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 11

感所乘之机也。知之与物无先后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犹云《大学》明德在亲民上用，离了亲民，更无学也。良知是天然之则。格者正也，物犹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则於事事物物也。物得其所谓之格，非於天则之外，别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谓未发之功，只在发上用者，非谓矫强矜饰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节是天则，即所谓未发之中也。中节云者，循其天则而不过也。养於未发之豫，先天之学是矣。后天而奉时者，乘天时，行人力，不得而与。曰奉曰乘，正是养之之功，若外此而别求所养之豫，即是遗物而远於人情，与圣门复性之旨为有间矣。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体之工夫，无时不感，无时不归於寂也。若以此为见成，而未见学问之功，又将何如其为用也？寂非内而感非外，盖因世儒认寂为内、感为外，故言此以见寂感无内外之学，非故以寂为外，以感为内，而於内外之间，别有一片地界可安顿也。既云寂是性之体，性无内外之分，则寂无内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无未发者，良知即是未发之中，若复求未发，则所谓沉空也。良知之外无已发者，致此良知，即是发而中节之和，若别有已发，即所谓依识也。语意似亦了然。设谓‘良知之前无性，良知之后无情’，即谓之‘无心’，而断以为混沌未判之前语，则几於推测之过矣。公谓不肖‘高明过人，自来论学，只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见在为具足，不犯做手为妙悟’，不肖何敢当！然窃观立言之意，却实以为混沌无归着，且非污坏者所宜妄意而认也。观后条於告子身上发例可见矣。愚则谓良知在人，本无污坏，虽昏蔽之极，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为云雾所翳，谓之晦耳，云雾一开，明体即见，原未尝有所伤也。此原是人人见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领工夫，人之可以为尧、舜，小人之可使为君子，舍此更无从入之路。可变之几，固非以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尝谓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双江子曰：“《本意》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经旨本明白。知字原属下文，今提知字属乾字，遂谓乾知为良知，不与万物作对为独知，七德咸备为统天。《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是以统天赞乾元，非赞乾也。及以下文照之，则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又以易简为乾坤之德，而知能则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简，则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健顺，言其体；易简，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险，言其变；能说能研，言圣人之学；定吉凶，成亹亹，言圣人之功用。《六经》之言各有攸当，似难以一例牵合也。”

先生曰：“乾知大始，大始之知，混沌初开之窍，万物所资以始。知之为义本明，不须更训主字。下文证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为易主可乎？此是统天之学，赞元即所以赞乾，非二义也。其言以体、以德、以才、以变、以学、以功用，虽《经》、《传》所有，屑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简之旨。公将复以不肖为混沌语矣。”

双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说发便属睹闻。’独知是良知的萌芽处，与良知似隔一尘。此处着功，虽与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头也。致虚守寂，方是不睹不闻之学，归根复命之要。盖尝以学之未能为忧，而乃谓偏於虚寂不足，以该乎伦物之明察则过矣。夫明物察伦由仁义行，方是性体自然之觉，非以明察为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为格物之功，是行仁义而袭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觉，误也。其曰：‘视於无形，听於无声。’不知指何者为无形声而视之、听之？非以日用伦物之内，别有一个虚不动明之体以宰之，而后明察之形声俱泯。是则寂以主夫感，静以御乎动，显微隐见，通一无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虚寂’二字，以立感应之本，而以至神赞之，盖本卦之止而说以发其蕴，二氏得之而绝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毫釐千里之差，又自可见。”

先生曰：“公谓夫子於《咸卦》‘提出虚寂二字以立感应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悦以发其蕴’是矣。而谓‘独知是良知的萌芽，才发便属睹闻，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头。明察是行仁义而袭，非格物之功，致虚守寂方是不睹不闻之学，日用伦物之内，别有一个虚明不动之体以主宰之，而后明察之形声俱泯。’似於先师致知之旨，或有未尽契也。良知即所谓未发之中，原是不睹不闻，原是莫见莫显。明物察伦，性体之觉由仁义行，觉之自然也。显微隐见，通一无二，在舜所谓‘玄德’。自然之觉，即是虚，即是寂，即是无形、无声，即是虚明不动之体，即为《易》之蕴。致者，致此而已；守此而已；视听於无者，视听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则感之专，悦则应之至，不离感应而常寂然，故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今若以独知为发而属於睹闻，别求一个虚明不动之体，以为主宰，然后为归复之学，则其疑致知不足以尽圣学之蕴，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绝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恐亦非所以议上乘而语大成也。”

