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 28

知；曰物难尽，则自离其体。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见，不责躬而责人，不求诸心而求诸事，非尽心之谓也。

告子固有义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为理。”何以异於义外哉！子莫固有执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为中，国之中为中。”何以异於执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拟而明也，何以曰“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学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无不睹闻者，聪明则然也；父子之无不爱亲者，慈孝则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聪明慈孝也，颜子之仰钻瞻忽，何谓而叹其难？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后长。”何谓而指其近？

问：“志道恳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识为累，故有此病。知学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即觉，而恻隐羞恶不能自已者也。未知者，但意识耳，勤恳之念，作疑计功，杂出於思，如何会循循？”

问：“尽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学者无师承，怎便会悟彻？此心既未彻，种种障蔽，奚止於大快之疑！”

问：“宋朝恶忌伯淳，以其不理会事，只是理会学，如何？”曰：“知外无学，事外无知，既曰理会学，则日用皆着察之功，无非事者，安得有事学之分？”

问：“以尧、舜事业为一点浮云，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云语适然也，做到时雍风动处，圣人皆顺应而我无与，此正是允执厥中。”

问：“气清则通，清极则神，恐神不可以言气也，何如？”曰：“运动者曰气，虚灵者曰神，皆拟而名之者也。不神则无物矣，谁其运动？学而未至无欲则思杂，杂则不清，杂则不神，非二也。”

问：“朱子谓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要罢了三十年科举，此说如何？”曰：“谓须得真才，可图恢复，必须学术中来。今日卓越之资，皆溺习於科举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诚正之学不讲，如人才何！”

问：“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不是两般事。此理何如？”曰：“爱亲敬长者，性也，即神明之感而通者也，焉有两般事？自行於人者，有至与不至，故必曰‘至则通於神明’。”

问：“知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曰：“如认欲作理，则涵养箇甚？讲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这学问中自不能缺一的，如何是专？如何是不务？莫认讲求作谈天说地也。”

问：“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气质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阴阳一太极也，一而未尝不殊，殊而未尝不一也。犹人也，耳目口鼻未尝可同，见闻觉知未尝有二，心也。质者性之器，气者性之运，孰得而二之而离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气质之性，则误矣。”

问：“南轩答胡直夫书，‘亦岂无欲乎？而莫非天地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恐欠真切。”曰：“有欲此念也，无欲亦此念也，觉与不觉耳。盖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无妄即诚也。如此则入道有门矣。”

问：“伊川谓动见天地之心，如何？”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又着剩语。如学果自得，莫非是心，何动何静？何见何不见？不自得，皆空言也，何从而见？”

问：“铨司选官，避嫌者皆私心。若系其亲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虚灵，别嫌明微，乃时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着不得。此皆有欲之心，从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岂义之与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

问：“《理性命章》，‘万一各正’，如何谓之各正？”曰：“各赋此理而生，蠢动与人灵性各具，是天命无二也。品物之殊曰万均，得所赋曰各正。”

问：“至诚如神。”曰：“如神者，如吾灵明之本性也，故曰民愚而神。”

 

 

《泰州学案·教谕王一菴先生栋》

 

王栋字隆吉，号一菴，泰州人。从事心斋。嘉靖戊午，由岁贡授南城训导，转泰安，陞南丰教谕。所至以讲学为事。先生之学，其大端有二：一则禀师门格物之旨而洗发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与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应时之良知。至於事至物来，推吾身之矩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应时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则不以意为心之所发，谓“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师蕺山曰：“人心径寸耳，而空中四达，有太虚之象。虚故生灵，灵生觉，觉有主，是曰意。”故以意为心之所发为非是，而门下亦且齗齗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标《心意十问》，答史孝复《商疑》。逮梦奠之后，恽日初为《刘子节要》，尚将先师言意所在节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岂知一菴先生所论，若合符节。先生曰：“不以意为心之所发，虽自家体验见得如此，然颇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质诸千古而不惑。”顾当时亦无不疑之，虽其久於门下者，不能以释然。下士闻道而笑，岂不然乎？周海门作《圣学宗传》，多将先儒宗旨凑合己意，埋没一菴，又不必论也。

 

一、语录

 

阳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为学者用功口诀，真圣学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为良知，此犹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动、不虑而知之灵体，其知是知非，则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无时而昧，不必加知，即明德无时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学》所谓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识此体，非括去其昏，如后人磨镜之喻。夫镜，物也；心，神也。物滞於有迹，神妙於无方，何可伦比？故学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识认此体，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先师云：“明翁初讲致良知，后来只说良知，传之者自不察耳。”

先师以安身释止至善，谓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后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谓也。欲安其身，则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诸身。能反身则身无不正，身无不正，则处无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亲民，而出处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学故也。

先师之学，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单训正，格如格式，有比则推度之义，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谓吾身与天下国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度天下国家之人，则所以处之之道，反诸吾身而自足矣。

