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8

（15）“睘”同“还”。

（16）“参”同“叁”。

（17）“■”为“窆”的借音字。

（18）“土”为“掘”字之误。

（19）“阓”为“鞼”之假借字。“操”为“累”之误。

（20）“大鞅万领”疑为“衣衾万领”之误。

（21）“虽”为“雄”字之误。“凡”为“兄”字之误，即“况”。

（22）“乡”通“向”。

（23）“请”通“诚”。

（24）“政”通“正”。

（25）“择”为“释”字之误。

（26）“义”为“宜”。

（27）“炎”为“啖”字之误。

（28）“菹”通“沮”。

（29）“反”通“返”。

（30）“此者”应为“者此”。

 

 

《23章 节葬(上)》

 

阙失

 

 

《24章 节葬(中)》

 

阙失

 

 

《25章 节葬(下)》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募，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巳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仁者将兴之天下，谁贾而使民誉之，终勿废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且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禀。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耳最），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众民人，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还而毋负己也。治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今唯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

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是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犯而后哭，满坎无封。巳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土余）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

是故子墨子曰：“乡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计厚葬久丧，请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巳，操而不择哉？”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昔者越之东，有輆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局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巳，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20. 译文

 

墨子说道：“仁者为天下谋划，就像孝子给双亲谋划一样没有分别。”现在的孝子为双亲谋划，将怎么样呢？即是：双亲贫穷，就设法使他们富裕；人数少了，就设法使其增加；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谋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于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双亲办事的。像上面这三件事，孝子为双亲打算，已经如此了。

即使仁者为天下谋划，也像这样。即是：天下贫穷，就设法使之富足；人民稀少，就设法使之增多；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力不足知，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舍弃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天下办事的。像上面这三件事，仁者为天下谋划，已经如此了。

到了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天下丧失了义。后世的君子，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仁、义，是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不义，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相攻，行为相反，都说：“我是上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大道。”但是（他们）言论相攻，行为相反，于是乎后世的君子都对二者的说法感到疑惑。如果一旦对二人的说法感到疑惑，那么姑且试著把他们的主张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从而加以考察，衡量厚葬久丧在哪一方面能符合（ “富、众、治”）三种利益。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仁的、义的，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勉励（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兴办它，设法宣扬而使百姓赞誉它，永不废弃。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不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

所以说兴起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公害，而使国家百姓不能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不曾有过。从何知道是这样呢？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大多疑惑不定。所以墨子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姑且来考察一下现在效法执行厚葬久丧之人的言论，用以治理国家。”这种情况存在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则说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这种情况）存在于匹夫贱民的家中，（则他们）也必竭尽家产。诸侯死了，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组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十，少的数人。居丧的方法，又将怎么样呢？即是：哭泣无时，不相更代，披缞系绖，垂下眼泪，住在（守丧期所住的）倚庐中，睡在草垫上，枕著土块。又竞相强忍著不吃而任自己饥饿，衣服穿得单薄而任自己寒冷。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劲，（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起来，拄著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若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王公大人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上早朝；（使士大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开辟草木荒地和使仓库粮食充实；使农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使妇女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仔细计算厚葬之事，实在是大量埋掉钱财；计算长久服丧之事，实在是长久禁止人们去做事。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被长时间禁止。用这种做法去追求财富，就好像禁止耕田而想求收获一样。

所以，（用厚葬久丧）要使国富家足，既已不可能了。而要以此使人民数量增加，或许可以吧？（然而）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国君死了，服丧三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妻与嫡长子死了，又都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姑父母、姐姐、外甥、舅父母死了，服丧都有一定月数，那么，丧期中的哀毁瘦损必定有制度规定了。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健，因之不能做事情。又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拄著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则他们饥饿缩食，又像这样了。因此百姓冬天忍不住●冷，夏天忍不住酷暑，生病而死的，不可胜数。这样就会大量地损害男女之间的交媾。以这种做法追求增加人口，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人口增多的说法已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人口增多，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治理刑事政务，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治理政事，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政必定会混乱。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使居上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听政治国；使在下位的人依此而行，就不可能从事生产。居上位的不能听政治国，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在下位的不能从事生产，衣食之资就必定不足。假若不足，做弟弟的向兄长求索而没有所得，不恭顺的弟弟就必定要怨恨他的兄长；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做臣子的求索君主而没有所得，不忠的臣子就必定要叛乱他的君上。所以品行淫邪的百姓，出门就没有衣穿，回家就没有饭吃，内心积有耻辱之感，一起去做邪恶暴虐之事，多得无法禁止。因此盗贼众多而治安好的情况减少。倘使盗贼增多而治安不善，用这种做法寻求治理。就好像把人多次遣送回去而要他不背叛自己。（厚葬久丧）而使国家治理的说法已是不可实现了。