双江子曰：“兄谓圣学只在几上用功，有无之间是人心真体用，当下具足，是以见成作工夫看。夫‘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谓诚、神为学问真工夫，而以有无之间为人心真体用，不几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叹乎？诚精而明，寂而疑於无也，而万象森然已具，无而未尝无也。神应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体寂然不动，有而未尝有也。即是为有无之间，亦何不可？老子曰：‘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常寂常应，真常得性。常应常定，常清净矣。’则是以无为有之几，寂为感之几，非以寂感有无隐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诘为几也。知几之训，《通书》得之《易传》，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即《书》之‘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之谓。《易》曰：‘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此夫子之断案也。盖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知几也。盱豫之悔，谄也；冥贞之疾，渎也。几在介，而非以不谄不渎为几也。《易》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动之诚乎？《中庸》曰：‘至诚如神。’又曰：‘诚则明。’言几也，舍诚而求几，失几远矣。内外先后，混逐忘助之病，当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诚神几曰圣人。’良知者，自然之觉，微而显，隐而见，所谓几也。良知之实体为诚，良知之妙用为神，几则通乎体用而寂感一贯，故曰有无之间者几也。有与无，正指诚与神而言。此是千圣从入之中道，过之则堕於无，不及则滞於有。多少精义在，非谓‘以见成作工夫，且隐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诘为几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触几而应，不俟终日而吉。良知是未发之中，良知自能知几，非良知之外，别有介石以为之守，而后几可见也。《大学》所谓诚意，《中庸》所谓复性，皆以慎独为要，独即几也。”

双江子曰：“克己复礼，三月不违，是颜子不违於复，竭才之功也。复以自知，盖言天德之刚复全於我，而非群阴之所能乱，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犹自主也。’子贡多识亿中，为学诚与颜子相反。至领一贯之训，而闻性与天道，当亦有见於具足之体，要未可以易视之也。先师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学不虑，知爱知敬’，盖言其中有物以主之，爱敬则主之所发也。今不从事於所主，以充满乎本体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学不虑之成，难矣。”

先生曰：“颜子德性之知，与子贡之多学以亿而中，学术同异，不得不辨，非因其有优劣而易视之也。先师良知之说，仿於孟子不学不虑，乃天所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学虑，故爱亲敬兄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惟其触几而发，神感神应，而后为不学不虑，自然之良也。自然之良，即是爱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虚，即是无声无臭，天之所为也。若更於其中有物以主之，欲从事於所主以充满某本然之量，而不学不虑为坐享其成，不几於测度渊微之道乎？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天机所感，人力弗得而与。’不闻於知之上，复求有物以为之主也。公平时笃信白沙子‘静中养出端倪’，与‘把柄在手’之说，若舍了自然之良，别有所谓‘端倪檽柄’，非愚之所知也。吾人致知之学，不能入微，未免搀入意见，知识无以充其自然之良，则诚有所不免。若谓‘自然之良，未足以尽学’，复求有物以主之，且谓‘觉无未发，亦不可以寂言’，将使人并其自然之觉而疑之。是谓矫枉之过而复为偏，不可以不察也。”

双江子曰：“时人以夫子‘多学而识，知足以待问’也，故凡问者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於告人，则不敢不尽。‘有鄙夫问於我，空空焉，无所知，我必叩两端而竭焉。’两端之竭，非知之尽者，不能於是见夫子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谓‘良知之外别无知’，疑於本文为赘，而又以空为道体。圣人与鄙夫无异，则鄙夫已具圣人体段，圣人告之但与其空。如称颜子之庶乎足矣，复何两端之竭耶？心与耳目口鼻以空为体是也，但不知空空与虚寂何所别？”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体，象山云：‘与有意见人说话，最难入，以其不空也。’鄙人之空，与圣人同，故能叩其两端而竭。盖是非本心，人所固有，虽圣人亦增减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见填实，即不能叩两端矣。心口耳目皆以空为体，空空即是虚寂，此学脉也。”

双江子曰：“良知是‘性体自然之觉’，是也。故欲致知，当先养性。盍不观《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圣人体《易》之功，则归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语。洗心藏密所以神月其德也，而后神明之用，随感而应，明天道、察民故、兴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由是观之，则致知格物之功，当有所归，曰可见之云者，《易》言潜龙之学，务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则不疑於所行，曰可见於外也。潜之为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谓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响，神应而妙，不待致之而自无不致。今曰‘格物是致知’，曰可见之行，随在致此良知，周无物而不过，是以推而行之为致，全属人为，终日与物作对，虽免牵己而从之乎？其视性体自然之觉，何啻千里！兄谓‘觉无未发，亦不可以寂言，求觉於未发之前，不免於动静之分，入於茫昧支离而不自觉’云云，疑於先师之言，又不类。师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发而中节，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蕴於中，体用一原也。’磨镜种树之喻，历历可考，而谓之茫昧支离，则所未解。动静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静专动直，静翕动闢。’周子曰：‘静无而动有。’程子曰：‘动亦定，静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静’，一曰‘主定’。又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是以广大生焉。广大之生，原於专翕，而直与闢，则专翕之发也，必如此而后可以言潜龙之学’。愚夫愚妇之知，未动於意欲之时，与圣人同，是也，则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动，非以周乎物而不过之为致也。‘镜悬於此，而物自照，则所照者广；若执镜随物以鉴其形，所照几何！’延平此喻，未为无见。致知如磨镜，格物如镜之照，谓格物无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欲致其知，在於格物，若曰‘当先养性’，良知即是性体自然之觉，又孰从而先之耶？《易》言着之神，卦之知，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灵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洁洁净净，无一尘之累，不论有事无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肃然的，是谓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后，方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当有所归。’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复将何所归乎？格物者，大学到头，实下手处，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无工夫’，则《大学》为赘词，师门为勦说，求之於心，实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则理之凝聚，心则凝聚之主宰，意则主宰之发动，知则其明觉之体，而物则应感之用也。天下无性外之理，岂复有性外之物乎？公见吾人为格致之学者，认知识为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觉，终日在应迹上执泥有象，安排凑泊以求其是，故当苦口拈出虚寂话头，以救学者之弊，固非欲求异於师门也。然因此遂斩然谓格物无工夫，虽以不肖‘随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过’之说，亦以为全属人为，终日与物作对，牵己而从之，恐亦不免於惩羹吹虀之过耳。寂是心之本体，不可以时言，时有动静，寂则无分於动静。濂溪曰：‘无欲故静’明道云：‘动亦定，静亦定。’先师云：‘定者心之本体。’动静所遇之时，静与定即寂也。良知如镜之明，格物如镜之照，镜之在匣、在台，可以言动静，镜体之明，无时不照，无分於在匣、在台也。故吾儒格物之功，无间於动静。故曰：‘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广大之生，原於专翕，专翕即寂也。直与闢即是寂体之流行，非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发之中，后儒认才知即是已发，而别求未发之时，故谓之茫昧支离，非以寂感为支离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动’，是矣。‘周乎物而不过’，是性体之流行，便以为意欲之动，恐亦求情之过也。”

