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2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扆，设扆于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谓之扆。坐于户西，即当扆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羣马，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蒲芦，说者以为蜾赢，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余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棋”，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余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玙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扎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镠此月内已亡殁”。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镠以后唐长兴二年卒，杨溥天成四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二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四年歳庚寅，长兴三年歳壬辰，计差二年。溥手教，余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50. 译文

 

“钧石”的“石”，是五种重量单位的名称之一，每石重一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代以来已经如此，如说“饮酒一石不乱”，就是以一斛当一石。拉弓踏弩的力量之大小，古人都用作为重量单位的钧、石来计算；今人却以粳稻米一斛的重量为一石，而每石以九十二斤半为标准，则相当于汉秤的三百四十一斤。现在的武士踏弩，有能达到九石力量的，换算所用之力，乃相当于古代的二十五石，与先秦魏国的武士相比，则一人之力抵得上二人还有余；弓有能拉到三石力量的，乃相当于古代的三十四钧，与鲁国武士颜高的六钧之弓相比，则一人之力抵得上五人还有余。这些都是近年来的军事训练所取得的成效，以至于击刺、驰射等都掌握了中原和四裔之民所能有的技术，兵器铠甲的制造也都极尽古今工巧之能事。现时武备的程度，前世没有哪一代可以相比。

用阳燧照物体都是倒立的影像，是因为中间有障碍的缘故。算学家说这叫做“格术”。譬如人摇橹，作支撑的小木桩成了橹的障碍一样。像老鹰在空中飞行，它的影子随着鹰飞而移动，如果鹰和影子之间的光线被窗孔所约束，那么影子与鹰飞的方向就相反了。又像窗孔中透过楼塔的影子，中间的光线被窗孔所约束，也都是倒垂，与阳燧的情形一样。阳燧的镜面是凹陷的，当一个手指靠近镜面时，像是正的；当手指渐渐移远到某一位置，像就不见了；超过这一位置，像就倒过来了。那个看不见的地方，正如窗户的孔、架橹的木桩、腰鼓的腰成了障碍一样，物体与像相对，就成了摇橹的情形。所以举起手来影子就越向下，放下手来影子就越向上，这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阳燧的表面是凹陷的，对着太阳照，光线都集中在内心。离镜面一二寸的地方，光线集中成一个点，大小如芝麻粒，照到物体上面，物体一会儿就燃烧起来，这就是腰鼓最细的地方。岂止物体是这样，人也如此，中间不被外物阻碍的很少。小的就把利害互相改变，是非互相颠倒；大的就把自己当成外物，把外物当成自己。不要求去掉障碍，却想看到不颠倒的物象，太难了啊!《酉阳杂俎》所说“海翻则塔影倒”，这纯属虚枉之谈。影像通过窗孔就会颠倒，这才是通常的道理。

从前的学者认为日食于正阳之月，正阳之月只指四月，其实不是这样。正、阳是两码事，正指四月，阳指十月，即“岁亦阳止”。比如《诗经·小雅·正月》说“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是先王所讨厌的。大概因为四月纯阳，不愿被阴所侵扰；十月纯阴，不愿阴太盛而干犯了阳。

我撰写《丧服后传》，书写成后，熙宁年间朝廷要重新制定丧服制度，而我参与了讨论。雷、郑的学说缺漏、错误的地方固然很多，其中高祖玄孙一事，尤其没有道理。《礼仪·丧服》中之说曾祖齐衰三月，曾孙缌麻三月，而没有提到高祖玄孙守丧的服装。从前的学者都认为“服装与为曾祖、曾孙守丧的相同，虽然没提也可以推想得到”，有人说“经上没提到的就不服丧”，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曾，是重的意思。从祖父以上的都是曾祖，从孙子以下的都是曾孙，即使一百代以后也是这样。如果可能的话，都必须为之服丧三个月。所以即使周成王对于后稷也称曾孙，而祭祀祝文中无论世代远近都称曾孙。《礼记》所谓“以五为九”，讲的是为旁系亲属服丧时如何降低等次。上杀、下杀至于九代，旁杀至于四代，在此之内的都称为同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在此之外的就不算同族了。不是同族，就不为他服丧。唯有正统不以族来命名，是因为正统是绵延不绝的。

