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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2
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十一、墨子名言
1、兼爱。
注：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2、非攻。
注：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3、尚贤
注：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4、尚同。
注：指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
5、节用。
注：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6、节葬。
注：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7、非乐。
注：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8、非命。
注：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9、天志。
注：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10、明鬼。
注：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11、兼相爱，交相利。
注：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十二、历史价值
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十三、重要规则
1、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2、墨家是唯一正面对抗儒家的周代知识群体，由于墨家的仁义上无法驳斥儒家的仁义，只能从操作性，实用性，与功利性来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
十四、逻辑诡辩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
- 解释：
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
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
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
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1、极限逼近理论
春秋时，有个叫尸佼的人这样定义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几百年后，墨子这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启蒙者，企图用更系统更严密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观察的宇宙，于是一部奇异的著作《墨经》流传于世。
《墨经》分《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四篇。《经上》大都是原理、定义、界说；《经下》则建立论题并论证；《经说》则是对《经》的解释与阐述。希腊人芝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善跑英雄。奔跑中的阿基里斯永远也无法超过在他前面慢慢爬行的乌龟。因为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那一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一段。中国先秦也有类似的悖论，如庄子为了证明他的虚无主义，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墨子化解了这一千古疑难。他设想有一条线AB，从A端向B端前进，进到全长一半C，则斫去，剩余CB是全长的一半。再如前法取CB一半，剩为全长四分之一。如此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到达线的最前端B。这正是数学上的“极限逼近原理”。直到1655年英国的瓦里斯出版《无穷算术》，才有“极限”概念的正确解释。
2、力是动因
众所周知，墨子首先是位机械师，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力学与机械设计原理。
他在《经上》中明确提出，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即“力，刑之所以奋也”。更进一步，他在《经上说》中指出，力与重力等效，即“力，重之谓”。纠正了流传已久的谬误：把重力与重量混淆。他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3、朴素时空观
在《墨经》中，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墨子认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这一直觉的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
4、小孔成像
在光学方面，墨子还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光线照入小孔同箭的射入一样，即光是直线传播的，从物体高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下方，从物体低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上方。人足在下，蔽着下光，故足的影成于壁的上方，人首在上，蔽着上光，故首的影成于壁的下方。
5、几何学说
《墨经》成书的年代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
6、三大定律
作为机械制造大师的墨子，第一个提出机械设计三大定律，以规范机械师的设计标准。这三大定律在《墨子》中称“三表”，说的就是，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反应，三要考察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在墨子的著作中，对杠杆、斜面、滑车等于民有利的机械原理大书特书。比如他完整无误地阐述了杠杆原理，短臂叫本，长臂叫标，指出杠杆省力的原因乃“本短标长”。他提倡用滑轮（挈）与斜面（滑车）来帮助提升重物。他设计的滑轮系统与英国的“阿特伍德机”极其相似。
以“墨守”闻名的墨子，在军事器械的设计上自然不遗余力。通过他的著作，我们不难窥见先秦战场上华丽的机械化作战场面。
“赣车”乃攻城战车，覆盖有生牛皮，里面可以装载十人，推动它直抵城墙，可以挖掘破坏墙体，堪称古代坦克。
“连弩车”，结构极其复杂，一发数十箭，反力甚大。故制造连弩车的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长度视城墙厚度而定。需十人操作。
“籍车”，全车由纯铁打造，一部分埋在地下，由多人操纵，能够投掷炭火、石块等。籍车就是古代的大炮—投石机。
此外，在《墨子》中还记载了“云梯”、“悬门”、“橐”、“轩车”和“轺车”等攻守器备。
十六、墨守成规
话说公输班（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奇才，在楚国宫廷里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公输班攻，墨子守，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挫败了他的进攻。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面对墨子的高超智慧，以及数百墨家弟子在宋国严阵以待的现实，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
二人攻守战的详细情形，言辞精约的《墨子》中没有记载，但是，从墨子与其大弟子禽滑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隅。
禽滑厘问墨子：“当今世上进攻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请问老师，如何防守这十二种进攻?”