旧谓意者心之所发，教人审几於动念之初。窃疑念既动矣，诚之奚及？盖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谓心无主宰，赖意主之，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无时不动，故其生机不息，妙应无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动者。所谓意也，犹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字从心从立，中间象形太极圈中一点，以主宰乎其间，不着四边，不赖倚靠。人心所以能应万变而不失者，只缘立得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虑而知。不然，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圣狂之所以分，只争这主宰诚不诚耳。若以意为心之发动，情念一动，便属流行。而曰及其乍动未显之初，用功防慎，则恐恍惚之际，物化神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圣门诚意之学，先天易简之诀，安有此作用哉！

诚意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即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做主张，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搀以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则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谓之独矣。世云独知，此中固是离知不得。然谓此个独处，自然有知则可，谓独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则独字虚而知字实，恐非圣贤立言之精意也。知诚意之为慎独，则知用力於动念之后者，悉无及矣。故独在《中庸》谓之不睹不闻，慎在《中庸》谓之戒慎恐惧。故慎本严敬而不懈怠之谓，非察私而防欲者也。

慎独註云：“谨之於此以审其几。”后儒因欲审察心中几动，辨其善恶而克遏之。如此用功，真难凑泊。《易》大传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则几字是交际事，几上见，非心体上有几动也；心体上有几动，则是动於念。杨慈湖所以谓之起意，而非《大学》、《中庸》所谓独也。《大传》又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者也。”朱子解云：“所以极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几者，至变也。”以变释几，非事几乎？后因又谓：“於心几动处省检而精察之。”以是为研，谬亦甚矣。

问：“《遗录》一诗，言念头动处须当谨，似亦以意为心之所发，如何？”曰：“谨念是戒其莫动妄念，非其动后察善恶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妄动之义。且予所谓意犹主意，非是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诚。盖自物格知至而来，乃决定自以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即曰‘诚身’，《孟子》即曰‘反身而诚’。不本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为心之所发，虽是自家体验见得如此，然颇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质诸千古而不惑，岂以未尝闻之先师而避讳之哉！”

象山谓：“在人情事变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谓必以集义为事，言吾人无一时一处而非事，则亦无一时一处而非心，无一时一处而非心，则亦无一时一处而非学。故凡日用动静云为，一切人情事变，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职分内当为之事？故谓之“必有事焉”，犹言须臾离事不得，件件随知顺应而不失其宜，是则所谓集义者也。故孟子以后，能切实用功，而不涉於虚想虚见、虚坐虚谈者，无如象山。

明翁初讲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则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观此则所谓致良知者，谓致极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纯粹之体，非於良知上复加致也。后因学者中往往不识致字之义，谓是依着良知，推致於事，误分良知为知，致知为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后只说良知，更不复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时亲承面命诸大名贤皆相继逝，海内论学者靡所稽凭，故有虚空冒认良知，以为易简超脱，直指知觉凡情为性，混入告子、释氏而不自知，则不言致字误之也。二者之间，善学者须职取。

或疑心翁以格物为反身之学，用於应事接物时甚好，但若平居未与物接，只好说个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两件拆开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实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谓明矣。且先师说‘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国家为末，可见平居未与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应时之良知。至於事至物来，推吾身之矩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应时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况先师原初主张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专务修身立本，而不责人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

问：“前辈多言敬，则中心有主；今曰诚意，则心有主。谓主敬不如主诚者乎？”曰：“不然，诚与敬俱是虚字。吾非谓诚能有主，谓诚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诚字虚，意字实，譬如方士说丹，意是铅汞丹头，诚则所谓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宫黝之有主，是主必胜；孟施舍之有主，是主无惧；曾子闻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缩；孟子之异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则中心有主，不知主个甚么，将以为主个敬字，毕竟悬空，无附着，何以应万变而不动心乎？吾辈今日格物之学，分明是主修身立本。诚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须说敬，而敬在其中。盖自其真实不妄之谓诚，自其戒慎不怠之谓敬，诚则敬，敬则诚，其功一也。又程子尝言：‘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这便是以仁为主，诚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来，孔之言缩，孟之言慊，程之言仁，皆与《大学》修身为本，统脉相承，若合符节，思之当自跃然。”

学者一得良知透露，时时处处，昭朗光耀，诸所动作，皆在其中。故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苟於此天性真知，不能彻底皎洁，而藉见闻为知识，则不过知之次者耳。圣人原不藉见闻为知识，故其教人也，虽鄙夫有问，皆可叩两端而竭尽无余。

先儒发变化气质之论，於学者极有益，但若直从气质偏处矫之，则用功无本，终难责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认良知，寻乐养心，而充满和气，则自然刚暴者温，柔懦者立，骄矜者巽，简傲者谦，鄙吝者宽，惰慢者敬，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学必涵养性源为主本，而以气质变化为徵验。

自责自修，学之至要。今人详於责人，只为见其有不是处。不知为子而见父母不是，子职必不共；为臣而见君上不是，臣职必不尽。他如处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见其不是，则自治已疏，动气作疑，自生障碍，几何不同归於不是哉！有志於为己者，一切不见人之不是，然后能成就一个自家是。

