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13

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没有人能解开。儿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不能解开另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他说，“是的，这个蝇结本来不能解开，我打的这连环结，因而知道它不能解开。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却知道它不能解开，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儿说的学生这样的八，是用“不可以解开”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削题。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而后站起来。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所以象太师文这样的人，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

所以，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自夸逞能就会使自己遭殃，担当职务就会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超群出世，但没有不和谐的，治理人民，称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闭。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阴险邪僻，善进谗言，阿谀奉承、机巧虚诈的人就无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险恶的人，一定要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有了过错，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这样就是该运动的却安静，该安静的却运动。尊贵的变为卑下的，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

奚仲创造了车子，苍颉创造了文字，后稷发明了种庄稼，皋陶制定了刑法，昆吾创造了陶器，夏鲧发明了筑城。这六个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所以说，创造的人忙乱，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

任数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手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寺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队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故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髂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厘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厘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厘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婴页>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几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恒公说；“把这事情告诉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于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钢锅，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勿躬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圈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虏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架车，寒哀创造了架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成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知度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慎势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冶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官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酌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盘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

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鸩，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达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灰亡它。并不是不可取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昵?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不二

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遭到危险。根据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关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虚，陈骈崇尚齐，阳生崇尚己，孙膑崇尚势，王廖崇尚先，儿良崇尚后。

军队里设置锣鼓，是为了用来统一士兵的听闻，法令一律，是为了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聪明的人不得灵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为了甩来统一众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抢先，胆怯的人不得落后，是为了用来统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就冶理得不好；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能够使众多不同的事物齐同，使愚蠢聪明灵巧笨拙的人都能用尽力气和才能，就象由一个起点出发一样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没有驾驭臣下方法的智谋，不经过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强力、敏捷，贯通、熟习，是不足以实现这些的．

执一

天地阴阳不改变规律，生成的万物却各不相同。眼睛不丧失视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别，耳朵不丧失听力，就能听出清浊不同的乐音。称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为万物的主宰。军队一定要有将帅，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军队的行动，国家一定要有君主，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全国的行动，天下一定要有天子，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天下的行动，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这是为了使权力集中。统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譬如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啊。

楚王向詹何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如何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如何治理国家。”詹何难道认为国家可以不要治理吗?他是认为冶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说，靠自身的修养来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来治理国家，靠国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这四种情况，所处的地位虽不一样，可根本却是相同的。所以圣人所做的事情，往大处说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处，往简要处说没有离得开修养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传给儿子，忠臣的意见不一定能被君主听取，只有修养自身的儿子和君主才接近于做到这一点。

田骈以道术劝说齐王，齐壬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齐国，希望听听如何治理齐国的政事”。田骈回答说；“我说的虽然没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这就好象树木一样，本身虽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从我的话中自己选取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田骈还是就浅显的方面说的，就广博的方面而言，岂只是治理齐国前政事是如此呢?万物的变化应和，都是有规律的，根据其本性来使用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合适的，彭祖因此而长寿，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农因此而兴盛。

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吧!”商文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吴起说；“治理全国，完成教化，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一旦献身君主当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一旦交出印玺辞去官职，君主的地位就轻微。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兵士战马已经排成行列，战马与人相匹敢，人在马的前面将要发起进攻，拿起鼓槌一击鼓，让三军的兵士视死如归，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这三样您都不如我，职位却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啊!”商文说：“好。您问我，我也问问您。世道改变，君主年少，臣子们疑虑重重，百姓们很不安定，遇到这种情况，把政权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托付给您。”商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吴起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优点，却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能在西河打胜仗，但却被王错弄得处境困难，不久就遇到大难，自身不得善终。

吴国战胜了齐国，却不能胜过越国。齐国战胜了宋国，却不能战胜燕国。所以凡是能保全国家和自身不被灭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长短伸屈的变化才能敢到吧！

 

 

《览·审应览》

 

【审应】

一曰：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 “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之对鲁君也，亦过矣。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 “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见魏王，曰： “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後，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後声氏为晋公，拘於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 “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魏昭王问於田诎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诎对曰臣之所举也。” 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诎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圣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诎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 “先生其圣乎”己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诎不察。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馀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於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驵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驵则可。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 ”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於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 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候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於无声，视於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精谕】

三曰：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後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 “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胜书说周公旦曰：“延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昬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於无形，耳听於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白公问於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 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 “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 “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後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於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晋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苌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於三涂，而受礼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儆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於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苌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为。

【离谓】

四曰：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於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於涂，故人曰： “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 “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於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辨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淫辞】

五曰：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孔穿、公孙龙相与论於平原君所，深而辩，至於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深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於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曰，日“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日“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进上”。问马齿，圉人曰 “齿十二与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庄白决之，任者无罪。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 “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乎舆謣，後亦应之，此其於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匡章谓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於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於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於门，门中有敛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污因污，诽辟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应言】

七曰：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蝺焉美，无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 “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司马喜难墨者师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 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 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路说谓周颇曰“公不爱赵，天下必从。”周颇曰“固欲天下之从也。天下从，则秦利也。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路说曰：“公欲之，则胡不为从矣？”魏令孟卬割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无用卬。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子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绛、汾、安邑令负牛书与秦，犹乃善牛也。卬虽不肖，独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将军为臣先，曰‘视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轻臣也，令臣责，卬虽贤，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听起贾。凡人主之与其大官也，为有益也。今割国之锱锤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责以偿矣，尚有何责？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为司徒，以弃其责，则拙也。秦王立帝，宜阳许绾诞魏王，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以河内孰与梁重？” 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则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辍行。秦虽大胜於长平，三年然後决，士民倦，粮食。当此时也，两周全，其北存，魏举陶削卫，地方六百，有之势是而入，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说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入与不入之时，不可不熟论也。

【具备】

八曰：今有羿、蜂蒙、繁弱於此，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中非独弦也，而弦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於郼、薄矣，武王尝穷於毕、裎矣，伊尹尝居於庖厨矣，太公尝隐於钓鱼矣。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故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於君，曰：“宓子不得为书。” 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於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於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 “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严刑於旁。敢问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术也，鲁君後得之也。鲁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备也。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此鲁君之贤也。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後，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诚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於有血气者乎？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

 

50. 译文

 

审应

君主对自己的言语神色，不可不慎重。凡是君主有见识的，言谈都不想先开口。别人唱，自己应和,别人先做，自己随着。根据他外在的表现，考察他的内心,根据他的言论，考察他的名声,根据他的实际，推求他的名声。这样，那么游说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而君主就能掌握住根本了。

孔思请求离开鲁国，鲁国君主说，“天下的君主也都象我一样啊，你将要到哪里去?”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就象鸟一样，受到惊吓就飞走。”鲁国君主说：“君主不贤德，天下都是这样啊。离开不贤德的