双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气，理与气一也，但终当有别。告子曰：‘生之谓性。’亦是认气为性，而不知系於所养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当下为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气之论，亦以不犯做手为妙悟。孟子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是从学问上验消长，非以天地见成之息，冒认为己有而息之也。仁者与物同体，亦惟体仁者而后能与物同之。‘驭气摄灵，与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诸说，恐是养生家所祕，与吾儒之息未可强同，而要以求敛为主，则一而己。”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其生化之元，理与气未尝离也。人之息与天地之息原是一体，相资而生，《阴符》有三盗之说，非故冒认为己物而息之也。驭气摄灵与呼吸定息之义，不可谓养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袭气母，吾儒公之以资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谓‘仁者与物同体，亦惟体仁者而后能与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双江子曰：“息有二义，生灭之谓也。攻取之气息，则湛一之气复，此气化升降之机，无与於学问也。予之所谓息者，盖主得其所养，则气命於性，配义与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机也。《传》曰：‘虚者气之府，寂者生之机。’今以虚寂为禅定，谓非致知之旨，则异矣。佛氏以虚寂为性，亦以觉为性，又有皇觉、正觉、圆觉、明觉之异。佛学养觉而啬於用，时儒用觉而失所养，此又是其大异处。”

先生曰：“性体自然之觉，不离伦物，感应而机常生生。性定，则息自定，所谓尽性以至於命也。虚寂原是性体，归是归藏之义，而以为有所归，与生生之机微若有待，故疑其入於禅定。佛家亦是二乘，证果之学，非即以虚寂为禅定也。佛学养觉而啬於用，时儒用觉而失所养，末流之异则然，恐亦非所以别儒学之宗也。”

 

 

《浙中王门学案·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号彭山，越之会稽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建宁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关，遏其入闽之路。御史以科场事檄之入闱，先生曰：“是之谓不知务。”不应聘。召拜御史。御史马明衡、朱淛争昭圣皇太后（孝宗后）寿节，不宜杀於兴国太后，下狱。先生救之，谪揭阳主簿。稍迁知弋阳。桂萼入相，道弋阳，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寝，夺爵。转苏州同知，陞南京礼部郎中。时邹东廓官主客，相聚讲学，东廓被黜，连及先生，谪判辰州。寻同知吉安。陞长沙知府，锄击豪强过当，乃罢归。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

少师王司舆（名文辕），其后师事阳明。先生之学，贵主宰而恶自然，以为“理者阳之主宰，乾道也；气者阴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则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内，则动静皆失其则矣。”其议论大抵以此为指归。夫大化只此一气，气之升为阳，气之降为阴，以至於屈伸往来，生死鬼神，皆无二气。故阴阳皆气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虽有参差过不及之殊，而终必归一，是即理也。今以理属之阳，气属之阴，将可言一理一气之为道乎？先生於理气非明睿所照，从考索而得者，言之终是鹘突。弟其时同门诸君子单以流行为本体，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归於画一者无所事，此则先生主宰一言，其关系学术非轻也。故先生最著者为《龙惕》一书，谓“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龙溪云：“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矣。”东廓云：“警惕变化，自然变化，其旨初无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先生终自信其说，不为所动。先生闵学者之空疏，祇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罢官以后，载书寓居禅寺，迄昼夜寒暑无间者二十余年。而又穷九边，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踰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学，所著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四书私存》、《说理会编》、《读礼疑图》、《孔孟图谱》、《庙制考义》、《乐律篡要》、《律吕别书》、《蓍法别传》，总百二十卷。《易学四同》谓四圣皆同也，朱、邵分为羲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辞变象占，一切不言，则过矣。至《大传》则以为秦、汉而下学者之言，祖欧阳氏之说也。《春秋私考》则公、穀之义例，左氏之事实，摧破不遗余力。《诗说解颐》不免惑於子贡之伪《传》，如以《定之方中》为鲁风，谓《春秋》书城楚丘，不言城卫，以内词书之，盖鲁自城也，故《诗》之“秉心塞渊，騋牝三千”与《駉篇》恰合，由是以《三传》、《小序》皆不足信。《蓍法》用四十八策，虚二，以为阴阳之母。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三变皆同。除挂一外，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左三则右必四，左四则右必三。既以《大传》非孔子之言，故不难改四十有九为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异之过也。间有疑先生长沙之政，及家居着礼书，将以迎合时相，则张阳和辩之矣。

