同也，椿茵不可齐乎八千。"以道教拟同于佛教，犹以爝火侔于日月。说到庄子无待逍遥的境界，慧净强调:"庄生所以绝其有封，非谓未始无物。"所以道释优劣深浅不可不分，分而后知其是非，则舍道从佛便齐一玄同了。若言修持之法，则新故相传，"假熏修以成净，美恶更代，非缮克而难功。是则生灭破于断常，因果显乎中观。斯实庄释玄同，东西理会，而吾子去彼取此，得无谬乎?"①从慧净这些言论看他对《庄子》深旨的理解，似反不及支遁的《逍遥论》。
1、明代发展
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道、佛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明代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道、佛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道、佛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太祖旨意，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并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明代学者罗钦顺称宋濂学问，"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可谓一语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学者中，主张三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颇有人在，诸如乌斯道称:"佛亦赞天子之教化";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如此等等，不胜赘举。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他的心学，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此中关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已洞察秋毫:"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
4、明晚期
事实确乎如此。王门后学，大多逃于禅释，主张三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为叙述方便，下举罗汝芳、王畿、袁黄、李贽、屠隆、陶望龄、陶睾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李元阳、管志道、焦竑、林兆恩等人为例，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
据明人记载，罗汝芳深嗜禅学，家中方僧常常满座，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王畿虽曾区分儒、佛之异，更深究王学与养生家言的差别，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说:"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
在明末，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儒、释、道三教熔于一炉。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袁黄的出名，其实就是他所作的《功过格》一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
陶望龄、陶睾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陶望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道、佛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而谭元春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
在晚明倡导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据载，李元阳颇究心释典，以参儒理。其学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张儒、佛、道合一，认为:"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5《重刻法华要解序》。)管志道的学术特点，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并收摄二氏。当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只是为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5《金汤外护名义》。)焦竑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一方面，他不辟道、佛，断言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对道家，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分门别类，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又将儒、佛、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这显然说明，一至焦竑之说，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张儒、佛、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备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
儒家文人、学者主张三教合一，很快得到释、道二教人士的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显然，这是儒、佛合流之论。这种认识的取得，与其阅读儒书有关。而在晚明，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
