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

50. 概述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是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一、作者简介

 

（明）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遍学天文、地志、历算、音律，九流百家。著《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读》六二卷、《明儒学案》与晚年所辑《宋元学案》合志七○○年儒苑门户。《明夷待访录》集中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所作散文有《南雷文案》一○卷，《南雷文定》前集一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四卷、五集三卷，又约之为《南雷文约》四卷。所作《感旧》、《山居杂咏》、《八哀诗》等均可作史诗读。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章学诚赞誉“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并指出黄宗羲在学术上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

 

二、内容简介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

《明儒学案》共六十二卷。明黄宗羲（1609-1695）撰。明代学术思想史专著。黄氏著此书之前。明代理学家周汝登曾著《圣学宗传》，明清之际理学家孙奇逢曾著《理学宗传》，对明代诸儒学说加以总结。黄氏认为周书主张禅学，孙书杂收，不得要领，闻见不广，论述不当，因此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于康熙十五年（1676）著成此书。

全书首冠《师说》一卷，列方孝孺等二十五人。次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学案，以特起者、后之学者、不太著名者总列为《诸儒学案》，最后为《附案》。计《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等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等十二人。《河东学案》二卷，列薛□等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怒等六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等三人。《浙中王门学案》五卷，列徐爱等十八人，又附记一人。《江右王门学案》九卷，列邹守益等二十七人，又附记六人。《南中王门学案》三卷，列黄省曾等十人。《楚中王门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王门学案》一卷，列穆孔晖等七人。《粤闽王门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昆等十八人，又附记三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等十一人。《诸儒学案》十五卷，列方孝孺等四十二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等十七人。其中吴桂森有目无传，实十六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以上各学案，《诸儒学案》共六十二卷、列二百零一人，又附记十人。《附案》列应典等五人。合《师说》、各学案（包括附记）、《诸儒学案》、《附案》共列二百四十一人。每学案都冠以叙论，简介该学案概况，次分列该学案学者，介绍其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说。最后节录各学者的重要著作或语录。

书中所列，大体初期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等）、蕺山（刘宗周）为主。黄宗羲出自姚江学派，所以总观此书大致以王守仁为中心，除专列《姚江学案》外，还列《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以及属于王学而略有变化的《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居学案总数一半以上。谓“有明学术，自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四库全书总目》谓黄氏“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推重而阴至微调，于王之徒外示排击而中存调护”，反映了黄宗羲尊王抑薛的学术倾向。书中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只在《泰州日学案》叙论中提到，也不免偏见。此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开后世“学案”体之先声。取材丰富，编纂有法，分类有序，证论切要，对后世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

此书初由万贞一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只刻三分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郑性续刻万氏未刻者，至乾隆四年（1739）刻完，世称二老阁刻本。又有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故城贾润、贾朴刻本，即紫筠斋本。此本改动次序，以《祟仁学案》首列“康斋”（吴与弼）改为首列“敬斋”（胡居仁），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后会稽莫氏用紫箔斋抄本、校以万刻本订正紫箔斋本次序，校正错误，于道光元年（1821）刻成。1936年《四部备要》本即据此本影印。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群学社石印《黄黎洲遗书》本，只收入二老阁本《师说、《叙传》、《叙论》，共八卷，其它不录。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沈芝盈点校本，以光绪八年冯全垓重印二老阁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本及《四部备要》本，据紫筠斋本及莫晋刻本增补部分内容。《河东学案》增人杨应诏叙传、《姚江学案》增人许半生、王司舆叙传、《浙中王门学案》增人胡瀚叙传、《南中王门学案》增人薛甲叙传、《甘泉学案》增人王道叙传。

《明儒学案》的编写不仅流派分明， 而且能抓住各人的主要思想，每派立一学案，先以小序为概括的说明，其下分列各学者，依次叙述传略，摘录其重要著作或语录等，以具体的材料表明各学者的思想见解，间有作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每个人的小传，虽然长短不一，却都能表达出人物的个性、特长以及一生的功过。他在凡例中说：“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不甚著名，统列诸儒之案。”又说：“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这是提出了分立学案的明确原则，又指出所摘录者都是取自原书，未有转录于他书者，是为本书的一个特点。凡例还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段话是撰者判断各人思想的标准。他认为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者，无足轻重。每个人的思想都应有其独到的地方。只有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才能有更全面更正确的认识。