 

一、说理会编

 

理气只於阳中阴，阴中阳，从微至著，自有归无者，见之先儒谓“阴阳者气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又曰：“不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则似阴阳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阳之主宰，气者阴之包含。时乎阳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阴以包含於内，而后气不散。时乎阴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阳以主宰於中，而后理不昏。此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道也。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正谓主宰。昼之知，主宰之应於外也，虽当纷扰而一贞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内也，虽入杳冥而一警即觉。此惟阴阳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为知，则知乾刚之为理矣；知理则知阳，知阳则知阴矣。

自然者，顺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顺？舍惕若而言顺，则随气所动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为德，则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则天为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则性为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节，则中为和主矣。苟无主焉，则命也、道也、和也皆过其则，乌得谓之顺哉？故圣人言学，不贵自然，而贵於慎独，正恐一入自然，则易流於欲耳。

自然者，流行之势也，流行之势属於气者也。势以渐而重，重则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语自然者，必以理为主宰可也。

性命一也，本无彼此之分，但几不由我制者，命之运，则属於气，而自外来者也；由我制者，性之存，则属於理，而自内出者也。性命，盖随理气分焉，孟子意正如此。由理之一者而言，虽耳目口鼻之欲，情或得正，亦性也。但既为耳目口鼻，则命之拘也，体常暗塞，是不可以性言於命也，故曰：“君子不谓性也。”由气之杂者而言，虽仁义礼智之行，明或不全，亦命也。但既为仁义礼智，则性之善也，体常虚灵，是不可以命言於性也，故曰：“君子不谓命也。”此明理欲相胜之几，欲人尽性以制命耳。

谓天非虚，不可。然就以虚言天，则恐着虚而倚於气。其动也，为气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风、雨、露、雷、鸟、兽、虫、鱼之类，有随其所重而莫节其过者矣。盖虚贵有主，有主之虚，诚存於中，是为健德。健则虚明感应，因物曲成，无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顺也。夫诚，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则气统於性矣。苟无以成其德，不健则为着空之虚，物无所主，任其往来而已，形而上者堕於形而下者，则性命於气矣。人之性与天地之性一也，故阴阳和，风雨时，鸟兽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顺也。若夫日蚀星流，山崩川竭，岁歉年凶，胎衂卵殰，气之不顺，是健德不为主也。天之性，岂有不健哉？为气所乘，则虽天之大，亦有时而可憾耳。故所恶於虚者，谓其体之非健也。

性不可见，因生而可见，仁义礼智本无名，因见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谓性之本体无声无臭，不可以言语形容也。又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谓感物而动，生意滋萌，有恻隐之心可见而其名为仁矣，有羞恶之心可见而其名为义矣。仁义者，由性而生，相继不绝，善端之不能自已者也，故曰：“继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则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

《中庸》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此处功夫，正见天命之本体，故‘不可’二字，非戒之之辞，亦非顺之之辞，言戒，则着意嫌於苦难，言顺，则从心恐流於欲。盖“不可”者，心之所不安处也，与道为一则安，即孟子心之所同然也，离道则不安，即孟子羞恶之心也。於不睹不闻之中，而惕然有戒慎恐惧之念，此良知良能之不能自已处，天之则也。故《中庸》言学，惟以天命之性为宗。

圣门所谓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刚健而主宰乎气化者也，故其发也，至精不杂，谓之中节，若不就主宰上说道，则浮沉升降，自去自来，乃气之动耳，犬牛与人全无所异。佛老之学於义不精，随气所动，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

圣人以龙言心而不言镜，盖心如明镜之说，本於释氏，照自外来，无所裁制者也。而龙则乾乾不息之诚，理自内出，变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说，而同辈尚多未然。然此理发於孔子居敬而行简是也。敬则惕然有警，乾道也；简则自然无为，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为主，则志不帅气，而随气自动，虽无所为，不亦太简乎？孟子又分别甚明，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於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於外也，此即言镜之义也。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此即言龙之义也。告子仁内义外之说，正由不知此耳。

先儒以知行分为二者，正为不知仁义礼智之本明，故以智为明，而仁义礼之行则若藉智以知者，是以仁义礼别为一物，继智用事而智则照之，义袭之根，生於此矣。智发於仁，仁达於礼，礼裁於义，义归於智，因动静分合而异其名耳。故本体之明，智也，因其本体而行焉，仁也。礼义之明不过属於仁智而已，安得谓知行之非合一哉？

世儒多以实训诚，亦有倚着之病。夫仁义礼智合德而为诚，诚固未有不实，但就以实为诚则不可。仁义礼智虚明在中，如穀种之生机未尝息，何尝有所倚着？是德虽实，不见其有实之迹者也，故言诚，惟惺惺字为切。凡人所为不善，本体之灵自然能觉。觉而少有容留，便属自欺，欺则不惺惺矣。故戒慎恐惧於独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杂於其中，即是惺惺而为敬也。