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夫子教人，只在言动事为上，从实理会，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学而上达。更不悬空说个性与天道，使人求高望远。学者理会得时，则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别求性天则妄矣。吾人今日，正不可汲汲於谈天说性，而失圣门教法之常。

问：“如何是安静以养微阳？”曰：“《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是谨慎保守此个灵根，常是闲闲静静，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养。今人只要向外驰骋，安得阳长阴消？且如人一时收摄精神，略见虚明光景，便将平日才智衬贴起来。多闻见者，驰骋於闻见；能立事功者，驰骋於事功；善作诗者，驰骋於诗；会写字者，驰骋於字；以至要立门户，要取声名等等，恢宏皆作劳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当如阳复何哉！”

杨、墨之差易见，故自孟子一辨之后，无人复入其门。乡愿媚世盗名，虽间有人效之，然亦内省有愧，高明有识之士自不屑为。独告子之学，近似率真，坑陷多少有志好学人豪，鹘鹘突突撞入其门，恬不为怪。此其为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细入思，从容中道，而但任气作用，率意径情，且侈号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无破无绽。”少循规矩，则谓之拘执道理；少尽报施，则谓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谓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气之学乎？呜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辨正之也！

一友闻格物之说，喜曰：“看来格物二字，只是个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学既明白如此，须作第一事干，庶不虚负所闻。”曰：“作第一事，还有第二第三，须是看得事即学，学即事，日用间一切动静云为，总只是这一个学，方是无间断，无歇手处。”友乃跃然。

庸德庸言，是小小寻常言行，无甚关系时节。今人之所忽处，正古人之所谨处。故学必於微小去处不少放过，方始入精。

一友好直己之是，语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须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谁肯认非？此余少时害过切骨病痛。曾记与林东城论一事於舟中，余欲明辨自己之是，东城则欲浑厚莫辨，谓‘辨得自己极是，不难为了别人！’予执滞不能服。时李天泉在坐，两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浑厚则仁之意多，辨明则义之意多。’予曰：‘巧哉！仁可以该义，义不可以该仁。吾二人之优劣既较然矣，何得谓皆是乎？’东城大笑曰：‘公依旧又在这里辨个优劣，要做甚么？公可谓只是生薑树上生。但自此，吾当进於明辨，公亦当进於浑厚，则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谢教，自是悔改。数十年来，然后能不敢不浑。”

《易传》曰：“天下何思何虑。”非教人一切不思虑也。“学而不思则罔”，“心之官则思”，慎思研虑，皆学者用功所在，安得糊涂！《易传》之意，盖言天下之理，同归而涂自殊，一致而虑自百。我这里真是廓然大公，则自然物来顺应；我这里真是寂然不动，则自然感而遂通，更复有何事可思，何物可虑，而有待於计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虑”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无所思虑之地，岂理也哉！或云：“此是圣人地位。”亦伊川发得太早之说也。会得时何思何虑，正吾人为学切近工夫。盖必实见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顺应，果是无丝毫巧智，复有待於计较安排，此方是真机妙用，真性流行，而内外两忘，澄然无事矣。不然，终日应酬，都只是憧憧往来，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学乎！

不识不知，然后能顺帝之则。今人只要多增闻见，以广知识，搀杂虚灵真体，如何顺帝则乎？盖人有知识，则必添却安排摆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无事矣。故曰：“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

程子曰：“明得尽，渣滓便浑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质美者能之。良知本体，人人具足，不论资质高下，亦不论知识浅深，信得及，悟得入，则亦明得尽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终有明尽时节。到得明尽，便亦都无渣滓，所谓明则诚也。学者但当尽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缘当时说个其次，惟庄敬以持养之，遂使无限英雄，不敢自任质美，从事於浑化之功。但择取其所谓次者，而终身用力焉。所谓明尽，只是认得良知的确无遮蔽处耳。

圣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之两言。吾先师论明哲保身，亦不出於爱敬之一道。若他人论几论哲，必著玄微奥妙之辞，愈深远而愈不实矣。

或问“本体”。曰：“体用原不可分，良知善应处，便是本体。孔门论学，多就用处言之，故皆中正平实。后儒病求之者，逐事支离，不得其要，从而指示本体，立论始微，而高远玄虚之蔽所自起矣。

由仁义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机流出，不假闻见安排。行仁义者，遵依仁义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袭取於外，二者王霸圣凡之别，非安勉生熟之分也。

圣人所不知不能，是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之事。

心不在焉，须知不在何处。人言心要在腔子里，心苟在腔子里面，则凡腔子之外，可尽无心耶？夫心之本体，静虚无物，则为不放失，无在而无不在也。若或一有所着，驰於彼则不存於此，有所在则有所不在矣，此之谓不在。