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如此等等，馀不赘举。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道关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趋势。如冲阳子宋王献曾有一段说道新论，反映了道士在动、静关系上，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
（七）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八）密宗
中国佛教宗派。亦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刚乘、真言乘等。因该宗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故名。汉地密宗印度密教的思想和实践传入中国，始于三国时代。自2世纪中至8世纪中的600年间，汉译佛经中约有100多部陀罗尼经和咒经，其中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的《大灌顶经》12卷，初唐阿地瞿多译的《陀罗尼集经》12卷，属于陀罗尼和真言的汇编性质。在此期间，印度、西域来华的译师和高僧也多精于咒术和密仪。据佛书记载，西晋永喜四年(310)来洛阳的佛圆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约于北凉玄始十年(421)至姑臧的昙无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神咒师"。北魏永平初来洛阳的菩提流支出"兼工咒术"，"莫测其神"。
藏地密教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密宗通称"藏密"。早在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藏传佛教中，就传入密部经典。8世纪间鳊密教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到藏弘法，建有密教的根本道场桑耶寺。其后又有法称来藏传瑜伽金刚界法、大曼荼罗等灌顶;无垢友、施戒等来藏译出《集密》等许多密宗典籍。密教在西藏得到了流传。但公元841年赞普朗达玛禁佛时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直至10世纪，藏地阿里地区统治者智光派沙门宝贤等赴印学习"集密"、"时轮"等经续、注释及仪轨等。并迎请印僧作信恺、作莲密、佛祥静、佛护、莲花密等来藏翻译显密经论，而以瑜伽密部尤其是《集密续》为重点。东印度僧人法护及其弟子等也在藏地译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密乘典籍，使密教在藏地又得到弘传。11世纪中期，中印度超戒寺僧人阿底峡应请入藏，宣扬显密观行教法，使密教得到相应发展。其弟子续其法灯，弘通无上瑜伽，首开西藏密教噶当一派。此外，弘传密教的，还有宁玛、噶举、萨迦等派。
公元14、15世纪时萨迦派与噶举派争夺权力，战火不熄，时局极为紊乱。因此，什么宗教，什么佛学，无人关心过问，寺庙组织涣散，戒律松驰，僧人无人约束，不念经，不修法，反娶妻生子，放荡自恣。上层僧人仗其特权，借口修密向民间索取妇女供其奸淫。从元代以来，这些修密喇嘛，无恶不作，查看《元史》:萨迦僧为元帝传无上密乘《喜金刚》大灌顶，授双修法(双身)，广取妇女供其奸淫为淫戏是乐，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号为事事无碍境界。更令人愤慨的是行一种《合诛》邪法，肆意蹂躏妇女称为合，杀人活取心肝称为诛。《青史》说合诛法是邪法。宗喀巴改教以后，其他教派也有响应者对歪风邪气略加整顿。依据《土观宗派源流》说，直至公元16世纪时，宁玛派中还有人借《伏藏密法》使百姓供酒，名为供甘露，供妇女，名为供明母，当时欢喜酒色之僧徒，争相效尤，使清净寺院僧舍几乎全变为有妻室之俗家矣。积习难除，或律废驰，乃至如此。
15世纪初，宗喀巴及其弟子贾曹杰、克主杰等创立格鲁派，下传达赖、班禅两大系，为现今藏地盛行的一大密宗教派。西藏密法一般分为四部，即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但密宗各派几乎全以无上瑜伽部各种教授为主要修习法门。无上瑜伽部又分为三部。其中父部奉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为本尊;母部奉胜乐金刚、喜金刚为本尊;无二部奉时轮金刚为本尊。各尊均有自己大量的"本续"、"疏释"和"仪轨"。藏密的重要法门有大圆满、大手印、道果、五次第、六加行、拙火定等。
该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和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有"理"、"因"、"本觉"三个方面的意义);"识"为"心法"，属金刚界(有"智"、"果"、"始觉"、"自证"四个方面的意义)。主张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一体性相同。众生依法修习"三密加持"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此宗仪轨复杂，所有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均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
（九）禅宗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道、佛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
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看出一些端倪。李氏之言，简易平实，大体谓"道不离日用饮食，不必绝俗离世，长往深山也"。 道士一旦流变为方士，其世俗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明代方士大多游于公卿之门，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宠儒学信，如成化年间的李孜省、嘉靖年间的陶仲文。
（十一）儒释道禅武医
同一平台，同一起点，同一本源。但目的不同，所以运用不同，过程体现有所不同，越往下越不同，越往上越相同，最好的都差不多，最差的都千奇百怪。
释者、道者、儒者、禅者、武者、医者，名称所有所不同，而本质始终如一。无非人之圆觉，天之虚中，地之诚一，终不离究极之变化也。
然大乘中观之不生不灭与道家还虚中黄直透反太易无尽本源何异?
