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3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术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宜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余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復无《阳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籯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泝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火也。戊子娶已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復纪。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

今太常钟镈，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縻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括挂之，横括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括，以其横括所在也，则有横之义也。其横括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镈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括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括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5。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5]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晓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5]”。“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5]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玉陵、母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余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琚《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簻便易持。”李善注谓“簻，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簻，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簻，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簻。故潘岳《笙赋》云：“脩簻内辟，馀箫外逶。”裁以当簻者，余器多裁众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当簻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箎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知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篴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篴，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常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微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加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斲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谕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呿陀”也。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吴间，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

 

50. 译文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按高低声分为五等，这五等各用宫、商、角、徵、羽来命名。首先是宫，其次是商，再次是角，再次是徵，再次是羽，这就是次序。名可变，次序不可变。圜钟为宫，那么黄钟应是第五羽声，现在却称它为角声，虽称它为角声，名变了，其实质是第五羽声，怎能变呢？牵强地称它为角声罢了。远古的圣王制乐的本意大概不是这样。民间的音乐和郊庙的音乐差别在于，如果圜钟为宫，那么林钟为角声，乐中每逢有用林钟的地方就变成用黄钟，因为这是祭礼天神的音乐，所以如此，并不是说能把羽声变成角声。如果函钟为宫，那么太蔟为徵声，乐中每逢有用太蔟的地方就变成用姑洗，因为这是向地祇祈祷的音乐，所以如此，并不是说能把羽声变为徵声。如果黄钟为宫，那么南吕为羽声，乐中每逢有用南吕的地方就变成用应钟，这是向祖宗祈祷的音乐，所以如此，并不是说能把韵外的音声变为羽声。应钟，是黄钟宫的变徵，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不再用变徵、变宫两个变声，所以它们在韵外。鬼神在音乐上的喜好应当用一类的事情来推求。朱弦（祭祖用的乐器弦为红色）、蒲席、太羹（不放调料的肉羹）、新酒，这些用来沟通鬼神的东西都和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祭祀鬼神的音乐要变易它的乐声的缘故。

郊庙祭乐中不用商声，从前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厌恶商声是杀声。实际上黄钟为宫时的太蔟，函钟为宫时的南吕，都是商声，因此未尝不用杀声，不用商声的原因，是因为商声是中声。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所以商为中声。迎接天上地下的鬼神，把中声，即人声空出来，去掉人声是为了专一地向鬼神致敬。宗庙的祭乐，宫排列最前，其次是角，再次是徵，再次是羽。宫、角、徵、羽依次排列，这是人乐的顺序，所以用它来迎接祖宗。民间的音乐以宫、商、角、徵、羽为序，相比之下，宗庙的祭乐只是没有商声而已，其余的乐声都用，这是人乐的顺序。怎么知道宫排在最前，其次是角，再次是徵，再次是羽？是根据律吕的次序知道的。黄钟最长，其次是大吕，再次是太蔟，应钟最短，这就是四声的顺序。在圜丘、方泽祭礼天地时用的音乐，都应该将角排列在最前面，其次是徵，再后是宫，最后是羽。在五行中，“角”代表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过“金”，因而不用“商”音。木、火、土、水之间的顺序，因此，可以以它作为祭天的礼仪。五行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里不用“金”，其他都用。这一顺序就是天地的顺序。怎么知道将角排列在最前面，其次排列徵，再次排列宫，最后排列羽呢？这是从律吕的顺序得知的。在律吕中，黄钟最长，太蔟比黄钟短一些，圜钟又比太蔟短一些，姑洗又比圜钟短一些，函钟又比姑洗短一些，而南吕在律吕中最短，这就是律吕的顺序。这是祭乐中四音的次序。