古人好善恶恶，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恶恶，皆在人身上作障碍。

程子每见人静坐，便道善学。善字当玩，如云鲁男善学柳下惠一般。学本不必静坐，在始学粗心浮气，用以定气凝神可也。周子主静之说，只指无欲而言，非静坐也。今人谬以静坐养心，失之远矣。

问：“欲致良知，必须精察此心有无色货名利之私夹杂，方是源头洁净。”曰：“此是以良知为未足，而以察私补之也。良知自洁净无私，不必加察，但要认得良知真尔。不认良知，而务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货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问：“闲思杂虑，何以却之？”曰：“圣人之学，不必论此。心之生机，顷刻不息，所谓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其神明不测，自合如此。若一概尽欲无之，必求至於杳然无念，非惟势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谓槁木死灰，自绝其生生不息之机而可乎？但不必思闲虑杂，徒自劳扰耳。”

一友觉有过，言愧悔不乐。曰：“莫烦恼前头失处，且喜乐今日觉处，此方是见在真工夫。烦恼前头失处，尚在毁誉上支持，未复本体；喜乐见在觉处，则所过者化，而真体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远乎？”

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灭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泯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

诚意问答　门生李梴撰

岁生庚午春王正月，芝兰独茂，苔草争妍，梴偶侍侧。

一菴夫子起而叹曰：“格物之学，已信於人人矣，诚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犹有疑之者乎！”梴曰：“岂特他人疑之，虽以梴之久於门下者，亦不能以释然。盖以意为心之所发，则未发为心之本体，心意有所分别，而后诚正不容混也。先儒谓心如穀种，意其所发之萌芽矣乎？”

师曰：“子知穀之萌芽已发者为意，而不知未发之中，生生不息，机莫容遏者，独不可谓之意乎？”梴曰：“已发之和，即有未发之中者在，亦尝闻之矣。然《大学》一书，专在情上理会，故好恶足以括之。意之所在，非好则恶，意不近於情耶？”

师曰：“意近乎志，即经文之所谓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须先有定主，主意定而后静且安，则身修矣。”梴曰：“尝与吴友、三江论人之视听言动，莫非吾意之所运。视听言动必以礼，则亦莫非吾诚之所在也，故《大学》诚意，即《中庸》诚身，似於师说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学》，岂待格物之后而志始立耶？”

师曰：“志意原不相远，《语录》尝言之矣。惟学贵知本，诚身诚意固一也，然不知诚意以修身为家国天下之本，则身不止於至善，而每陷於危险之地矣。身且不保，而况於保家、保国、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己之学，而犹不免於动气责人者，只为修身主意不诚。如果真诚恳恻，凡有逆境，惟知责己而不知责人，是於感应不息上用工。不然，断港绝河，弃交息游，而非圣人运世之学矣。”梴曰：“言之至此，心体洞然。自盱归任，格致、处事、议事颇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处人亦然。今闻师训，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应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异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却当於心体上着力，岂宜於效验上较之耶？”

师曰：“心迹一而后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应，则恒人皆能处之矣。惟感之而不应，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尽其分，而不暇於责人望人，而后谓之学无止法。为人父，止於慈，不当因其子之贤愚而异爱。为人子，止於孝，不当因其父之慈严而异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诸身而无责人之妄念，是之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盖反身则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诚乎？乐即此之谓自谦也。”梴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愚，当何所先乎？”

师曰：“诚意工夫，全在慎独，独即意也。单单吾心一点生几，而无一毫见闻、情识、利害所混，故曰独。即《中庸》之所谓不睹不闻也。慎即戒慎恐惧。”梴曰：“诚意之后，正心之功，亦大段着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无一毫牵引，此诚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或有父兄之命，则又当变通而不容泥滞，落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滞而已乎？”

师曰：“不滞亦是。但能决定以修身立本为主意，则自无邪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广大。《传》曰‘心广体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诚意自慊，而专务强正其心，则是告子之学也，乌足以语此！”梴曰：“论至於此，学问虽有所受，而体认则存乎人。何前之苦析经文，而不求实用哉？梴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盖以世之主讲者，辄好异说以新闻见，况朱子之学，犹未可以轻议。尝读《章句》，因其所发释明德，实其所发释诚意；又考诸《小註》，意是主张恁地。然则朱子皆非欤？”

师曰：“朱子所註，未为不是，但后之学者，遂分所发有善恶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后，有善而无恶，若恶念已发，而后着力，则犹恐有不及者矣。”梴曰：“禁於未发之谓豫，发而后禁，则扞格而不胜。用力於未发者，集义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发者，袭取之小人，见君子而后厌然之类也。吾人今日愿为君子耶？为小人耶？当知所以自辦矣。但意之所主，果属将发未发之间乎？未则不得谓之意矣。”

师曰：“未发已发，不以时言。且人心之灵，原无不发之时，当其发也，必有寂然不动者以为主，乃意也。此吾所以以意为心之主宰，心为身之主宰也。子姑无以言语求，久之自当有得。”梴曰：“《大学》一书，血脉全在诚意，况假道滥竽，空谈虚见，布衣犹当耻之。虽曰心诚，求之不中不远，然年当见恶，学无所得，师适远别，安敢自怠自欺，以贻后日之晦哉！”