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还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发令施政。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协，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如果小国没有积贮，城郭不修固，上下不和协，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如果人口减少，这样修城郭、沟渠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像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即是：棺木三寸厚，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及至下葬，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上面不使腐臭散发，坟地宽广三尺，就够了。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就业，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 “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著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像这样太厚，像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著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著送去，哭著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

 

 

《26章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况无所避逃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曰：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牛＋邹的左半）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者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贱人者，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牛＋邹的左半）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幸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详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20. 译文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只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他处身于家的情况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处在家族中而得罪了家长，他还可逃避到相邻的家族去。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在家族中而可以得罪家长的呢？”不仅处身于家的情况如此，即使处身于国也是这样。如果处在国中而得罪了国君，还有邻国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身于国而可以得罪国君的呢？”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人们相互警戒还如此严重，又何况那些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情况呢？互相警戒难道不就更加严重，然后才可以吗？而且俗语有这种说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了罪，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回答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会对山林深谷幽暗无人的地方有所忽视，他明晰的目光一定会看得见。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却疏忽地不知道以此相互警戒。这就是我藉以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上天也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既然如此，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用以去做合乎义的事，这就是我们在做上天所爱好的事了。我们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上天就会做我们所喜欢的事。那么我们又爱好什么、憎恶什么呢？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如果我们不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就是我们率领天下的百姓，陷身于祸患灾殃中去了。那么怎么知道上天喜爱义而憎恶不义呢？回答说：天下之事，有义的就生存，无义的就死亡；有义的就富有，无义的就贫穷；有义的就治理，无义的就混乱。既然如此，那么上天喜欢人类孳生而讨厌他们死亡，喜欢人类富有而讨厌他们贫穷，喜欢人类治理而讨厌他们混乱。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的原因。

并且义是用来匡正人的。不能从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老百姓竭

力做事，不能擅自恣意去做，有士去匡正他们；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将军、大夫匡正他们；将军、大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三公、诸侯去匡正他们；三公、诸侯竭力听政治国，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们；天子不得擅自恣意去治政，有上天匡正他。天子向三公、诸侯、士、庶人施政，天下的士君子固然明白地知道；上天向天子施政，天下的百姓却未能清楚地知道。所以从前三代的圣君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想把上天向天子施政的事，明白地劝告天下的百姓，所以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预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帝鬼神而向上天求得福祥。我不曾听到上天向天子祈求福祥的。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向天子发号施政的原因。

所以说天子是天下极尊贵的人，天下极富有的人。所以想要贵富的人，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的人，同时都相爱，交互都得利，必定会得到赏赐；违反天意的人，分别都相恶，交互都残害，必定会得到惩罚。既然这样，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呢？谁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呢？墨子说道：“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从前三代的暴王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禹、汤、文王、武王得到赏赐是因为什么呢？墨子说：“他们所做的事，上尊天，中敬奉鬼，下爱人民。所以天意说：‘这就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兼而爱之；对我所利的，他们兼而利之。爱人的事，这最为广泛；利人的事，这最为厚重。’所以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子子孙孙不绝，相传而称颂他们的美德，教化遍施于天下，到现在还受人称道，称他为圣王。”既然如此，那么桀、纣、幽王、厉王得到惩罚又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道：“他们所做的事，对上辱骂上天，于中辱骂鬼神，对下残害人民。所以天意说：‘这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分别憎恶之，对我所利的，他们交相残害之。所谓憎恶人，以此为最广；所谓残害人，以此为最重。’所以使他们不得寿终，不能终身。人们至今还在毁骂他，称他们为暴王。”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知道上天爱护天下的百姓呢？因为他对百姓能全部明察。怎么知道他对百姓全都明察呢？因为他能全部抚养。怎么知道他全部抚养呢？因为他全都供给食物。怎么知道他全都供给食物呢？因为四海之内，凡是吃谷物的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做好粢盛酒醴，用来祭祀上帝鬼神。天拥有下民，怎么会不喜爱他们呢？而且我曾说过，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必遭到一桩灾祸。杀无辜之人的是谁呢？是人。给这人灾祸的是谁呢？是天。如果认为天不爱天下的百姓，那么为什么人与人相杀害，天为什么要降给他灾害呢？这是我所以知道天爱护天下百姓的缘故。