三、社会影响

 

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列出17个学案，总叙明代学者210多人，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胪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姚江学案序》）

《明儒学案》注重阐明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把握诸家学术的精髓。黄宗羲鉴于宋元学者《语录》荟撮简编、去取失当，使读者难窥前人学术精神的弊病，特别强调准确把握各派学术宗旨。他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发凡》）学者讲学贵在阐明宗旨，而评价前人学术尤其需要把握其人宗旨，否则就会像汉代张骞初次赴西域联络大月氏那样无功而返。正因为他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才能于各家学术中纂要钩玄，准确揭明其学术宗旨。

黄宗羲的编纂思想是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把握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发凡》）因此，黄宗羲对于每一个学派和每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治学宗旨，让世人明了他们的学术精髓。《明儒学案》中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把陈献章的治学宗旨概括为“主静”、“自得”，把王守仁的治学宗旨概括为“慎独”等等。注重各家各派学术宗旨避免了面目雷同的空论，使《明儒学案》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著述的杰作。

《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中比较著名的史书体裁是《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体裁、《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裁、《通典》开创的典制体裁和《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的纪事本末体裁。《明儒学案》是继上述几种史书体裁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

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继此之后，清前期黄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学案》，清后期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一脉相承，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四库提要记载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初，周汝登作《圣学宗传》，孙锺元又作《理学宗传》。宗羲以其书未粹，且多所阙遗，因搜采明一代讲学诸人文集、语录，辨别宗派，辑为此书。凡《河东学案》二卷，列薛瑄以下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以下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录二人。《浙中相传学案》五卷，列徐爱以下十八人。《江右相传学案》九卷，列邹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录六人。《南中相传学案》三卷，列黄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相传学案》一卷，列穆孔晖以下七人。《闽越相传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诸儒学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诸儒学案·中》七卷，列罗钦顺以下十人。《诸儒学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而以《师说》一卷冠之卷端。所列自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馀或出或入，总往来於二派之间。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於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於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夫二家之学，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议论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党立。恩雠轇轕，毁誉纠纷。正、嘉以还，贤者不免。宗羲此书，犹胜国门户之馀风，非专为讲学设也。然於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颇详，犹可考见其得失。知明季党祸所由来，是亦千古之炯鉴矣。卷端《仇兆鳌序》及《贾润所评》，皆持论得平，不阿所好，并录存之，以备考镜焉。

 

五、原文

 

 

《师说·师说》

 

1、方正学孝孺

神圣既远，祸乱相寻，学士大夫有以生民为虑、王道为心者绝少，宋没益不可问。先生禀绝世之资，慨焉以斯文自任。会文明启运，千载一时。深维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与古圣贤之所讲求，直欲排洪荒而开二帝，去杂霸而见三王，又推其馀以淑来禩，伊周孔孟合为一人，将旦暮遇之。此非学而有以见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若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於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与殉，无乃伤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办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趋之，至数十年之久，几於风移世变，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盖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虽谓先生为中庸之道可也。”

 

2、曹月川端

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是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变合，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故其见虽彻而不玄，学愈精而不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谱，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犹不胜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所谓太极之理即此而是。盖见道之难如此，学者慎毋轻言悟也哉！

按先生门人彭大司马泽尝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刘诚意、宋学士，至道统之传，则断自渑池曹先生始。上章请从祀孔子庙庭。事在正德中。愚谓方正学而後，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闻先生之风而起者。

 

3、薛敬轩瑄

愚按前辈论一代理学之儒，惟先生无间言，非以实践之儒欤？然先生为御史，在宣、正两朝，未尝铮铮一论事；景皇易储，先生时为大理，亦无言。或云先生方转饷贵州，及于萧愍之狱，系当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仅请从未减，坐视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则将焉用彼相焉。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谏是，则今日之谏非，两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体大用尽多缺陷，特其始终进退之节有足称者，则亦成其为“文清”而已。阅先生《读书录》，多兢兢检点言行间，所谓“学贵践履”，意盖如此。或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先生晚年闻道，未可量也。”