师曰：“然。子可书之《道范遗思》卷末，因以见子之志，亦以见吾之苦心云。”

 

 

《泰州学案·文选林东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号东城，扬之泰州人。家贫，佣王氏为僮子。王氏见其慧，因使与子共学。先生亦刻苦自厉。嘉靖壬辰，举会试第一，登进士第。除户部主事，改礼部，又改吏部。久之，转员外郎。请告归，起补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师心斋，而友龙溪，始闻致良知之说，遂欲以躬践之。日以朱墨笔点记其意向臧否醇杂，以自攷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标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发至盖棺，未尝一日不讲学。虽在吏部，不以官避嫌疑，与知学者挟衾被栉具，往宿寺观中，终夜刺刺不休。荆川曰：“君问学几二十年，其胶解冻释，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语，质行者必归之。”由此言之，先生未必为泰州之入室，盖亦无泰州之流弊矣。

 

 

《泰州学案·文肃赵大洲先生贞吉》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蜀之内江人。生而神穎，六岁诵书，日尽数卷。登嘉靖十一年进士第。选庶吉士，授编修。因上惑方术，疏请敷求真儒，不报。迁右春坊右中允，管司业事。二十九年，京师戒严，嫚书要贡，集百官议阙下，日中莫发一论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华亭问何奇画，先生曰：“为今之计，皇上出御正殿，下诏引咎，录周尚文之功以励边帅，释沈束之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饬文武百司为城守，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其他无可为画者。”上即陞先生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给赏功银五万两，令其随宜区处，宣谕将士。方廷议罢，先生盛气谒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辞不见。先生怒叱门者。会通政赵文华趋入，顾谓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当徐议之。”先生愈怒，骂曰：“汝权门犬，何知天下事！”嵩闻大恨，欲败其事，故不与督战事权，亦不与一护卒。先生单骑出城，僦民车，致银总兵仇鸾所，历诸营传谕而返。明日复命，上怒，谓功赏未见措置，第为周尚文、沈束怀怨，诏锦衣卫逮杖。谪广西荔波县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迁南京文选司主事，进郎中，陞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右通政，光禄寺卿，户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为户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罢。隆庆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学，暂掌祭酒事。出为南京礼部尚书。召入兼翰林院学士，协管詹事府事。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先生在阁，与高文襄共事，而议多不合。其大者谓“御兵分隶五府，数变之后，至嘉靖庚戌，别立戎政厅，以十余万众，统於一人，尽变祖制。夫兵权贵於分，练兵亦贵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议行，而本兵霍冀不悦。及给事中杨鎔论冀，冀遂诬先生主使。上终直先生而罢冀。文襄以徐文贞草世庙遗诏，改政改臣为讎君，将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则先帝大礼大狱诸案，即宋之奸党碑也。”文襄色变而止。文襄以阁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异己者，非时考察科道，先生执笔，文襄终不得志，其争给事中吴时来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韩楫劾先生为庸横。先生言：“人臣庸则不能横，横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惟拱言是听，仅以考察一事与之相左，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后可谓之横也已。”诏驰驿归。杜门著述，拟作《二通》，以括今古之书。内篇曰《经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内篇又分二门：曰史，曰业。史之为部四：曰经，曰传，曰制，曰志。业之为部四：曰典，曰行，曰艺，曰术。外篇亦分二门：曰说，曰宗。说之为部三：曰经，曰律，曰论。宗之为部一：曰单传直指。书虽未成，而其绪可寻也。万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赠少保，谥文肃。

先生之学，李贽谓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论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为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审，然后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数，长短适中，然后曰‘此物无过不及’。今舍其器物，未问其作何名状，而但称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茫茫虚号，何所指归？若以为物物有天然之则，事事有当可之处，夫天然之则，在此物者，不能以该於彼物；当可之处，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为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则动静云为之际，自无过不及之差，此又以中为学问之效。宁有三圣心传，不指其体而仅言其效乎？”波石之论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为中，国之中为中，若中可拟而明也，《易》不当曰神无方而易无体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讳其非禅学，常与徐鲁源相遇，鲁源言：“学问当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厉声曰：“吾这里无取无舍，宛然宗门作用也。”其答友人云：“仆之为禅，自弱冠以来，敢欺人哉！试观仆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谬者乎？则禅之不足以害人明矣。仆盖以身证之，非世儒徒以口说诤论比也。”先生谓“禅不足以害人”者，亦自有说：“朱子云：‘佛学至禅学大坏。’盖至於今，禅学至棒喝而又大坏。棒喝因付嘱源流，而又大坏。就禅教中分之为两：曰如来禅，曰祖师禅。如来禅者，先儒所谓语上而遗下，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是也。祖师禅者，纵横捭阖，纯以机法小慧牢笼出没其间，不啻远理而失真矣。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付，聚群不逞之徒，教之以机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宁止於洪水猛兽哉！故吾见今之学禅而有得者，求一朴实自好之士而无有。假使达摩复来，必当折棒噤口，涂抹源流，而后佛道可兴。”先生之所谓“不足以害人”者，亦从弥近理而大乱真者学之。古来如大年、东坡、无垢、了翁一辈，皆出於此。若其远理而失真者，则断断无一好人也。先生常游嵩高、抱犊、伏牛诸山，德清蔡子木问道，述七图示之：其一《混元图》　，其二《出庚图》　，其三《浴魄图》　，其四《伊字三点之图》　，其五《卍字轮相之图》，其六周子《太极图》，其七《河图》。谓一以摄六，六以显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间法与出世法皆备矣。先生盖见沩仰以图相创立宗旨，与《太极图》相似，故扭合为一，而不顾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极》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图相九十七，一圆分主一事，不得谓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实异也。《出庚》、《浴魄》，魏伯阳以月象附会纳甲，赵汝楳、朱风林皆常驳之，与《太极》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一、杂著