水流以漳、洛命名的最多，现在略举几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赣水的上流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这里不过略举一二，详情不能具载。我考察它们的含义，漳乃是清浊相混合的意思。章有文采、区分之意。所谓漳，就是两件东西相混合后既有文采而且能够区分的意思。清漳、浊漳，汇合于上党。当阳的漳水就是沮、漳水的合流，赣水上流之漳合贡水为灨，漳州的漳浦我没有亲眼见过，鄣郡之漳汇合于大江，亳州之漳就是漳、涡水的合流，安州云梦之漳是漳、郧水的合流。这几个地方的漳水也都是清浊合流，色泽纹理如天上的虹一样，绵延几十里才混合如一。璋也有章的字旁，璋，是君王身边的大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就是圭的一半，两个璋合起来就是一个圭。这正是君王身边的大臣们联合同心，趋奉君王的意思。诸侯用璋来互相聘问，是取其能互相分合的意思。君王祭祀山川用璋，是取其与祭祖所用礼器相差一半。所谓“牙璋以起军旅”，过去的学者认为它是刃口饰有突出牙状物的东西，是不对的。牙璋，是一种能互相分合的东西，应当在可以相合之处制作牙，就好像现在的合契一样。牙璋，是有凸牙之器，既用以调发军队，则凹牙之器应该在军队中，这也就是虎符的方式。洛与落的含义相同，是指该水流自上而下投流的地方。现在天下名为淝水、沱水的水流也很多，过去的学者都各有说法。

解州的盐池，方圆（周长）有一百二十里。雨多的时候，四面山里的水都流入池中，池水却从来没有满溢过；大旱的时候，池水也从来没有干涸过。盐池咸水的颜色是纯红的，因为在版泉之下，所以民间俗称为“蚩尤血”。在盐池中部附近只有一处泉水是淡水泉，有了这一处泉水，人们才可以在这里聚集居住。盐池的北面又有尧梢河（“梢”读作“消”），也称巫咸河。含盐量很高的咸水，如果不能与淡水泉的水混合，就不能结晶出盐来。唯独巫咸河的水流入盐池，则盐池的水就不能再结晶，所以人们称这条河叫“无咸河”，视为盐池的大祸害，筑起一条大堤防堵它，看得比防范贼寇强盗还要重。推究其间的道理，大抵巫咸河的水是混浊的重水，流入咸水之后，就会因为淤淀而造成咸水上源的阻塞，从而使得咸水的含盐量降低而不能结晶，并无其他特别的原因。

《庄子》书中说：“程生马。”（我）曾翻阅《文字注》一书，其注中谈到：“秦人把豹叫做程。”我到延州任职时，见那里的人至今还把虎豹叫做“程”，大概说的是“虫”。此类方言，或者也是沿袭旧时风俗而来的。

《唐六典》述说五行，有禄、命、驿马、湴河等名目。人们大多不知道湴河的含义。我在鄜延任职时，看见安南行营将领们检阅兵马的册籍，有“过范河损失”的说法。我问他们为什么叫“范河”？原来南方人把泥沼叫做“范河”，北方人则叫做“活沙”。我曾经过无定河，穿越过活沙，人马走在上面百步以外都动起来，晃晃荡荡就像走在帐幕上一样。落脚的地方虽然比较坚硬，但如果一遇到塌陷，人、马、驼、车立刻就会陷没，甚至有好几百人全被淹没而没有一个剩下的。有人说这就是流沙；也有人说沙随着风流动叫做流沙。“湴”，在字书里也写作“埿”（蒲滥反）。根据古文，埿，是深泥的意思。术数书中有湴河，是指厄运，就像现在所说的“空亡”。

古人藏书用芸香来防蛀虫。芸香是一种香草，就是如今人说的七里香。它的叶子类似于豌豆叶，小丛生长。叶子十分芳香，秋后叶子间微微发白如同用面粉涂抹过一样，用它防蛀虫有特效。南方人采来放在席下，可以除跳蚤、虱子。我担任判昭文馆事时，曾在文彦博家求得了许多株芸香，移植到秘阁后面，现在没有存活的了。香草这类东西，大体上都有别的名字，如所谓兰荪，荪就是今天的菖蒲；蕙就是今天的零陵香；苣就是今天的白芷。