无甚异也，佛者众生之心，道者万物之体，一体两面犹如人之身心，阴极阳生，轻者意动身出，达者心物一元，究竟者自可化生万千，何来两面，一也，归中也。
小乘者，舍灭也，达上一层，舍灭下一层。
大乘者，中也，达上一层不舍下一层，乃至极限，命完焚身时，超脱万千无所谓命也。
道者，合留也，达上一层不舍下一层，乃至极限，各取之一瓢与此合也，竖极恒长合留也。
出世无所谓后天粗命，仅需证悟圆觉之极，一切之心极也，阳极则命自了，曰不生不灭。
游世需残命，圆觉，虚中各取一瓢，合于一切之体现，不离竖更长，一切之中和也，号曰住世。
然最终之极限直至两者何有毫厘之差。
三、有关建筑
（一）三教堂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道、佛，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释、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
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
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
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 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二）青龙洞古建筑群
青龙洞古建筑群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贵州镇远城东的中和山上。这里山势挺拔，峭壁悬崖。巨岩、洞穴和为一体。道、儒、佛三种宗教的寺庙群生就山腰。它背靠青山，贵州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面临绿水，贴壁临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翘翼飞檐、雕梁画栋。这些古建筑依山因地，分别采用了"吊"、"借"、"附"、"嵌"、"筑"等多种工艺，硬是在一段悬崖上筑出中元洞、紫阳洞、青龙洞、万寿宫等一片阁楼洞天。它气势雄伟、构思大胆、布局精巧。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龙洞建于明代中叶，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曾几度毁于兵、火，几度修复，古建筑群经历代修建始成现代规模，位于城东中河山，占地21000平方米，有青龙洞、紫禅书院、中禅院、万寿宫、祝圣桥和香炉岩6部分共36座单体建筑组成，集儒、道、佛、会馆、桥梁及绎道建筑文化于一身。整群建筑靠山临江，依崖傍洞贴壁凌空、勾心斗角，错落有致。那飞岩翘角、贴壁凌空、红墙青瓦的殿阁楼台，气势宏伟。造型独特的建筑物与悬崖、古木、藤萝、岩畔、溶洞天然合成，融为一体，真是巧夺天工。既有临江远眺的吊脚楼，也有恬静幽邃的寺院禅台，有朗朗书声的学子院，更有锣鼓喧天的戏台，集天下山水楼阁荟萃为一方。整个建筑群重重叠叠参差不齐，纵横有致，沿庭院小径漫步，登斯楼而极目，如临海市蜃楼，蓬莱仙岛。为江南汉地建筑与西南少数民族山地建筑文化相结合的绝妙典范。有"西南悬空寺"之称，是贵州省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中卫高庙
高庙位于中卫城北，接连城墙的高台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称"新庙"。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10年)秋，因地震坍塌重建，后经道光二年、咸丰三年、光绪八年续建，改称"玉皇阁"。民国初年增建后，改称"高庙"，建筑面积达2510平方米，是一处造型完整、气魄壮美的古建筑群。高庙坐北朝南，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主要建筑都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层层相因，逐步增高;辅助建筑位于两侧，均衡对称;主体建筑与辅助建筑之间飞桥相连，极富变化。在仅2000余平方米的高台上，建筑了近百间九脊歇山、四角攒尖、十字歇山、将军盔顶等各种类型、不同风格的殿宇。整个建筑群以其殿宇精巧，檐牙相啄，翼角高翘曲廊有致而闻名遐迩，真是宁夏古建筑中的杰作。高庙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完美的造型，更妙的是它还集儒、道、佛三教于一庙，共塑有各类神像174座，逼真精美之极，令人目不暇接。高庙地狱是我国四大鬼城之一，进入阴曹地府，既刺激又令人叹为观止。登上中卫高庙的最高层，又是另一番景象。极目云天，泼黛浮蓝;大漠绿洲、黄河、长城尽收眼底。近处，云蒸霞蔚;远处，飘来的瀚海驼铃深沉悦耳。真是宁夏古建筑中的杰作。