 

中之名何称哉？其性命之总名也欤？乃圆满充足之号，无亏无盈，无首无尾，无分别同异之义。其体则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则二仪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浑成，则为元命；以言其圆明，则为元性。不立一知，而不见其不足，包括万德，而不见其有余者，其惟中乎！天高明，而中与之高明；地博厚，而中与之博厚；万古悠久无疆，而中与之无疆。执之者，如宝珠在握，而珠外有余光，其极也，千珠历落，而彩射无边；如古镜当台，而镜外有余照，其极也，万镜交辉，而光影无尽。命自我立，性自我具，宇宙在手，万化生身，参赞位育，辅相裁成。跻之者，莫甚於尧、舜之圣矣，下逮三代圣贤，无不於此成道。而吾夫子，拔起千载之后，直以尧、舜为宗。其始志学，以至耳顺、从心之年，无非此执中之指。至其孙伋始著为书，曰《中庸》，欲以深明斯道。而世儒不达，徒以意度解诂，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而不指言中为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审，然后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数，长短适中，然后曰“此物无过不及”。今舍其器物，未问其作何名状，而但称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茫茫虚号，何所指归耶？若以为物物有天然之则，事事有当可之处，吾能精一以讨，求之执之於心，以为常法，则其说又有不然者。夫天然之则，在此物者，不能以该於彼物；当可之处，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执一，则无异於刻舟之愚；若徇万，则有同於雕形之苦。以是为大圣人，尽性至命，笃恭无为之道，奚其可哉！若以用精一之功，以从事於人心道心之间，必使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则动静云为之际，自无过不及之差。此又以中为学问之效，而三圣相授之时，不指其体而仅言其效，舍道心精一，而举其行事无过不及之处，以为执守之地，若非《古文尚书》之出，则《论语》之记亦疏矣。诸子因吾说而求之，优游厌饫，以求自得，毋拘旧说，毋蹈浅陋，他日自肯於羹墙衡带之间也，相与勗之。

君子亦心乎？学而已矣！真学真志，真修真修，至虚至虚，至谦至虚。无见见，即是我至谦，无我我，不可见，终日乾乾，学此而已矣。见起忘修，我起害志，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敢曰真学？夫真学也者，不昧、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学於见闻知识而不倚，学於人情事变而不倚，以至学於天地而不倚。无地、无时、无事，非学而不倚。不倚也者，无我之谓也，见无我，则倚於无我。不倚也者，无见之谓也；无见也者，见即是我；无我也者，我不可见。只此真见、真我之谓真志、真修，谓之至虚至谦，谓之诚意。如是改过谓之改，如是惩忿谓之惩，如是徙义谓之徙，如是窒欲谓之窒，如是自改、自惩、自徙、自窒谓之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谓之自慊，谓之自诚。夫诚之者，性也，非见也。

讲“吾有知乎哉”一章，曰：“夫圣人者，性聪明睿智之体，安容执敬别之用？其天浩浩，其渊渊渊，其仁肫肫，易矣简矣，广矣大矣，明物察伦，知来藏往，无不备矣。此略举圣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坚之谈曰：‘吾有知乎哉！’此语如青天忽轰霹雳，使人心胆俱丧，言思无措矣。即有智者，能於言下领解於圣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镜涵镜，如泡入水，如响趋寂，渣滓浑化，冥契无碍，觌面承之曰：‘公岂欺我哉！’此之谓玄解，奈何伊人之难遇也！於是圣人自下注脚去矣，乃曰：‘我无知也。’予於圣语又妄下注脚曰：‘此无知云者，不可错会，谓圣人为真无知也，则木石无知，亦可以为圣人乎？’圣人到此，理穷而性尽，不见有知，谓之无知，实深入知觉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尽，则有未彻之蔽，性天未尽，则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识纷扰之域矣，此故执有之为害也。今夫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常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不穷，圣人亦犹夫天也。偶一夫之来问，持空而无所之心，故能广圣人周徧之智，竭圣人无穷之辨，而圣亦何尝有哉？惟圣人不有，故能亹亹而无尽。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铜以为巨钟，累月渠渠，然务成其魁然之形者，为其中有砉然之声也。问曰：‘魁然之形成矣，砉然之声安在乎？’则告曰：‘在击之耳。’然则圣人之大智亦若此耳。噫！吾侪去圣日远，安得以鄙夫持其空无能之一击，以游於夫子圣智觉海中，而默存其忘言之教乎？班生有言孔子□□□□□□□观此章句，殆仲尼之无言也与？