祭礼中有腥、焊、熟三种献祭品。过去的说法认为腥、焊是具备了远古、中古之礼，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先王对于死者，以为他们无知就算不上仁，认为他们有知就算不上智。献祭可食用的熟食是为了表示仁；献祭不可食的腥、焊，是为了表示智。又有一种说法，腥、焊是以鬼神的行为规范来对待他们，熟食是以生人的行为规范来对待他们，以使他们迷惑。有人说鬼神喜好腥、焊，这虽然是出于经义之外的说法，但圣人了解鬼神的情况，或者有它的道理，不能怀疑否定它。

世人认为玄是浅黑色，璊是赭色的玉，都是不对的。玄是赤黑色，燕子的羽毛就是这种颜色，所以被称为玄鸟。熙宁年间，京师的贵人和皇亲国戚多穿深紫色衣服，而称为黑紫，与黑色相混，几乎不可分别，这也是一种人们所称的玄色。璊是赭色，所以《诗经》里说“毳衣如璊”（“璊”字的读音同“门”）。有一种稷子的米是璊色的，这种稷子叫做穈。（“穈”字的读音同“门”，是用它的颜色命名的。《诗经》里说“有穈有芑”，现在秦地的人把“穈”字读作“糜”，是读音发生了讹变。）穈的颜色在朱黄之间，与赭色相似，极为光洁晶莹，捧在手上鲜亮有光泽，熠熠生辉如赤色宝珠。这自是一种颜色，似赭色而非赭色。大抵所谓“璊”是一种颜色的名称，而其字以“玉”为部首，是因为它近乎赭色而有光泽，故以玉来比喻它；这也如同“鴘”也用作一种颜色的名称，而其字以“鸟”为部首，也是用这种鸟的颜色来比喻它。

手风箱冶铁炉 世上锻铁所称的钢铁，是先把熟铁弯曲盘卷起来，又将生铁陷入其中，然后用泥包裹好加以烧炼，炼好后再加锻打，使熟铁和生铁互相掺杂渗透，这样锻炼出来的钢就称为“团钢”，也叫“灌钢”。这其实是一种假钢，只不过暂时借生铁提高熟铁的硬度，经过两三次烧炼之后，生铁自然变熟，则得到的还是熟铁。然而天下人都不以为这办法有什么不对，大概是由于不知道什么是真钢。我出使河北时，曾到磁州的锻坊看炼铁，才知道什么是真钢。凡是铁里面含有钢的，如同小麦面粉和成的面团里头有面筋，把面团的软面洗干净了，才会见到面筋。炼钢也是这样，只要取精纯的熟铁烧炼锻打百余火，每次锻打都称称重量，锻一回轻一回，直到屡次锻打而斤两不减，那就是纯钢了，即使再炼上百次也将不会再有损耗。这是最精纯的铁，其成色看上去清澈有光亮，而磨光之后又显得暗暗的，青而且黑，和普通的铁迥然不同。也有铁炼尽了而全无钢的，这都和铁的产地有关系。

唐吕才漏刻图 我家中藏有阎立本所画的唐初秦王府十八学士图，每图各有姓字爵里及画像赞，也是唐人撰文题写的，而多与《旧唐书》的记载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唐书》则作姚思廉字简之。苏壹、陆元朗、薛庄，《旧唐书》皆以他们的字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旧唐书》则都没有记录他们的字。房玄龄字乔年，《旧唐书》却作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旧唐书》记载他字仲达。苏典签本名从日从九的“旭”，《旧唐书》却写作从日从助的“勖”。许敬宗、薛庄的官职都是直记室，《旧唐书》却作摄记室。大抵《旧唐书》成书于后人之手，所传述的免不了会有讹谬，而这幅十八学士图的附加文字则是当时的记录。以旧史考之，魏郑公曾对太宗说：“目如悬铃者佳。”则玄龄确是房氏的名，而不是他的字。然而苏世长，高祖曾在玄武门召见他，问他说：“您为何名为长而见识短？”他后来才成为十八学士之一，似乎是在为学士时才改名壹的。

唐贞观年间，诏令户部寻觅杜若，承办官员竟根据谢朓“芳洲采杜若”的诗句，要坊州进贡，当时曾传为笑谈。而像有唐一代沿为成例的在中书省署内种植紫薇花，其性质和要坊州进贡杜若没什么两样，却被历代因循，不觉得不对。现在中书省舍人院的紫薇阁前植紫薇花，就是袭用唐代的成例。