 

4、吴康斋与弼

愚按先生所不满於当时者，大抵在讼弟一事，及为石亨跋族谱称门士而已。张东白闻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无得久窃虚名”之语，一时名流尽哗，恐未免为羽毛起见者。予则谓先生之过不特在讼弟之时，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难以囚服见有司，绝无矫饰，此则先生之过所谓揭日月而共见者也。若族谱之跋，自署门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诸公推毂虽不应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犹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败论人，见亨他日以反诛，便谓先生不当与作缘，岂知先生之不与作缘，已在应聘辞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称谓语言文字之间，甚矣责人之无已也！

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及夫得之而有以自乐，则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至於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此正孔、颜寻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动之间，悉归平澹。晚年出处一节，卓然世道羽仪，而处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日记》云：“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後功。”可为先生写照。充其所诣，庶几“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气象。余尝僭评一时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陈白沙犹激於声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5、陈剩夫真晟

先生学方胡敬斋，而涵养不逮，气质用事。晚年静坐一机，疑是进步，惜未窥先生全书。

 

6、周小泉蕙

愚按“非圣勿学，惟圣斯学”二语，可谓直指心源（段思容先生坚训小泉先生语）。而两人亦独超语言问答之外，其学至乎圣人，一日千里，无疑也。夫圣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学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圣学。段先生云：“何为有大如天地？须信无穷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时关中之学皆自河东派来，而一变至道。

 

7、陈白沙献章

愚按前辈之论先生备矣，今请再订之学术疑似之际。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於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至问所谓得，则曰“静中养出端倪”。向求之典册，累年无所得，而一朝以静坐得之，似与古人之言自得异。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闻其以自然得也。静坐一机，无乃浅尝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圣人也，不闻其以静坐得也。先生盖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与，才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会得的活泼泼地，不会得的只是弄精魂。”静中养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毕竟不离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盖先生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质之圣门，难免欲速见小之病者也。似禅非禅，不必论矣。

 

8、陈克庵选

愚按先生躬行粹洁，卓然圣人之徒无疑。其平生学力，尽见於张褧一疏，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通纪》评理学未必尽当，而推许先生也至矣。文肃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肃，先生乡友谢公铎鸣治）

 

9、罗一峰伦

愚按一峰尝自言：“予性刚，见刚者好之，若饥渴之於饮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则尙友其人於古，相与论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咳也，而唏嘘企羡，至为泣下。予之好刚，盖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见刚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塞乎天地之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刚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谓刚，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为先生实录。先生之学刚而正，或拟之孔融，非是。又传先生既谪官，过崇仁，求谒康斋，康斋不见，意待再三而後见之。先生怒，投一诗去。康斋之不见，所以进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当时张廷祥独不喜康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斋终不可及也。

 

10、蔡虚斋清

先生闇修笃行，不聚徒，不讲学，不由师承，崛起希旷之後，一以六经为入门，四子为标准，而反身用力，本之静虚之地，所谓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养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几慥慥君子。前辈称月湖过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视先生，犹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劲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尝友林见素，考见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荐罗整庵、王阳明、吕泾野、陈白沙，则其声气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杨廉号。玉夫，丁玑字）　

 