谢子人为□□□学甚至，曰：“吾从事於学，则不疑於言矣。”既引疾归，曰：“吾不能不疑於言。尚其专事於学矣，虽然朋友益远，微言难析，吾其困乎！”大洲於是为定志明学之论，曰：“夫至尊者道也，至乐者学也，学以闻道，志以成学也。然而学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无由立。盖此心不失，即名为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

今先不信心而志从何生？志隳而学宜其展转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为必先讨去其蔽，而后可与共学。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处，先王教化，亦必群处校列而后成，有由然也。夫学者之蔽，有窥测前圣，模度后贤，摘服佳言，饬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碍，而此念既熟，自诿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仿妄念，逡巡袭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悬立标准，即以标准为师，而别起意念，常受□焉，隐微牵绊，未有止息，抱此情识，自诿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凭妄念，虚恍意见也。亦有醉心陈编，驰骛文事，研究纠赜，增长闻见，剽窃空谈，支离著述，身心漂泊，至老无闻，而言语之微，矜持影响，及淹浸既久，家具颇成矣，遂自诿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纷纭玩物也。又有颇知向学，而厌静喜动，厌物喜静者，在静无主，则杂念轮转，而苦眩不宁，在动逐物，则境移心变，而烦恼复作，或滞静而沉昏是宅，或徇动而神守离躯，或照管驰求，以为近取，检点科列，以为自治，惟此枝条最为繁多，而终归於废学矣，其蔽在不自信其心，而妄生支离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矜名，依傍仁义之途，而自以为是，日作心劳之伪，而不觉其非，止於补塞脱漏，惟知修饰观听，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种将尽矣。然而性无灭息，本知独良，或因考古而发愤；或听人言而忸怩；或因顺境而真见忽开，缅思有为；或因欲极而天心复见，即求解脱；或惜岁月之不可留；或叹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风霁月之下，而畅然自由；或迅雨烈风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旧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举目见前，生者无本可据，而掉臂遗失，是以卒归於不学无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无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错，互相生养，而蔽无穷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确然自信，惟当廓摧诸蔽，洞然无疑，则本心自明，不假修习，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万物，惟一无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虽然无有师友渊源之论，砥砺切磨之功，奋起尘俗，超然物表者，谁与领此？某濡迹宦途，而学稍归一，则以京师豪傑所聚，而诲我无涯矣。谢子离索之忧，其诚然乎哉！虽然谢子本知与天地万物同其良也，与百姓日用同其能也，与千古万古已去未来之圣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谢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谢子之真信也。真疑之体，即信体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谓不假修习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谢子能信予言乎？鸟鸣花落，皆是师资，行道之人，示我妙用，而孰为离索之困哉！”

古之君子，或仕与处，皆究竟其学而已也。学者觉也，古有先觉而后仕者，伊尹是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觉者。”有先仕而后觉者，孔子是也。孔子盖少仕於鲁，至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呜呼！斯理也，涵万彙而无体，摄宇宙而无功，动作见闻，意识思惟，悉於其中现见。为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为诸无之祖，而不可以无取。是生生之原，我之性也。悟此为觉也，迷此为惑也。夫已觉而仕，则具在我，而仕境相摩，其觉愈精。已仕而不求其觉，则权在仕，而身徇情移，其惑益蔽。悲哉！惑仕者乎？呫哔琐末，可以敷言，小术雷同，以之考功，君臣之义不明，同胞兄弟之念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茺蒙，非有哲人，谁与领此？

夫学未至於圣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势不容於不异也。昔闽、洛之儒异唐、汉矣，唐、汉之儒异邹、鲁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异，入孔门而欲争之，皆丧其名言，而如愚以归。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然后异者合而道术一矣。此曷故耶？以得圣人为之依归也。是故圣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众车丽驰於康庄而前却之异者，策使之也；众舟沿遡於广津而洄突之异者，枻使之也；众言淆乱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异者，见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则并车释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则并舟释之矣，何有於枻？学者而至於圣人之门，则并其名言丧矣，何有於见？