汉代有人饮酒一石不醉。我以酿酒法考校，汉代用二斛粗米能够酿出六斛六斗酒。现在最薄的酒，用一斛粘高粱米，不过能酿成一斛五斗。若采取汉代那种酿法（酿成的酒是原料的三倍多），则不过稍微有些酒味而已，能饮者饮多了也不醉，应该无足为怪。但汉代的一斛，也相当于今天的二斗七升，人的肚子里又如何容得下二斗七升水？或说饮酒一石指的是作为重量单位的石，即一百二十斤，用今天的秤来换算，相当于三十二斤，那也等于现在的三斗酒。史书上说于定国饮酒数石不醉，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

过去有说济水消失后是在地下潜流的。现在历下一带，只要掘地就都是流水，世人相传是因为济水经过其地下。东阿也是济水经过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取井水熬胶，称之为“阿胶”；将阿胶放入浊水中搅动，浊水就会变清。人服用阿胶，能够疏通食气、化痰、止呕吐。这些都是利用了济水更趋下的天然性质，其水清而不滞，重而不浊，因此被用于治疗食气淤滞混浊、不能通下的病症。现在医家的药方书没有记载这层意思。

宗庙祭祀时向西南行礼，是在室内的祭奠。神主收藏在西面的墙壁，因为那儿是活人居处的部位。对着藏神主的石室而祈祷，所以要向西面祭奠。三献之后尸从室里出来，坐在门户的西侧面向南，这是在堂上的祭奠。门户以西称为扆，因为扆设在那儿。门户以西，窗子以东，门户与窗户之间叫做扆。坐在门户的西侧，就是背靠扆而坐。到了堂上位次也要朝向东面，是设置位次用室内祭奠的礼节。

《庄子》书中说到“野马也，尘埃也”，指的是两种东西。前人即有以为“野马”就是尘埃的，如吴融说“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也说“窗里日光飞野马”，都以尘埃为“野马”，恐怕不是这样。“野马”其实就是田野间的浮气。这种浮气远望如群马，又像水波，佛书上称酷热时的“阳焰”如“野马”，就是这种东西。

太一十神：一是太一，二是五福太一，三是天一太一，四是地一太一，五是君基太一，六是臣基太一，七是民基太一，八是大游太一，九是九气太一，十是十神太一。唯有太一最尊贵，再没有别名，只称为太一，每三年移一次宫。后人因为太一没有别名，就相对大游太一而称它为小游太一，这是后人误加在它头上的。京城的东太一宫、西太一宫，正殿供奉五福太一，而太一却供在偏殿，很是次序颠倒。熙宁年间，开始营建中太一宫，朝廷下令由太史考定神位，我当时任太史，参与了这一讨论。现在中太一宫前殿供奉五福太一，而另外修筑后殿供奉太一，各自顾全了他们的尊贵，很是得体。然而君基太一、臣基太一、民基太一中的“基”字，因避唐明帝讳改为“棋”字，至今仍然沿袭旧名，未曾改正。

嘉祐年间我客居在宣州宁国县，县里有个人叫方玛，他的高祖方虔是杨行密（唐末的割据势力，曾任淮南节度使，唐昭宗时被朝廷封为吴王）的守将，领兵戍守宁国县以防备两浙的吴越国。方虔后被吴越人所擒，他的儿子方从训替代他的位置镇守宁国县，所以他们的子孙至今是宁国县人。方玛有杨溥（杨行密的儿子）与方虔、方从训的手教（亲笔所写的指示）几十封，纸张都很精美。手教称“委曲”（唐代长官给下属的手谕一般用“委曲”作结束语），签名处称“使”，或称“吴王”。其中一封通报方虔说：“钱镠此月内已亡殁。”手教末尾写着“正月二十九日”。查考《五代史》，钱谬在后唐长兴三年逝世，杨溥在天成二年已经自行称帝，怎么会在长兴三年还自称“吴王”？杨溥手教中所命令的事情很详细，字迹和印记极有次序，全是当时的亲笔。据今天的查考，天成二年是丁亥年，长兴三年是壬辰年，相差五年。杨溥的手教，我获得了四封，至今还收藏在家。

 

 

《辨证二》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谓，“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厎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人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余初仕为沐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经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螯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毫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吕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无非一处。楚灵王十二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从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歳之交谓之“歳除”，《易》：“除戒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除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復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吾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士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余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郡，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余自随州道安陆，于入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余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50. 译文

 