11、王阳明守仁

先生承绝学於词章训诂之後，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於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与朱子之说不无牴牾，而所极力表章者乃在陆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禅。禅则先生固尝逃之，後乃觉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诚也，天之道也。诚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诚，以人合天之谓圣，禅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说，疑其为良知之所自来，而求本心於良知，指点更为亲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确有循持，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犹有毫厘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独知时。”本非玄妙，後人强作玄妙观，故近禅，殊非先生本旨。至其与朱子牴牾处，总在《大学》一书。朱子之解《大学》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诚意。先生之解《大学》也，即格致为诚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详二先生所最吃紧处，皆不越慎独一关，则所谓因明至诚，以进於圣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论》之说。夫《大学》之教，一先一後，阶级较然，而实无先後之可言，故八目总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龙场一悟，得之天启，亦自谓从《五经》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於指点，启後学猎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尽融其高明卓绝之见而底於实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论出於其间？而先生且遂以优入圣域，则范围朱陆而进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属纩时，尝自言曰：“我平生学问，才做得数分，惜不得与吾党共成之。”此数分者，当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见其比。先生门人遍天下，自东廓先生而外，诸君子其最著与？然而源渊分合之故，亦略可睹云。

 

12、邹东廓守益

按邓文洁公称阳明必为圣学无疑，及门之士，概多矛盾其说，而独有取於念庵。然何独近遗东廓耶？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谨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著，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後来念庵收摄保任之说，实溯诸此。

 

13、王龙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於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未敢笔之於书，以滋学者之惑。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後快。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後无，如此则“致良知”著在何处？先生独悟其所谓无者，以为教外之别传，而实亦并无是无。有无不立，善恶双泯，任一点虚灵知觉之气纵横自在，头头明显，不离著於一处，几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堑也哉？夫佛氏遗世累，专理会生死一事，无恶可去，并无善可为，止馀真空性地，以显真觉，从此悟入，是为宗门。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欲薰染，头出头没於是，而言无善恶，适为济恶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学道八十年，犹未讨归宿，不免沿门持钵，习心习境密制其命，此时是善是恶？只口中劳劳，行脚仍不脱在家窠臼，孤负一生，无处根基，惜哉！王门有心斋、龙溪，学皆尊悟，世称二王。心斋言悟虽超旷，不离师门宗旨；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

 

14、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於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於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於不外不内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於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於恍惚之见矣。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於宋儒之见，且云於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後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谓大有功於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咽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不免抛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於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於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城，而惜也仅止於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15、吕泾野柟

愚按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观其出处言动，无一不规於道，极之心术隐微无毫发可疑，卓然闵、冉之徒无疑也。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马、何诸君子学行同类，故附焉。何瑭、马里、崔铣、吕潜、张节、郭郛。）

 

16、孟云浦化鲤

孟我疆秋　张阳和元忭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壶秋水，两相辉映，以绍家传於不坠，可称北地联璧。吾乡文恭张先生则所谓附骥尾而名益彰者乎。读《二孟行》（张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尝有《壮哉行赠邹进士遣戍贵阳》，其私吾党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见之矣。文恭与同郡罗文懿为笔砚交。其後文懿为会试举主，文恭自追友谊如昔，亦不署门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顾。廷对系高中元读卷，後相见，亦不署门生，其矫矫自立如此。文恭又与邓文洁交莫逆，及其没也，文洁祭以文，称其好善若渴，以天下为己任云。

 

17、罗念庵洪先　赵大洲贞吉　王塘南时槐　邓定宇以赞

按王门惟心斋氏盛传其说，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学乐”，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罗先生後起，有忧之，特拈“收摄保聚”四句为“致良知”符诀，故其学专求之未发一机，以主静无欲为宗旨，可为卫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静，不疑禅欤？曰：古人立教皆权法，王先生之後，不可无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坠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杨归儒，视无忌惮者不犹近乎？赵、王、邓三先生，其犹先生之意欤？邓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18、罗近溪汝芳

邓先生当土苴六经後，独发好古精心，考先圣人之遗经，稍稍补缀之，端委纚然，挽学者师心诬古之弊，其功可谓大矣。乃其学实本之东廓，独闻戒惧谨独之旨，则虽谓先生为王门嫡传可也。余尝闻江西诸名宿言先生学本修，罗先生本悟，两人齗齗争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罗先生，不觉席之前也。考其祭罗先生文，略见一斑。则罗先生之所养，盖亦有大过人者。余故择其吃紧真切者载於篇，令後之学莽荡者，无得藉口罗先生也。

 