子贡贤者，贤者志在尊道，故扬厉圣人太过。夫子之道，本如慈母，如平地，顾子贡矫焉，揭诸日月，又使人索诸数仞之际，亦甚异矣。今考於夫子之自状，如发愤，如好古，不厌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贡之所称诩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最深悟，又不如子贡之所称诩也。夫不欺其心为忠，能度人之心为恕。夫不欺自心与能度他心者，岂今之人尽不能者哉？循是义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门，是千载而昕夕也。

学术之历古今，譬之有国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会之日，通天下之物，济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后，如加关讥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籴曲防，独守谿域，而不令相往来矣。陈公甫尝叹宋儒之太严。惟其严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则用穷，学不通方则见陋。且诸子如董、杨以下，苏、陆以上，姑不论。晦翁法程、张矣，而不信程、张，尊杨、谢矣，而力闢杨、谢。凡诸灵觉明悟，通解妙达之论，尽以委於禅，目为异端，而惧其一言之污也。顾自日看案上《六经》、《论》、《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会，以为极致，至太极无极，阴阳仁义，动静神化之训，必破碎支离之。为善稍涉易简疏畅，则动色不忍言，恐堕异端矣。夫如此学道，乌得不陋？谓灵觉明妙禅者所有，而儒者所无，非灵觉明妙，则滞窒昏愚，岂谓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后为正学耶？子思曰：“惟天下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大传》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是岂尘埃浊物，昏沉钻故纸而已耶？

来谕云：“道通天地万物，无古今人我。”诚然，诚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己立处未充，不能了天地万物也。”斯言似有未莹彻处耳。愚意谓当云：“己力未充，故时有执滞处。时有碍窒处，於此但假渐习薰修，久之不息，徐徐当彻去矣。”即彻处谓之“先天而天弗违”，即未彻谓之“后天而奉天时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间种种色色，刹刹尘尘，皆在此大圆镜智中，卷舒自在，不见有出入往来之相，陵夺挽转之境矣，故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也，岂可以为粘带难於解脱耶？《中庸》曰：“天命之谓性。”言其不假人为，无善无不善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发而中节谓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为之处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指其已发即未发之体也。老子观窍与观妙，同出同玄之旨，与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之义，与此同也。岂可以《中庸》之言，谓堕於情缘，难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顺万事而无情者，即《圆觉经》随顺觉之谓也。於此了了，则世法与出世法，一齐彻去无余矣，岂可非之於自无中取辨耶？公云：“责任之重，有不容己，欲为己任，又立处未充。”则不免於揽厌之病矣。何则？天地万物古今与我一体也，而欲取为己任，则二之矣，是揽之累也。谓迎之也，我与天地万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己立未充，则二之矣，是厌之累也。谓将之也，均之未为随顺觉性也。

能随顺觉性，则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一如矣。学至於体用一如，则达乎大觉圆顿之门矣。古人不贵践履，只贵眼明，若能於此具眼，历落分明，虽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执滞处，念有碍塞处，一归於习气之累，渐资薰修方便而彻之耳。如是则青城、蛾眉之中，即衡山、庐阜之境也；衣冠师表之地，即御风云游之处也。逸莫逸於与众同知也，劳莫劳於违众独栖也。古歌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谓休官休世休事也，谓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觅了时无了时。”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谢事，俱不了也。惟知者，当下了，即当下休矣；当下休，即当下彻矣。

答友云：“华翰书旨，皆戒仆之留意禅宗者。夫仆之为禅，自弱冠以来矣，敢欺人哉！公试观仆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谬者乎？则禅之不足以害人明矣。仆盖以身证之，非世儒徒以口说诤论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阴界，戕乱我灵明，贼伐我元命，仆盖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阴贼，虽不能彻底一澄照，睿圣聪明如古至人，而庄、孟以下，欲庶几也。向来尝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仆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赏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则兼爱天下，不得志则康济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阴阳之会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气也，未有不被此根尘识念所坏者。今自顾其身与凡夫等，而欲造神圣之业，岂不难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实也。且宋儒拘拘，而举业之士，又不足以语於尽性之门，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逊，则予将奈之何！故尝自托於不肖，戒之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则不敢复逊也。夫公之名仆，意甚厚，谓仆之才，似可备世任使者，若向空寂发途，则灰其有为之志，窳惰散弃不可鞭策，而损於圣教，故可惜也。顷京师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责。仆欲发挥此道，其说甚长，顷刻未易倾倒。今啻与公约，倘圣王异时任用公以廓清斯世，仆虽老，犹能为公执殳，随所用之。功成便当角巾东道，视去荣利若脱屣耳。有一不如兹言，公然后食之阶下，亦无怼焉。此书若逢罗达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启争端。

记昔与子论性於白日之前矣，曰：“性喻诸日，智喻诸光，非光无日，掩日无光，故本性不迷，不迷为智。若正智不见本性，尚迷处兹迷境，而谈率性，是以真体汩没於见闻也。故知光日一体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记与子论欲於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诸云，明是我体，当云在月际，人见其暗，而明月之体未亏。故千古常明者性体，一时渐暗者欲尘。人能知明是我心，欲当自净，原非染，暗明亦强名，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