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3

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牛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僇，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20. 译文

 

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士人作了将相，他也必须有法度。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法度。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绳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制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

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则，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

辨事理。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他们崇敬上天，侍奉鬼神。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20. 注释

 

（1）法仪即法度、准则之意。墨子认为，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天为法，以天意为归。而所谓天意，实即就是墨家学派所主张的兼爱兼利原则。篇中以古代圣王和暴君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指出“爱人利人”即可得福，“恶人贼人”必然招祸。

（2）县：即“悬”的本字。

（3）放：通“仿”。

（4）辩：通“辨”。

（5）■：同“刍”。

 

 

《05章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馑，此疚重于队其子，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

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完，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

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故曰：以其极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20. 译文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结果）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

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可轻出致死。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

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

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内边的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根本贮备）。

 

20. 注释

 

（1）本篇首先分析了给国家造成危亡的七种祸患，然后指出国家防治祸患的根本在于增加生产和节省财用，并对当时统治者竭尽民力和府库之财以追求享乐生活的做法提出了严正警告。

（2）边：“敌”字之误。

（3）佼：通“交”。

（4）馈：通“匮”，缺乏。

（5）五分之五：疑作“五分之三”。

（6）县：通“悬”，此指钟磬等悬挂的乐器。

（7）雍：当作“饔”，指早餐和晚餐。

（8）涂：通“途”。

（9）队：通“坠”。

（10）离：通“罹”，遭受。

（11）卒：通“猝”。

（12）单：通“殚”。

（13）厌：通“餍”，满足。

 

 

《06章 辞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巳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

 

20. 译文

 

墨子说：“上古的人民不知道作宫室之时，靠近山陵居住，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营造宫室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润，四边足以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是不会做的。（照常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伤害；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开始创制衣服带履，只为便利身体，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束。所以，（圣王）自身节俭，（以身作则地）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

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铺张），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振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织布匹，以它作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当这时候，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君主）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的衣服之财，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情实，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兵甲不坏，士民不劳，足以证伐不顺之臣，所以可实现霸王事业于天下。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作成衣带钩，拿珠玉作成佩饰，女工作文采，男工作雕刻，用来穿在身上。这并非真的为

了温暖。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作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希望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起来教勇子耕稼栽种，以供人作粮食。作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俭朴，（因而）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省。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作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很大，所以民众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归顺他了。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民众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

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以上所说的五者，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淫佚的。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这五者不可不节制。夫妇之事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雨调节，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安适。

 

20. 注释

 

（1）本篇主要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的古今对照，批判当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主旨与《节用》篇基本相同。篇题所谓辞过，即要求时君改掉这五方面的过失。

（2）谨：通“仅”。

（3）役：上当有“以其常”三字。

（4）正：通“征”。

（5）煗：同“暖”。

（6）单：通“殚”。

（7）饰：“馂”的误字。

 

 

《07章 三辩》

 

程繁问于子墨于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20. 译文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曾经说过：‘圣王不作音乐。’以前的诸侯治国太劳累了，就以听钟鼓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士大夫工作太累了，就以听竽瑟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也要借听瓦盆土缶之乐的方式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套上车后就不再卸下，弓拉开后不再放松，这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

墨子说：“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屋子，所谓礼乐不过如此。后来汤把桀放逐到大水，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各为《護》，又修《九招》之乐。周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没有了大的后患，于是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逾繁杂的国王，他的治绩就逾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些就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教令：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饮食于人有利，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却很少，这也等于没有音乐。”

 

20. 注释

 

（1）本篇通过墨子与程繁对音乐的讨论，强调圣人治理天下重在事功，反对追求音乐享受。这对批判当时统治者的享乐生活有现实意义。

（2）聆：通“铃”。

 

 

《08章 尚贤(上)》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巳。”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20. 译文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政治

理，然而结果却国家不得富强而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而得减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乱，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譬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谈辩给，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时圣王为政，说道：“不义的人不使富裕，不义的人不使显贵，不义的人不使相亲，不义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国中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人，那我不可不为义。”远处的人听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义。”一直到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庭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义，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君上用来支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这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只在上面开一个门，有强盗进来了，关掉他进入的那张门来捉拿，强盗就无从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在上面的得其要领。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即是说，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要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20. 注释

 

（1）本篇主要探讨尚贤与政治的关系，墨子提出尚贤“为政之本”，主张统治者打破血统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给他们地位和权力，同时将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老爷统统撤免。这对当时广大平民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无疑有着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尚贤》分上、中、下三篇，内容一致而文字繁简不同，可能是墨家后学中流传的三种不同记录本子。

（2）辟：通“避”。

（3）庶子：此指诸侯之同族与卿大夫之子。

（4）萌人：民人。

（5）殿：定。

（6）罝（jǖ居）：捕兽的网。

（7）施：上疑脱“不”字。

（8）章：通“彰”。

 

 

《09章 尚贤(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食，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巳。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

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

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

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戳，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