圣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体上做工夫。故虽至圣，犹孜孜亹亹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睹不闻上做，不睹不闻，盖人所不知最微之处也，微则不为闻见所牵，而反复入身，其入身者即其本体之知也。故知为独知，独知处知谨，则天理中存，无有障碍，流行之势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着於显处以言用也。然非本於微，则所谓显者，乃在闻见，而物失其则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观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为。然谓之中，则即是勉；谓之得，则即是思，而慎独功夫在自然中所谓知微之显者，即此是矣。舍慎独而言自然，则自然者气化也，必有忽於细微而愆於理义之正者，其入於佛老无疑矣。

操则存，存其心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养其性也。存养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义植根之处，而性则仁义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则性得所养，而生生之机不息，故养性工夫，惟在存心。心为物牵，不能自觉，是不操也，然后谓之不存。自觉则物来能察，一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即是慎独，岂有所着意操持哉！一操心即存矣，故省察之外，无存养，而省察之功，即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颐》，以养为义，其卦震上艮下，动而止也。心动於欲则不止，止则不动於欲。所谓存也，养道尽於此矣。

圣人之学，只是慎独，独处人所不见闻，最为隐微，而己之见显莫过於此。故独为独知，盖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与者也。若闲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谨，不可以言见显矣。少有觉焉，而复容留将就，即为自欺。乃於人所见闻处，掩不善而着其善，虽点检於言行之间，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属作伪，皆为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见之知，乃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处也，不可以为独知。然则独知者，其源头不杂之知乎？源头不杂之知，心之官虚灵而常觉者也。杂则着物，虽知亦倚於一偏，是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

予尝载酒从阳明先师游於鑑湖之滨，时黄石龙（绾）亦与焉。因论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义，先师举手中箸示予曰：“见否？”对曰：“见。”既而隐箸桌下，又问曰：“见否？”对曰：“不见。”先师微哂，予私问之石龙，石龙曰：“此谓常睹常闻也。”终不解。其后思而得之。盖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闻中有常闻，故能恐惧不闻，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当应而应，不因声色而后起念；不当应而不应，虽遇声色而能忘情，此心体之所以为得正而不为闻见所牵也。

慎於独知，即致知也。慎独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独知之外无知矣，常知之外无行矣，功夫何等简易耶！良知良能本一体也，先师尝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发端而言，则以明觉之几为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极而言，则以流行之势为主，故曰：“行者知之终”。虽若以知行分先后，而知为行始，行为知终，则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

求和即是求中。求中者，非可着意推求也，凡几上有倚着处，即是不和。觉而化去，觉即是中为主处，故致和即所以致中也。但工夫未能合一，则止是一事之中耳。

道之显者谓之文，条理分明，脉络通贯，无过不及之美名也。礼即天理之节，文之所从出也，苟非嘉会合礼，则妄行无序，乌得为文？故自本体而言，则以达德行达道，诚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则曰“博学於文，约之以礼”，明而诚也。本体工夫初无二事，盖道之所显者用也，而工夫则归於本体，故凡言用者皆属动，言工夫者皆属静。既曰文，则显於用而可见可闻者也。曰学，则归於静而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不为见闻所动者也。为见闻所动，则纷乱而不得为文矣。学之外，无复有所谓约礼，而礼之约处，即是达德之一。道之本体如是，故工夫即本体也。

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实践处，盖外物而言德，则德入於虚矣。第其所谓物者，与“万物皆备於我”之物同，盖吾心所见之实理也，先师谓“心之感应谓之物”是也。心未感时，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则物在我矣。物之所感，但见其象，往过来续，不滞於心，则物谓之理。滞而成形，则为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器则形而下之名也，故物与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间耳。成形之后，即为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过顺应乎此而已，正不当为其所滞也。知此，则物不违则而谓之格矣。

过是天理中流出，顺势自然，无撙节处，势重则偏胜，即为党矣，故曰：“人之过也，各於其党。”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觉，觉处着一毫将就，即自欺而为恶矣。过之发端处，蔼然莫能遏，即是仁之根也。於过处观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识过，是仁之流而不中节者也。知其流而不中节，则仁即此而在矣。

敬义本合内外之道，犹曰存心致知云耳。盖敬即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功，收敛此心，反入於内，故曰存心也。义即不睹不闻中之能分别事理者，此在独知处求致其精，故日致知也。然能知者即是此心，於知上知谨，则心便在内，岂有二哉？敬义至於立处，即是本体之德。敬存乎静虚之中，则以不偏而为正；敬行乎感应之际，则以得宜而为义。正则遂其本性，无所回曲，是其直也。直者，用之顺而其主在内，故云直内。义则因其定理，无所变迁，是其方也。方者，体之恒而其制在外，故云方外。此《易》之所谓敬义，盖以成德言也。德成则本体中正不疑，其所行而为顺，故以言於《坤》之六二。若自工夫言，则当云以敬直内，以义方外，主乎健矣。敬义不正助处即是顺，安可外健以言敬义哉？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六阴晦极而阳未尝亡，犹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阳在阴中，惺然复觉，以为受侮於阴，将自振焉，故与之战。主於战者阳也，故以龙言，而所战之地在阴。当阴阳有定位之时，天玄地黄，今阴阳相杂，犹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玄黄”。