天之气始于子，所以把黄钟放在前面；天之功完成于三月，所以把姑洗放在最后。地之功从正月开始显示，所以把太蔟放在最前面，完成于八月，所以把南吕放到最后。幽阴之气，聚集于北方，这里是人最终的归宿，是鬼藏身的地方，劳以祭祖宗的音乐以黄钟开始，以应钟结束。这是三大祭乐的开头和结尾。角，是万物初生。徵，是万物成熟。羽，是万物蛰伏。天之气始于十一月，到了正月万物萌发、活动，地功开始显现的时候，天功就已经成熟了，所以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全都生长出来了，天功完毕的时候，地功就成熟了，所以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万物全都成熟，这时地功祀天终结，所以南吕以为羽。祭天的圜丘乐虽以圜钟为宫，却说“乃奏黄钟，以祀天神”；祭地的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却说“乃奏太蔟，以祭地祇”。大概因为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祭天地的音乐，只是世俗音乐中的黄钟一韵而已，把这一韵黄钟，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韵，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则用于方泽乐而已，唯有圜钟一律不在韵内。天功在三月完毕，那么宫声自然应当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应当用夹钟，天地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韵？大概黄钟是正韵，也含了全部乐声，和其他十一韵不一样。所以《汉书·律历志》说：“自黄钟为宫，那么都以正声应和，没有误差。其他律虽然在其所对应的月份为宫，然而应和之律会有误差或者没有相应的律与音阶对应，不能获得其正声。”黄钟宫一韵开始于十一月，终结于八月，统摄一年的事情。其他韵则各自主持所对应的一个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约的《宋书》说：“下徵调法：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以正声黄钟为变徵，就称为下徵调。”马融《长笛赋》说：“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说的是南吕原本是黄钟的羽声，变为下徵调中的商声，都是以黄钟为主而已。这是天地二乐互相更迭的次序。祭礼祖先的音乐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汇聚于幽阴之地。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是因为幽阴的魂魄，在东方渐渐显现。如果完全处于幽阴之地，就不能与人交接；渐渐出现于东方，所以祖先才能被礼拜；祖先最终会回归于幽阴之地，恢复其常态。唯独羽声比其他韵音距要长，这是因为世俗之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是天地间时令的一个循环。鬼道无穷，不像时令是有尽头的，所以要穷尽十二律然后终结。侍奉祖先追怀先人的礼节，要极为忠厚，这是庙乐（指祭祀的音乐）的开始和终结。祖先之乐从道理上讲要穷尽十二律，则开始于黄钟，终结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序，那么始于宫声，自然应当以黄钟为宫。祭天神之乐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那么宫声应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于是自然应当以圜钟为宫。祭地祇之乐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序，那么宫声应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有函钟当韵，自然应当以函钟为宫。祭天神之乐的宫声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不称为夹钟而称为圜钟，是按天体来说的。不称为林钟而称为函钟，是以地道来说的。黄钟没有别名，是因为人道。这二律为宫，次序定理，是不可以随意穿凿附会的。

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集于卯，卯是黑夜和黎明的交汇点，所以能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所以天神、地祇、祖宗都能够在这个点上礼拜。自辰时以后都是白昼，自寅时以后都是黑夜，所以卯时为昼夜的交汇点，是在它们的中间，白昼和黑夜夹着卯应对的音律，所以称为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为南吕，四变为姑洗，五变为应钟，六变为蕤宾，七变为大吕，八变为夷则，九变为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为姑洗，四变为应钟，五变为蕤宾，六变为太吕，七变为夷则，八变为夹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正好到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宫为四变，五变正好到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正好到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宫，总称为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都无清宫，只是占个位置罢了。这些都是天理不可改动的。古人认为难以理解，大概是没有深入地探索。聆听其乐声，推求其义蕴，考察其顺序，没有丝毫可以改动，这正是所谓的天理啊。一是祭祖宗的音乐，以宫、商、角、徵、羽为序；二是祭天神的音乐；三是祭地祇的音乐，都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四是以黄钟一韵分为祭天和祭地两种音乐；五是六变、八变、九变都会聚于夹钟。

六吕：其中三个称钟，三个称吕。夹钟、林钟、应钟，大吕、中吕、南吕。钟与吕总是相间隔，总是相对应，六吕之间，又还区分阴阳。纳音的方法为，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分别为夹钟、林钟、应钟，是阴中之阴。黄钟，是阳之所钟（钟，动词，聚集的意思）；夹钟、林钟、应钟，是阴之所钟。所以都称为“钟”。巳、酉、丑分别为大吕、中吕、南吕，是阴中之阳。吕，是“助”的意思，能时时出来帮助阳，所以都称为“吕”。