顺从天意的，就是仁义政治；违反天意的，就是暴力政治。那么义政应怎么做呢？墨子说：“居于大国地位的不攻打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的不掠夺小家族，强者不强迫弱者，贵人不傲视贱人，狡诈的不欺压愚笨的。这就必然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做到这三利，就会无所不利。所以将天下最好的名声加给他，称他们为圣王。而力政则与此不同：他们言论不是这样，行动跟这相反，犹如背道而驰。居于大国地位的攻伐小国，居于大家族地位掠夺小家族，强者强迫弱者，贵者傲视贱者，狡诈的欺压愚笨的。这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者不利，就没有什么利了。所以将天下最坏的名声加给他，称之为暴王。”

墨子说道：“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就好象制车轮的有了圆规，木匠有了方尺。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尺来量度天下的方和圆，说：‘符合二

者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现在天下的士君子的书籍多得载不完，言语多得不能尽计，对上游说诸侯，对下游说有名之士，但他们对于仁义，则相差很远。怎么知道呢？回答说：我得到天下的明法来衡量他们。”

 

20. 注释

 

（1）天志即天的意志。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喜欢义，憎恶不义；希望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教导，反对人们相互攻击、相互敌视。可见，所谓天志实即是子墨子之志。它是墨子用以和当时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

（2）前“而”通“尔”。晏：清明。

（3）“政”通“正”。

（4）“次”为“恣”。下同。

（5）说：劝告。

（6）“于”为“欲”字之误。

（7）“业”当为“叶”。

（8）“贱”为“贼”字之误。

（9）“倖”为“偝”字之误，同“背”。

 

 

《27章 天志(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

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

今天下之人曰：“当若天子之贵诸侯，诸侯之贵大夫，傐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于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书，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不知亦有贵，知夫天者乎？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为不可不慎已，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诸侯之冤不兴矣，边境兵甲不作矣。内有以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则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国。万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已异此。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都则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然有所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而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祸祟也。若已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万民以从事乎祸祟之中也。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两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灾、戾疫、凶饥则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曰：当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今有人于此，欢若爱其子，竭力单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不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详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杀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谁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曰天也。若天不爱民之厚，夫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赏者也。”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故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桀、纣、幽、厉，焉所从事？曰：从事别，不从事兼。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义也。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太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无戮其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既可得而知也。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故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

 

20. 译文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想实行仁义，就不可不察义是从哪里产生的。”既然说不可不察义从哪里产生，那么义究竟从哪里产生的呢？墨子说：“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主，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怎么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呢？回答说：所谓义，就是善政。怎么知道义就是善政呢？回答说：天下有义则治理，无义则混乱，所以知道义就是善政。愚蠢而卑贱的人，不能向尊贵而聪明的人施政；只有尊贵而聪明的人，然后才可能向愚蠢而卑贱的人施政。这就是我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中产生，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谁是尊贵的？谁是聪明的？回答说：天是尊贵的，天是聪明的，如此而已。那么，义果然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

现在天下的人说道：“应当天子比诸侯尊贵，诸侯比大夫尊贵，这是确然明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墨子说道：“我有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即是：天子为善，上天能够赏赐他；天子行暴，上天能惩罚他；天子有疾病灾祸，必定斋戒沐浴，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天鬼神，那么上天就能帮他除去疾病灾祸。可是我并没有听说上天向天子祈求赐福的，这就是我知道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不仅止此而已。又从先王的书籍训释上天高明而不易解说的道理中可以知道，说是：‘高明圣哲的只有上天，将它的光辉普照大地。’这就是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上天更尊贵而且聪明的呢？”回答说：“只有天是最尊贵，天是最聪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义是从天产生出来的。”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想要遵行圣王之道，以利于人民，考察仁义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