良心在人无有死时，此天命之本体。圣人作《易》，开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复其本心而已矣。吉凶悔吝者，心之四德也。为善则吉，吉者心之安处也。为恶则凶，凶者心之不安处也。自凶而趋吉则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则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为也。此皆天命自动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觉，岂复蹈祸几耶！

圣人画卦，全在心上见得此理，故其象皆状德之刚柔，盖不待观於天地万物而后可得也。天地万物者气也，德所成之形耳。知德则知天地，万物在其中矣。《大传》包牺氏仰观云云，此是春秋以后学《易》者之说。

 

 

《浙中王门学案·尚书黄久菴先生绾》

 

黄绾字叔贤，号久菴，台之黄岩人。以祖廕入官，授后军都事。告病归，家居十年。以荐起南京都察院经历。同张璁、桂萼上疏主大礼，陞南京工部员外郎，累疏乞休。尚书席书纂修《明伦大典》，荐先生与之同事。起光禄寺少卿，转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充讲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读学士。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转礼部左侍郎。云中之变，往抚平之。知乙未贡举，丁忧服阕，起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充安南正使，以迟缓不行。闲住，迁家翠屏山中。寒署未尝释卷，享年七十有五。

先生初师谢文肃，及官都事，闻阳明讲学，请见。阳明曰：“作何功夫？”对曰：“初有志，工夫全未。”阳明曰：“人患无志，不患无工夫可用。”复见甘泉，相与矢志於学。阳明归越，先生过之，闻致良知之教，曰：“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也，尚可自处於友乎？”乃称门弟子。阳明既殁，桂萼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议大礼，臣与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毁臣师，臣不敢阿友以背师。”又以女妻阳明之子正亿，携之金陵，销其外侮。先生立良止为学的，谓：“中涉世故，见不诚非礼之异，欲用其诚、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诸己，则愤世嫉邪，有轻世肆志之意。於是当毁誉机阱之交作，郁郁困心无所自容，乃始穷理尽性以求乐天知命，庶几可安矣。久之自相凑泊，则见理性天命皆在於我，无所容其穷尽乐知也，此之谓艮止。”其於《五经》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彖》辞为文王《易》，《爻辞》为周公《易》，《彖传》、《小象传》、《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孔子《易》。以《大象传》为《大象辞》，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序次亦依《先天横图》之先后。又以孔子《系辞》言神农、黄帝、尧、舜、周《易》之韫，为明历代《易》。又以孔子始终万物，莫盛乎艮，以阖户之坤，先闢户之乾，合先后天而推之，以见夏、商《连山》、《归》《藏》之次序。《诗》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国於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之有《颂》，僭也，亦降之为列国。《春秋》则痛扫诸儒义例之凿，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礼经》则以身事世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为类（容貌之类），凡言事者以事为类（冠婚之类），凡言世者以世为类（朝聘之类）。《书》则正其错简而已。此皆师心自用，颠倒圣经，而其尤害理者《易》与《诗》。夫《先后天图说》固康节一家之学也，朱子置之别传，亦无不可。今以《先天诸图》即为伏羲手笔，与三圣并列为经，无乃以草窃者为正统乎？《大象传》之次第，又复从之，是使千年以上之圣人，俯首而从后人也。《诗》有《南》、《雅》、《颂》及列国之名，而曰《国风》者，非古也。此说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观乐为证，而於《左氏》所云“风有《采繁》、《采苹》”则又非之，是岂可信？然季札观乐次第，先《二南》，即继之以十三国，而后《雅》、《颂》。今以《南》、《雅》、《颂》居先，列国居后，将复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识余录》言先生“比罗一峰，以倾邃菴”，高忠宪《家谱》言“居乡豪横”。按先生规其同门，谓“吾党於学，未免落空”。同门皆敬信无异言，未必大段放倒如是也。

 

一、易经原古序

 

《易》者，三才之道，圣人之学，忧患之枢也，有先天，有后天。先天之时，以气流行，忧患尚浅，后天之时，以事成用，忧患日深。流行者，以象效法，成用者，以象趋避。先天以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者为象，变为六十四，以示人之效法。非此则忧患兴，人道不彰。效而法之，其要始终於天地，观天行健，以自强不息，观地势坤，以厚德载物。后天以言动、制器、卜、筮四者为事，变为六十四，以示人之趋避。非此则忧患甚，人道危。趋而避之，其要亦始终於天地，为知崇，为礼卑，崇效天以厉志，卑法地以受物。此先天后天之教，予少学也。观其卦，考其图，玩其辞，绎其义，昧焉无知也。中涉世故，乃试於世，初见不诚非理之异，欲用其诚、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诸己，则皆愤世疾邪，有轻世肆志之意。既知愤疾轻肆之不可，则反而修诸己。修诸己未得，每遭毁誉机阱之交，则多郁郁疑思，幽忧困心，若无所容其生者，则进之於穷理尽性，以求乐天知命，庶几可安矣。然犹未也，又求而进之，则见理在於我，性在於我，天在於我，命在於我，无容穷於我，无容尽於我，无容乐於我，无容知於我，乃一而无二矣。惟艮其止，止於其所，时止而止，时行而行，以观万象，以进观天健，以进观地厚，又观辞变象占，以进观天崇，以进观地卑，然后动静可不失其时，其道可光明矣。然亦不敢为足，实不知予之为予，《易》之为《易》，圣人之为圣人，众人之为众人，执此以往，以履忧患，惟健惟厚，惟崇惟卑之当，孳孳日见其未已，然后知《易》之在予，皆因忧患而得之。学之不易，有如此者。今敢定之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以《彖辞》为文王《易》，以《爻辞》为周公《易》，以《彖传》、《小象传》、《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孔子《易》。又以《大象传》为《大象辞》，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横图》之先后。又以孔子《系辞》言神农、黄帝、尧、舜、周《易》之韫为明历代《易》。又以孔子始终万物，莫盛乎艮，以阖户之坤，先闢户之乾，合先后天而推之，以见夏、商《连山》、《归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错於《系辞》者，则归之《文言》；其《系辞》之错於《说卦》者，则归之《系辞》；及凡诸错者皆正之，皆详於各篇。历数十年，敢以生平所得之艰难者。释其义，或先儒之说有同者亦不敢废，谓之曰《易经原古》。故缀以俟君子，兹述其概云。