《汉书·律历志》谈历数时说：“太极元气，包含天、地、人三者而且把它们合而为一。极，是中；元，是始。在十二辰（指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中运行，始动于子时（子就是一）。于丑时乘以三得到三。又在寅时乘三得到九。又在卯时乘三得到二十七。这样经过十二辰，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是因为阴阳合德，气聚集于子，从而化生了世间万物。”殊不知这只是推算律吕管长短的计算方法而已，哪还有别的什么深义？写史书的人只见这些数字很繁杂，不明白其中的用意，于是说“这是阴阳合德，化生万物啊”。曾经有人在土地中找到一枚朽烂了的捣帛杵，他不认识，拿着回家展示给邻居们看。邻里的大人小孩都围着来观看，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没人不惊怪。后来有个书生经过，看见这个捣帛杵后说：“这是灵物。我听说防风氏（传说中的山神）身高三丈，他的一节骨头可以装满一辆车。这是防风氏的胫骨。”乡里人都很欢喜，修筑庙宇来祭祀它，并称这庙为“胫庙”。班固的这些议论，也和“胫庙”相近。

我阅读《羯鼓录》，见书中叙述羯鼓的声音，说它“声破长空，穿透远方，特异于诸种乐器”。唐代的羯鼓曲，如今只有邠州的一位老人能演奏，有《大合蝉》《滴滴泉》等曲名。我在鄜延时，还听过他的演奏。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为奏事入京，回来后传达朝廷谕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到邠州，而其人已去世，羯鼓流传下来的音曲遂从此断绝。现在官府乐班中所存的羯鼓曲，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所谓“声破长空，穿透远方”，已全无剩余的痕迹。唐明皇与李龟年讨论羯鼓，曾说“鼓杖敲坏了的就有四柜”，当时羯鼓的练习如此用力，其技艺的精湛可想而知。

唐代的杖鼓，本称“两杖鼓”，两头都能用鼓槌敲击。现在的杖鼓，一头用鼓槌敲，另一头用手拍打，则是唐人所称的“汉震第二鼓”。唐明皇、宋开府宋璟都擅长两杖鼓。两杖鼓演奏的曲子多是专用的，如与玉笛相配的鼓笛曲就是。现在的杖鼓，通常只是用桌击打节拍，很少有专门独奏的妙用，旧时杖鼓曲也全都散失了。当年王师南征时，于交趾搜集到一曲《黄帝炎》，即是杖鼓曲。（“炎”或作“盐”。）唐代杖鼓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的诗句说“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可见鼓曲称“盐”就是当时的用语。现在杖鼓谱子的标识符号中，还有“炎杖声”的名目。

守卫边境的士兵每当得胜回军的时候，就会连营结队地高唱凯歌，凯歌的曲调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凯歌的歌词很多，用的都是市井街巷的俚俗语言。我在鄜延时，曾创作了数十首，令士卒歌唱，现在还粗略地记得几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柘枝》旧曲的遍数极多，比如《羯鼓录》所说的《浑脱解》这类，今天的《柘枝》曲不再有这一类的遍数。寇准（封号莱国公）喜好《柘枝》舞，与客人集会时必定要舞《柘枝》，况每舞一次必定是一整天，当时的人称他为“柘枝颠”。今天在凤翔有一个老尼姑，是寇准当年的《柘枝》妓，她说：“当时的《柘枝》曲还有几十遍，今日所舞的《柘枝》，和当时的相比，遍数不到十分之二三。”老尼姑还能歌当时的曲子，有闲情逸致的人往往传唱她的曲子。古时善于歌唱的人有种说法，就是歌唱应当做到“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是曲调，只不过是清浊高下不同的一种曲折连贯的发声，有如缠绕的一缕丝线；而歌词的字，则有喉音、唇音、齿音、舌音等发音部位的不同。歌唱时，应当使字字都发自本部位而能轻松圆润，完全融入曲调的发声中，令声音转换处没有郁结障碍，这叫作“声中无字”，古人称这种唱法如同贯串圆珠，现在说的善于过渡也是指这一技巧。如宫声的字而曲调应该用商声，那就要能转换宫音而用商声把它唱出来，而这也就是“字中有声”，善于歌唱的人称这样的发声是一种“内里声”（歌声出自胸中）。不善于歌唱的人，声音没有适当的高低抑扬，那就叫“念曲”；声音过于浅直而缺乏应有的内涵，那就成了“叫曲”。