针对以上各种攻城方法，墨子分别提出破解良方，内容极为详尽。墨子特别强调“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守城防御“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而“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此外，墨子还对战斗中的各种技巧、防御装备的制作方法作了说明。比如战斗中旗帜的运用，可按五色代表不同的军令内容。向弓箭手队伍发出的号令也分多种。他还对城内防御工程的建设、武器装备的准备及使用细节、岗位设置规律等做了详细讲解。
十七、渐渐淡出
在韩非子之时，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惜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
现在看来，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启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两个世纪，与欧几里得一样对几何学进行了朴素且严密的定义，可是它并没有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它也没有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墨子谈科学，可惜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蓍草龟甲。
墨子崇尚技术发明，可惜在夸夸其谈的仕人眼里，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
有一点十分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十八、逻辑学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
（一、）基本内容：
后期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
1、辩：
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具有论证的性质，《墨经》把辩定义为“争彼也“，即把辩看作是关于“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的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之争，而且认为辩必有胜者和负者，并要求分清胜负。辩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辩具有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对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后期墨家逻辑中的名是用来摹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这样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质。名又是言词（命题）的构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语词的性质。后期墨家首先从概念外延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达名“相当于范畴，如“物“；“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如“马“；“私名“是限于对某一个体事物之称谓,包括专名或姓名,相近于单独概念。后期墨家还从概念的内涵上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当于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当于时空概念的“居运之名“和“量数之名“，等等。
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如《小取》把“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种直接推理叫做“比辞而俱行“,把论证叫做“立辞“。辞有时与“言“通用,言辞是对事物的陈述，它是由名构成的。后期墨家还提出了“尽“、“或“、“假“、“必“，即全称、选言、假言、必然等命题形式，尤其对词项在命题中的周延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认为，肯定命题的谓项是不周延的，“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而否定判断的谓项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后期墨家对辞的矛盾关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揭示，如将“辩“限于一对矛盾命题的一是一非之争，在“止“式推论中提出用特称否定命题反驳全称肯定命题和用全称否定命题反驳特称肯定命题等。
后期墨家逻辑强调“以说出故“，即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立辞“的根据和理由。《经下》诸条有“说在......“字样，接着极简要地标出理由或例证，然后在《经说下》加以解释，这就是“以说出故“形式的运用。后期墨家把知识按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种。说知源于亲知和闻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间接推理之知。《经说下》举例说，已亲知室外之物的颜色是白的，又闻知室内之物的颜色与室外之物的颜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内之物的颜色也是白的。后期墨家还从当时的辩论中，总结出多种推论形式，主要有：具有选言性质的“或“、具有假言性质的“假“、相当于直言推理的“效“、相当于复杂概念推理的“侔“、相当于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之间推理的“止“，以及“辟“、“援“、“推“等一般类推。
2、故、理、类三物：
后期墨家认为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即“法“，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这三物既是后期墨家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其推理论证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类三物而推出“辞“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3、逻辑规律：
后期墨家对逻辑的基本规律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在同一律方面，《经说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认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这是后期墨家的“正名“原则，从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它还十分重视同一律的应用，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即在辩论中必须先明确概念（通意），然后才能论辩（后对）。
后期墨家也把“辩“定义为争论一对矛盾命题中的是非。如针对同一动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就叫做“争彼“。后期墨家指出，这样的争彼是“不俱当，必或不当“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相当于矛盾律的内容。后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论点的逻辑谬误。例如，《经说下》在批驳“言尽悖“之谬误时指出，如果“以言为尽悖“这个命题为真，则表明存在着并不荒谬的言论；如果这个命题为假，也表明有些言论不是荒谬的。因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命题都是不正确的。
后期墨家还揭示了排中律的内容，指出“谓辩无胜，必不当“，即认为矛盾命题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4、逻辑谬误：
后期墨家对推理论证中的谬误问题作了仔细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质，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现象相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对譬、侔、援、推这些论辩方式运用不慎,或作为公式到处搬用,就会出现“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的谬误。后期墨家把侔式推论的谬误，分为“是而不然“，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不是而然“，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确的，否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同时还规定了“异类不比“的类推原则。对此，《经说下》举例说，如果提出木头与夜间哪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爵位、亲属、操行和物价哪个更贵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谬的。
5、影响：
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十九、《墨子》原文及译文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01章 亲士》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土尧〕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 译文
治国而不优待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君
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以图复仇。最上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
我曾听说：“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素志，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所以说，凡事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
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高的树木最易被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抗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有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不容易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
象箭一样直，象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就不能流遍全国。
- 注释
（1）本篇的主题为用贤亲士。作者以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贤君与桀、纣等昏君对待贤人的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为例，说明能否亲士用贤，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并进一步指出，国君要做到亲士用贤，除了要有自任其难的爱士之心外，还须具备宽容、体谅的态度，广泛采纳各色人才，让他们各抒己见，面折廷争。这才是可以王天下、保国家的兼王之道。
（2）入国：“入”疑“乂”之形误，乂国即治国。
（3）内：依俞樾校，当作“■”（即“退”）。
（4）逼：同“嬖”。
（5）弗：通“拂”。
（6）詻（è）詻：同“谔谔”。
（7）延延：通“炎炎”。
（8）支苟：疑“交苛”二字形误。
（9）错：同“厝”，磨刀石。
（10） 埆（qiāoquè）：土地坚硬而瘠薄。
《02章 修身》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修身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
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是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与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 译文
君子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亲戚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好诋毁、攻击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
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一无比一天远大，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君子之道（应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雅驯。（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根本不牢的，枝节必危。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浊的流不清，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功成了必然名就，名誉不可虚假，必须反求诸己。专说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虽劳苦而不可取。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因此名誉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立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 注释
（1）本篇主要讨论品行修养与君子人格问题，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君子必须以品德修养为重。篇中提出。“君子之道”应包括‘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以及明察是非、讲究信用、注重实际等内容。
（2）陈：同“阵”。
（3）孩：毕沆云：“当读如根荄之荄。”
（4）辩：同“辨”。
（5）彼：借为“非”。情：为“惰”之形讹。
（6）戴：同“载”。
《03章 所染》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比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 译文
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经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穀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
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六君。
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即是所染不得当。
不仅国家有染，士也有“染”。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上说：“选好染料。”所谓选好染料，正是这个意思。
- 注释
（1）本篇以染丝为喻，说明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正确选择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以取得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影响的好坏不同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国君对此必须谨慎。
（2）推哆（chǐ）：桀臣。
（3）佚：同“逸”。
（4）堪：当读为“湛”，浸染之意。
《04章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