 

二、书经原古序

 

古言功业之大，道德之盛无过於唐、虞、三代，言君则无过於尧、舜、禹、汤、文、武，言臣则无过於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人皆知其大矣，而不知其所以大；皆知其盛矣，而不知其所以盛。夫不知者，知为功业而不知所以为功业，知为道德而不知所以为道德。夫功业由道德，道德由其学，其学由於其心，必知其学，然后其心可得知也。盖自伏羲以来，以“艮止”启存心之法，至尧以“允执厥中”示由道之要，至舜、禹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安止几康”明“允执厥中”之要，至汤、文、武以“钦止艮背”明“建中绥极”之要，其实皆“艮止”也。苟得其要，虽在数千载之下，可见数千载之上。今予生数千载之下，窃尝妄意欲窥当时君臣功业之大，道德之盛，每恨不获生逢其时。早尝有志，寤寐景行，黾勉从仕，虽幸有遭命与心违，归卧穷山，扫迹蓬户，乃取《典》、《谟》、《训》、《诰》之文，反覆微言，潜心岁月，一旦怳然若有所启，若见言外之旨，目击其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於一堂之上。皆有以见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载物之所不能载，悠久无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顺万途，贤愚万类，公私取舍，皆不出其范围，於是喟然叹曰：“斯学既绝，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於人，如斯功业，所以久不明於世，予何汩没？”抱兹俯仰，耿耿不能自已。乃订其文之错简与篇之错简，随其所得，或因旧闻为笺，名之曰《书经原古》。庶几其时其义，灿然可明，以俟君子有求於千古者，或有徵於斯云。

 

 

三、诗经原古序

 

《诗》合於《乐》，古之教也。夫子定《乐》合於《诗》，当时在门弟子莫不知之。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则知之者鲜矣。故后世《诗》分为四家，而皆谓《乐经》已亡。由此言之，则世不知《乐》矣。夫《乐》既不知，则《诗》亦不知矣。何哉？夫诗发之情而动之志，动之志而着之言，言永而依之声，声永而协之律，律和而谐之音，此五声、六律、八音之所不废而合於乐也。何谓五声？宫、商、角、徵、羽是也。何谓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大吕夹锺、仲吕林锺、南吕应锺，阴阳各六是也。何谓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是也。以此言《乐》而《诗》在焉。《周南》、《召南》，文王后妃之德，周、召二公之化，故尝被之管絃，以为房中之乐，用之闺门、乡党、邦国。《二雅》、《二颂》，文王、武王之功德、后稷，公刘、太王、王季之积累，故尝协之钟鼓管籥，以为朝廷、郊庙之乐，用之燕飨，荐之神明。以志感志，声、律、音无不相感，声律音无不相应，而气无不融。气融情动而幽明共和，以之治人，所以陶鎔变化，养其性情而莫知所为者；以之事神，上下、和应，莫不孚格。此《诗》、《乐》之所以为教，所谓“人事浃於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故古先圣王教冑子之必先，而移风易俗之必事。其他十三国，皆九州之旧域，皆有古圣贤之遗教。其后君非一人，贤否不一，教化亦异，风俗不能不变。然圣贤之遗，亦时有存者，或贤人贞妇之不得志，或里巷男子之道情，或时有可感，或事有当悯，及夫公刘之肇基王业，周公之克艰王室，诗之得失，皆可见也。此虽可絃歌而乐不常用，但用之讽志，以备观省观惩而已。故夫子特举其籍而讨论之，皆因其旧，去其重複，正其紊乱，明其善恶，以为万世教化之本。予少学之，白首方知其故。故敢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於先，乃退十三国於后，去其“国风”之名，谓之“列国”，亦因其旧也；鲁之有《颂》，实僭天子礼乐，夫子鲁之臣子，故不削，使读者自知其非，今黜之於《列国》，以明夫子之志，庶几《诗》、《乐》之两全，他诗之不杂，总名之曰《诗经原古》，以俾审音、讽志之有考，陶鎔、孚格、劝戒之有法，以俟学《诗》学《乐》者之两得也。

 

四、春秋原古序

 