古代的诗歌都是可以吟咏的，然后依照吟咏时抑扬顿挫的韵律来谱成曲子，就叫做“协律”。当诗歌表达安逸平和的感情时，就用安逸平和的音调来吟咏；当诗歌表达哀怨幽愤的感情时，就用哀怨幽愤的音调来吟咏。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安逸而欢乐，诗歌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音调和曲子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没有不安逸而欢乐的；动乱时代的音乐哀怨而幽愤，诗歌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音调和曲子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没有不哀怨幽愤的了。这就是通过仔细考察音乐就可以知道政治情况的道理所在。诗之外又有所谓的和声，就叫做“曲”。古代的乐府诗都既有和声又有词句，连起来写在一块儿。如“贺贺贺”、“何何何”之类，都是和声。如今演奏乐曲时的过门“缠声”，也就是和声遗留下来的手法。唐代人把词句填入乐曲中，于是不再使用和声了。这种方法虽说是从王涯开始的，不过在贞元、元和年间，用这种方法的人已经很多了，还有一些甚至是在王涯之前使用的。此外，小曲中有“咸阳沽酒宝钗空”的句子，相传是李白所作，但是在李白的诗集中只有《清平乐》词四首，唯独没有这首诗；而在《花间集》中虽记载有“咸阳沽酒宝钗空”的句子，却传是张泌所作。这两种说法，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种是对的。现今时代曲调和词意能够密切配合的，只有民间歌谣和《阳关三叠》《捣练子》一类的曲子，还比较接近于过去传统的格式。但是唐代人填曲时，大多是按照曲调名称的含义来填词的，所以所表达的悲哀、欢乐的情感与曲调还是配合得当的。现在的人却不再懂得曲调原本是有悲哀、欢乐之别的，所以往往用悲哀的曲调去吟唱欢乐的歌词，或者用欢乐的曲调去吟唱悲哀的歌词。即使歌词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情感非常深切，也不能打动人，原因就在于曲调与歌词意义搭配得不够妥当。

唐代的《独异志》一书中说：“唐朝是在动乱的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悬挂编磬的架子散失了，（所剩的）编磬里唯独少了一个徵音。李嗣真很神秘地找到了它。（据说）他听到了军营造弩作坊里的捶衣石发出的声音，便找来一只丧车上的大铃铛，跑到弩营东南角上去摇，铃声果然引起了（地下的）回声。（于是）挖掘那地方，找到了一块石头，把它切割成四块，（做成磬）用来补齐了编磬架上缺失的徵音。”这是很荒谬的。磬的声音的高低取决于它的长短厚薄，所以《考工记》里讲：“做磬的人在制磬的时候，如果磬的音偏高了，就磨它的两边；如果磬的音偏低了，就磨它的两头。”（只要）磨去一点点，磬的音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哪有把一块捣衣石切割打磨成四块以后，它依然还能保持原有声音的呢？再说在古代音乐中，宫和商音是没有固定音高的，是随着乐律的变化而定的，可以交替作为宫音、徵音。（由此看来）李嗣真肯定曾经做过新的磬，有些喜欢多事的人便牵强附会、添油加醋地编造出了上面的故事。既然说把石砧分成了四块，就不会只用来补徵音了。

《国史异纂》一书中说：“镇江曾经从地下挖到十二只玉磬并献给了朝廷，掌管计时的率更官张某敲了一下其中的一只便说：‘这是晋代某年所造的，那一年有闰月，造磬的人是依照月数制磬的，应当有十三只磬。可以在所发现的黄钟磬的东边九尺远的地方挖掘，一定会找到。’按照他的话去挖，果然像他讲的那样（又找到了一只磬）。”这是很荒唐的。依照月律来制造磬，应该按照节气，闺月已经包括在当中了，闰月是没有中气的，怎么能按照月律来造磬呢？这是不明事理的糊涂人的胡说八道。敲一下其中的一只磬，哪里就能知道它是晋代某年所制造的呢？既然失落掩埋在泥土里，哪里还会有工夫按一定的方位和间隔距离去埋呢？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真是荒诞到了极点。

中原之外的地区和国家的音乐，前世自然与中原有别而称之为“四夷乐”。自从唐天宝十三载（754），始诏令以法曲与胡部乐合奏，从此朝廷的音乐演奏便完全失去了古代的法度，而将上古先王留传的乐曲称为雅乐，后世新创作的乐曲称为清乐，与胡部乐合奏的乐曲称为宴乐。