司马相如《上林赋》描述上林苑的各条河流说：“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这八条河流自流入黄河，黄河距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着泰山以及淮河、济水、长江，怎么会与太湖牵扯到一起？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溯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遂为北江而入于海。”这些话都是没有仔细考察地理的结果。长江、汉水到太湖自隔着山，它们的下游则绕过太湖往下直接流入大海，怎么会说入太湖呢？淮水、汝水直接从徐州流入大海，和太湖全无关系。《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从文字的对偶来说，彭蠡，是水聚集的地方，三江，是水流入的地方，并非说三江流入太湖。太湖上面的源头都被群山环绕，根本没有大的河流，太湖的下游才有很多大的河流，也没有谁知道哪些属于三江。大概如果三江的水没有去处，太湖就会堵塞成为祸害；如果三江的水有去处，太湖才会安定。这就是水的特性。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两座古墓，当地的方志称它们为“黄儿墓”。墓上有一块石碑，字迹已经模糊得无法识别，没人知道黄儿是谁。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有一次巡视下辖各县因而见到了这墓，说：“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于是称它们为“二疏墓”，并在旁边刻了石碑，后人又把这碑文收入了地方志。根据我的考证，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天属沂州承县，今天的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不是古代的东海县。今天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向东又二里有疏受墓。石延年不查考地志，只见今天称这里为东海县，就认为那两座墓是“二疏”的墓，极为错误。一般来讲地名像这种情况的很多，没必要一一记述。我刚刚担任沭阳县主簿时，见到地方志中增加了此事，后代的人不知道缘由往往认为地方志是真实的实录。因此把这件事随手记录在这里，以表明天下的地理类图书并不是完全可信的。“黄儿墓”的北面又有“孝女冢”，庙的外观很雄伟，是属于官府祭祀的庙宇。孝女也是东海人。汉代的赣榆既不属于现今的东海县的旧地，那么“孝女冢”庙也是后人根据今天的县名附会建造出来的。

杨文公《谈苑》记载南唐后主厌烦清暑阁前长草，徐锴就让后主把桂树枝的碎屑撒在地上的砖缝中，多年生的杂草就全死了。并说《吕氏春秋》上提到“桂枝之下无杂木”。大概是由于桂树的气味能蜇死草木的缘故。但桂树能杀死草木，自是它本来的特性使然，它并不用气味去蜇草木。《雷公炮炙论》上说：“把桂木切成小丁，用以钉在其他树上，那树就会死去。”一个桂木丁是极微小的，未必能够蜇死大树，自是它的特性与其他草木相克罢了。

天下地名上的错乱矛盾，大概很难考察明白。例如楚国的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都有，乾溪也有好几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的注释是：“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天的监利县，并非岳州的华容县。监利县至今有章华台的遗址在县城中，与杜预的说法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它旁边也有章华台，在遗址的台基下往往能找到人骨，据说是楚灵王战死在这里。商水县章华台旁边，也有乾溪。薛综注释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左传》中根本没有这些记载。章华台与乾溪原非一个地方。楚灵王十一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这里就是城父县的乾溪。楚灵王八年许迁于夷，夷就在这个地方。楚灵王十二年，公子比作乱，楚灵王派遣观从跟随军队于乾溪，楚王的军队溃败，楚灵王逃亡到不知什么地方了。楚平王即位后，杀了一个囚徒，把楚灵王的衣服穿到囚徒的身上，把尸体扔进汉水漂流，然后把尸体打捞上来当做楚灵王安葬，以此来安定人心，而且让人从乾溪来报丧。楚灵王实际上被芊尹申亥氏勒死的，后来申亥氏把楚灵王的灵柩上报给了朝廷，朝廷才改葬了楚灵王，楚灵王并非死在乾溪。昭王二十七年，吴国讨伐陈国，楚昭王率领军队救陈国时，驻扎在城父县，将要开战时，楚昭王在城父县去世了。而《春秋》又说：“弑其君于乾溪。”那么后代的人说楚灵王确实死在这里，按理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人将出任地方州郡长官称为“建麾”，大概是借用颜延年“一麾乃出守”的诗句而来的，这是一种误用。延年所说的“一麾”是指麾（挥）的“麾”，如同周武王“右秉白旄以麾”的“麾”，而不是旌麾的“麾”。延年《阮始平》诗的“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说的是山涛推荐阮咸为吏部郎官，为此三次上奏武帝，武帝都不用，后来阮咸为荀勖所排挤，一挥而斥之，遂出为始平太守，故延年有此诗句。延年也是被摈斥而为始安太守的，他作此诗也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绪。自从杜牧作《登乐游原》诗，而称“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误用“一麾”一词，从此守郡称“建麾”遂成为典故。