《春秋》者，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书也。孟子尝明夫子作《春秋》之志，曰：“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然则《春秋》，史也，而可为夫子经世处变欤？曰：“史载当时天下之事，夫子观史而见其义，因义而见其所载之当否。其义有关於天下之故者，则书而存之，所谓夫子笔之也。其义无关於天下之故者，则削而去之，所谓夫子削之也。或笔或削，皆观其义，因其义，设以身处之，以权其轻重，定其是非，则当时天下之事，皆夫子所以经纶裁制之宜也，故曰‘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处常易，处变难，君子之道本诸身，原诸天，是之谓王道也。方周之盛也，文、武、成、康相继在上，周、召、毕、陈相继在下，以身奉天，绥德诸侯，溥善氓庶。此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是王道之行於世，犹元气之足於身，而百病不生，故曰‘处常易也’。及其衰也，幽、厉相继在上，荣、尹、番、聚、蹶、楀相败在下，以身拂天，播恶诸侯，流毒氓庶。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是王道不行於世，犹元气之不足於身，而百病交生，故曰‘处变难也’。迨至春秋，周室已东，文、武、成、康之泽日微，天下贸贸。百余年来幸有齐桓、晋文者出，佐以管仲之辈，虽志在功利，犹能假王道之名以行，而谓之霸，虽成周之盛不可复睹，而天下生民亦赖之以少康矣。不久二霸没而复乱，后虽有宋襄、秦穆诸君者欲效之，而不足霸。惟晋悼欲继祖业，不久而殁，天下之乱，迄无已时。夫子惧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者，托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虚出，而绝笔於西狩之获麟。其间《鲁史》所记，君人之虐，臣子之逆，妾妇之乱，夷狄之横，可胜言而可胜数哉！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作，岂夫子之得已哉？忧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学《春秋》者，苟无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心，而欲窥其门墙，难矣！窥其门墙尚难，况欲入其阃奥乎？昔董仲舒尝诵其师说曰：‘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由此言之，则知夫子之作《春秋》，盖不堪世变之感，思欲正之，无可奈何，故托《鲁史》为《春秋》。今欲知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道，而以义例之凿观之，则非所以为《春秋》矣。且《春秋》之说，莫先於《三传》，而《三传》已不能无得失之议。今家传人诵莫先於胡氏，而胡氏已不能无沿袭之弊。自汉、唐、宋迄今，凡学《春秋》者，皆不出《三传》与胡氏之范围。今甘泉湛子独能一旦豁然以孟子所述夫子之言为主，痛扫诸儒义例之凿，可谓难矣！但以周正改月，凡汉儒附会典礼之类，皆以为是，又以左氏尽据国史而不疑其庞诞，此乃湛子之瑜瑕不可掩者。予少有志於《春秋》，颇厌义例之凿，学之白首，忽悟孟子与夫子之言而有省。时犹未见湛子之书，今偶见之，多与予合，乃取湛子之书及《三传》、胡氏，参以诸儒之说而折衷焉，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虽云《经》、《传》或由汉儒附会，后儒曲说，皆不敢信，必质诸真圣人之《经》而后敢安。此予之志也，故缀此以俟有志於《春秋》者共云。

 

五、礼经原古序

 

夫《礼》之作，自天地来矣。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亲疏、长幼，朋友，而礼有所错，则礼之制，自人伦始矣。天地之贵在人，人之贵在性，性有仁义礼智信，故制礼者必因人性之礼，错之人伦而为之条理，必合仁义智信出之，然后行乎天地而成乎人伦也。其行有三重焉，曰身，曰事，曰世。总三者之纲言之，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总三者之目言之，曰冠、婚、丧、祭，曰吉、凶，军、宾、嘉。其载也有籍焉，其出也有仪焉，有义焉。仪以言其节文，义以言其理意。有人以行乎三重，斯须不可去，造次颠沛不可违。在身所以周身，在事所以周事，在世所以周世，谓之周旋中礼。琐琐器数不与焉，拘拘刑名不与焉，屑屑祝史玉帛之云不与焉。君子周此三者，所以施之家国天下莫之尚矣，雍熙太和所由致也。帝王代作，质文损益，虽或不同，然於三重，原於天地，始於人伦者，则未尝一日有间。至周而后大备，故礼莫盛於周。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去其籍。至孔子时，其籍已不全，故孔子曰：“吾欲观夏礼，杞不足徵也。吾欲观殷礼，宋不足徵也。吾欲观周礼，幽、厉伤也。”幸而鲁之史官犹能存之，故时曰周礼尽在於鲁。孔子犹获见之，故自卫反鲁而讨论之。所谓定礼者，定此籍为经也。孔子虽定之，孔子无位，但私藏而私传之，未及大行於世。孔子殁而微言绝，坏乱至於战国，上下恣横，礼益为当时所恶。盖孔子所定之经，不待秦火秦禁，先已散亡。至汉武帝之世，始弛挟书之禁，建收书之策，《礼》之篇章，藏於孔壁，散於山泽者，稍稍渐出，如高堂生所传，二戴所记，《艺文志》所载，世历唐、宋至今，云古礼或存者，惟此而已，此外更无所谓礼者。故《六经》残缺，惟《礼》为甚。予早尝有志，思学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於箧中以俟时。迨仕而或出或处，南北靡常，皆有未暇。至己亥投林之后，又以四子诸经未完，蹉跎至今，始获措手。盖《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