关于《霓裳羽衣曲》，刘禹锡的诗说：“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有王建的诗说：“听风听水作《霓裳》。”白居易有首诗的注释说：“开元年间，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作。”郑嵎《津阳门》诗的注释说：“叶法善曾经引导皇上飞入月宫聆听仙乐，等回到人间时，皇上只记得其中的一半，于是就用笛子把它吹奏出来。恰逢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献《婆罗门曲》，与仙乐声调相符，于是就用月宫中所听到的为序曲，用杨敬述所进献的为曲子的主旋律，而且把曲子取名为《霓裳羽衣曲》。”各种说法各不相同。今天蒲中逍遥楼的门楣上有唐朝人横着书写的文字，像是梵文，相传是《霓裳》的曲谱，由于不懂上面文字的意思，没人知道到底是不是。又有人说今天燕部中有《献仙音曲》，是《霓裳羽衣曲》的遗声，然而《霓裳》原本被称为是道调法曲，今天的《献仙音》却是小石调，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虞书》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原本不可以戛击，和谐到了极致，吟咏还不足以表达感情，有时候竟至于对鸣球又戛又击．琴瑟原本不可以搏拊，和谐到了极致，吟咏还不足以表达感情，有时候竟至于对琴瑟又搏又拊。正所谓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而自己不觉得，和谐到了极致，自然祖先就会降临。和谐的情意产生于内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后代的乐师，徒有完备的形式而缺乏充实的情感，乐师的心思，只专注在节奏准确、声律谐和而已。古代的乐师都能与所处时代的情思相通，所以他们的哀乐产生于内心，然后用乐声来宣泄，而且必然有舞蹈来表现它们，所以乐声里有感情，乐声里有舞蹈。古代乐师的音乐之所以能感人至深，不只是因为乐器而已。

《新五代史》记载唐昭宗出奔华州时，曾登齐云楼，向西北回望京城，作《菩萨蛮》词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道：“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现在这首词的手迹还在陕州一座佛寺中，纸张粗糙，字迹也很潦草。我往年路过陕州时曾看到过一回，后人的题跋甚多，已写满了一大卷轴。

世人都称善于歌唱的人为“郢人”，郢州至今还有白雪楼。这是由宋玉《对楚王问》所说的“客有歌于郢中者”而来的，其文记载这位歌者始唱《下里巴人》，接着又唱《阳阿薤露》，然后又唱《阳春白雪》，以至“引唱商声，抑制羽声，杂入流变的徵声”，世人遂因此而称郢人善歌，根本就没有考察宋玉这些话的真实含义。他说“客有歌于郢中者”，那么歌者就是“客”而不是郢人；他说“客唱《下里巴人》，郢城中跟着唱和的有几千人；唱《阳阿薤露》，唱和的有几百人；唱《阳春白雪》，唱和的就不过几十人了；而到他引唱商声，抑制羽声，杂入流变的徵声，则唱和的就只剩几人而已”——以楚国的故都，人物众多繁盛，而能唱和的只有几个人，那么郢人不懂歌唱真也过头了！所以这文章不过是宋玉自称“曲高和寡”的一种比况。《阳春白雪》之曲，郢人所不能唱；以他们所不能唱的曲子作为代名词（白雪楼），称道他们有善歌的风俗，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襄阳耆旧传》虽说“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而并没有《阳春白雪》的曲名。再说，现在的郢州本来称为北郢，也不是最早的楚都。有人说楚都在今天的宜城境内，那里还有故址的遗迹存在，这看法也不对。那地方是古代的鄢，而不是郢。据《左传》记载，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他先是沿着汉水来到夏口，然后溯长江而上，那么郢都应当在长江岸边，而不在汉水流域。而且楚王先在渚宫，从渚宫下来见他，那么渚宫大概就在郢都。楚国开始建都丹阳，在今天的枝江；至文王时迁都于郢，昭王时又迁都于都，都在今天的江陵境内。杜预注《左传》说：“楚国故都，就是现今南郡江陵县北的纪南城。”谢灵运《邺中集诗》说到：“南登宛郢城。”现在江陵以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就是楚国的旧郢都，又称为南郢。