（四）悬空寺
悬空寺，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城南四公里恒山金龙峡的半崖峭壁间，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悬空寺距地面高约50米，发展了我国的建筑传统和建筑风格，其建筑特色可以概括为"奇、悬、巧"三个字。全寺共有殿阁四十间，利用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相连，虚实相生。
（五）金殿
昆明城东北郊鸣凤山上的太和宫金殿，又名铜瓦寺。金殿用黄铜铸成，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映照得翠谷幽林金光灿烂，因此得名金殿。
金殿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云南巡抚陈用宾仿照湖北武当山天柱峰的太和宫及金殿样式建造，供奉北极真武大帝，周围建砖墙保护，有城楼、宫门等建筑，称太和宫。崇祯十年(1637年)，由巡抚张凤山将铜殿拆运至宾川鸡足山。现存金殿为清康熙十年(1671年)平西王吴三桂重建。
金殿为方形，边长6.15米，高6.7米，所有梁柱、斗拱、门窗、瓦顶、供桌、神像、帏幔、匾额、楹联乃至台基左右待亭以及旗杆、七星旗等，仿木构件全部用铜铸成或锻成。总重约200吨。整个建筑雕刻细腻，比例匀称，造型美观，且极其精细逼真地模仿了重檐歇山式木构古典建筑。殿基边沿环绕大理石雕凭栏，台阶、御路、地坪皆大理石砌成;殿前还有明代所植紫薇二株、茶花一树。
金殿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已存斑驳古朴之态。它比北京颐和园万寿山的金殿保存完整，也比武当山金殿规模大，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纯铜铸殿。
金殿系明代以来云南著名的道观风景名胜区，但从进门的牌楼来看，上面有佛家的象和莲花，有儒家的字画和道家的图案，从整体建筑来看体现为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建筑。
四、儒释道区别
儒家以为人生是经常的，所以宗旨在维持现状，而不准料奇标异，因此人生无进化之可言，释家见解，以为人生是幻妄的，所以宗旨在专求正觉，而抹煞现实之人生，因此学理与事实常相冲突，难以协调。道家见解，以为人生是自然的，所以宗旨在极端放任，而标榜清净无为，以致末流陷于萎靡不振，颓废自甘。袖家见解，以为人生是有缺陷的，所以宗旨在改革现状，推翻定律，打破环境，战胜自然，以至思想与行为惊世而骇俗，非但儒、释、道三家不能融和，即使道家，仙家表面上似乎同隶—种旗帜之下，然二者宗旨，亦难强同。认为人各有志，原不必人人共趋一路。但宗旨不能不定，言论不能不彻底，门经不能不辨别，旗帜不能不鲜明。否则，今后学者何所适从？先生说他本不反对儒释道三教之宗旨，但不愿听神仙学术埋没于彼三教之内，失其独立之资格，甚至受被等教义之束缚，而不能自由发展。以故处处将其界限划分明白，俾我中华特产，卓绝千古之神仙学术， 不致遭儒生之毁谤，僧侣之藐视，羽流之滥冒，方士之作伪，乩坛之乱真。 自汉明帝以来，一千八百七十余车，佛教徒所给仙学界恶嘲谩骂之丑声名，于兹刷尽。自金世宗以来，七百七十余年，所给仙学界三教同源之说一旦揭开，岂不快哉！
《众妙居问答》：自古学仙之入无不炼丹，此种人常隐藏于儒释道三救牌名之下。《参同契》冠以“周易”’并引伏羲、文王、孔子以自重。《悟真篇》又牵涉老子《道德经》如“大小无伤、虚心实腹、左右军、休轻敌、他主我宾，谷神、玄牝、异名同出、恍惚杳冥、有无相入、归根复命、祸福倚伏”各等语，皆从《道德经》中脱化而出。后来如《仙佛同源》，《仙佛合宗》、《性命圭旨》、《慧命经》等书，又将佛教拉入仙学之内。汉朝至现代，此二千年间，遂成为有仙无学之局面。非真是无学，只因学仙者，以儒释道三教之名辞与义理为掩护 ，自己秘密行事，永不公开。务其实而讳其名，因而常招惹儒教之拒绝，释教之毁谤。甚至于道教徒亦根据老庄“清静无为”之旨，而不信有神仙。仙学者流，弄得东家不收，西家不纳，进退失措，左右为难。将仙学从三教圈套中单提出来，辅助其自由独立，摆脱三教教义之束缚，然后方有具体的仙学可言。
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教，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教，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