19、李见罗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谆谆以“止修”二字压倒“良知”，亦自谓考孔曾，俟後圣，抗颜师席，率天下而从之，与文成同。昔人谓“良知”醒而荡，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据实也。然亦只是寻将好题目做文章，与坐下无与。吾人若理会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别之有？先生气魄大，以经世为学，酷意学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归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尘！《大学》一书，程、朱说“诚正”，阳明说“致知”，心斋说“格物”，盱江说“明明德”，钊江说“修身”，至此其无馀蕴乎！

 

20、许敬庵孚远

余尝亲受业许师，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子弟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

 

 

《崇仁学案·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

 

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於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层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文敬胡先生居仁，教谕娄一斋先生谅，谢西山先生复，郑孔明先生伉，胡凤仪先生九韶，恭简魏庄渠先生校，侍耶余訒斋先生祐，太仆夏东岩先生尚朴，广文潘玉斋先生润，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抚州之崇仁人也。父国子司业溥。先生生时，祖梦有藤绕其先墓，一老人指为扳辕藤，故初名梦祥。八九岁，已负气岸。十九岁（永乐己丑）觐亲於京师（金陵），从洗马杨文定溥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於道，谓“程伯淳见猎心喜，乃知圣贤犹夫人也，孰云不可学而至哉！”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於身心，不下楼者二年。气质偏於刚忿，至是觉之，随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还乡授室，长江遇风，舟将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问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复命於京师而后归。先生往来，粗衣敝履，人不知其为司成之子也。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先生谓娄谅确实，杨傑淳雅，周文勇迈。雨中被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一日刈禾，镰伤厥指，先生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尝叹笺註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省郡交荐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

天顺初，忠国公石亨汰甚，知为上所疑，门客谢昭效张觷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谋之李文达，文达为草疏上之。上问文达曰：“与弼何如人？”对曰：“与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贤下士，皇上聘与弼，即圣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应召将至，上喜甚，问文达曰：“当以何官官与弼？”文达曰：“今东宫讲学，需老成儒者司其辅导，宜莫如与弼。”上可谕德，召对文华殿。上曰：“闻高义久矣，特聘卿来，烦辅东宫。”对曰：“臣少贱多病，杜迹山林，本无高行，徒以声闻过情，误尘荐牍，圣明过听，束帛丘园，臣实内愧，力疾谢命，不能供职。”上曰：“宫僚优闲，不必固辞。”赐文币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馆次。上顾文达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时文达首以宾师礼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声名，坐门求见，而流俗多怪，谤议蜂起。中官见先生操古礼屹屹，则群聚而笑之或以为言者，文达为之解曰：“凡为此者，所以励风俗，使奔竞干求乞哀之徒观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辞不得命，称病笃不起。上谕文达曰：“与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归，需秋凉而遣之，禄之终身，顾不可乎？”文达传谕，先生辞益坚。上曰：“果尔，亦难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复召对。赐玺书银币，遣行人王惟善送归，命有司月廪之。盖先生知石亨必败，故洁然高蹈。其南还也，人问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门生进谢表。辛巳冬，适楚，拜杨文定之墓。壬午春，适闽，问考亭以申愿学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

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学者依之，真有途辙可循。临川章衮谓：“其《日录》为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说，以成说附己意，泛言广论者比。”顾泾阳言：“先生一团元气，可追太古之朴。”而世之议先生者多端，以为先生之不受职，因敕书以伊、傅之礼聘之，至而授以谕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历试诸艰，而后纳於百揆，则伊、傅亦岂初命为相？即世俗妄人，无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况於先生乎！陈建之《通纪》，拾世俗无根之谤而为此，固不足惜。薛方山亦儒者，《宪章录》乃复仍其谬。又谓与弟讼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裙，跪讼府庭。张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久窃虚名”之书。刘先生言：“予於本朝，极服康斋先生。其弟不简，私鬻祭田，先生讼之，遂囚服以质，绝无矫饰之意，非名誉心净尽，曷克至此！”然考之杨端洁《传易考》：先生自辞宫谕归，绝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抚守张璝（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见，璝知京贵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坏其节行，令人讼之。久之无应者，璝以严法令他人代弟讼之，牒入，即遣隶牒拘之。门人胡居仁等劝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从拘者至庭，璝加慢侮，方以礼遣。先生无愠色，亦心谅非弟意，相好如初。璝以此得内贵心。张廷祥元祯始亦信之，后乃释然。此为实录也。又谓：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顾泾凡允成论之曰：此好事者为之也。先生乐道安贫，旷然自足，真如凤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视尘世，曾不足过而览焉。区区总戎一荐，何关重轻，乃遂不胜私门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举主之礼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一也。且总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败，而况於先生？先生所为坚辞谕德之命，意盖若将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党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以羲论之，当时石亨势如燎原，其荐先生以炫耀天下者，区区自居一举主之名耳。向若先生不称门下，则大拂其初愿，先生必不能善归。先生所谓欲保性命者，其亦有甚不得已者乎？