今天太常寺的钟镈都在甬的根部设有纽，称作旋虫，侧垂着。皇祐年间，杭州西湖畔从地下发掘出一口古钟，扁而且短，钟乳的长度将近半寸，大体上样式如《考工记·凫氏》所记载的，唯独甬是中空的，甬的上半部稍小，是所谓的衡。我仔细推敲它的式样，似乎也有它的道理。甬之所以中空，怀疑是因为悬挂乐钟的绳子要从那中间垂下来，到了衡、甬之间的地方，用横栝把钟縻挂住，横栝怀疑就是所谓的旋虫。现今来考究它的各部件名称的含义，竹筩的“筩”，从竹、从甬，那么甬有空的意思；甬的上半部稍小是为了能挂住横栝，因为横栝就在这个部位，所以甬的上半部又被称作“衡”。古钟横栝的形状似虫而且可以旋转，怀疑横栝就是所谓的旋虫。以今天的钟镈来和它比较，这口古钟的衡、甬中空，衡比甬小是为了挂住横栝，似乎有它的道理。今天的钟衡、甬都是实心的，那么衡比甬小，似乎没有道理。古钟的衡因为有横栝横在其中，所以应该称为衡；今天钟的衡只是立在实心的甬上，并没有横栝横在其中，也称为衡有什么意义呢？另外横栝因为可以旋转而且有虫的形状，或许可以称为旋虫；今天钟的纽是固定的不能转动，有什么理由称作旋虫呢？如果把它侧垂着，那口古钟就会摆动旋转，那么钟总是没法固定，击钟的人怎能总敲击在隧上呢？这些都是疑点，不知道今天的钟对还是古钟对。这口古钟今天还在钱塘，我的子侄家收藏着它。

海州有个士人叫李慎言，曾经在梦里到一个水殿里观看宫女的抛球游戏，山阳的蔡绳为这事作了篇传，把这事叙述得非常详细。有十几首《抛球曲》，辞藻清丽。今天只记得两首：“侍燕黄昏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旁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琴虽然用桐木制作，但必须是生长多年的桐木，到它的木材质性差不多都失去了，用以制作的琴的音声才能激扬清越。我曾见过唐朝初年的路氏琴，木质都枯朽了，看上去几乎都承受不了手指的弹拨，然而其音声更加清亮。又曾见到越人陶道真所收藏的一张越琴，相传是用古墓中出土的破烂棺材的杉木制作的，音声极为有力而挺拔。吴地僧人智和有一张琴，瑟瑟呈霉绿色，用花纹石作弦柱，制作样式和音声韵律都达到美妙的程度。其腹部有李阳冰篆书的数十字，大略是说：“从南海的一座岛上得到一种木材，名叫伽陀罗，其纹理如同银子的碎屑，而坚硬得像石头，遂命工匠斫削加工为这张琴。”篆文的书法甚为古朴而强劲。制琴的材质，通常是希望它质量轻、质地疏松、材性脆而不绵软、纹理光滑，这叫做“四善”。李阳冰所说的木质硬如石头，这样的材料也可以制琴，是让人有点闹不明白的。《投荒录》说：“琼州之地多有乌樠木、呿陀木，都是珍奇的树木。”我怀疑伽陀罗木即是呿陀木。

 

 

《乐律二》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八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余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準，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準，《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復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準，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微高。外方乐尤无法，求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太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古法，钟磬每虡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虡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虡，有大吕之虡，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余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50. 译文

 

古代的逸事，有时候在古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元稹有句诗说“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大概是十二律每一律各有七韵，一共是八十四调。元稹的诗说“八十一调”，人们大多都不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在金陵丞相家获得唐朝贺怀智一册《琵琶谱》，它的序言说：“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看到这个才明白元稹诗句中所说的如同今天的调琴，要先用管色“合”字确定宫弦，然后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直到少商。但凡下生的隔二弦，上生的隔一弦取之。凡是弦声都应当如此。古人都须要以金石乐器为定音标准，《商颂》“依我磬声”说的就是这一情形。今天的人贪图省事，不再用弦管乐器定声，所以声音的高低没有定准，都是临时调配。贺怀智《琵琶谱》中的调格，与今乐完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还保留有古乐的雅律遗法。今天的燕乐中，古声大多亡佚，而新声大抵都没有法度。乐工自身都不能讲明白乐中的道理，如何能让他们的音乐和谐呢？

今天教坊的燕乐比唐律高二律稍弱。“合”字比太蔟略低，却以“凡”字当宫声，比黄钟清宫稍高。中原以外的音乐尤其没有法度，大体上又比教坊的高一律多。唯独北狄的乐声，比教坊乐低二律。大致北方人的服饰器物多采用唐代的风俗，这种音乐怀疑也是唐代音乐的残留。