今人谓除拜官职的“除”是解除其原任职务的意思，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除”犹如当交换讲的“易”，以新易旧叫做“除”，如新旧岁之交的那一天就称为“岁除”。《易经》上说“除戎器，戒不虞”，意思是用新的兵器更换陈旧的兵器，以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而台阶所以被称为“除”，也是因为登台阶要自下而上，有更换的意思。

世人画韩退之像，脸面小而美胡须，戴纱帽。这像所画的其实是南唐韩熙载，现在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载的像存着，题词非常明确。熙载谥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遂误以为退之。退之身体肥胖而少胡须。元丰年间，以退之配享文宣王孔子庙，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不再能辨别，退之竟变为韩熙载了。

今日计钱币之数，称一百钱为“陌”，虽借用“陌”字，其实它只是“佰”字，就跟十钱用“什”字、五钱用“伍”字一样。唐代自皇甫镈始行垫钱法，至昭宗末年乃规定以八十钱为一陌。后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开支国库钱币，又减去三钱，以七十七钱为一陌，输入国库的钱币则仍以八十钱为一陌。至今输入国库的钱币也还有以八十钱为一陌的。

《新唐书》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遵礼法，李白因作《蜀道难》以斥之。按孟綮《本事诗》所记，李白初到京师，贺知章闻其名，最先去拜访他；李白出示《蜀道难》，贺知章还未读完，就已经再三再四地叹赏。这时应是天宝初年。其时李白已经创作了《蜀道难》，严武为剑南节度使则在至德以后的肃宗时期，二者年代相差甚远。大抵稗官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的见闻，并不清楚事情的本末源流，故大多舛误，皆类似此种记载。李白的文集中称《蜀道难》是指斥章仇兼琼的，与《新唐书》所载不同，此事应是《新唐书》的记载有误。

以往所传《尚书·禹贡》篇记载“云梦土作乂”，本朝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于是指示将现存本《禹贡》篇的这五个字改从古本。我查考现存孔安国的注，谓“云梦之泽在江南”，这说法是不确实的。据《左传》所载：“吴人攻入郢都……楚昭王涉过雎水，又渡过长江，逃入云泽之中。昭王在泽中寝睡时，有劫盗攻击他，用戈来刺……昭王于是逃奔郧地。”楚昭王自郢都西逃而涉过雎水，那么他出逃时应该是先逃到了长江以南；此后他渡过长江而进入云泽，又从云泽逃奔郧地，郧即现在的安陆州。渡过长江而后至于云泽，进入云泽然后至于郧地，那么云泽必定是在长江以北。《左传》又记载：“郑简公到楚国访问……楚王和他一起在江南的梦泽打猎。”杜预注释说：“楚国的云梦泽，跨长江南北。”《左传》说“江南之梦”，则云泽在江北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元丰年间，我从随州取道安陆而到汉口，有个做景陵主簿的郭思，能谈论汉沔地区的古今地理，他也以为在长江以南的是梦泽，在长江以北的是云泽。我用《左传》的记载检验，郭思的说法是可信的。长江以南即今日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长江以北则即玉沙、监利、景陵等县。大抵这一带众多水流的汇聚，以云梦之地最为低下，而长江以南的湿地，在大水消退后要较江北稍高一些，所以说云泽中的土地刚刚露出水面，而梦泽中的土地已开始耕作了。此种记载，应该是古本的文字更为妥当。

 

《乐律一》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而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圜钟为宫，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蔟徵声也。乐有用太蔟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音声以为羽也。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出，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于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蔟，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世乐之叙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叙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蔟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叙也。圆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礼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余悉用。此叙，天地之叙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叙之也。黄钟最长，太蔟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叙也。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圆丘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盖圆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歳之事也。他均则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调法：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復归于幽阴，復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歳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歳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叙，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地祇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天神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圜钟者，以天体言之也。不曰林钟，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此三律为宫，次叙定理，非可以意凿也。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之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太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官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比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夹钟、林钟、应钟。太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復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阳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太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浊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则谓之蕤宾。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余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典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盐”。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媚赖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　　

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记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復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復条理矣。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復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復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復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簴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簴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王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歳所造也。是歳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