 

一、吴康斋先生语

 

与邻人处一事，涵容不熟，既以容讫，彼犹未悟，不免说破。此闲气为患，寻自悔之。因思为君子当常受亏於人方做得，盖受亏即有容也。

食后坐东窗，四体舒泰，神气清朗，读书愈有进益。数日趣同，此必又透一关矣。

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

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工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

贫困中事务纷至，兼以病疮，不免时有愤躁。徐整衣冠读书，便觉意思通畅。古人云：“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然诚难能，只得小心宁耐做将去。朱子云：“终不成处不去便放下。”旨哉是言也！

文公谓“延平先生终日无疾言遽色”，与弼常叹何修而至此！又自分虽终身不能学也。文公又云：“李先生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后来也是琢磨之功。”观此，则李先生岂是生来便如此，盖学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学，苦不能克去血气之刚，平居则慕心平气和，与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态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与处者，岂皆圣贤？而能无疾言遽色者，岂非成汤“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之功效欤？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学之功，此去何如哉！

夜病卧思家务，不免有所计虑，心绪便乱，气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气於是乎清。明日，书以自勉。

南轩读《孟子》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阴清昼，薰风徐来，而山林阒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於斯可验。

与弼气质偏於刚忿，永乐庚寅，年二十，从洗马杨先生学，方始觉之。春季归自先生官舍，纡道访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馆，相与携手淮畔，共谈日新，与弼深以刚忿为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寻以告吾父母，二亲为之大喜。原道吉安庐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从子也。厥后克之之功虽时有之，其如鹵莽灭裂何！十五六年之间，猖狂自恣，良心一发，愤恨无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间，觉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终不可以希圣贤之万一，而小人之归无由可免矣。五六月来，觉气象渐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进，心气稍稍和平。虽时当逆境，不免少动於中，寻即排遣，而终无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悦，盖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复观之，而后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气和平，而恶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虚，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万有不齐，而吾恶其逆我者，可乎？但当於万有不齐之中，详审其理以应之，则善矣，於是中心洒然。此殆克己复礼之一端乎？盖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处之则顺畅。因思心气和平，非绝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无间断；又往日间和平，多无事之时，今乃能於逆境摆脱。惧学之不继也，故特书於册，冀日新又新，读书穷理，从事於敬恕之间，渐进於克己复礼之地。此吾志也，效之迟速，非所敢知。

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

力除闲气，固守清贫。

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於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

数日家务相因，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窃思圣贤吉凶祸福，一听於天，必不少动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於区区利害之间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为者，惠迪而已，吉凶祸福，吾安得与於其间哉！大凡处顺不可喜，喜心之生，骄侈之所由起也；处逆不可厌，厌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厌，皆为动其中也，其中不可动也。圣贤之心如止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嗟乎，吾安得而臻兹也？勉旃勉旃，毋忽。

屡有逆境，皆顺而处。

枕上思在京时，昼夜读书不间，而精神无恙。后十余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进，不胜痛悼，然无如之何。兼贫乏无药调护，只得放宽怀抱，毋使刚气得挠，爱养精神以图少长。噫！世之年壮气盛者岂少？不过悠悠度日，诚可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