今天的燕乐二十八调分布在十一律上，唯独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自具有宫、商、角、羽四音；其余的律有的有一调，有的有二三调，唯独蕤宾这一律一调都没有。其中的管仙吕调是蕤宾声，但也不算是本律。这二十八调中的声音也有出入，不完全符合从前的法度。仅是大体上可以配合而已。比如今天的中吕宫，却是古代的夹钟宫；南吕宫是古代的林钟宫；今天的林钟商是古代的夷则商；今天的南吕调，是古代的林钟羽。即使是全国最优秀的乐工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十二律加上清宫，应当有十六声。今天的燕乐只有十五声。大概今乐比古乐高二律稍弱，所以没有正黄钟声，只认“合”字当大吕，仍然偏高，本应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下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下凡”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度虽然如此，然而各调中的杀声，不能完全规划本律，所以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然与古代的法度不同，推敲它也自有道理。通晓音乐的人都能把它讲明白，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

古代的用乐方法，钟和磬常常各自悬挂十六件，也就是十六律；这样每一架就只对应于一律，有黄钟律的架、大吕律的架等，其他乐器也都是这样。权且以琴言之，虽琴声都是清音，而其间也有音声重的和音声轻的。乐器的材质中本来就包含着五音，所以古人为琴命名，或有叫做“清徵”的，或有叫做“清角”的。乐器不但与五音相应，还与各种调式相应。我的一位朋友家里有一把琵琶，把它置于空房子中，用觱篥吹奏双调的曲子，琵琶的弦总是有音声相应和，吹奏其他调式则不应，这位朋友把它看得很贵重，以为是不平常的物品，殊不知这是音乐上的常理。燕乐的二十八个调式中，只要弦乐器的弦和某一调式的音声相同，它就会相应；如果奏遍了二十八调而它都不应，那么这弦的音声就是逸出常用调式之外的音声。古乐之法，一律有七个音，十二律共有八十四个调式。如果更细分的话，调式还不止八十四个，逸出的调式极多。人们偶尔在二十八调中见到有琴弦应和的情况，就以为是怪事，其实这不过是音乐上的常理。然而这又是音乐学问中最为精微奥妙的地方。今日人们不了解这一道理，所以不能极尽至为和谐的所有天籁之音。世俗常见的乐器演奏者，连弦上的音调都还不能知晓，又如何谈得上了解其中的奥妙？

 

《象数一》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以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日徵明。为正月将；戌日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类。太阳过宫者，正月日躔诹訾，二月日躔降娄之类。二说一也，此以《颛帝历》言之也。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歳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诹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便用亥将，惊蛰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若不有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然尚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建亦须移易。缘目今斗杓昏刻已不当月建，须当随黄道歳差。今则雨水后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后四日方合建卯，谷雨后五日合建辰，如此始与太阳相符，復会为一说，然须大改历法，事事釐正。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鸟七宿，起于牛，终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舆鬼；北方玄武七宿，起于东井，终于角。如此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正月阳气始建，呼召万物，故曰徵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公叶从根而生。故曰从魁。四月阳极无所传，故曰传送。五月草木茂盛，逾于初生，故曰胜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实，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罡。九月木可为枝榦，故曰太冲。十月万物登成，可以会计，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为酒醴，以报百神，故曰神后。”此说极无稽。据义理，余按：徵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日徵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从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将退，一阴欲生，故传阴而送阳也。小吉，夏至之气，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小人之吉也，故为婚姻酒食之事。胜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见乎此，莫胜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刚之所建也。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刚，与斗刚相直。太冲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月歳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并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称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将。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对相无物，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莫敢当其对。贵人亦然，莫有对者，故谓之天空。空者，无所有也，非神将也，犹月杀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对见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金、二水、一土间之，玄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神二合差互，理似可疑也。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歳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星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量，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不行星之长。

《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谈数者，盖得其粗迹。然数有甚微者，非恃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预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余之所谓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历以知之，历亦出乎亿而已。余于《奉元历序》论之甚详。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景福崇玄》、《宣明》、《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历岂足恃哉。纵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里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经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历之能知也。又一时之间，天行三十余度，总谓之一宫。然时有始末，岂可三十度间阳阳皆同，至交他宫则顿然差别？世言星历难知，唯五行时日为可据，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长者，止是知一歳之间，如冬至后日行盈度为阳，夏至后日行缩度为阴，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长，望前月行盈度为阳，望后月行缩度为阴，两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问》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剧。病在心，已午患，子亥剧。”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时也。安知一时之间无四时？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无四时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间，又岂无大四时邪？又如春为木，九十日间，当亹亹消长，不可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